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 划时代的米哈尔科夫
她身上的“虽千万人吾往矣”气质，好像真的就超越了时代的限制，在俄罗斯人心中，成了一成不变的品格。
原文 ：《划时代的米哈尔科夫》
作者 | 上海外国语大学 齐昕
图片 | 网络
俄罗斯二十世纪后半期的大导演里，我真的最喜欢尼基塔·米哈尔科夫。
这似乎也没什么奇怪，同一代电影人里，米哈尔科夫是最早功成名就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可以说完成了在当代俄罗斯文化中的自我经典化。但事情可没这么简单。自获得辉煌商业成功的《西伯利亚的理发师》之后，他迅速成为令众多俄罗斯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所不齿的人物。《理发师》一片中，他颇具姿态性地客串了罗曼诺夫朝末期最踏实保守、最具“民族风”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一角，宣告了他的所谓“开明的保守主义”立场。他大约自以为“右”得可爱，殚精竭虑地在当代俄罗斯社会树立庞大得势的米哈尔科夫家族的新时期贵族形象，更公开露骨地紧贴上最高的政治当权者，为其摇旗呐喊。
值得庆幸的是，作为导演的米哈尔科夫的经典化是在苏联时期就完成了的。艺术家身份背后的米哈尔科夫，毫无疑问是划时代的。他滑稽而积极地参与当代社会政治，令时下的俄罗斯社会很难从容消化他近期的作品。无论是《烈日灼人》的续篇，还是改自蒲宁同名小说和笔记的《中暑》，都引起俄罗斯本土观众全面“笑场”，尽管在这些高投入大制作的片子里，米哈尔科夫既反省了自己社会政治立场上的左倾变右转，更敲打了始终不肯放弃本民族救赎世界思想的俄罗斯民众的民族主义和斯拉夫主义神经。因此，无论如何，否定艺术家米哈尔科夫的创作功力与自觉，是没有道理的。
为“停滞”时代收个苍凉而温情的尾
拍摄《亲人们》的米哈尔科夫，在彼时苏联导演里是个异类。1980年代冒头，他风华正茂，风流热情。不简单的家庭出身（父亲是深受爱戴的大诗人），给他很多自由。可是，《亲人们》之前的片子，他始终钻在或远或近的历史里，不肯直面当时的苏联。而金牌编剧维克多·梅列什科的剧本，给了他一个机会，为已经怆然进入尾声的“停滞”时代收个苍凉而温情的尾。
《亲人们》里的苏联生活图景，彻底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丰富与繁荣，计划经济之下“啥都买不到，但其实啥都搞得到”。大家基本都还是住在《命运的捉弄》里被梁赞诺夫笑话过的搭积木般的板房里面，逼仄的一室或者两室，以实用为目的，来了客人的话，有时候甚至要睡到阳台上去。普通的食品店里，新鲜肉类和有地区配额的日化用品，照例要排长队去抢购来。然而，在这个关系社会，日本的丝绸浴袍、法国的名牌化妆品，甚至来自最大对手美国的组合音响，都是可以想法搞到的，也居然就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如今，俄罗斯的七零后们在网上集体怀旧，想念童年时期没有任何品牌，只有国标和乳脂含量标志的瓶装（瓶子是要洗净交还的）和袋装牛奶之类，我有点哭笑不得。那个时候，这典型的“苏联制造”对他们来说是绝对的理所当然，他们死缠烂打求着父母买的（确切地说，是搞到），往往是意大利产的手提式收录机和德国产的跑鞋。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影片中心人物玛利亚·瓦西里耶夫娜的出现，带着明显的对立色彩。她背着大包小包的土特产，从乡下赶火车进省城去看在那里安家的女儿。她行囊里的一切，几乎都与当时苏联城市所崇尚的消费格格不入：大罐的自制果酱、鱼子酱，亲手织给外孙女的过冬绒帽和厚袜…… 这些百分百DIY、乡土气息浓厚的、被女儿和孙女视为理所当然的物产，是这个壮实而灿烂的乡下妇女最深厚的生存背景，在俄罗斯的文化里，皇权教权也好，政治旗帜变换也罢，多少年过去了，好像没有多大变化。
难能可贵的是，玛利亚完全不是索尔仁尼琴和拉斯普京笔下那样逆来顺受、自愿受难的农村妇女形象。索尔仁尼琴心目中的俄罗斯圣女，是他写过的马特廖娜：无穷尽的温存辛劳和高尚操守在肉体灰飞烟灭之后，要靠读者们通过紧张的形而上的思考悟出来的。而《亲人们》中与圣母同名的这个玛利亚，是个敢于对立、不肯妥协的强势角色。
她从乡下来，本是要看看久未见面的女儿一家。女儿家的普通市场上买不到的日本浴袍、美国音响，外孙女每天放学回来满嘴混社会的行话新词儿，守着音响听外国的disco音乐不肯停，她都从容接受了：年轻的躁动和锐气，总是要有个出路。但她坚决不认同女儿和女婿对待婚姻的轻佻的“后现代”态度：略有不和，便各自寻欢，把离婚看得像出门买趟冰棍儿一样轻松。她无比心疼和感慨地看着贫病交加、早已彻底变成酒鬼的前夫维护残存的自尊，闹到了前夫第二任妻子家，要其对这个崩溃边缘的人负起责任。她汹涌磅礴的爱意，就像诗人歌手泽姆菲拉唱的那样，要将人“连头带脚都装进”。可是，“停滞”末期的苏联社会，大家都疲倦地看着像揭露皇帝新装的小孩一样阳气和正义感均十二分足、不肯安分的玛利亚。某个黄昏，玛利亚哄孙女睡觉，哼着天长地久的哥萨克摇篮曲，而孙女将头埋在被子里，依旧带着耳机，听着那第N遍“Sunny one so true, I love you”（西德乐队Boney M.的流行舞曲）。等外婆以为她已睡去，摘下她的耳机，垫着脚尖走开时，小女孩（为了减弱该角色的娇羞，米哈尔科夫特意安排了一位小男孩来扮演）睁开湿湿的眼睛，望着夏日隆重而悠长的晚霞，神情比外婆无奈多了。
一个时代就此结束了
玛利亚来自民间、泥土味馥郁的抵抗，稀释在时代里，仿佛真的没有多大的意义了。米哈尔科夫要讲的，其实是一个无辜的时代。这个时代，徒劳与否，军人的地位依旧很高，工程师、技术员都还是让人羡慕心安的好工作，只要政治上没问题，你的教育、工作、住房、医疗、养老，国家仍要包管。但外国舞曲中，人们与其说是心思荡漾，不如说是惶惑。因为他们隐隐感觉到，还没真正经过文化意义上的现代，而那些之前他们自觉接受或被灌输的价值，即将被呼啸而来的所谓后现代嘲笑殆尽。
在《亲人们》里，时代的结束，并不以勃列日涅夫去世为标志。苏联的最“黄金时代”的谢幕，在片中是以国家出兵阿富汗为开始的。片子的尾声，玛利亚在省城原本空旷的火车站上，突遇汹涌的新兵人潮。一个个剃得光光的脑袋间，苏联的小兵们并不强说愁，还闻不到死亡的气息。她看到基里尔，前夫第二段婚姻生下的孩子。只见他忽闪着清澈见底的大眼睛，微微抿了几下嘴，道出了血洒战场的整整一代人的绝望与奇异洒脱。二十多年后，彼得堡大导演巴拉巴诺夫拍摄争议巨大的《货号200》（苏军运输装有阵亡士兵锌皮棺材的航空批次的特殊编号）时，也同样是以出兵阿富汗作为大国崩塌的真正起点的。
玛利亚哭成了泪人。她心疼极了这个与她毫无血缘关系的男孩。省城里的“新生活”，她无法也坚决不愿接受。同时，她似乎也隐隐觉得，巨大的变化即将重压而来，毫无逆转的可能。不过，米哈尔科夫请来诺娜·莫尔久科娃饰演玛利亚这一角色，需要她在关键时刻不自觉地亮出典型的哥萨克女性毫不妥协的剽悍脾气。片子结尾，玛利亚久久痴望着火车载走娃娃兵们消失在生死未卜的远方。她甩开眼前的城市，头也不回，沿着铁道，向着乡下家的方向走去。而突然出现的女儿和孙女也呼唤着跟了上去，不知是要挽留，还是随着玛利亚回到乡下去。非常明显，一个时代就此结束了。
仿佛“永恒”借助玛丽亚的身躯
《亲人们》拍成后受到官方审查的严厉斥责，他们对导演提出了大大小小两百多个修改意见，从“苏联人民怎么可以迷恋西方的靡靡之音”，到对阿富汗战争的影射，要求其通篇重来。米哈尔科夫坚决拒绝（所以说，时下许多俄罗斯人指责他向来喜欢跟官方黏糊在一起是不公正的）。于是，拍好的胶片在莫斯科电影制片厂躺了近两年。直到安德罗波夫上台，阴差阳错地看到影片，并大嘉赞赏，《亲人们》这才见了天日。
然而，三十多年过去了。《亲人们》里的人物，有的估计早已将年轻鲜活的生命断送在了阿富汗；有的在苏联解体后1990年代的艰难世事里贫病交加，以白开水和黑面包过活；有的，比如玛利亚的女儿，凭借着美貌与适度的放浪，在俄罗斯20世纪第N次移民浪潮中，大约傍上了哪位外国佬，去了西方。后来的许多可能都不算太乐观。
时代的大起大落里，玛利亚所代表的充满俄罗斯本土气质的乡情，显得多么童稚。不过，她身上的“虽千万人吾往矣”气质，好像真的就超越了时代的限制，在俄罗斯人心中，成了一成不变的品格。玛利亚以初始的、“洪荒”的热情与爱意对待她身边的“亲人们”，一根筋地要他们向善、好好生活。说到底，对毫无能力左右时代的芸芸众生们来说，尤其是在俄罗斯这样地域广大、民族众多得令人头晕目眩的地方，就仿佛“永恒”借助玛丽亚的身躯，带着某种大剌剌的悲怆与热忱，掀起上衣，露出底色。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85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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