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文化，正在渗入全社会的家庭结构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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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转型是21世纪最深刻、最基本的变化，而社交网络作为数字社会的重要表征，日益渗透到青年群体的日常生活中。但在长期的田野观察中，我们逐渐发现，数字文化并非青年人特有的文化，它正逐渐渗入全社会的家庭结构。调查显示，数字时代亲子关系的好坏并不仅仅取决于新媒介能力，还更多取决于关系双方在数字社会结构中表现出的能动性。

原文 ：《数字文化渗入全社会的家庭结构》

作者 |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朱丽丽

图片 | 网络

社会学家鲍曼强调当代社会具有“液态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他认为当下正从传统强调稳定、秩序的固态社会模式转向“个体化”“去中心化”“分隔”的液态社会模式。社交网络时代，家庭场域的亲子关系互动不可避免地受到数字化情境的影响。成长于社交媒体时代的“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s），他们通过网络平台与应用软件所进行的在线沟通行为，将给传统的家庭形态带来何种冲击，是当前社交媒体与“家庭传播”(family communication)研究所关注的主要问题。社交网络具有双重属性，一种是技术属性，它通过不断的技术更新对人类的社会交往产生积极影响或消极影响。另一种是社会属性，在对人们的身份认同、交往手段和互动方式产生影响的基础上塑造着社会形态。社交网络不仅仅是一种新技术、新潮流，它还是一种社会空间，一种日常生活，一种交往关系。那么，在数字社会结构中，家庭场域中的亲子关系及互动发生何种变化就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新话题。

我们正经历着文化和社会的媒介化

父权制文化的传统影响根深蒂固，现代社会仍然是一个由成人所掌控的社会。在成人社会里，青年永远被看作不成熟的人，他们处于社会的边缘，没有发言权，是“被教化”“被规训”的客体。这种现象被称为“年龄的种族歧视”。一方面是作为数字原住民的略显早熟的年轻人，他们迫切期望在社会上寻求自己的一席之地，并参与到社会决策之中；另一方面，社会倾向性地将这些更具创造力和能动性的青年一代拒之门外。这种情形在东方的儒家文化社会中更为突出。年轻代际企图构建自己的生活领域和价值体系，表达自我诉求。社会科学最常见的追问是辨析结构（structure）与能动性（agency）的关系。

我们正经历着愈演愈烈的文化和社会的媒介化。这一现象并不仅仅局限于公共性场域，更是近乎涉及了其他所有社会及文化机构，如家庭、工作、政治和宗教。对于媒介资源的需求日渐增强，其间包含了媒介以特有的方式呈现信息、建构社会关系，以及通过传播活动提升关注度的能力。藉此背景，我们需要探究媒介在多元社会语境中的角色以及整合、建构新的社会关系的作用。结合本研究的关注方向，在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 theory)的启示下，我们可以将数字社会和社交网络理解为大结构，具体家庭情境是小结构，家庭关系中的亲代和子代是行动者，这种结构同时影响和促进了亲子双方的数字能动性( digital agency)。鉴于媒介对文化和社会变迁的影响与建构是一个复杂的双向过程，我们试图通过“能动性”的视角，通过经验材料的收集与分析来解读数字时代的亲子关系之间“能动性”及“结构”的多重复杂样态。

家庭亲子关系与数字“能动性”紧密关联

第一个调查选取的个案数量为10个家庭左右。根据研究需要，选取80、90后及其父母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从2015年底开始陆续进行线上线下的深访，持续一年半左右。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数字语境中的代际冲突、数字区隔和数字反哺三个层面。研究发现：社交网络中的亲子互动是一种基于能动性的数字亲密关系。子代擅长运用数字能动性在社交网络空间中制造与父母的数字区隔，他们使用目的性剧本表演、分组可见等策略，回避和减少与父母在数字空间中发生的代际冲突。亲代也具备改造数字亲子关系的能动性，主动向子女学习新技术、新的生活方式，这往往能够增进与子女线上线下的亲密性。

家庭领域层面的亲子关系也是一种广义上的亲密关系。社交网络有可能建构出某种数字亲密性（digital intimacy）吗？互联网技术的使用使人与人之间信息和情感的交流不必局限在面对面的现实生活中，网络提供给人们一个虚拟的公共空间，在这里人们突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不仅能够和现实生活中的朋友保持联络和互动，还可以发展新的、有意义的亲密关系，特别是对青少年来说，互联网是他们能够发展各种人际关系的强大媒介。

“而情感性的自我表露是直接促成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亲密关系的形成，正如维提（Whitty）的研究表明：一个人与其伴侣发展成信任和亲密关系，很可能是表露了自我一些隐蔽的信息。”我们的研究表明，社交网络空间使得传统的亲子互动镶嵌（embeddedness）在数字化情境中，亲代和子代在社交网络上的种种互动会通过自我表露减少不确定性，可以提升彼此的关系，促进发展情感上的亲密。网络所具有的延时性，即双方交流的承接无需即刻实现，人们可以拥有更多的时间去积极和审慎地表现自己。当一个人有时间决定如何展示自己时，他通常会选择以最积极的方式展现自己，这样的策略也往往会有助于形成更亲密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交网络使得代际之间的冲突与互动都更为显性，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传统亲子互动的区域，无形中使得亲代和子代更为重视彼此之间数字亲密关系的营造。

虽然社交网络的普及在很大程度上会增进家庭亲子关系的亲密性，然而亲密关系本身也会带来压力。桑内特（Richard Sennett）认为，亲密性的专制极其微妙，已经遁入日常生活领域。人们越是想寻求密切的社会交往，他们就越给彼此施加更多的压力，越发彼此伤害。这是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之间失衡产生的结果。特克尔(Sherry Turkle)的研究显示，社交网络时代，科技使得我们联系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紧密，但也变得越来越孤独，网络亲密（cyberintimicies）滑向了网络疏离（cybersolitudes）。

在本研究中，作者发现，年轻一代的子女擅长运用数字能动性在社交网络空间中制造与父母的数字区隔，他们创造性地使用社交平台迁移、目的性剧本表演、分组可见等策略，使得自己能够保有自由空间和个人权利，并逃避亲职监督，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回避和减少与父母在数字空间中发生的代际冲突。作者认为这种数字区隔也是一种青年代际基于能动性创建出来的一种数字“划界工作”（boundarywork）。必须指出的是父母一代也具备改造数字亲子关系的能动性。研究发现，那些主动放弃权威，愿意向子女学习新潮流、新的生活方式的父母，往往能够与子女增进线上线下的亲密性。

我们以为，社交网络中的亲子互动是一种基于能动性的数字亲密关系。子代对于数字技术的掌控与熟悉，固然是一种抗拒传统权威秩序和代际教化的“能动性”，亲代学习子代的意愿、能力，有意识地接受子代的数字反哺乃至文化反哺，也是一种积极融入数字社会的“能动性”。研究最终发现，家庭亲子关系的好坏，与数字“能动性”紧密关联，无论是冲突、区隔还是反哺，数字空间中的家庭场域话语权力的迁徙、生活方式的浸润乃至亲代与子代之间的区隔与博弈，都是一幅鲜活的数字生活场景。数字时代亲子关系的好坏并不仅仅取决于新媒介的能力，还更多取决于关系双方在数字社会结构中表现出的能动性。

手机赋予初高中生群体“数字能动性”

第二个研究采用目的性随机选样的方法，选取北京、南京、成都、兰州四个城市不同家庭环境、学校层次的各4至5名中学生进行深度访谈。同时，对一些典型个案辅之以家长、教师的半结构访谈，共计访谈了16位中学生、8位家长和5位老师；并选取个别方便样本进入其日常生活进行参与式观察。该研究在媒介情境论的理论框架下，探讨这个特殊的年龄群体在与家庭、学校的日常博弈中如何动用手机，来挑战自身作为社会期待的“学生”与“孩子”的双重角色规范。家庭、学校、同辈群体等构成了青少年的“社会化微环境”，而手机的进入对其产生了“移动”“划界”的重构作用。

媒介技术的发展以高速更迭的状态改变着媒介环境，进而重塑日常行为与社会关系。智能手机作为无线通信与互联技术接合的新兴移动终端，更赋予了当下的初高中生群体一种“数字能动性”(digital agency)，使之可以在数字信息建构的液态时空框架中挑战既定的角色、关系、权力结构，这也是手机时代青少年群体“角色协商”较之以往的差异所在。

其一，“数字能动性”使得角色协商的方式更具张力。一切的时间空间都被手机整合成流动不居的情境，既有的身份标签失效，青少年们得以从固化的“社会客观期待”中走出来，在客观的情境定义和主观的心理诉求之间取得一个平衡，来判断当下应该完成怎样的角色扮演。换句话说，手机的出现松动了初高中生被“学生”“孩子”过度束缚的角色身份，他们的价值认同、角色表演有了多重的选择余地。其二，手机赋权的“数字能动性”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与家校之间的权力格局。在全新的媒介环境中，既往的知识界限、权力关系都会发生迁移与重构，这个过程必然伴随着协商、斗争与冲突——手机对青少年的“赋权”、家校权威的衰落、“文化反哺”的开端、家校转变观念以重建权威的努力……一切角色、关系、权力都处在相互博弈、流动不居的状态，青少年的“数字能动性”也将随着技术的发展不断增强。

“移动”和“划界”都是“数字能动性”的一种策略。青少年采取诸如此类的文化策略，归根结底其实是诉之于“数字自我”的确立。数字自我（digital ego）不同于传统情境的自我身份确认，而是带有数字时代特质的身份认同。笔者认为，数字自我至少具备三个方面的特质。

其一，整饰（finished packaging）。青少年对于手机使用中呈现出来的自我形象有较为清晰的要求和定位。某种程度上，手机形塑的“数字自我”更加接近他们对内在自我的期许，因此，他们不惜使用各种策略对自我形象进行媒介整饰，以符合自我预期。其二，展演(performance)。青少年在家庭、学校、社会等权力结构中基本上处于被规训、被教育的情境，手机成为其有限的进行自我呈现的舞台之一。青少年也乐于在手机的使用中展演其真实的自我以及理想的自我。其三，流动(fluxion)。必须指出，数字自我与真实自我是互补与同构的。手机所营造的虚拟空间既是青少年真实生活的一部分，但又不是全部。社会结构中的各种因素还是会通过各种方式渗入手机世界，对青少年群体的内在生活进行形塑。

毫无疑问，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个手机时代，手机已经成为现代人的图腾。作为数字原住民，青少年比成年人更多受到手机使用情境的影响。今天，任何关注青少年成长的议题脱离其媒介情境都是不可能的。对数字空间的亲子关系以及青少年手机使用中的策略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新一代青少年的文化逻辑与成长轨迹，毕竟，他们会成长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28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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