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勋：费孝通是推动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典范 | 社会科学报

社科报 纪念

社会学本土化：讲好中国故事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帕克塞分校、江汉大学  王 勋

◤自1979年中国重新恢复社会学以来，如何使社会学本土化一直都是中国社会学学者关心的问题。这表明中国学者一直试图寻找更加适合中国国情的概念、方法和理论，以审视与解释中国社会发展，并升华为一般理论原则。

前不久，在“纪念费孝通教授‘江村调查’80周年学术纪念会”上，学者们就费孝通先生对中国社会学本土化所作的贡献进行了深入分析。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对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又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众所周知，费孝通先生是推动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典范。

他很早就指出：“我们真要懂得中国文化的特点，并能与西方文化作比较，必须回到历史研究里边去，下大功夫，把上一代学者已有的成就继承下来。切实做到把中国文化里面好的东西提炼出来，应用到现实中去。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触，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把我们文化中好的东西讲清楚，使其变成世界性的东西。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

他还说过：“我只觉得自己是中国人，要认识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传统，自己的希望，自己十亿人希望的道路，中国要自己走，要自主，要文化自主。”以下将从几个方面来看费先生对中国社会学本土化所作的贡献。

经世致用的研究传统

费孝通先生认为社会学家应该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他一贯提倡学术研究的“经世致用”。他不仅对积累和发展社会学知识有兴趣，更看重如何把社会学知识应用于现实生活。因此，费先生总是关注中国社会急剧变革中出现的最敏感的问题，总是希望用社会学知识解释问题、解决问题。他提出的发展小城镇和乡镇企业、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等多项建议，先后被政府有关部门采纳。他为我们树立了“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的典范。

有一篇回忆文章写道：“费孝通参加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班结业典礼时，看到讲台对面写了一幅横标：‘横下一条心，干一辈子社会学。’他在肯定学生们热情的同时，委婉地表达了另外一个意思：学习社会学终究是为了认识和了解中国社会，达到民富国强、改造社会的目的。他不赞成只在书斋里讨生活、为社会学而社会学的做法。”费先生一贯呼吁知识分子必须面对中国社会实际存在的问题，否则所学知识只是死的知识。早在1979年春天，费先生就明确指出：“我们需要对当前现实的社会生活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为社会主义建设减少一些前进中的障碍，这是我们在这时候急切开展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原因。”

研究中国社会的变迁和适应

费先生总是在关注中国社会急剧变革中出现的最敏感的问题，总是希望用社会学知识解释问题、解决问题。从1949年前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乡土重建》，到1979年后所研究的小城镇和乡镇企业发展、西部地区的开发、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文化自觉理论等，都是以中国社会变迁中的社会适应为重点。

在1939年发表的《江村经济》中，费先生通过对中国农民的家庭、生产、分配和消费等活动的详细描述，不仅展现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现状，更重要的是，他着重讨论了当时在西方冲击下中国农村的剧烈变化和适应问题。1940年代后期，费先生又发表了《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如果说前者对中国基层社会的主要特征进行了理论上的概述和分析，比较系统全面地展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那么后者就是在这一基础上为中国农村如何重建提出了自己的方案。

1957年，费先生二访江村，发现土地改革虽然给农民带来了实惠，但是要增加农民收入，光靠农业增产是不行的，必须要恢复家庭副业以改善农民的生活。80年代后，费先生多次访问江村。在联产承包之后，江村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明显，费先生适时提出举办乡镇企业是农民致富的必由之路。而在随着乡镇企业发展造成的人口流动出现后，费先生又敏锐地提出了研究小城镇的课题，并亲自带队进行专题调查，写出了《小城镇   大问题》等系列文章，受到了高层决策人士的重视。

8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大发展，费先生的实地调查课题也由农村、小城镇扩大到区域发展。他先后对西北地区、西南地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和京九铁路沿线地区等进行实地调查，为中国的迅速发展献计献策。

从90年代后期到费先生去世前，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在世界范围的影响越来越大，他又及时提出了文化自觉问题。他指出：“实际上在经济全球一体化后，中华文化该怎么办是社会发展提出的现实问题，也是谈论文化自觉首先要面临的问题。”

实地调查为基础

费先生认为，社会学家应该站在社会改革的前沿，发现和研究重要的社会问题。为此，社会学家不应该只坐在书斋里苦思冥想，而是要与现实世界保持密切的联系。对社会的了解要以实地社会调查为基础。

据有关报道，80年代后，费先生每年都用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各地搞调查研究或参加学术活动。我几次回国路过北京想去看看他，却都被告知费先生出去搞调查研究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2002年的夏天，已经九十二岁高龄的费先生，依然不辞辛劳，前来和我们一起参加南开大学社会学本科生班毕业二十周年相关的学术讨论。在费先生看来，只有到实地去，才能在不断变化的社会中获得真知识。一方面我们可以避免无谓的论争。另一方面，也避免了盲目照搬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国情。

这正如费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庆祝大会上所说的：“我们搞调查，不能脱离实际，要‘从实求知’，我自己身体力行的就是这四个字。从实际里面去求得知识，这是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费先生早在30年代在燕京大学、清华研究院和伦敦经济学院求学时就已经形成的为学方法。他曾写道：“我的行文格调二十年代末已经形成，为学方法三十年代中期已经奠定，基本概念三十年代后期到四十年代前期大体建立。”

创造适合中国国情的学术概念

在费先生长达七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最具有国际影响的应该是“差序格局”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这两个概念。

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费先生创造性地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并以此作为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主要概念。他指出，没有概念，我们就无法把握和理解研究对象。而他的差序格局的概念，就是试图通过人际关系的不同，展示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不同的社会结构和文明形态。依费先生的看法，西方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团体格局”，每个人的关系是相同和平等的。

相反，中国社会里人的关系则是以自己为中心而有差别和排序的。由此费先生指出，中国社会作为一个传统社会（乡土社会）的四个特点，即自我主义、公私的相对性、特殊主义伦理和人治社会。虽然近年来有不少国内学者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和批评，但勿庸置疑，这在当时分析中国社会还是一个很有用的概念。而且，这个概念至今还为国外许多学者所接受，并以此为出发点研究中国社会的特质及共性。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是费先生对中国社会特点高度概括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在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里，费先生根据多年对中国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提出，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五十六个民族在内的民族实体。这五十六个民族“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特色的多元统一体”。这个已经结合成相互依存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有多元的成分，即不同民族有各自发展的特点，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这个概念不仅适用于中国社会民族研究，而且对世界上其他多民族社会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尽管有些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是共存而不相互融合的，但是如何根据国情处理好民族关系的目标是一致的。

又要西方 又要中国

费先生曾说：“又要西方，又要中国，我两面都有了。”

一方面，他提倡学术自立。他认为我们应当注意社会的个性。我们发展社会学业要走自己的路，搞中国式的人民的社会学。社会学绝对不是西化和洋化。另一方面，费先生时刻不忘和世界接轨。当年在评价关于乡村与工业的论文时，他就指出乡村工业这一研究课题具有世界意义。费先生提出的要建立“文化自觉”也是指，既要培育好、发展好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又不要闭关自守，隔离于世界文化之林，而应该努力融入世界这个大家庭。

费先生在其八十寿辰聚会上，针对当年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老同学艾德蒙·李奇对他工作的批评，曾经意味深长地讲了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在《推己及人》一书中，费先生进一步表达了这一世界文化观：“在世界上生活的各个群体，在认为自己的传统价值标准是‘美’的之外，各群体之间还应当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承认别人的传统价值标准也是‘美’的，做到‘美人之美’。在这个基础上，全人类建立起一套大家愿意共同实行的价值标准，达到全人类和平共处、‘美美与共’的境界，实现‘天下大同’。”

毋庸置疑，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最终目的是把中国经验升华为一般的理论原则，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前者。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和国际化有赖于我们的共同努力。（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限于篇幅略有删节，本文原载于社科报总1548期，图片来自网络）

社会科学报
微信号：shehuikexuebao

欢迎转载原创文章。如转载，请注明：本文首发于社会科学报，

微信号：shehuikexuebao。

长按识别二维码

立即添加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