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作者的个人公众号“读书偶得2020”。本次推送，重新校订，书目合并增删（原115条降为112条），勘正书目讯息，并增加数条书籍备注说明，较作者公众号的版本有较大变动，供读者参考。

person）的概念。那主要包括了袭击和殴打；在这一情形中的“人身”（大体上）指的是有知觉能力的人体。它也不是法兰克福（Frankfurt）或斯特劳森（Strawson）所讨论的人格的概念。[3]

照此标准，共同善对坎伯兰而言是简单加总，而在莱布尼茨看来则并非如此。先说莱布尼茨。他无疑提及了善与恶之间的权衡取舍。他认为在现实世界中，受罚者的痛苦很可能被得拯救者的愉悦所压倒（Theod.,

借由永恒回归对事物、对世界如其所是的肯定，无疑使得哲人查拉图斯特拉摆脱了复仇精神，在此一诠释的大方向上，Meier仍跟随着施特劳斯，将永恒回归视作是“最高的肯定公式”（KSA

《查》序言中的“上帝之死”构成了整本书的前提与背景，上帝之死的真正结果在于，人被激进地暴露了出来：“不再有上帝告诉他什么是善与恶，不再有任何事物告诉他什么是善与恶，不再有关于善与恶的知识”（p.

用德性征服命运的观点看似平淡无奇，甚至是马基雅维利学说中老生常谈的教条。然而，在这首短诗中马基雅维利赋予了命运女神极高的地位，并将人世间一切的兴衰变化都归于这位女神的名下。在诗歌的结尾处作者说道：

82）。这也正是施克莱在《恐惧的自由主义》这篇著名的文章中的立场：政治理论家应该从关于恐惧的记忆出发，去探讨引发恐惧的政治残酷，建立一种以保护个人免受国家暴力的迫害为目标的政治制度。

阿伦特对这段话的评注更清晰地说明了“结晶”这个概念的意思。她写道：“以此为出发点的历史学家该不会像提到一串念珠似的谈什么一系列事件了。他会转而把握一个历史的星座”（Benjamin,

最后，黄教授重申，在施特劳斯的研究上，我们要三者并重：神学政治论、存有学、政治学，尤其是神学的向度。对于既有的研究，回到当前中国研究的不是，并不能有效地反驳什么，因为我们的路不是为了意识形态的认同。

曼利乌斯强烈地嫉妒孚里乌斯·卡米卢斯战胜高卢人之后获得的荣耀，同时愤恨元老院拒绝授予自己与卡米卢斯同样的荣誉，因此开始散布谣言、煽动民众反对元老院：他声称元老院私吞战利品，并加剧平民的经济负担（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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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柏拉图主义”并不仅仅指柏拉图哲学，而是将柏拉图以降的西方思想变迁历程涵盖在内，其中当然也包括基督教。参见：吴增定，《尼采与柏拉图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19页

honesty）。与他的追随者不同（至少在施克莱的眼里），罗尔斯很清楚自己理论的理想性质，而没有把自己的理论和现实政治混为一谈。相反，他的追随者则常常把罗尔斯虚构的理论直接运用到现实政治中去。

到目前为止，的确，发达的文化与欠发展的政治、文化发展与政治的滞后之间相牴牾仍没有得到解决——因此政治没有达到它所处时代的最高水平且没有能力支撑起这个民族的脊梁。

布鲁斯·雪莱：《基督教会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页。转引自常保国：西方文化语境下的专制主义、绝对主义与开明专制，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3期，第50页。

多元的高贵：模仿即表演，用不同的目的塑造人民，错用亚里士多德的“故事情节”（muthos）与“再现”（mimèsis）的概念，塑造某种人物的身份与本分。事实上，多元是来自于个性，模仿出来的优雅不是。

嗯，那个乱伦的、奸淫的畜生，他有的是过人的诡诈，天赋的奸恶，凭着他的阴险的手段，诱惑了我的外表上似乎非常贞淑的王后，满足他的无耻的兽欲。啊，哈姆莱特，那是一个多么卑鄙无耻的背叛！

niche）。但这个宪政壁龛的理论位置，尤其是与现有法律体系的关系究竟如何，阿伦特也是语焉不详。在文章最后，她甚至求助于紧急状态作为一种临时解决办法，而对问题本身避而不谈。

一个完整的正义观大致会是全面的，但并不包含道德原则方方面面。对公民不服从的定义与证明可以帮助我们梳理在具体的问题上的观察点。这一节我想做的就是在公民不服从问题上找到那些我们可信的道德观察点。

罗尔斯精挑细选的一砖一瓦所建构的正义王国——一个基本的政治制度正义而稳定的社会。那么在一个良序社会中为什么还会产生公民不服从这样的违反法律与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呢？

作为读者，我们可以轻易地接触到尼采的否定性的面相，以至于我们甚至很容易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即尼采乃是一个破坏性的哲学家，他狂暴地毁灭了他所身处其中的文明，并且不得不为随后到来的二十世纪阴影负起责任。

作为读者，我们可以轻易地接触到尼采的否定性的面相，以至于我们甚至很容易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即尼采乃是一个破坏性的哲学家，他狂暴地毁灭了他所身处其中的文明，并且不得不为随后到来的二十世纪阴影负起责任。

作为读者，我们可以轻易地接触到尼采的否定性的面相，以至于我们甚至很容易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即尼采乃是一个破坏性的哲学家，他狂暴地毁灭了他所身处其中的文明，并且不得不为随后到来的二十世纪阴影负起责任。

作为读者，我们可以轻易地接触到尼采的否定性的面相，以至于我们甚至很容易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即尼采乃是一个破坏性的哲学家，他狂暴地毁灭了他所身处其中的文明，并且不得不为随后到来的二十世纪阴影负起责任。

至此，沃格林的立场和论点似乎已经比较明确。而施特劳斯在回应的开篇中也立刻就陈述了自己的总体性立场：“一门社会科学如果不能以医生演说癌症的那种确信来言说僭政，那它就无法理解社会现象的真相。”[6]

对此，她自答：“熟稔媒体的女人和由大众参与的女性激情案例的出现并不仅限于民国时期的中国。同样，施剑翘案中展现出的令人吃惊的公众激情的批判能量也许给现代中国之外的历史进程以更多的启示意义。”

action）”的结果。正因法律所拥有的稳定社会的作用，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不平衡的权力结构经常恰恰反映在现存的政治和法律程序之中（塞利卡提斯，2016b）。因此，我们需要激进民主（radical

为了方便我们以下的讨论，我在这里对张伯斯引入的一个思考工具稍作介绍。这个工具能使我们更清晰地处理“自由”这个概念。张伯斯认为，“自由”有三种不同的含义，第一种是消极自由（negative

这段并非是莎士比亚任意地安插在这里的，作为理查的对立面（antitype），立于彼拉多前的基督这一形象，戏仿了犹太人的王，背负了十字架。莎士比亚的来源，即同时代发生的事，传达出与这场戏相似的情形。

Macabre，为晚期中世纪寓言中关于死亡普遍性的一种艺术风格。无论人处在生活中的何种位置，死亡之舞总会联合着一切。作为一种绘画题材，死亡之舞经常变现为骷髅跳着舞带领着人们走向坟墓。

“贵族的支配欲望高于平民，后者只有不受人支配的欲望，他们有更强烈的意愿过自由的生活更不愿意伤害这种自由，所以让平民担当自由的卫士。”《论李维》，第58页。

笔者认为，在谈及“统一”与“共同善”的话题时，但丁更多地是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层面，而形而上层面来谈到这个话题。在第一卷中，但丁问道：“世俗的君主制对世间的良好生活是否有必要？”（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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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意味着，在“君主”与“人民”之间。在阿尔都塞看来，之所以产生了这个“二重性”，是由于在《君主论》中“阶级的观点”与“政治实践的位置”是脱节的，使得“君主”与“人民”始终无法重合或化约

古典形式的道德观念，常常和一种目的论的有机宇宙观紧密相连。按照斯特劳斯的说法：“一切自然的存在物都有其自然的目的与命运,这就决定了什么样的运作方式对于它们而言是适宜的”[2]

还是葛兰西、阿尔都塞，都希望利用政治哲学史中的理论资源处理当代的政治问题。换言之，保守主义与西方现代马克思主义，都自负有义务为患有严重疾病的现代社会诊断出内在地病理，甚至开出有效的药方。

同时，轻易地把马克思在早年所支持的民主制等同于他在晚期所讨论的共产主义革命工具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管理机制也是不妥的，这中间至少需要足够有力的论证。参见Isaac

这些被称为欲望、爱好、爱情、嫌恶、憎恨、快乐和悲伤等等单纯的激情，在不同的考虑下，名词也不同。第一，当它们一个接着另一个出现时，便会随着人们对于达到其欲望的可能性的看法而有不同的名称；第二，它们

由个人由衷认同的楷模往往不同于某种外力强加的榜样；当一个人由衷认同另一个人的生命、生活，并自愿将之作为楷模时，她眼中的楷模不是某种抽象价值，而是一个整全的，充满种种张力、甚至挣扎的生命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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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adie看来，问题并不在于弱目的论版本随时可能转化为更强的目的论，进而召唤一位工匠或“神”，而恰恰是因为Cooper为了避免这个宿命，忽略了《物理学》II.8中的自然-人工类比。

regimes）中探讨；然而，中国政治内在的复杂性和变化性仅靠标签化的归类是无法深入理解的。“中国政治与政府”课程遵循了西方学术界研究政治的基本框架，譬如课程中探讨的中国式新自由主义（Chinese

解读这场暴动，最直观的理由便是受苦的学徒对狠心师父的反抗，通过屠杀师母爱猫来泄愤。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18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已经渐渐改变传统手工作坊的运作模式。其中，印刷作坊便是其中代表之一。

这个故事听上去顺理成章，但是我们不难发现一些更有意思的切入点，下面我们解决两个问题：一、神在这里究竟说了什么？二、苏格拉底的活动在什么意义上最具智慧?

一种现身情态从最为切近处呈现出此在的生存，而这种呈现恰好也为着此在能够操劳在世提供没有间隔的切近上手，因而这完全就是我们清楚明白、直截了当的体验，在弗莱堡时期，海德格尔已经开始思考“它给予”（Es

7、解释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与《政治自由主义》之间在你看来最重要的改变与联系分别是什么。有人认为，《政治自由主义》的逻辑代表了罗尔斯的“诠释性转向（hermeneutic

如施特劳斯所言，古典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聚焦于什么是最好的生活和什么是最好的政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典政治哲学家关注的焦点在于建立某种最佳政制来引导城邦公民追求善，最终实现古典自然目的论[1]

第六周接着对政治权力合法性进行讨论。民主作为一个政治价值和政治组织方式在很多程度上被认为是政治权力最基本的合法性来源。那么，限制民主多数决议的司法审查等宪法机制如何具有合法性呢？阅读材料：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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