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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历史理解政治——剑桥学派的史前史│城与邦
研究兴趣：二十世纪政治思想
在英国大学的政治系中，政治理论方向主要有两种路径：以分析哲学为工具基础，分析并试图解决“应然”政治问题的当代政治哲学路径，和对历史中政治思想家的文本进行诠释和反思的政治思想史路径。在思想史路径中，剑桥学派(Cambridge School)的地位不容忽视。国内学界经常谈到的施特劳斯学派和剑桥学派的方法论之争，在英国并不是特别明显。剑桥学派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基本处于一家独大的地位。
在上个世纪历史六七十年代，一批与剑桥大学有着密切联系的政治思想史学者（Dunn, Poccock, Skinner）发表了一系列基于新的思想史方法论的作品，以及skinner一篇宣言式的“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标志着剑桥学派的出现。这个学派一直繁荣到现在，出现了剑桥大学政治系与历史系合办的剑桥政治思想中心，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剑桥政治思想史系列的经典原著，以及“Ideas in Context”思想史研究专著系列。剑桥大学深厚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传统享誉学界。 这个传统似乎开始于剑桥学派的诞生，但是这个诞生本身显得过于突兀。Skinner在采访中曾经提到，在剑桥学派诞生的六七十年代，剑桥大学是没有政治系的，这与一个著名大学的身份是很不相匹配的。但是，剑桥大学拥有一个规模对于一所传统名校来说仍然非常庞大的历史系。Skinner简略提到了剑桥大学历史系长时间涉及到政治学教学的安排，以及用历史理解政治的传统，似乎暗示了我们这个剑桥学派的诞生有着宽厚的背景影响。 在今年第三季的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杂志上，James Alexander的文章“THE CAMBRIDGE SCHOOL, c.1875–c.1975”考察了这项传统的历史。他认为剑桥学派以历史理解政治的传统，可以追溯到1875年Seeley的”Historical Tripos”(Tripos指剑桥大学的本科项目)的建立。以用历史理解政治的标准来看，这才是“剑桥学派”的真正起点（下文以加了引号的“剑桥学派”代指Alexander认为的开始于1875年的剑桥传统，以没有加引号的剑桥学派代指我们熟知的以政治思想史研究为核心的学派）。更有趣的是，他认为我们所熟知的以政治思想史研究出名的剑桥学派的诞生，反而是“剑桥学派”传统衰落的标志。 Alexander认为，“剑桥学派”在基于用历史理解政治的共识上，发展出了四种政治研究的传统，分别是政治科学（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政治科学与我们现在所谈论的基于行为主义的政治科学大相径庭），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和政治神学。种种机缘巧合之下，政治思想史的传统取得了“霸权”，而另外三种传统逐渐衰落。这个过程可以从“Historical Tripos”中的“Political Papers”（Paper指剑桥大学中的本科课程）的内容得到反映。最开始的Political Papers叫做通用法学与政治哲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General Jurisprudence）。很快，在1885年，就被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取代。而在两年后，政治科学又被细分为归纳政治学(Inductive Politics)和演绎政治学(Deductive Politics)，并且随后又被正式命名为政治科学A和政治科学B。这样的课程分类一直沿用到1931年，直到前者被政治思想史(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后者被现代国家的理论(Theory of the Modern State)所取代。在1975年，政治思想史Paper被扩展为两个Papers，1700年之前与之后的政治思想史，现代国家的理论Paper则改名为政治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 在1997年，它又被重组为1890年以来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史Paper（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from c.1890）。 我们可以发现，“Historical Tripos”中政治思想史的分量越来越大（三个Papers中的两个半），政治哲学从能占一半比例到只能与1890年后的思想史共享一个Paper。而政治科学在1931年从就从中消失，直到它与心理学和社会学一起组成了新的“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Tripos”。政治神学则从来没有过正式的专属课程。 那么，政治思想史是怎么在这场学科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呢？Alexander认为，少量的关键学者对塑造关于历史与政治的关系的理解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在下文将简略介绍政治科学、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和政治神学四大传统中，Alexander总结出的关键学者的贡献，并且尝试思考一个更有趣的问题，即政治思想史是如何到达剑桥学派的霸权地位的。
政治科学
作为用历史理解政治路径的开创者，Seeley是政治科学传统的代表。他认为政治科学应该是类似自然科学的，完全基于归纳法的实验研究。但是，历史是进行这种研究必不可少的工具。在Seeley的政治科学中，国家而不是社会占据了中心的地位。这种传统从十九世纪晚期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初期，以至于大学拒绝了一笔用于设立社会学教席的资金，只同意将其用于设立政治科学讲席，因为政治科学可以“被解读为关于政治的广阔研究。”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社会开始越来越受到了重视。Laslett，Runciman和Dunn强烈要求把哲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譬如，Laslett注意到了哲学家明显不愿意涉及政治的倾向。他认为如果不踢开这种“隐喻的，理念的，怀疑的”政治哲学，进行政治科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我们不可能得到一种真正的关于政治的可行理论。Runciman虽然并不完全同意Laslett对政治哲学的批判，但是认为只有通过政治社会学才能解决当代政治最重要的问题。
政治思想史的传统开始于历史学家们对Seeley政治科学传统的敌视，因为Seeley认为历史对于政治科学来说是工具性。对于政治与历史的关系，他们都认同Maitland的观点，“政治科学要么是历史，要么是骗子”。Butterfield出版于1931年的作品“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是对历史的学术地位的经典辩护。Butterfield直接影响了Lastett（“Patriarcha”，1949）和Pocock（“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1957）。Skinner在1969年的著名方法论论文则最终为这种传统定下基调。 需要注意的是，在历史学家对历史学术地位的辩护过程中，曾经有着非常大的可能性将政治科学完全移除historical Tripos（Prothero, Ward, Creighton, Maitland, Cunningham都赞同这么做）。但是Seeley“Regius Professor of Modern History”讲席的继承者Acton坚持认为历史的完整性不能没有政治思想史的存在。Acton，以及Figgis都认为，研究过去的文本最为重要的目的是让我们更好的感受过去的观念。正是在Figgis的政治思想史作品中，历史学家发现了对Seeley最好的回应。历史并不是事实的储藏室（Seeley的观点），而是观念中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档案。正是这种历史本体论的建立，使政治思想史家们在不否认历史与政治紧密相连的同时，否认了Seeley历史是政治科学工具的观点，为一大批剑桥学派政治思想史家（Barker, Adcock, Woolf, Russell Smith, Evennett, Morris, Ullmann, Finley, Laslett, Forbes, Pocock, Parkin, Cargill Thompson, Abrams, Burrow, Luscombe, Skinner, Dunn and Tuck）奠定了基础。
政治哲学传统开始于Sidgwick，他帮助Seeley创立了Historical Tripos，并使政治哲学成为了其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他并没有完全否认历史的作用，但是认为要理解“政治的目的”，即什么是政治应该做的，政治哲学才是最关键的。作为Sigdwick的崇拜者，Barker认为“政治理论”（Barker更喜欢称Sidgwick的政治哲学为政治理论）主要是思辨“道德存在”的人的政治的目的。他承认政治思想史的重要性，但是认为这种重要性是工具性而不是目的性的。 Barker是剑桥大学第一任政治科学讲席教授，他的讲席本应被Oakeshott继承。Oakeshott非常警惕历史的危险性，即使学生在不同的历史理解中徘徊而不能有自己的理解。然而，Oakeshott离开剑桥去LSE任教使政治哲学传统在二十世纪中旬迅速像政治思想史传统投降。
尽管在“剑桥学派”用历史理解政治的大传统中，众多学者的作品经常涉及到宗教的维度，政治神学仍然只是“剑桥学派”中的一项无名传统。其中，政治哲学传统和其最为亲近。Sidgwick，Barker和Oakeshott都认为有一个非世俗的王国存在。在政治思想史家们对历史的本体论探索中，政治神学的痕迹也非常明显。譬如，Acton认为历史学是一种“解放”，历史学家可以上升至历史本身之上而观察到“神圣秩序的智慧”。这种政治神学与政治哲学有一种逻辑上的相似，都强调一种永恒的存在。政治哲学的永恒存在是一种抽象存在，政治神学的永恒存在则与一种作为标准判断其他历史事件的历史事件紧密相连。Butterfield则认为，历史是写在当下的。这种标准影响了整个六十年代剑桥学派的政治思想史家。
在“剑桥学派”一百多年的发展和斗争史中，政治思想史传统取得了霸权的地位，使得用历史理解政治的丰富内涵和可能性被局限在思想史形式当中。这种局面很大程度是由传统的英式讲席教授制度形成的。虽然Seeley有一套自己对政治科学的理解，他的继任者Acton强调了思想史的重要性，直接影响了六十年代剑桥学派的繁荣。Seeley一派政治科学传统对社会的排斥，使得政治科学传统不得不在外系开展新的出路，形成了与Historical Tripos不相关的“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Tripos”，从而与Seeley一派强调历史作用的政治科学分道扬镳。政治哲学传统本来顺利延续自己的路径，尤其是通过Sidgwick的崇拜者Barker担任政治科学教授讲席壮大自己的影响，却因为Barker的继任者Oakeshott出走LSE而衰落。政治神学传统虽然对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史研究影响很大，却因为一直没有正式的教席而慢慢消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
Skinner在the art of theory的采访：http://www.artoftheory.com/quentin-skinner-on-meaning-and-method/ Alexander, J., 2016. The Cambridge School, c. 1875-c. 1975.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37(2), pp.36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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