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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域 | 身体美学,能否让人工智能走出“灵魂困境”?

张宝贵 社会科学报社 2021-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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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是现今美学界一个热门话题。热到什么程度?能让人从字面或言谈中嗅到一丝火辣辣的气息,简直已成为一种新的信仰。这很有趣,也令人深思。本来人工智能是专属计算机行业的话题,与社会应用关系密切;出于这种应用的需要,它后来又与心理学、生理学、哲学乃至美学特别是身体美学联系到一起。这当然是跨学科,也必须要跨学科,否则就满足不了生活应用的需要。既然是生活现实需要,美学考虑人工智能也就理所当然,毕竟伴随人工智能进入生活、改善生活是理论落地的契机,也是它的本分。究竟如何落地?学术至少要考虑人工智能需要什么、自己能提供什么、如何提供三个问题,而这恰恰为身体美学的介入提供了合法性。



原文 :《身体美学为人工智能提供现实生活图式》

作者 |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张宝贵

图片 | 网络


人工智能需要身体美学


人工智能需要什么?简单地说,人工智能很有野心,它要成为人,甚至超人。如伍尔德里奇(Michael Wooldridge)所讲,人工智能“最终目标是完美理解并复制人的认知、知觉和行为”,甚或“超越我们,可能成为地球上统治性的存在”(Robert Pepperell)。



这意味着人工智能不仅会有人那样的思考、情绪感受,像人那样工作、交往、谈情说爱,甚至比人做得还要好。无论能否做到这一点,这种发展趋势已经无可阻挡,“鸵鸟难题”(Harry Henderson)已不是问题。因为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物质生产的基础性决定了科学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现代生产和消费的需要决定了人工智能必然成为“拜物教”的现代形式。因此,人工智能是现代社会的“巴别塔”,在从人的工具、成为人到超人的攀援轨迹中,它必然要跨越的关隘是由机器到身体、由工具到自主。作为自然科学的专门学科,人工智能不能独立解决这个问题,它曾求助过心理学、生理学、神经科学、哲学,现在它也需要身体美学。


人工智能走出“灵魂困境”的可行途径

  

身体美学给人工智能提供的是现实的生活图式。在《身体诗学》中,王晓华教授提出了三个值得重视的看法。第一,人即身体,是绝对主体。这一观点西方的梅洛-庞蒂、亚瑟·丹托、舒斯特曼等也都讲过,但都没有他讲得那么决绝彻底:灵魂、心灵、思维都属于“可触、可闻、可见的身体”,因此,身心关系不过是“身身关系”。这种认识不仅是对马克思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演绎,更给人工智能走出“灵魂困境”提供了一条可行途径。类似的观点图灵(Alan Turing)也讲过:“没有必要将人体生理构造与灵魂思维等非物质实体分离开”。事实上,一旦离开可见、可触、可思的身体,人工智能将无从把捉“灵魂”行使非物质力量的轨迹。这当然是现象学的成就。



第二,身体并非惰性之物,而是行动的承担者。传统视域中的身体、心灵均为生活行为的机能元素,体现在劳作、休闲、栖息当中。能动性是理解身体的关键。人工智能专家利达(Fumiya Lida)等人说过,“唯有神经网络的能动性得以开发”,人工智能才能实现具身行动,这是对身体美学核心观点的科学展示。身体美学提供了抽象的图式,人工智能展示了实证的可能性。

  

第三,身体行动是创造世界的活动,是“原初的文”。当《身体诗学》说,诗人和“陶工、鞋匠、农夫之辈”皆为具身实践者,“都是最初的诗人,文明就是他们的作品”时,人工智能对身体、大脑的模仿,就是希望尽快跨越“机械地执行命令”阶段。“它应当具有自主性,能够意识到自己需要主动去做某项工作。”(Geoffrey Jefferson)这就像创造出一个18岁的孩子,接着就不用管了,他已能够独立生存。



所以总括身体美学的人工智能资源:它能提供一个完美的身体,模仿它就够了,因为灵魂也在它身上;它能提供一个活动的身体,保证人工身体能活动就行了,这就有了现实性;它能提供一个自主的身体,松开手就可以了,人工身体可以自主衍生出文明。


以理性主义的方式为人工智能提供资源

  

这一切都在说明,身体美学只能以理性主义的方式为人工智能提供资源。什么是理性主义方式?即以认知科学的方式研究并创造人工智能,但凡认知之外的因素均不在考虑之列,也无法考虑,比如灵魂、信仰等说不清楚的东西,这也就是图灵的所谓“灵魂困境”。“灵魂困境”其实也反映出哲学上的争端。一派是笛卡尔、康德等人的理性主义,一派是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人的现象学,当然也不只限于现象学。



简单说,按前者的理论可以把人理解成机器,这也是人工智能可以实现的目标;按后者的理论,人的身体体验复杂多变,错综交织,不同个体的知觉各不相同,所以,这一派理论对人工智能多持怀疑乃至敌对的立场,就像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对人工智能百般刁难,“坚定地认为人工智能必将以失败告终”。

  

一如图灵的理性主义做法,《身体诗学》把灵魂这类非物质实体消解在身体行为中,从而使之变成可思对象,这可以理解成无奈之举,也可以理解为万丈雄心。但无论怎么理解,都绕不过康德难题,即身体现象界与心灵自由界的联络。《身体诗学》只是给出了结论,却未给出证明。一旦身体美学能讲清楚心灵功能如何由身体源出,讲清楚信仰建基于认知何以可能,这不但是理性主义的胜利,也是给予人工智能的最大馈赠。在这个问题上,杜威的做法值得参考。他在自己的著述中做过两次还原,一是将人的认知理性还原为身体知觉,一是将价值理性还原为认知理性,通过这两次还原,他在非物质性的心灵机能与身体机能之间搭建出一条逻辑桥梁,让自己对理性主义的信心有了现实的图式。当然,这个图式不可能是通往巴别塔的便捷阶梯,而只是指出了一种可能的选择途径。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98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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