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域 | 资本肆虐，“寒潮”来袭，电影生产更需美学品格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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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工业意识需要美学品格制衡》

作者 |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陈旭光

图片 | 网络

近年来，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高速发展，在电影产业界、政府部门管理界和电影学界，电影工业意识也日益增强。

但毋庸讳言，虽然我们也有过《战狼2》《红海行动》《流浪地球》《中国机长》等较为成功的工业化大片，但电影产业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也是事实。资本肆虐，“明星天价”、票房造假等乱象丛生，“寒潮”和“冷冬”亦连续袭来。

无疑，就电影生产而言，仅有资本的充足、工业化的规模和视听指标是远远不够的，工业意识的强化尤需美学品格的制衡。

在电影工业观念和电影创意文化产业观念基础上提出来的“电影工业美学”理论，力图建构一个互补辩证、兼容综合且务实有效的理论体系，在强调工业意识的同时，更呼唤美学品格的坚守和艺术质量的提升，这是在新时代电影的现实背景下，对中国电影发展具有观念革新意义、现实发展需求和理论建构意义的“顶层设计”。

毫无疑问，电影工业美学理论是紧密联系创作的。我提出电影工业美学命题时，就是把电影工业美学与新力量导演的创作紧紧连在一起。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正是从新力量导演的创作中才归纳出了电影工业美学的思想。

我始终认为，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崛起了一个被称为“新力量”的青年导演群体——在网络文化、视觉文化、游戏文化、好莱坞电影文化的媒介等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在主体性、电影观、受众观、电影美学风貌和创作思维等方方面面都表现出与以往导演不同的新特点。他们在产业实践中摸索并逐渐形成自己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社会体制的“电影工业美学”。

当然，电影工业美学“源于现实”的渊源性，务实求实的“中层理论”定位、本土化、开放性，与创作密切结合等特征，都决定了电影工业美学理论是开放的，包容的，具有理论延展性即话语、知识再生产潜力的。

近期，袁一民、李玥阳、褚儒、李雨谏、秦兴华等青年学者都撰文以“电影工业美学”为立足点并“接着讲”，进而导向其他学科领域如社会学、产业经济学、文化研究等，这使得“电影工业美学理论”在建构过程中不断实现“知识的再生产”。显然，理论的生命力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文本本身，也不只是停留在本学科内部，而是可以贯通出去，形成电影学科对其他学科的一种影响。更何况电影本身就具有相当的复合性、综合性特征，电影理论一开始就有相当明显的跨学科趋向。因为，正如张英进指出的，“从学科史的角度看，正是对文化的新的认识，使电影研究重新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建立跨学科的研究关系。我相信，近年跨学科研究的发展远非鲍德维尔等人所忧心的‘电影理论衰败’的后果，而是西方电影研究的一个新趋势，是电影学科成熟、自信的一种表现：成熟才能影响相近的文科，自信而愿意进入跨学科领域。”

无论是袁一民的电影社会学研究（《审美的实践逻辑——关于电影工业美学的社会学再阐释》，《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9年第12期）、李玥阳的文化研究视域下的思考（《电影工业美学：电影文化批评的转向》，《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褚儒的电影经济学思考（《电影工业美学的产业经济学解读与中国电影工业体系建构刍议》，《四川戏剧》2020年第4期）、李雨谏关于影游融合与想象力方向的推演（《论影游融合的想象力新美学与“想象力消费”》，《上海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还是秦兴华对电视剧工业美学的思考（《电影工业美学之后：新时代中国电视剧工业美学的生成语境与理论构想》，《未来传播》2020年第1期），都是旨在将“电影工业美学”的理论生命力推向学术研究的更远更深处。

正是在对“电影工业美学”的争鸣中，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介入，使得“电影工业美学”在经济学、社会学、艺术学、文化研究等方面均有着极强的知识再生产能力。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一个有生命力的理论一定是有着自我的生长性和延展力的。

近两年来，“电影工业美学”理论似乎“一石激起千层浪”，种种关注、论争、探讨为理论的拓展、延伸并进一步系统化和体系化等提供了切入口。这从某种角度说，也庶几是理论本身具有生命力的一种佐证。正是在这些“接着讲”的“知识再生产”的理论批评实践上，“电影工业美学”获得了内生性的动力，在与日新月异的中国电影鲜活实践的互补互动中必将取得更大的进步。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97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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