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定论起波澜！项羽究竟死于何地？| 方志江苏
南宋建炎三年，李清照和丈夫赵明诚具舟从江宁前往芜湖，沿江而上时经过和县乌江，写下了著名的《夏日绝句》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项羽最终乌江自刎的说法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但是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学术界在解读《史记》过程中，对项羽最后的身死之地产生“和县乌江说”和“定远说”两种学术分歧。本文作者持后一种观点，作者认为项羽身死东城，即今安徽定远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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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无数著名历史书及社会传闻使项羽“身死乌江”说讹传至今。1985年 2月 13日《光明日报》发表许正山的《项羽究竟死于何地？》文章，认为项羽是死于“东城”而非“乌江”，随后多家报刊转载。200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华文史论丛》，发表著名学者冯其庸的《项羽不死于乌江考》《千百年来一座有名无实的九头山》两篇论文，进一步阐述了“项羽是死于东城而不死于乌江”的看法。然而，由于千百年来讹传的项羽“身死乌江”说在人们的心目中根深蒂固，在当今学术界和社会上要予以澄清仍尚待时日。故继续深入探讨，是项羽文化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之一。
《史记·项羽本纪》（以下简称《项羽本纪》）结尾处：“太史公曰……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史记正义》在“五年卒亡其国”句注：“五年，谓高帝元年至五年，杀项羽东城。”（《史记》卷七，页 339，中华书局，1959年）以上史料业已明确指出项羽“身死东城”。
从项羽败退的路线可知，项羽兵困垓下（今安徽灵璧县东南沱河北岸即单圩乡老庄胡村），率骑兵八百余人，于午夜突围南逃。汉军于次日拂晓才发觉，汉骑将灌婴率五千骑兵追杀。项羽历九十多华里至淮河古渡口“渡淮”，跟随项羽的骑兵仅剩下“百余人”，渡淮至南岸钟离（今安徽凤阳县东北二十华里有霸王城遗址）。又向钟离西南奔七十华里“至阴陵”（今安徽定远县靠山乡古城村），迷失道路，受田父骗而陷大泽中，此时汉军已追尾，于是项羽“引兵而东”于阴陵东南不远处被汉军追上厮杀（今有“刘会桥”遗址即当时“刘项会兵”处）。项羽且战且退，又经九十华里“至东城”（今安徽定远县大桥乡三官集或朱马乡），跟随项羽的骑兵仅剩余“二十八骑”。而“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羽“卒困于此”“自度不得脱”，乃“决死”“快战”，又“亡其两骑”，至此仅剩下二十六骑了。后及两侧有众多汉骑追围。项羽及极少骑从者人饥马乏，前距乌江还有二百华里，在此情势下，项羽从东城脱身逃至乌江，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身死东城”是必然的结局。
楚汉相争中项羽之死有东城和乌江两说（许盘清、许昕娴 制作）
汉骑追杀项羽为首的将领是灌婴。《史记·樊灌列传》（下文简称《灌婴列传》）：“项籍败垓下去也，婴以御史大夫受诏将车骑别追项籍至东城，破之。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皆赐爵列侯。降左右司马各一人，卒万二千人，尽得其军将吏。下东城、历阳，渡江。”其中所言“追项籍至东城，破之。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点明了项羽是在“东城”被“五人共斩”的，亦印证《项羽本纪》结尾处司马迁所作的项羽“身死东城”的结论。
灌婴在追杀项羽于东城的战斗中，功劳最大，故《灌婴列传》：“汉王立为皇帝，赐益婴邑三千户。”而《灌婴列传》所言“共斩”项羽的五人“皆赐爵列侯”，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得到印证：“涅阳（吕胜）……以郎将击斩项羽，侯，千五百户，比杜衍侯。”“中水（吕马童）……以司马击龙且，（后）[复]共斩项羽，侯，千五百户。”“杜衍（王翳）……从灌婴共斩项羽，侯，千七百户。”“赤泉（杨喜）……从灌婴共斩项羽，侯，千九百户。”“吴房（杨武）……以都尉斩项羽，有功，侯，七百户。”除以上五人“赐爵列侯”外，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还有追杀项羽有功而封侯的二人：“魏其（周定）……为郎中骑将，破籍东城，侯，千户。”“高陵（王周）……以都尉破田横、龙且，追籍至东城，以将军击布，侯，九百户。”《灌婴列传》所记又在《高祖本纪》中得到印证：“五年，高祖与诸侯兵共击楚军，与项羽决胜垓下……（项羽）大败垓下。项羽卒闻汉军之楚歌，以为汉尽得楚地。项羽乃败而走，是以兵大败。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斩首八万，遂略定楚地。”
以上《史记》中多处记载项羽“身死东城”，相互印证，言之凿凿。足以说明项羽“身死东城”而不是“身死乌江”，这就是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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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中括号“乌江亭长舣船待”及项羽与之的对话是“心理描写”左中括号《项羽本纪》在记载项羽于东城“决死”“快战”“亡其两骑”之后，接着写：“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不忍杀之，以赐公。’”这段文字第一句是写项羽“欲东渡乌江”，“欲”就是“想”。而随即第二句就超越时空不知如何从东城脱身而至乌江边与亭长对话？却言“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与第一句相抵牾。既“想”东渡而又“我何渡为”？“天之亡我，非战之罪”此语在“卒困”东城“自度不得脱”“决死”“快战”之时，项羽对其部下已连说两次了，加之此次又言，如何解读？在与亭长对话之后，接着写“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余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乃自刎而死。”其“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的地点，是“东城”还是“乌江”？又作如何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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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我国最早的纪传体通史，语言丰富生动，文采焕然。特别是众多的人物传记，形象鲜明，性格丰满，情节跌宕有致，故事有戏剧性，并富于抒情色彩，实为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典范，也可以看作是杰出的古代传记文学作品和古代散文经典。鲁迅先生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但司马迁《史记》的部分内容及书写，也受后世读史之人的批评，特别是对项羽、刘邦及其同时代人之言谈行事的描述，司马迁几乎表现为自己是当时“在场”的人。其笔下“主观”描述让人怀疑司马迁有失史家客观立场，其批评亦不无道理。当然，从总体上看司马迁仍不失史家风范。
司马迁笔下的项羽实际上是司马迁心目中的项羽。其笔下的“乌江亭长”和“田父”这样的小人物，无论是相信其为特定的人或怀疑其存在，都是对司马迁本意的误解。他们只是秦汉之际无数百姓中对项羽的感情与态度的代表。“天下匈匈数岁”“徒苦天下之民父子”，司马迁不过是“虚拟”借着他们在文中的“存在”，而揭示无数百姓对项羽所表达出的“期望”和“失望”的两种类型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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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如上认识，《项羽本纪》所记：项羽“卒困于此（东城）”“今日固决死”，在此生死存亡的关头，项羽“欲东渡乌江”以图卷土重来，是自然而然的。鉴于项羽起兵反秦在吴中的巨大影响力，像“乌江亭长”这类众多的小人物是会继续追随他的。但三年灭秦之后，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在连年战乱、生灵涂炭的社会背景下，像“田父”这类众多的小人物，无论对项羽还是刘邦，都会反感而予以“不配合”的。而项羽彼时的矛盾心理：既想渡江东山再起，却又无颜见江东父老。
文中三次重复“天之亡我”，说明“卒困”于东城的项羽，精神上已瓦解，认为无力回天了。依项羽的性格，他宁愿以死谢天下苍生，而不愿个人苟且偷生。所以，自“欲东渡乌江”起，一直到“不忍杀之以赐公”这一段文字，全部是司马迁的“虚写”，并非项羽真到了乌江，且与亭长对话。司马迁对项羽这种心理状态的描写，符合项羽的性格和心理状态。当然，带有作者的主观意向性。由此，项羽“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以致“自刎而死”的地点，无疑是在东城，而并不是在乌江。
当然，依今人的眼光看，写史是不应当夹有文学手法“心理描写”的。但在二千年前司马迁的笔下，史学与文学尚未严格分界，这是时代局限使然。这也就是人们所批评的，司马迁《史记》中带有“主观描述”的成分。历史与文学的结合，既是所长，也是所短。既然如此，我们只有将之解读为“虚写”，才能顺理成章。反之，如仍将之看成“实写”，则“欲东渡乌江”与“乌江亭长对话”这一段相互抵牾之处就难圆其说。如果将之看成“实写”，则《史记》中多篇多处言之凿凿并相互印证的“身死东城”句，都要通通改写为“身死乌江”？一段“虚写”的“莫须有”的“乌江亭长舣船待”的文字，能抹煞掉《史记》中多篇多处印证的“身死东城”的史实吗？
项羽“身死乌江”说源于《项羽本纪》中的“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句所产生的歧义。历代读史和“注”史之人，都将之看作“实写” 而予以“坐实”，忽略其“抵牾”处，且未深入与《史记》中多篇涉及项羽之死的文字进行比对。在此情势下，项羽“身死乌江”说就以讹传讹了。
晋代虞溥曾注春秋经传，所撰《江表传》（已佚，后人对其残存文字曾予辑录）中的“项羽败至乌江”句，是现存最早的对《史记》诠释讹误的文字。《项羽本纪》中只有“项羽至阴陵……复引兵而东，至东城”，其后再无“败至乌江”句。虞溥把项羽败至“东城”的地点，一下子推至二百华里之外的“乌江”，埋下了讹传的种子，此后的史书据此陈陈相因。
唐太宗贞观年间魏王李泰为首编撰的唐代总志《括地志》转引晋代虞溥《江表传》中“项羽败至乌江”句。又云：“乌江亭即和州乌江县是也。”认为唐代的乌江县就是“乌江亭长舣船以待项羽”之处。
唐开元年间张守节所撰《史记正义》中，一方面在《项羽本纪》“太史曰……五年卒亡其国”句下注：“杀项羽东城。”另一方面又在《项羽本纪》“期山东为三处”句下复转引《括地志》所引《江表传》中句，注：“项羽败至乌江，汉兵追羽至此。”既然项羽在东城被“杀”，怎么又“败至乌江”？自相矛盾。
唐元和年间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县图志》：“东城县故城，在县东南五十里。项羽自阴陵至此，尚有二十八骑，南走至乌江亭。灌婴等追羽，杨喜斩羽于东城，即此地也。”把“东城”与“乌江亭”合为一，所谓“斩羽于东城”就是“斩羽于乌江”。为后世持“项羽身死乌江”说者提供了讹传的“理论”依据。
宋太平兴国年间乐史所撰北宋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历阳县，本汉旧县也。”“全椒县，本汉旧县。”“定远县，本汉东城县地……废东城，汉县故城，项羽自阴陵至此。又南走乌江亭，杨喜等斩羽于此。在县东南。”“乌江县，本秦乌江亭，汉东城县地。项羽败于垓下，东走至乌江，亭长舣船待羽处也。”此四处记载，在承认历阳县、全椒县、定远县“本汉旧县”的同时，却又说：“秦乌江亭，汉东城县地。”忽视乌江亭的“坐标”是在历阳县城附近，忽视介于历阳县与东城县之间的全椒县，重蹈唐《元和郡县图志》的覆辙，又把“东城”与“乌江亭”合一。南辕北辙，不能自圆其说。这些，都是晋代虞溥《江表传》中“项羽败至乌江”句的代代讹传相因所致。
元代中期，经戏剧家金仁杰所编杂剧《萧何月夜追韩信》的杜撰渲染，所谓 “行至乌江，无处投奔，来叫渔公”“说道渡人不渡马，他待渡马时便不说渡人……急不得已，羞扯龙泉自去刎”云云，绘声绘色，推波助澜，更将项羽“身死乌江”说定型化而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戏剧的传媒作用，在时空上的影响久且广，从以讹传讹乃至信以传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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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江苏地方志》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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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编：张一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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