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阿斯曼纪念：一座“记忆”的丰碑 | 社会科学报

学人追忆

尽管阿斯曼自身业已化作集体缅怀的记忆符号，留下一个令人仰望的背影，但他教会了我们珍视记忆的力量。记忆关涉过去，指向现实，更通达未来：沿着记忆，时间长河中的一切经验世界就具有了稳定性与再造性。

原文 ：《扬·阿斯曼：一座记忆的丰碑》

作者 | 上海外国语大学    童欣

图片 | 网络

2024年2月19日，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文化记忆理论的奠基者、德国著名埃及学家与宗教学家扬·阿斯曼（Jan Assmann）教授与世长辞。扬·阿斯曼历任德国海德堡大学埃及学教授、欧洲科学院院士、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等，1990年代，他与同为文化学者、同样著作等身的妻子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教授提出文化记忆理论，从此享誉世界。德国《时代周刊》称颂扬·阿斯曼为“德国的记忆艺术家”，认为文化记忆理论是1945年后德国人文思想辐射全球的重要典范；现任德国联邦文化部部长克劳迪娅·罗特（Claudia Roth）盛赞阿斯曼是我们这个时代领先的学者，影响力远远超出专业范畴。凭借在人文领域的科学成就与社会影响，阿斯曼一生荣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勋章等无数奖项，他在为当代记忆研究开宗立派的同时，自身亦成为一座值得缅怀的记忆丰碑。

文化研究的学术丰碑

回溯扬·阿斯曼的学术与思想脉络，他毕生致力于古埃及研究，曾多次在尼罗河流域主持考古挖掘工作。根据古埃及的宗教历史与社会生活遗迹，阿斯曼探究的核心问题始终是，人类文明如何通过文字、正典、仪式、建筑等方式，构造一个凝聚着共同经验与信念的象征意义体系，如何通过连接起对过去的指涉、政治想象和身份认同，于漫漫时间中延续并传承一个民族的文化与传统。对阿斯曼而言，理解古代本身并不是目的，理解究竟是什么塑造了我们的今天更为关键。正是基于这样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思考，阿斯曼在《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1992）中开创性地将“记忆”与“文化”两个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认为文化是记忆的一种形式，而文化记忆是人类记忆的外在维度。记忆及其保存与传承的过程，就是人类社会借助文化记忆术，通过留存代代相传的集体知识，来确证、呈现、重构与延续文化的过程。

作为一个整体性和全新意义上的理论体系，文化记忆是对久远过去的一种集体理解和集体建构，阐释并澄明了人类文明维持其本质并得以代际传承的方式与过程。它经由阿斯曼首次进入人类学的视野，逐渐拓展至社会学、历史学等其他学科，成为被国际学界广泛接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概念，引领了一种以“记忆”为视角研究人类文化的新范式，极大地裨益了记忆研究的当代赓续。在著述中，阿斯曼沿着尼采、哈布瓦赫、弗洛伊德、瓦尔堡等欧洲学者走过的道路，在将记忆研究从主体的内心世界引向社会与情感的先决条件的同时，进一步引入象征结构和文化结构。在他看来，通常能够在三代人之间循环与纵向传递的口述回忆，塑造了一个共时性的“交往记忆”空间，而指向更为遥远过去的“文化记忆”则形成了一个历时性的时间结构。阿斯曼的“文化记忆”概念与德里达的“档案”概念、伯恩斯坦的“传统”概念遥相呼应，借助这一视角，历史的纵深被打开了，复杂、多样的文化记忆如同纽带一般，联结起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具有差异性的人类主体及其族群身份。正是在这种种张力与矛盾中，文化记忆获得了活力，人类文明的昨日图景得以向今人徐徐展开。

时代变革的思想印迹

近几十年来，以记忆与回忆为主题的研究在世界各地方兴未艾，文化记忆理论的创建与被普遍接受亦非偶然，其根源正如阿斯曼在《文化记忆》前言中指出的，“在于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大变革”。他所理解的时代精神主要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即无论个人或集体，都需要正视自己的过去。在他提出文化记忆理论的年代，世界刚刚经历东欧剧变与两德统一，记忆视角既反映出彼时西方知识分子在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向的思潮中，对于过去与现实议题的审思，也与德国的战争罪责和历史话语有密切关系。随着亲历者的老去，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面临记忆传承的断层危机。如何在时代大变革中描述和把握历史与当下的关联，如何对历史记忆进行有效留存、建构与延续，都成为当时的德国学者亟需厘清的时代命题。

随着文化记忆概念的传播与普及，阿斯曼本人在德国乃至西方的记忆话语和实践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有德国媒体评论道，若是没有了“文化记忆”这个表述，恐怕这些年历任德国联邦总统都难以写好演讲词。这不仅仅适用于阿斯曼的以反思性“纪念文化”著称的德意志故乡，也适用于其他需要通过文化记忆来重新认识自身的群族。一系列关于记忆的术语得以从书斋进入更广泛的国际社会，离不开阿斯曼的智识成就与公共发声。他关心民族、历史、战争等宏大的命题，也敢于在敏感的国际政治问题上为道义奔走呼喊。2018年，阿斯曼获得法兰克福书展颁发的德国书业和平奖，因其针对文化记忆、宗教及一神论的研究开启了关于文化和宗教冲突基本问题的国际对话，促进了世人对宗教与和平的理解。阿斯曼指出，只有通过记忆，人类才有希望告别暴力，终有一天，美国人会为被他们迫害过的非洲人和印第安人竖立纪念碑，天主教会为十字军东征和宗教法庭的受害者竖立纪念碑，日本人会为遭受他们侵略的中国人和朝鲜人竖立纪念碑，澳大利亚人会为被掠夺了土地的原住民竖立纪念碑……这种乌托邦式的记忆是对暴力与创伤过往的抵抗，不忘却的记忆是对人类尊严最根本的维护与尊重。

通向未来的未完待续

新世纪以后，文化记忆理论被译介到中国。通过阿斯曼搭建的记忆之门，埃及文明与中国这两个古老的文明以新的视角彼此遥望并邂逅，产生了深远共鸣。阿斯曼眼中的古埃及书写文化与中国的甲骨文类似，作为象形文字被保存在文化记忆之中，以“永恒的文字”守护传统文化的根脉；他从建筑、铭文、仪式与伦理角度考据古埃及王朝神庙，亦让人联想到《左传》描绘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随着他两部经典著作《文化记忆》与《宗教与文化记忆》中文版的陆续问世，阿斯曼夫妇于2015年应邀访华，在北京等地进行巡讲，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社会对记忆问题的关注与探讨。借助阿斯曼的理论资源，国内学界发展出历史记忆研究、族群记忆研究、社会记忆研究等细分领域，涉及史学、哲学、文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新闻传播学等专业，产生了丰硕成果。例如，中国学者或以纳粹屠犹记忆为参照，勾勒出南京大屠杀创伤建构与记忆形塑的过程；或聚焦少数民族的族群记忆及其对华夏身份认同的议题；或考察知青、下岗工人等记忆人物在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中的演变，等等。可见，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为中国本土的记忆探索提供了有益借鉴，不仅展现出旺盛的学术生命力，也激发国人以“记忆”为视角重新理解中华文明何以源远流长。如今，国内跨学科的记忆研究蓬勃发展，“回忆”“集体认同”成为媒体里的高频热词，“记忆繁荣”（memory boom）在又一轮世界变局中悄然来到中国。

与此同时，数字时代的瞬息万变正在全球形塑新的记忆景观，新技术的变革也带来了诸多围绕记忆的新旧疑问：互联网到底有没有记忆？数字时代是在强化记忆抑或加速遗忘？如何看待具备记忆能力的人工智能？面对这些问题，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并为当代学者转向算法记忆和人工智能生成的记忆研究提供了理论源泉。他告诉处于现代性身份危机的人们，数字时代的记忆仍旧属于文化记忆的范畴，是我们这个“特定时代、特定社会所特有的，可以反复使用的文本系统、意向系统、仪式系统”，其作用始终在于稳定和传达当下人类社会的自我形象。尽管阿斯曼自身业已化作集体缅怀的记忆符号，留下一个令人仰望的背影，但他教会了我们珍视记忆的力量。记忆关涉过去，指向现实，更通达未来：沿着记忆，时间长河中的一切经验世界就具有了稳定性与再造性。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德国唐人街的文化记忆与民族认同研究”（22CSS014）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94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王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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