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抗战：知识分子的使命与担当 | 社会科学报
社科报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原题：文化抗战：知识分子的使命与担当——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作者： 本报记者 田 川
历史总是给人以启迪和指引……
◤1945年，中华民族最终夺取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血火淬炼的抗战精神在历史的星河中嵌刻成永恒。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首次以纪念抗战胜利为主题举行阅兵，展现的是维护和平的力量与提振国防实力的信心。
70年来，中国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辉煌成就，实现了人民生活由温饱不足向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赢得了我国在国际经济社会影响力和地位的空前提高，中国经济社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70年前，在民族遭受劫难的时刻，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刻都没有停止思考救国良策，面对民族文化精神与文化自信所负载的重压，同在战场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一样，无数的中国知识分子用纸与笔顽强地坚守在文化救亡的抗战阵地上。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国内外的形势发生了急遽而剧烈的变化，感受到国破家亡苦痛的东北青年，最早开启了抗日文学的先声。以文学界为代表，中国知识分子掀起了救亡的巨浪，一时间，数以万计渴望报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奔赴抗战前线，奔赴延安。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旧址
“一·二八”事变，抗战爆发后，创建于上海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由对抗国民党开始向反日救国转变。据《国家人文历史》记载，作家丁玲带领左联作家们上街贴抗日标语，为伤兵募捐，到前线慰问战士。左联还指导成立了由读者组成的演剧团体曙光剧社，深入学校工厂街道进行反日救国的文艺活动。在一片抗日救亡的浪潮下，革命文学受到广大群众的卫护，原来在地下状态工作的左翼文学刊物纷纷公开现出，如《北斗》《文学月报》《文学导报》等。战时文学期刊数量剧增，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间，新创办的文学期刊约有1177种，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奋起抗日，创办文学期刊供给精神食粮成为重要的抗日方式。
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告诉本报记者，在抗战时期，知识分子是最先觉醒的群体，他们利用自己的知识和特长从事抗战活动。知识分子以街头演出等形式，积极宣传、号召民众投身抗战。从“九·一八”以后，他们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逼迫蒋介石联共抗日，这其中知识界起了很大作用，像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七君子”事件都关涉知识分子。当时上海的知识分子群体表现尤其突出，因为上海的知识分子群体相对集中，数量之多是北京等中国其他城市不可比的，而且上海的报纸、杂志、电影等行业又相对发达。除了“投笔从戎”深入武装第一线，上海的知识分子利用“租界”，以打洋旗的形式继续抗战。
以上海新闻界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告诉本报，七七事变后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迅速成立，当时创办的《救亡日报》极具影响力，巴金、茅盾等都是其骨干。“抗战是一场全民族的全面抵抗，在这场抵抗运动中，青年知识分子最先觉醒，热情最高。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青年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最先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锋。”更值得回味的是，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真正建构，中国知识人从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蜕变，实际上都得益于这场民族解放战争。
《救亡日报》
在整个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根据地及国统区、沦陷区积极开展抗战文化运动。中国文艺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救亡文化团体纷纷成立。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汉国向本报记者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文化主张是为适应全民族抗战需要而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文化主张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抗战文化主张的提出和抗战文化运动的开展,不仅为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而且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我们沉醉在软弱的弦调里太久了，我们需要鼓的音乐！鼓的敲击使我们想到战斗。什么是鼓的时代？战争的时代！”诗人闻一多在西南联大的教室里朗诵《呈在大风沙里奔走的岗卫们》后，发出了这样的呐喊。知识分子投笔从戎，是抗日战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据“北平抗战实录丛书”的不完全统计显示，从1937年9月到1938年3月，北平地下党组织介绍了七千多名知识青年到各地参加抗日游击战争。其中，冀热察挺进军第10团，是我军在战争年代唯一的知识分子团，全团有72名大学生。
抗战八年间，西南联大从军学生前后一共达到834人。除了担任翻译外，联大学生还参加了远征军和空军。在1942年至1945年间，为了保证空中运输线“驼峰”航线的畅通，1500名中美健儿血洒长空，其中就有联大的从军学生。
西南联大培养的翻译人员赶赴抗战前线
日本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文化灭绝的过程，也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战火中奋起保护、延续民族文化的过程。1937年11月，国立浙江大学师生在校长竺可桢率领下，历时两年多，穿越江南六省，行程2600公里，于1940年抵达贵州遵义、湄潭、永兴。浙大西迁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即保护《四库全书》的转移。故宫博物院上万箱文物藏品向大后方辗转押运……颠沛流离中，行走的是中国大学与文化的风骨。
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华北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学校纷纷内迁。抗日战争八年间，迁入云南的高校有十余所，其中最著名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汇聚众多学术大师和优秀人才的战时高等学府。他们是特殊时期出现的知识分子共同体，这些中国社会的文化精英怀揣一腔热忱，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洪流中。
西南联大
哲学家贺麟在《文化与人生》中提到，八年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最神圣的时代，在这期间，不惟高度发扬了民族的优点，而且也孕育了复兴的种子；不单是抵抗外侮，也激发了内蕴的潜力。这是学者们在抗战期间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与弘扬，以弘扬传统文化精神为宗旨的学术研究便是文化精神的抗战。而这并不亚于在前线冲锋陷阵。
“国人值此创巨痛深之际，国人试一翻我先民五千年来惨淡创建之史迹，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必有渊然而思，憬然而悟，揪然而悲，奋然而起。”抗战期间，历史学家钱穆写就《国史大纲》。他认为，在日寇入侵、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的抗战时期，要团结全国民众，抵抗强寇，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要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在《国史大纲》重庆国难版的扉页上，钱穆写道：“献给前线抗战为国牺牲之百万将士。”该书甫一出版，立即风行全国，在山河破碎之际凝聚起了士气人心。
钱穆
文化抗战是重塑民族精神的斗争。有这样一群对国家与民族具有强烈责任感与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中国的文化脊梁便不会轻易被压垮。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在西迁的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学术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百篇，出版了若干很有影响的学术专著。云南师范大学原校长杨林这样评价西南联大的学术贡献：“他们的著述和研究完成于困厄的抗战时期，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深刻地体现出抗战时期中国学术发展的巨大收获，相应地，他们的著述不仅是琳琅满目的战时中国学术的重要组成，而且由于其鲜明的拯危救亡意识，成为知识分子学术报国的光辉典范。”
这一时期涌现出的具有深远意义的理论著述，有力地推动和影响了战时中国学术乃至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如王力的“中国语法三书”、费孝通的《禄村农田》、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达的《现代中国人口》、张荫麟的《中国史纲》、郑天挺的《清史探微》、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魏晋玄学论稿》，以及李树青的《蜕变中的中国社会》等。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主任虞和平表示，抗战时期的文化现代化进程并没有被中断，而是在继续发展，以“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为主旨的文化团体迅速发展，文化形式、文化理论、文化内容在抗战时期都得到了较大发展，尤其是文化推广、普及方面的成绩是非常突出的。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主任杨凤城告诉记者，正是抱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情怀，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将民族的灾难化为了砥砺自身、奋发图强的硎石，为中国教育科学事业的维系和进步，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做出了其他阶级、阶层无法替代的独特贡献。
曾经，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先辈们为国家存亡做出的英勇斗争值得我们铭记；祖国的日益繁荣昌盛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进，这也是对先烈们最好的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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