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夜中高呼的黑塞：我们的灵魂有权进行抗拒！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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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曼·黑塞是浪漫的、孤独的、抒情的……，但是，他也有站立在大地上面向现实的一面，更有愤怒与抗拒的一面。这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黑塞，一个在黑夜时分中向我们发出呼唤的黑塞，也是在我们的阅读史上应该重新认识的黑塞。

纪念

报纸原文：《“我们的灵魂有权进行抗拒”》

作者：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李公明

赫尔曼·黑塞是浪漫的、孤独的、抒情的……，尤其是“德国浪漫派的最后一位骑士”这顶桂冠使他显得忧郁和飘逸。但是，赫尔曼·黑塞也有站立在大地上面向现实的一面，更有愤怒与抗拒的一面。这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黑塞，一个在黑夜时分中向我们发出呼唤的黑塞，也是在我们的阅读史上应该重新认识的黑塞，更是在今天、在我们献给他的纪念文字应该彰显的作家与知识分子——赫尔曼·黑塞。

什么才是“青年的故事”

我最早接触黑塞是在1990年初春，读他的《梦系青春：青年辛克莱寻找“夏娃”的故事》（王卫新译，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那种感觉仿佛是在大雨滂沱之后从空旷寂寥的广场上回到书斋。原书《德米安》（副标题：“一个青年的故事”，中译名《梦系青春》）在1919年出版，两年内重版16次，到第17版才署上作者的真实姓名：Hermann Hesse（赫尔曼·黑塞）。托马斯·曼认为应该“将之理解为整整一代年轻人的故事”。什么才是“青年的故事”？不是每个青年都有“故事”，就如黑塞所说，“今天很少人懂得什么是人”，除非他有过按照内心愿望去生活的渴望，体验过丰富、微妙的内心世界如何受外界压制、被生活磨蚀的心路历程，而且最后终于明白，“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条通向自身的道路”——除去这些，没有人有过“青年”，更无所谓什么“故事”。因此《梦系青春》与其说是小说，倒不如说是一部真正的青春启示录。当然，它绝对不是时下励志读物、心灵鸡汤中的那种廉价的青春抒情。黑塞写这部小说时已经42岁，他真的是“梦系青春”，但他是“以令人恐惧的精确性”探触青春时代深锁着的内心生活。

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是，黑塞写作该书的时候正处于精神的苦闷状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黑塞站在反战的立场上积极参加和平运动。德国政府与许多御用报刊诬蔑他“叛国”；妻子与他感情破裂，夫妇分居，所有这些都使黑塞在精神上大受打击。如果说“梦系青春”是对青春成长的回溯和对内心精神生活的剖析的话，其中未始没有一种精神疗伤的意味。“我常常满怀希望，常常又濒于绝望，我在混乱的对面又重新找到了自然和纯洁。每一个觉醒的人，真正觉醒了的人都要一次或多次穿过荒野走这条狭窄的小路……。”（黑塞《我的传略》，初次发表于1945 年，见《黑塞小说散文选》，张佩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这就是孕育着他的“梦系青春”的精神氛围。另外，在德米安的精神成长历程中，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他与压制性的外部环境的抗争。黑塞对此有过非常深刻的论述：“《德米安》表现的恰恰是为了正在形成的人格而斗争的那一面，而这对教育者们来说是最不舒服的……到处都存在那种把人变得千篇一律并尽可能割掉个性的努力。我们的灵魂有权进行抗拒，由此便产生了德米安的经历。这些经历采取任何一种不同形式，但其内容却总是相同的。凡是觉得认真的人，都能够克服那些形式，如果他坚强，那么他就能从辛克莱变成德米安。”（引自关于《德米安》的书信，见弗克尔·米歇尔斯编《黑塞画传》，153页，李士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下引自该书的书信、回应等资料见同此书，不再加注）“这本书强调自我意识的过程，即个性的形成，没有它就不存在更高一级的生命。在这个过程中，在仅仅涉及不忠实于自己的地方，本来只有一个大敌：就是习俗、惰性、市民习气。宁可和各种妖魔鬼怪厮打，也不接受失败的习俗之神。”（引自1922年2月2日致弗莱德里克·冯·伊登的一封信）由此想到，真正的“成长小说”绝不是网红们贩卖的心灵鸡汤；真正的“青春见证”不可能脱离“政治见证”，就如奥地利小说家罗伯特·谢塔勒《读报纸的人》的主人公弗兰茨的青春故事：他的青春觉醒同时也是政治觉醒，他的青春反抗本身也是政治反抗。

对德国形象与命运有深刻而清醒的认识

黑塞不仅仅是作家和诗人，同时也是关心现实的公共知识分子。在1914一1919年期间，他《在苏黎世报》上发表大量政治文章，“除了卡尔·克劳斯、亨利希·曼和施泰凡·茨威格之外，早在1914 年黑塞就属于少数正在消失的、不参加普遍的战争恐惧病大合唱的德国知识分子。‘啊，朋友们，不要这些声音！’（1914年1月3日）是黑塞在战争年代发表的警告呼喊中的第一篇。”（《黑塞画传》，142页）“啊，朋友们，不要这些声音！”——这是多么敏锐和多么决绝的声音！正是因为听到他的呼唤，罗曼·罗兰第一次给黑塞写信说：“我要衷心地握住您的手。很久以来，我就想这样做了……我们不能阻止国家的发狂；我甚至担心，那种疯狂可能会变得更可怕；人民不能说话，他们几乎不能思想（既不允许他们有时间思想，也不允许有这种可能）。我们大家，我们必须更好地站在一起，拒绝那令人厌恶的禽兽般的疯狂，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了未来保护欧洲精神更高度的统一。”（1915年2月26日罗曼·罗兰致黑塞的第一封信）从欧洲知识分子的精神交往史的角度看，这封信也是很有意义的。它反映出当时欧洲知识分子在追求共同价值观念和探讨现实政治方面的跨国交流与灵魂碰撞，是一种有普遍性意义的精神现象，也被称之为“欧洲知识分子共和国”。

他把呼吁和平、反对战争看作是自己的责任，而且为之付出持续近十年的努力。1930年3月黑塞在致威廉·舒森的一封信中说，“对战争、对人类的粗野、血腥的愚蠢行为尤其是对宣扬战争的‘神职人员’的抗议持续了近十年之久，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责任和苦涩的必要性。”这种责任感源于黑塞对德国的形象与命运有深刻而清醒的认识。1915年8月黑塞写信给丹麦作家斯文·朗格，在信里他写道：“我觉得在文学上适应战争是不会成功的，我希望德国能在世界上不仅仅以武器，而首先以和平的艺术并以使超国界的人道主义成为现实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希望德国首先是以和平与超越国界的人道主义出现在世人面前，而不仅仅是以武力的形象，应该说这与此时已经萌动的“威尔逊主义”中的和平理想与人道原则不谋而合。

但是，不久黑塞就已经认识到，仅仅用出版物、用和平主义的宣言、集会和小册子对战争表示抗议，成不了大事。在题为“和平主义者”的文章中，他呼吁反战者在基层给予帮助，投入为战争受害者的服务中去。从1915年8月起，他应征参加了照顾战俘的工作，为战俘们编辑出版两份杂志，并建立了一个“德国战俘图书中心”，从1916年到1919年，为50 多万被拘留的战俘编辑出版了面向未来的小册子，供他们阅读。通过在报纸杂志上呼吁捐赠，他成功地为战俘们筹集了大部分资金。（《黑塞画传》，146页）他不仅发出声音，而且积极地投入行动，这不是一般怯于行动的浪漫文人所容易做到的。未知当时黑塞是否与“自由德意志青年运动”有实际关系，但是这一源自浪漫主义的精神运动的口号是“内在真实、外表纯洁”，与黑塞从小就深受感染的浪漫主义思想无疑是很合拍的。当然，在一战之后这个青年运动日益激进化，黑塞并没有随波逐流地改变自己，他仍然是执着地在通向内心的小路上徘徊思考，小说《德米安》就是最好的见证。

一战期间，黑塞为他发出的和平声音与人道主义行动付出了代价。首先，他被德国政府和他们掌控的舆论污名化。“《莱比锡最新消息》通过一篇文章，于1915年9月触发了一场反对黑塞的新闻政治运动，大批民族主义报刊齐声附和。”媒体称他是“叛徒”，在德国有二十家报纸转载了那篇讨伐他的文章，而他的所有朋友中（其中不少人和报界有关系）只有两个人敢于为他说话；有些老朋友甚至对他说今后再也不受他的堕落论调欺骗。（黑塞《我的传略》）其次是被媒体封杀，“自从我圣诞节送给《新苏黎世报》最后一篇关于和平的文章之后，我写的一切政治性的东西都被禁止了，因为我受战争部监督。”（引自致J.W.米隆的一封信，未注明日期）还有就是个人生活隐私被监控，“我被偷听、被监视、被侦探，有时候被怀疑是敌人，有时候被看作中立者，有时候又被看成同胞，而我自己却全然不觉。”（黑塞《我的传略》）这些都是深深地困扰着他的政治压迫，但是他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

在政治理想与意识形态之间作出区分

接下来，在三十年代纳粹兴起和迫害犹太人的时候，虽然黑塞住在瑞士，但他并非自求平安无事的隐士，而是在精神上和行动上也投入了反抗。在三十年代前后，黑塞关注德国纳粹力量的兴起和斯大林的苏联政治情况，对于现实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思考继续推动他走进时代风云之中。“鉴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影响日益增强，黑塞从二十年代起也越来越注意意识形态的选择、马克思主义和它在俄国现实政治的实现。他像研究托洛茨基的回忆录那样研究马克思与巴枯宁之间的紧张关系。”（《黑塞画传》，245页）在这期间，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共产主义的思考和他所坚持的真实立场。“我又发现，为了正义的缘故，我的立场与共产主义多么接近。如果共产主义没有火枪和大炮能够变成现实，那我可能会乐意参与。”（1931年11月23日致妻子尼侬的信）

他甚至很具体、清晰地表述了他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和评价，值得抄录在这里：“1.我衷心地赞成共产主义，因为被压迫者——从来不是压迫者——总是得到我的爱，在每一次诉讼中，我的同情都在被告一边，从来不在法官一边。今天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吗？2.我清醒地相信共产主义，这就是说，我坚信，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和社会秩序已经过时并已病入膏肓，离灭亡已经不远了。我不做任何支持它的事情。可惜在许多国家，也包括在德国，白色恐怖的浪潮在滚滚向前推进。3.然而，如果说我本人不是积极的共产党人，那么，这有三个原因。第一，对我来说也是决定性的，即我本人没有能力站进一个党的行列里，完全肯定其纲领……”（引自《致一个共产党人的信》草稿，1931年，《黑塞画传》，245页）。这三点思考很有时代特征。1930年代左翼思潮在欧洲风起云涌，许多知识分子面对资本主义的危机和残酷的现实，转向对贫困阶级的同情与对资产阶级的批判，黑塞的这些表白内心价值立场的言说正是这种知识分子思潮的真实反映。

但是，黑塞没有从思想上的思考进入到现实党派政治的斗争中，因为他很清醒：没有能力站在党的行列里，更深刻的说法是“我们对于党派目的来说是没有用处的。”（引自1932年3月28日致弗里茨·贡德尔特的一封信，250页）更有需要珍惜与维护的事物——他看到俄国有几个诗人“卑躬屈膝并且领取工厂主的津贴”，他说“即使有十倍成就和金钱，我也不想通过失去自己的良心和自己的自由去获得”。（1937年3月初致他的儿子海纳尔的一封信）而且，黑塞能够在政治理想与意识形态之间作出区分，能够认识意识形态的权力功利性质，他说“人身上的兽性和魔鬼总是一再地回到杀戮和折戮，然后也总是理所当然地为此找到‘正统的’意识形态。”（1930年10月致库诺·菲德勒的一封信）关于兽性与魔鬼，正如维克多·克伦佩雷尔所说，在纳粹和德国浪漫主义之间最紧密的联系就是“对理性的废黜，对人的兽性化，对权力思想、食肉动物和金发猛兽的美化。”（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荣耀与丑闻：反思德国浪漫主义》，383页，卫茂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黑塞的意义就在于使德国浪漫主义还保持着一脉对纳粹表示愤怒与抗拒的激流，他把兽性与魔鬼抗拒在他的浪漫主义城堡之外。

自从国会纵火案和希特勒的授权法以来，黑塞在蒙塔诺拉的家从1933年3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就成了无数流亡者、反法西斯主义的作家同事和寻求咨询的 “内心流亡”作家们的第一个中转站。……他只能匿名去关心那些流亡者了，就是通过写介绍信、代办签证、在瑞士警察局外事科进行干预或者给予道德和金钱方面的援助。对贝托尔特·布菜希特、出版尔特·沃尔夫、托马斯·曼、印度语言和文化学者海因里希·齐默尔教授等人来说，拜访赫尔曼的家属于他们流亡最初的停留地点。（《黑塞画传》，252页）他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他知道“……在德国，现在大约有三四万人仅仅因为他们的思想就被抓了起来，许多人被拷打，许多人已经被打死……德国对精神的大屠杀比在法西斯的意大利发生的一切严重情况都更加猛烈、更野蛮、更龌龊。”（引自1933年3月25日致赫尔曼·胡巴赫的一封信，253页）对德国法西斯独裁统治的严重性与恐怖性质，黑塞有很清醒的认识，同时也使他在某个时刻从浪漫诗人变为愤怒诗人。当他从报纸上获悉屠杀犹太人的暴行、大逮捕和所谓的“水晶之夜”焚烧犹太教堂的消息之后的那天晚上，一首题为《夜思》的诗便产生了。（《黑塞画传》，268页）苏联流亡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认为，任何一种政治制度或意识形态都怀有敌视诗歌的本能，因为诗歌构成竞争和提出疑问；他主张诗歌应该干涉政治，直到政治停止干涉诗歌；他留给愿意思考诗歌与政治关系的人的名言是：“诗与帝国对立”。（参见弗·阿格洛索夫《俄罗斯侨民文学史》第706～70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这也是作为诗人的黑塞留给我们的思考。

按照内心的良知选择生活道路

在德国现代精神史上，浪漫主义与政治史、社会史的关系永远是一个问题。萨弗兰斯基的追问是：“究竟有多少浪漫主义要素，确实参与了国家社会主义的胜利凯旋？”但是他又告诉我们，在德国30年代初关于浪漫主义的思想论争中，戈贝尔明确区分了两种浪漫主义，一是历史的浪漫主义，二是更符合纳粹需要的钢铁般的浪漫主义（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荣耀与丑闻：反思德国浪漫主义》，388页）。

从这个意义上看，黑塞对纳粹主义的愤怒感情与抗拒行为正是为第一种“历史的浪漫主义”提供了明证，对所谓德国浪漫主义必然“误入政治的歧途”起到了一点反证的作用。在我看来，黑塞作为“浪漫派的最后一位骑士”的真实意义就在这里：当纳粹暴政的洪水日渐漫溢上来、日渐要把人湮没、窒息和毁灭的时候，外在的暴力遇到的最后障碍就是人的内心世界，纳粹统治者最担心的就是知识分子的内心生活不被外在的疯狂与无耻所撕裂。在这时候，黑塞坚持返回内心，坚持与古老的、原始的事物保持联系，坚持按照自己内心的良知选择生活的道路——这就是他的浪漫主义底色。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在他的论文《知识分子：疏离还是顺从》中提到了艺术家的疏离与浪漫主义的关系，他认为审美上的创造性才华更多地依赖于疏离而不是顺从。这也是认识浪漫主义的抗拒性质的另一维度。

与在一战期间发生的情况非常相似的是，由于黑塞对流亡者的接纳和对犹太人的同情，他再次成为德国政府施加政治迫害的对象，而手法和程度则比上一次来得更为激烈。作家威尔·菲斯帕同时也是纳粹党的杂志《新文学》的出版人，他在1936年发动了一场反对赫尔曼·黑塞的新闻运动，手法同样是污名化和媒体与出版的封杀。 “我为自己的出版社十分担忧，无论如何，它只能残缺不全地继续活下去了。目前，像我曾经期待过的那样，也和战争中曾经发生过的一模一样，我成了来自两方面肮脏攻击和诬蔑的靶子：在德国，人们骂我是狗和人民的叛徒，因为我对犹太人和流亡者的书发表评论……而在布拉格和巴黎的流亡者的报纸上，我被列入一种为戈培尔(！)效劳的秘密先遣队——本来，那些高贵的人们应该对我表示感激的，我为他们做出上千倍的努力并给自己招惹了无穷的是非。不过他们的目标根本不是整死我，而是想置我的出版人于死地，出于竞争的原因，他们不仅在柏林，而且在外国，尽可能多地给他制造障碍。这一切都被掩藏在高贵的政治流亡者的热情后面。”（1936年1月写给儿子布鲁诺的一封信）这里说的流亡者的情况比较复杂，出于利益竞争而不惜以污名化对待曾经帮助过自己的朋友，这也是三十年代在欧洲政治中的常见景观。

关于迫害，更为具体的描述是：“对我的书进行的镇压在慢慢地、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一年前，正如我所听说的那样，在一次富丽堂皇的为南德意志诗作举行的庆祝会上，部里事先即向做报告的教授下达了明确的指令，我的名字不得出现在他的报告中。”（1936年9月14日致巴斯勒的一封信）这些是典型的思想文化迫害手段，但是在迫害面前黑塞尽最大的可能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与尊严，下面这个例子足以让人们对这位“浪漫派的最后一位骑士”心怀敬意：“在《歌尔德蒙》一书中有一个关于中世纪屠杀犹太人暴行的小故事。假如我删掉这个对该书似乎不重要的故事，那么我的柏林出版人在希特勒统治时期可能早就再版这本书了，至少10年来这本书就已经脱销。小小的让步可能会拯救我的书，即使有小的砍杀，也会给我的出版人和我本人带来几千马克的收入——但是，我认为那个让步意味着无耻和腐败。”（1946年5月致K.尤塞琳·德·琼的一封信）在删除与发表、尊严与名利之间，黑塞的选择和他的表述实在令人动容。“让步意味着无耻和腐败”，这需要有多么坚定的内心底线才能说出这样的警言并践行它。“我们的灵魂有权进行抗拒”——在今天还有比这更好、更重要的纪念赫尔曼·黑塞的理由吗？

生平与著述

赫尔曼·黑塞

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德国作家，诗人，1877年7月2日出生于德国南部的施瓦本地区一个叫卡尔夫的小城。他自幼在浓重的宗教气氛中长大，从小就接受比较广泛的文化和开放的思想，不仅受到欧洲文化的熏陶，也有东方、主要是中国和印度古老文化的影响。这对黑塞日后的文学创作，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一生曾获多种文学荣誉，比较重要的有冯泰纳奖、诺贝尔奖、歌德奖。

1884年，七岁的黑塞开始写诗。

1891年，黑塞通过“邦试”，考入毛尔布伦修道院。但是由于不堪忍受经院教育的摧残，他过了一年便逃离了学校，还曾企图自杀，于是父母不得不顺从他本人的意旨。1892年至1899年这一段独立谋生的时期，黑塞游历许多城市，从事过多种职业，先在工厂当学徒，后到书店当店员。

从1895年起，黑塞大量阅读德国和外国的书籍，深入研究了18、19世纪的欧洲文学和哲学，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对黑塞日后影响巨大的作家是：歌德、诺伐利斯、让·保尔、梯克、荷尔德林和艾兴多夫等人，尼采、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则是他所喜爱的哲学家，而中国的老子、孔子、庄子都是黑塞崇拜的东方哲人。正是由于这一系列偶像的影响，黑塞形成了他独特的美学世界观。

1904年，黑塞发表了长篇小说《彼得·卡门青》，一举成名，获得包恩费尔德奖，奠定了他新进作家的地位，从此成为专业作家。

1906年，小说《在轮下》（Unterm Rad）出版，获得很大的成功。

1912年黑塞携全家迁居瑞士。除了写诗、撰文抨击沙文主义外，他还出钱支援德国流亡者出版的刊物《新论坛》和《伯尔尼文学杂志》。此后，黑塞坚持同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斗争，直至二战结束。

1919年黑塞移居蒙太格诺拉，以辛克莱的笔名发表小说《德米安》，引起战后热烈的反应，获得新作家方达内奖。1922年出版《悉达多》，讲述了古印度贵族青年悉达多求道之路。

1923年加入瑞士籍。1927年发表了长篇小说《荒原狼》，引起了德国文学界的激烈争论。

1932年，小说《东方之旅》（Die Morgenland Fahrt）出版。1943年，小说《玻璃球游戏》二卷本（作于1931年至1942年）出版，是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

194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1962年8月8日，脑溢血逝世于蒙塔纽拉，享年85岁。8月9日，出版诗集《一根断枝的呻吟》。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70期第6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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