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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读 | “已经是秋天了,是离开的季节。”兰波诞辰167周年

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社会科学报社
2024-09-03






让·尼古拉·阿尔蒂尔·兰波







1854年10月20日,兰波出生于法国的夏尔维勒。作为19世纪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诗人之一,兰波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羁野性。他四处漂泊,在诗歌的王国里肆意驰骋,短暂的一生如同他的诗作那样,神秘而极富传奇色彩。


在兰波诞辰167周年,不妨让我们重新来了解这位履风的通灵人与盗火者。正如伊夫·博纳富瓦所说:“为了理解兰波,让我们阅读兰波吧——将他的声音从混杂的诸多声音中分离出来。不用去远方、不用去别处寻找兰波亲口对我们说的话。鲜有作家像他一样如此热忱地认识自我、定义自我——想要通过认识自我来改变自身,成为另一个人。因此,让我们严肃地对待这最为严肃的追求。我建议我们去找回一种声音——识破它的意愿,重现它的腔调,尤其是这些激荡,这无从模仿的纯洁,这些胜利,这些破碎。”





伊夫·博纳富瓦
法国著名诗人、翻译家和文学评论家




“我的很多成就都归功于兰波,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对我产生本质的影响,只有他告诉我什么是生活、生活对我的期待、应该如何去改变生活。”



博纳富瓦以诗人的眼光来看待诗人,对兰波的一生和诗作进行回顾与解读,这一过程本身就充满独特的浪漫色彩。他用灵性的文字,细致剖白兰波作为诗人的生涯,深情呈现兰波精神活动的轨迹。


兰波诗学的出发点是一种现实主义。他对巴黎公社的关注,对“客观诗学”的宣扬,对超越个体语言以进入普遍性的狂热,都表现出了他对改造社会现实、用“新的爱情”来重塑人与人的关系、重建词语与世界的联系的意愿。

兰波的动人之处,在于他对“诗人何为”的不断质询的苦恼意识,对存在的可能性核心处的不可能性的持续探寻,在于他数次失败后的执着与生命的活力。而博纳富瓦将诗歌称作希望的运动,如同西西弗推动石头,诗人必须无限次地期许和开始。他们都是西西弗式诗人。



电影《心之全蚀》中的兰波



《兰波评传:履风的通灵人与盗火者》

译后记(节选)



这本书与其说是传记,不如说是属于兰波的精神现象学:博纳富瓦梳理的是兰波精神发展的轨迹。博纳富瓦力图说明兰波诗中的图像并非诺斯替主义的幻象:从最早的《感觉》等诗开始,他便引入了对此时此地的在场的感知;在《太阳与肉身》等诗中,他早已展现向着他人的飞跃。他用“言语炼金术”找寻的异象(vision)虽然位于感性世界之外,但也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对“‘自在的存在’的感知”。总之,兰波诗学的出发点是一种现实主义。他对巴黎公社的关注,对“客观诗学”的宣扬,对超越个体语言以进入普遍性的狂热,都表现出了他对改造社会现实、用“新的爱情”来重塑人与人的关系、重建词语与世界的联系的意愿。


不过,博纳富瓦没有忽略兰波的孤独,童年爱的匮乏使他容易滑入“残忍的怀疑主义”(《生命》)的深渊,使他无法与人共通,从而远离世界。兰波的矛盾在于,他既要梦想,又要生发出清醒的批评意识。兰波的双重性来自语言本身的双重性:“诗的言语既是希望,也是危难。”兰波从列维和巴朗什两人身上接受了双重的兴趣:“对最客观的现实的兴趣”,对语言所产生的异象的兴趣。这“正是诗歌在其无尽的矛盾中的双重追求”。于是,兰波的创作人生,便是在“图像”与“在场”之间、希望与幻灭之间的不断轮回。


兰波首先开始了他的“通灵人”计划。他想要成为使用“言语炼金术”的“盗火者”,为了达到未知,用异象寻求救赎,从而消融在一个更广大的真实的存在之中。然而,“诗歌仍然存在,词语没有完全被存在的内在性吸收”,兰波的自我意识也未彻底消除。兰波最后明白,他寻求的无非是爱,但异象“不能把火焰带往他的生活,只会耗尽他的气力,摧毁他不安的抵抗,最终消除他在社会上生存、接收或施予爱的微弱能力”,让他“更加失去和谐和共通”,迈入死滞的季节。


随后,他向基督教的“仁爱”(charité)求助。对魏尔伦的同性之爱、对巴黎公社兄弟情谊的向往,使他从异象回到现实,通过“仁爱”追求人与人的共通,并希望将魏尔伦恢复成原初的“太阳之子”。然而,“仁爱,这重新走上和解、融洽之路的尝试,很快变回了先前与现实对抗的、路西法式的反叛。”他过分苛求的爱让他和魏尔伦都落入了地狱。


电影《心之全蚀》中的魏尔伦与兰波


在《地狱一季》中,兰波回顾了他的历次失败,将之归结为“被遗弃的处境与从不干竭的希望之间的矛盾”。“他被判处给了希望”,但“循环已然紧闭,‘不可能’已然明确,‘童年所受的肮脏教育’已然扎根,将整场生命献给无止境的反抗,献给虚妄与毁灭并存于其中的骄傲”。经历了《不可能》中的绝望后,兰波在《清晨》中“懂得了,既然他称之为‘地狱’的发展过程——不耐、跃进、幻灭、苦楚——在惶惶之中无从止息,那它们便是生活本身,他必须承认它们”。在最后的《永别》中,“他提出了一种现实主义的行动”:“我啊!我自称占星术师或天使,伦理道德尽皆免除,我还是带着有待于求索的义务,有待于拥抱的坎坷不平的现实,回归土地吧!农民!”这是博纳富瓦非常喜欢引用的一段话。兰波构想了一个“强烈的耐心”的仁爱的新计划,并将真理“建立‘在一个灵魂和一具肉体之中’,建立在一种苏醒的存在之中”。


于是我们在《彩图集》中看到了“精灵”的出现,他是重新创造的爱的化身,这新的爱是“在感性王国的深处对普遍理性与数字的无限和谐的再发现”。这精灵不是神,而是人潜在的可能性存在,具有“从克己转向行动、从异化转向在场、从律法转向自由”的能力。然而,这精灵,这科学与音乐相结合的新的和谐,又与印度大麻的迷狂联系在一起,最终也只是一个梦,而未实践到最后,《彩图集》也成了对失败的体认。 兰波是在矛盾中屡战屡败的悲剧英雄。他选择在诗歌中找寻绝对的自由,但却永远躲不过语言的异化:“诗让我们全身心投入对整一性的追求,最后却只让我们与其他存在分离,恢复我们本以为消除了的二元性。或许,诗从来都只是一条死路。只有在承认失败时,它才能找到真实。”这并非一种悲观主义,这更接近存在主义的腔调:诗人的义务,是真正认清诗歌的“不可能”,并把这种不可能当作目标,永远行进在永不可能完成的创作之路上。兰波随后的非洲人生,并非断裂,而是延伸,甚至,他对诗歌的拒绝才是一种真正的见证,他归于安静的时刻才是他最雄辩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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