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科新人推介② | 何益鑫：哲学史研究是一条迂回的道路

▋社科新人

青年是国家的希望和民族的未来。上海市一批青年才俊逐渐涵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形成了具有上海特色的青年学人共同体，对于加强社科理论队伍建设和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上海东方青年学社组织评选出了2020—2021年度“上海社科新人”，本报将陆续予以推介，聚焦其传承学术、创造思想、影响社会的使命担当。

本期推介的上海社科新人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何益鑫副教授，从事先秦儒家哲学和《周易》研究。在他看来，哲学面向人类存在的根本问题，需要一个总体性的生存和思想视域。而哲学史的研究最后归结为文本的研究，要如其所是地理解文本的本来面目，这又取决于思想史的系统叙述。这种方式的理解无疑是一个思想重构的活动。

原文 ：《哲学史研究：一条迂回的哲学道路》

作者 |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何益鑫

图片 | 网络

“直契本源”和“顺流而下”

我的学术研究有两条基本的思想取径：一是“直契本源”，通过本源性的、开创性的经典文本的深入解读，契入作为一条思想道路或一个思想学派的源头之中；一是“顺流而下”，在本源的理解中引出这一思想道路或思想流派内在生发的思想线索，清理其后学进一步的发展逻辑。故先秦儒家的研究从《论语》开始，先秦道家的研究从《老子》开始，易学的研究从《周易》卦爻辞开始，这是“直契本源”：从《论语》的体认，引出七十子后学的思想线索，下迄孟子的心性论；从《老子》的研究，梳理老庄后学、黄老、申韩的流衍；从《周易》卦爻辞的研究，扩展到早期易学乃至《易传》及汉以后易学史的研究。在哲学史或思想史的研究中，从本源性的经典著作开始，相比于从后世某个思想史节点或断代的研究入手，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一个确定的原点可以作为后续思想史研究的锚点，而它所蕴含的思想因素及其内在生发的问题意识或思想线索，决定性地引导着思想开展的历史进程。

但这一条研究道路也会面临方法论上的质疑和现实的困境：经典文本在解释上的模糊性和开放性，何以能在一种思路中坍缩为某种确定性？解释学告诉我们，文本的本义不可达到，既如此，何以能够有一种近乎“本义”的主张？在很多人看来，这是终极的反驳。但与此同时，也有不同的提法。如康德说，我们可以比亚里士多德更理解亚里士多德，因为他没有充分规定自己的概念，从而有时候所言所思有悖于他自己的意图。事实上，比作者更理解作者是可能的。这当然不是说，我们能够比他本人更为彻底地沉浸到他的个体生命之中；而是说，当思想的逻辑进一步展开之后，我们可以更为自觉地意识到一个思想者的思想的起处、落处和边界处。

打个比方，一句话在心思中“愤悱”，而没有被清晰地说出；其后借助于思想史之口，被表达为清晰的思想。那么，这个被后人说出的思想，是不是等同于那人胸中愤悱的心思呢？显然不是。但它或许指示出了那人当初愤悱之时的一种隐性的趋向。两者之不同，意味着这个意义上的本义是不可达到的。两者的内生关系又意味着，我们拥有了相对于那人来说更为清晰的对可能的思想空间的想象。在这个例子中，比作者更了解作者的可能性，建基于作者思想的历史展开之中（这是一种形式）。思想史的综观让我们拥有了更广阔的思想视野。

“如其所是的理解”

哲学史的研究最后归结为文本的研究。我的研究基本上是围绕经典文本的解读而展开的。各项研究在风格上的差异也造成了一些误解。如《周易》卦爻辞的研究曾让不少人怀疑，我是不是有一个学术转向——从哲学到历史考证。对《性自命出》的研究，其“章句”“讲疏”的安排也让不少人感到不解。其实，这里并不存在“转向”或“标新立异”。我认为，研究的方法和呈现的形式依附于文本自身的特性，唯有找到一种合适的研究方式，文本才能以最适意的方式呈现自身。它们共同服务于一个目的，即理解文本，或者说，如其所是地理解文本的本来面目。

“如其所是的理解”，意味着它是未经他人有意重构的。经典解释史上的一切解释活动在引导我们进入文本的同时，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身的思想建构。潜意识的解释倾向取决于一个时代的生存境遇和思想状况。这种不自觉的倾向出于自身清晰化和系统化的要求，又会引导出有意识的基于经典解释的思想重构活动。一种重要的方式是通过经典文本或思想要素重新组合，重新搭建意义链接而实现的。早期的经典由于是洞见叠加洞见的文本形式，具有形式上的离散性质，很容易在不同的意义语境中得到新的解释。即便作为命题或主张出现的思想论断，也仍可以在更加多层化的思想结构中获得新的定位。

故《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原本是在思想演进中历时地展开的作品，被理学家作为一个逻辑上的整体来了解；四者在思想上的差异，被理解为显与隐的差别。以逻辑的结构代替历时的演进，是后人观察思想史的一般取向，但它有一个基本的预设——前后相承的必然性。然而，从前人来看，在那隐而未发的思想形态中，本蕴藏了更为广阔的思想空间。对于《论语》而言是如此，对于《孟子》而言又何尝不是？在后人重构的过程中，那些相应于时人的解释意图而最先释放出新的解释可能性的重要思想要素，以独特的排列方式为新的思想空间搭建起了主要的框架结构；进而，在结构与文本的反复互动中，跳跃的、空缺的部分也被逐步填充，两者之间达到了解释上的融贯。经典解释的系统化也就意味着思想创构的完成。这种形式的重构当然是思想创造的重要途径。但从文本理解而言，重构了的视角和框架恰可能成为最大的障碍。因此，“如其所是的理解”，需要对解释中的建构性因素有充分的警惕，在假道解释史的时候，尽可能剥离附益于其上的东西。

文本研究回归思想史的系统研究

文本的理解不可避免地又是某种意义上的重构活动。文本理解的本质就是重构。故问题变成，如何对文本进行一种合乎其本性的重构式的解读。为此，把它从过往的意义关联（如“四书”）中独立出来，承认它的特殊性是重要的；随之而来的是就其自身的问题关切和叙述逻辑来了解它的思想。但这样还是不够。只要一个文本不是在有意识地建构一个自身独立的思想系统，它的文本和思想就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更广阔的思想背景，比如一个思想流派在演进过程中的问题、线索、趋向、目标。而后者唯有在文本与文本的关联中才更容易地显示出来。于是，独立出来的文本又需要被重新置入新的文本关联之中，以便重新发现它们之间的历时性的演变逻辑。对单个文本如其所是的理解又重新取决于思想史的系统叙述。这种方式的理解活动，要求具体的文本研究回归于相关思想史的系统研究。也正是解释上的系统性和融贯性，提供了一种解释的可行性的担保。这无疑是一种思想重构的活动，只是它依循的不是一个产生于纯粹思想空间的逻辑结构，而是尽量去呈现思想一步步发生和转进的历史逻辑。它包含了一个发生学的视角。思想的发生学，其根基在于最本源的生存实感和洞见，它的指向则是独立的结构化的思想空间。

理解文本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它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我们以往对早期文本的理解，很多都没有进行有效的剥离和重构，以至于解读和阐发陷入混乱，建立于其上的思想创造也未能达到足够的清晰和自觉。

一种思想形态有其自身的生命结构。这个生命结构显示的是一种形式的具体的完整的生存。一旦组织结构被肢解，文本就被重新嫁接到一个非本真的肢体中，它在成为新的思想形态的构成要素的同时，也就不再属于它自己了。此时，我们失去的不是它的质料，而是它的本真生命——一种本源性的生存可能性。

哲学面向人类存在的根本问题，因而需要一个总体性的生存和思想视域。如果哲学活动不想停留于既有思想的剪裁与拼接的游戏，那么，历史上典范性的生存理解，将为理解我们自身的生存结构、生存可能性，或者说哲学的重新发动，提供更加本源且真实的引导和启发。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01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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