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办公：疫情使工作习惯发生根本转变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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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随着企业巨头的出现，为更好地管理大量员工，及时召开会议，并处理大量文件，集中办公的通勤模式应运而生。电子文档和宽带技术的出现虽然未能打破这一传统，但为远程办公提供了可能，而新冠疫情彻底冲击了集中办公的模式。办公室的辉煌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吗？

2020年9月11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文章《办公室终结了吗？》（Is the Office Finished?）和《新冠疫情迫使工作习惯发生根本转变》（Covid-19 Has Forced a Radical Shift in Working Habits），分析了在家办公对工作世界格局的影响。

原文 ：《在家办公：展望未来世界的工作可能始》

编译 | 熊一舟

图片 | 网络

办公室正迅速成为经济不确定性和激烈争论的来源。世界各地的工人、老板、商业地产所有者和政府都在试图弄清楚办公室是否过时了，并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法国大约84%的办公室职员回到了他们的办公桌前，但在英国只有不到40%。推特（Twitter）的负责人杰克·多尔西表示，该公司的员工可以“永远”在家工作，但网飞（Netflix）创始人里德·黑斯廷斯则表示，在家工作的影响“完全是负面的”。由于各公司的犹豫不决，30万亿美元的全球商业地产市场正被对更严重衰退的担忧所笼罩。虽然一些员工梦想着一个没有通勤和办公室管理的乐观未来，但也有人担心这将对升职、薪酬和工作保障构成威胁。

这种分歧反映出人们对不确定性的担忧：社交距离是否有效？新冠疫苗的广泛普及需要多长时间？但它的意义不止于此：这场大流行揭示出，有多少办公室被当作20世纪的遗物来管理。新冠疫情灾难将引发一场迟到已久的技术和社会实验。这个时代带来了希望，但也带来了威胁，尤其是对企业文化的威胁。与其抵制变革，政府还不如更新过时的就业法令，重新规划城市中心。

被颠覆的通勤模式

200年前，蒸汽动力把工人带到工厂，在那里他们可以使用新机器。随着19世纪末企业巨头的出现，公司发现需要有管理人员来管理工人。管理人员召开计划会议，分发备忘录、发票和其他文件。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员工们靠得很近，并创造了人们为了在办公室见面而开车或乘坐火车通勤的模式。

这个系统有明显的缺点，其中一些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糟。大多数人讨厌通勤的麻烦和费用，平均每个美国人每周要花4个多小时在通勤上。有些人不喜欢办公室里的嘈杂和繁文缛节，或者在办公室里受到歧视。在办公室工作的员工发现照顾孩子更难了，随着越来越多的家庭成为双职工家庭，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

你可能会认为，新技术会改变这种令人不满的现状。毕竟，PDF电子文档1991年就诞生了，带宽成本在21世纪初就已大幅下降，Zoom和Slack这两家拥有远程工作技术的公司也都有了近10年的历史。然而，惯性使办公室逃脱了消失的命运。例如，在新冠爆发之前，灵活办公的公司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很小，不到5%，大多数企业不愿在客户这么做之前就大规模转向远程办公。

新冠颠覆了这一切。在大流行之前，只有3%的美国人定期在家工作。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尝试过在家办公了。越来越多的人采用远程工作技术，这产生了强大的网络效应，每一个新用户都使这项服务更加有用。微软的Teams，Zoom，谷歌的Meet和思科的Webex等远程办公应用，现在已经拥有超过3亿用户。远程工作的官僚障碍已被清除。民事法庭正在远程运作。公证处已经上线，一些银行也不再需要新客户到分行确认身份和开户。

焦点：幸福感与工作效率

一些办公室正在努力使自己成为更安全的工作场所。伦敦新摩天大楼“毕晓普门22号”的经理们关闭了其循环空调系统。还有一些办公室安装了洗手站，并设置了塑料屏障。但是，即使办公室更安全了，去那里仍然很困难。许多员工不愿意或不被鼓励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而且在纽约市，1/4的通勤者住在离办公室15英里（24公里）以上的地方，步行或骑自行车都太远了。

在家工作似乎也能让人更快乐。2017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一篇论文发现，职员们愿意接受在家工作减薪8%，这意味着在家上班给了他们非金钱上的好处。会议的平均长度似乎缩短了。人们上下班的次数减少了，或者根本不用上下班。这对提升幸福感很有好处。2004年，普林斯顿大学的丹尼尔·卡尼曼及其同事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上下班是人们经常做的最不愉快的活动之一。英国国家统计局发现，“通勤者的生活满意度较低……与不通勤的人相比，他们的平均幸福感更低，焦虑程度更高。”

在家工作带来的幸福感反过来也会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在大多数国家，普通员工都表示，在疫情封城期间，他们完成的工作比在办公室里完成的还要多。然而，许多人，特别是妇女，不得不一边工作，一边照顾正常情况下应该上学的孩子。这可能会让人觉得在家工作的效率比理论上要低。

但还有另一种解释，可以说明在家工作实际上比在办公室工作更有效率，办公室的辉煌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毕竟，办公室是在工作需要处理大量文件的时候形成的。相反，它如此长时间占据主导地位，可能只是反映出市场的失灵。在新冠疫情出现之前，世界可能陷入了一种“糟糕的平衡”，在家办公并没有那么普遍。疫情流行是一种巨大的冲击，使世界进入一种新的、更好的平衡。

今年7月，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和纽约大学的经济学家进行的一项研究还发现，在家办公时，工作日平均工作时间比以前长了近50分钟，人们更有可能在下班后发送电子邮件。在享受在家工作的程度上，员工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劳动力咨询公司Leesman调查了富裕国家10万多名白领在疫情流行期间的经历。研究发现，在家工作的满意度取决于是否有专门的办公室和办公桌空间。

首当其冲：劳动法与城市规划

当疫苗到来时，这种改变能坚持多久？现有的最佳指南来自病毒已得到控制的国家。那里的画面是一个“可选办公室”，人们会去办公室，但次数较少。例如，根据摩根士丹利的调查，在德国，74%的上班族会去办公室，但只有一半一周五天都去。到办公室上班的时间将取决于行业和城市。在需要长途跋涉、通勤费用高昂的特大城市，人们可能会去得更少。

公司将不得不适应这种零星出勤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办公室是一个中心，而不是第二个家。正如网飞创始人黑斯廷斯所担心的那样，在零星出勤的模式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司的社会资本会被侵蚀，创造力减弱，等级制度僵化，团队精神减退。解决方案是进行更有针对性的员工互动，团队在特定时间聚集在一起，增进友谊，交换信息。将在线互动“游戏化”以激发人们的自发性的技术，可能会最终取代Zoom导致的呆板世界。在企业文化重组的同时，企业也需要调整资产结构：冷静的投资者预计，大城市的办公空间存量将至少减少10%。

对各国政府来说，诱惑在于将时钟拨回到过去，以限制经济损失，使市中心倒闭的咖啡馆重新开张，以及靠通勤人流填补纽约地铁系统面临的160亿美元预算缺口。但是，与其抵制技术变革，不如预测其后果。而其中有两个优先事项需要考虑。

首先，劳动法需要现代化。零工经济已经表明，旧的劳动法已经过时，原有法律是建立在人们在办公室工作的基础之上的。现在，有关员工权利和责任的新棘手问题隐现：公司能否通过监控远程员工来评估他们的生产力？如果雇员在家中自残，谁负责？目前还没有人想清楚，在一个没有人上班的世界里，公司应该如何监控合同规定的工作时间，也没有人想过公司会在多大程度上监视在家工作的员工。第二个优先事项是城市中心。一个世纪以来，这些地方一直被堆满了转椅和成吨发黄纸张的大楼所占据。现在，复杂的城市规划规则需要进行系统的改革，允许重新开发新用途的建筑，包括公寓和娱乐场所。

所有这些都对公共政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目前还不可能知道，在家工作与雇主就加薪和改善工作条件进行讨价还价会更容易还是更困难，尽管通过视频聊天要求加薪的想法并不吸引人。雇主也可能会发现，远程解雇员工比面对面解雇更容易。如果是这样，那么要求政府给予在家办公者更多保护的呼声可能会增强。此外，企业是否应该为员工的网络连接或他们在隆冬的取暖支付费用？解决这些问题并不容易。但政府和企业必须抓住时机。尽管大流行带来了种种不良影响，但它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来改变工作世界的格局。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24期第7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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