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 | “谁才是文化外译主体”？这一问题无需太过焦虑

古代汉语、古代文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古代历史与古代哲学等专业领域的学者，在中国文化外译中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原文 ：《无需焦虑“谁应该是文化外译主体”》

作者 | [日]大阪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助理研究员   何丽

图片 | 网络

中国文化在非汉字文化圈内的传播，翻译发挥着重要的媒介作用，具体到“谁来译”，学界存在一些分歧。有学者主张国外汉学家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外译主体，而另有学者认为中国学者应作为外译主体。中国文化外译的主体性，说到底关系一个话语权的问题，译者无论如何标榜所谓的“信”与“忠实”，往往都会在不自觉中对翻译文本进行操控，这一点翻译界的相关论述已颇丰，特别是王晓平先生所著《中日文学经典的传播与翻译》一书对此有着精到的阐发，兹不赘述。

那么，汉学家自行迻译中华古文献，是否会完全排除掉中国因素的影响，而在非中国的“话语真空”中进行呢？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可以粗略地将汉学家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的汉学家可以读懂古汉语，直接以古汉语文本为底本开展翻译；第二种类型的汉学家不通古汉语，必须要借助于白话文的译文而开展外译。在第二种情况下，古文献显然已经经过了中国学者的现代理解与删减处理，体现着我们有意识或无意识中注入的话语因子。

而第一种情况下的外译，似乎争议更大一些。翻译主体是通晓古汉语的汉学家，他们对于中国古典文献与文化有着深入的研究与个人的独到理解，往往会在翻译中发挥更大的主体性，给中国学者造成某些译文“失真”的印象。

事实上，大可不必如此紧张。原因在于中华古文献中隐含着与汉学家“潜对话的他者”。正如美国汉学家蔡九迪（Judith T.Zeitlin）所言：“中国古代的批评话语不单纯是阐释性的，还是互动式的。由此形成一种滚雪球效应：一部书籍或者手稿在流传中，读者会在书页上，甚至是各行间记下各样的反应。新的读者会将先前读者的评论视为书中的一部分而加以评论。以如此方式，文本成为了作者与读者乃至各个时代不同读者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场。”身为汉学家的蔡九迪本人也坦言，无视这一有机的阐释进程，在阅读中将评论从文本中剔除，这对于后代读者而言是极为困难的。可以说，即便是现代中文读者，无论有着多高的古汉语阅读水平，终究不可能在没有附带评注的“裸文本”基础上而开展翻译工作，遑论母语是非中文的汉学家？无论汉学界耳熟能详的理雅各（James Legge）迻译儒家经典，抑或李约瑟（Joseph Needham）对中国古代科技文献的翻译和研究，均很难脱离注解本或中国助手的协助而在非中国的“话语真空”中独立进行。

故而可以说，中华古文献的外译是汉学家与古文献的评注者，或者说是汉学家与中国学术思想之间交融与对话后的产物，这也进一步说明汉学与国学其实是关于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体两面，也就无所谓有“谁应该是外译主体”的不必要焦虑。非汉字文化圈内的汉学家，抑或是中国学者，均可以从事中华古文献的外译，一部古文献在海外某一语言区域的译本永远也不可能只有一种定本。我们大可以更为开放的姿态，鼓励中外双方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或者开展合作翻译。

由此，也看出对中华古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理应加强，或者说古代汉语、古代文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古代历史与古代哲学等专业领域的学者，在中国文化外译中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体现在，发挥中国传统目录版本训诂之学，以专业的学科知识整理出优良的古籍版本，作为外译的底本；或作为专业顾问参与到古文献外译的工作中来，乃至开展中国文化外译的学术研究，从专业领域提出可行性的研究方案。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49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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