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视角： 马基雅维利自由理想的现实路径分析｜城与邦
两种视角：
马基雅维利自由理想的现实路径分析
作者｜刘 今
图文编辑｜罗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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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科生
研究兴趣：古希腊哲学，政治哲学，
国际发展相关议题
前言
学界对尼科洛 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的解读主要存在现实主义与共和主义两大派，其代表著作《君主论》和《论李维》中呈现出不同政治理念。本文认为，马基雅维利的现实主义思想基于其人性恶判断，对城邦堕落必然性的确信，以及独特的美德观（virtu），不过，他认为君主的存在以及非正常手段的使用要以维护国家自由或过渡到共和为目的。另一方面，马基雅维利的自由理想植根于佛罗伦萨共和主义传统及共和制的优越性。面对佛罗伦萨政治社会危机，马基雅维利主张以罗马共和国为模范，建立法制与制度保障，采取混合政体，体现其政治理念的高度灵活性与现实性。
正文
西方文艺复兴晚期政治家与思想家尼可罗·马基雅维利（1469-1527）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马基雅维利的代表作《君主论》（The Prince）和《论李维》（Discourses on Livy）凝聚了他对佛罗伦萨以及欧洲政治、历史社会的思考，集中体现了其思想的复杂性甚至矛盾性。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论述了君主专制理论和君王权术论，有人据此认为他鼓吹君主专制和暴政；而《李维史论》表达了其对罗马共和国式政治的赞颂与追求，一些学者试图赋予其共和主义思想的光彩。但是，学界始终没有形成关于马基雅维利形象的定论。
马基雅维利所处时期政治复杂，作为政治家，他经历了坎坷多变的仕途；作为思想家，他常常不得不隐藏、甚至曲笔表达自己的主张，因此，以其著作的部分语句来解读会造成错误与曲解。本文从马基雅维利的上述两部著作出发，试图还原其思想主张的背景与目的，摆脱标签化与断章取义式解读，从而全面了解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并考察如何在美第奇家族专政背景下实践政治理念。
一、权术手段：专制君主的吹捧者？
1. 治国谋术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直言君主权术论，以“狐狸狮子”说为代表，主张君主掩饰兽性，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1]，因此他被视为“一个政治阴谋家”乃至“一个竭力吹捧暴君的无耻之徒”[2]，“马基雅维利主义”成为权术与谋略的代名词，甚至被理解成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极端现实主义，广受到道德主义者诟病。[3]然而，不能忽视的是，马基雅维利所主张的权术手段是有前提的，其差别在于是否“妥善地”使用残暴方法，即为了国家的安全必要或臣民的利益，偶尔使用且以后决不再用。[4]古罗马人不计手段与荣辱，也是考虑维护自由的策略。[5]因此，不能仅依据马基雅维利在治国手段上的部分主张，断定他的政治理念是专制政体、君主政体。理解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需要在在把握他独特的人性论、国家变迁论以及美德论的基础上全面分析。
1.2 人性恶论
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毫不遮掩地揭示了人性的暗面与局限：“一般来说，人类都是忘恩负义、反复无常的，他们妄自追求、伪装良善，见危险就闪、见利益就上。当你给他们好处，他们会对你全心全意，但你急切需要他们时，他们却离你而去”[6]。这是他提出君主效仿“狐狸”的原因，公民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成为群氓，群氓总是被外表和事物的结果所吸引，这在历史上给了君主施行权术的空间。公民还是有私利的零散的个体，难以依靠其在国难当头时确保国家安全，因此君主不能够将统治完全建立在对公民的依赖上，他主张君主效仿“狮子”，保持权威，因为被人民畏惧比被人民爱要更安全、更稳妥。
在《论李维》中，马基雅维利对共和国的公民也保持了人易腐败的一贯看法，“不管他们多么善良，或有多好的教养，人们是多么易于腐化变质，使自身表现相反的性情，成为专制统治的帮凶。[7]”因此他主张，驾驭共和国并制定法律者，必须把人人设想为恶棍，他们会不失时机地利用自己灵魂中的恶念。[8]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马基雅维利看到了公民的弱点，在他眼里绅士贵族却是“对于任何地方都是百害而无一利” [9]，他们是靠着家产的丰厚回报，游手好闲之辈，更危害的是他们在城堡里发号施令。贵族由于不满足于法律上的平等自由和权利，是共和国自由潜在的根本威胁；而人民则是与共和国的自然倾向完全一致的，都追求一种不受压迫和支配的自由。[10]因此，人民而非贵族才是共和国自由的捍卫者。
1.3 腐败国家：非正常手段
马基雅维利并未构建一个静态的乌托邦国家，在考察古罗马与雅典的城邦政体循环的历史后，他得出结论，国家是动态变化的，在腐败国家不能够采取常规治理手段。任何共和国家在创立之初都有本原的善，但是公民治国可以苟安一时，绝不会长久。为避免人人各为其是这种乱局，他们恢复了君主制，于是他们又将日甚一日地陷入混乱。[11]如古罗马人民最初只把执政官和其他的职位授予提出要求的人，人人尽心竭力，公民都各陈己见，择善而从。但是后来他们授予有权势的人，谁也不会提出相左的意见，这种体制的缺陷使残存的美德丧失殆尽[12]。这样腐败就滋生了，腐败与对自由生活的蔑视源于城邦的不平等。
马基雅维利认为，采取循序渐进的手段匡正政治几乎不可能做到，只要有腐败，再好的法律也无济于事；且既然正常手段已非良善，且不足以竟其功，人们必然借助非正常手段，比如暴力和军队，才能在城邦人人各行其是前，按自己的方式加以整饬。他认为腐败透顶的地方，法律也不足以让其守规矩，为整饬风纪，就要辅之以更大的暴力——帝王般的铁腕，以绝对的、超常的权力，制止权贵的勃勃野心与腐败。[13]他进一步提出，任何共和国或王国的创建或全盘改造，只能是一人所为，必须由单独一人赋予其模式，制度的建立依赖他的智慧，这样也是避免秩序的混乱。共和国的精明的缔造者，增进共同福祉而非个人私利，就应当尽量大权独揽。[14]
在这里，马基雅维利给与了君主制存在的合理性与优越性，即整顿腐败城邦与创立恢复共和国，在公民私利短视的人性恶条件下，君主是能够通过暴力手段整顿秩序最有力的人。但是，君主的存在是为了国家过渡到共和的良治，这是马基雅维利始终不离的核心目的。
Jon Fox题为“马基雅维利”的系列画作，此为《君主的梦（Emperors Dream）》
1.4 美德论：现世成就
马基雅维利指出，在罗马帝国的扩张中，美德的作用远大于运气[15]，上有所为，下必效焉，他指出人民犯罪的根源在于君主的效仿。[16]美德在其思想中地位重要，然而马基雅维利的美德（virtu）并非一般道德伦理上的德行。从君主到公民，美德具有不同的内涵。
对抗命运
拉丁词汇Virtu 指是指刚毅和勇气，很接近马基雅维里意义上的美德。在《君主论》第二十五章，他说“其实命运主宰着我们一半的活动，而我们另一半的活动是由我们自己支配的”。virtu是一个人在人类事件千变万化的流动中控制命运的能力，公民行动依赖美德这个男人(vir)的品质来实现，把命运(fortune)自身塑造成人类生活应然的完善形式，virtus被视为塑造目的的规范，或被视为目的本身。[17]
通过把美德解释为一种对抗命运的能力，马基雅维利否定了基督教的消极命运观念，开启了一场道德革命，可大致被界定为“从宗教护佑下的德性到世俗主义支持下的自利的转变。”[18]当必须选择一个君主时，不能偏重于勇力，而应当看重他的才智与正义。”[19]因此，古典的学说中[20]，所崇尚的理性与正义的立法者所具有的美德将被取代，一个新型的君主形象在马基雅维里大胆而直率的笔下逐渐出现。
君主美德：国家为目的
马基雅维利将美德的道德因素放到现实之中考虑，有的学者将Virtu直接翻译为才气[21]。马基雅维利对古罗马公爵博尔贾的评点清楚揭示了其政治取向。史学家认为博尔贾由于道德反动，引起仇恨与憎恶而灭亡，但是马基雅维利盛赞他“具有至大至刚的勇气与崇高的目的”。马基雅维利并不是赞颂博尔贾的暴行，而是站在其所面临的困难局势中，认为他以维护国家安全目的，有必要采取拉拢、灭绝敌人、以讹制胜等手段，但同时不失慷慨与制度革新，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
他把妥善使用恶视为一种大善，其中暗含着一个条件,即君主的创建行动必须旨在实现共同的利益,而不是一家之私利,必须是有助于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和国,而不是一个专制国家或者有名无实的共和国。[22]这也帮助理解为何他会认为君主治国效法“狮子”与“狐狸”是合理手段，维护国家安全是衡量一个君主善恶的根本标准。马基雅维利颠覆了传统的善恶观念，这也是在共和秩序尚未确立，腐败存在时的必然选择。
公民美德：维护自由国家
与国家美德相对应的是公民美德。马基雅维利认为，没有德高望重的公民，共和国无法立足，无法进行良好的统治，公民的威望是共和国专制统治的根由[23]。在马基雅维利眼中，公民的美德是与自由的追求相一致的，公民的自由品质与对国家热爱相交融。“一直被圈养在牢笼之中受奴役的人，若是把他们放归荒野，听凭命运的摆布，他们既不习惯于自食其力,，也不知何处能够安然栖身；打算重新给他们套上枷锁的人一出现,他们就会成为阶下囚。”[24]而佛罗伦萨的公民一向具有自由品质，如《佛罗伦萨颂》中布鲁尼深情歌颂：“他们的信念是要么光荣地活着，要么英勇地死去。所以他们总是将尊严置于财富之前考虑，随时准备用自己的金钱甚至生命去保卫他们的自由。”[25]他反驳将人民视作逆来顺受的庸众，认为人民是国家生活中的最重要主体。
在君主专制的国家中，为了恢复自由，公民也可以采取非正常手段。马基雅维利认为布鲁图斯最精明、最受人推崇的是他的装疯卖傻，不怕暴露自己和君主为敌，尽量装作他的朋友，讨他的欢心。[26]这样做是为了不受拘束，等到机会来临更有可能打败那些君主，使自己的祖国获得解放。
狭隘性：国家至上
在国家对外活动上，马基雅维利主张避免中庸之道，“如果必须对习惯于自由生活的城市做出决断，那么只能要么摧毁它，要么安抚它，其他决断一概徒劳无益，应该避免中庸之道，是有害的。”[27]因为共和国的公民有一种较强的生命力，较大的仇恨和较切的复仇心，不能够平静下来。另一方面他认为，在一切严重的奴役中，最严重的是臣服一个共和国[28]，因为共和国的目的是去他人之精髓，壮自己之筋骨，而君主是不会这样做的。且共和国对外的奴役更为持久，摆脱它的希望更小。罗马共和国具有众多惩罚罪犯的传统，可以毫不迟疑地把一个完整的军团、一个城市赶尽杀绝。[29]
可见，马基雅维利的Virtu完全服务于国家利益，且基于本国立场考虑。只要满足维护国家自由的目的，国家可以采取非正常、暴力手段甚至进攻性的扩张手段。在此，共和国并不意味着对外的怀柔与对内的安抚，一个扩张的共和国反而对他国会构成更大的威胁。
佛罗伦萨的城邦战争
二、自由理想：共和主义者的教科书？
2.1自由理念：效法罗马
马基雅维利不讳言权术，把美德作为对抗命运的意志与能力，且认为采取非正常手段是可以容忍的，他被后世贴上现实主义标签。然而，其主张背后所服务的宗旨更耐人寻味，研究意义也更为深远。正如他在《佛罗伦萨史》中所言，“要看给予者的意图而非给予的实物”，政治帷幄包含的不是中立观察与科学真理，更多地受到谋士的价值观、目的、政治抱负影响[30]。因此，19世纪英国的共和派称其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艺术家”，“《君主论》是共和主义者的教科书”[31]。
马基雅维利高度赞扬自由，“自由的力量是什么也压制不了的，岁月也无法把它消泯；一位君王的功勋无论有多大,也不可能补偿自由的损失。[32]”。面对现实国家问题，他主张“回到原点”：一切教派、共和国和王国的初创时期，必定包含着某些优秀的东西，利用它们可以获得最初的名望和生长能力。随着时间流逝，优秀的因素会受到破坏。[33]回到原点需要采用良好的制度，或是依靠能够取得同样效果的贤达，而不是受外界因素的压迫。马基雅维利把罗马共和国作为自由国家楷模，在《论李维》中详细分析了其制度、领导者素质与公民精神，主张意大利效法古罗马政治。
2.2 共和主义传统
意大利具有历史悠久的自由传统，其中以佛罗伦萨为卓著代表，这种自由包括从政治独立到共和国自治等等概念，这二者是相互交织着的。”[34] 从1138年佛罗伦萨公社诞生到1293年《正义法规》的诞生，佛罗伦萨逐步建立了一套完备的政治制度，并形成了一种共和主义传统。其政治制度包含最高行政机构长老会议,下设两个办事机构,一为“贤人会议”、一为“旗手会议”。两个立法机构,一为“公社会议”，一为“人民会议”。[35]公民们渴望拥有公职，在政府拥有一席之地，这已成为佛罗伦萨市民共和主义经历最为显著的特色。”[36]美第奇家族企图在佛罗伦萨建立专制统治，引发了公民激烈的反抗，因为“对于习惯于享受自由的人来说,即使是最轻的锁链也会感到沉重,在他那自由的灵魂上强加的任何束缚都压迫着他。而且,一个激烈的民族和一位贤明的君主结合到一起的事例是不可能找到的”[37]
马基雅维利明确地表示，像佛罗伦萨这样有着共和传统的城市无法在君主制下保持稳定，必须采取共和国的统治形式以保障公民的自由[38]。而一旦国家的自由丧失，公民的自由也会丧失，共和国政治体制不可避免地会走向衰败，这就是马基雅维利时代的危机。
2.3 共和国优越性
虽然没有任何政体会保持不变，一个自由的政体总会走向衰败，马基雅维利将国家的自由体制与国家的独立自主两方面的自由视为一对互为因果的关系。在《论李维》中,他着重论述了为什么唯有共和国这一自由国家体制才是捍卫意大利自由的最佳制度保障[39]。
一方面，马基雅维利认为共和国的优势在于公众整体治国，发挥贤才美德。他说，平民并不比君主更忘恩负义，平民比君主更精明、更稳健，判断力出色，因为普遍的意见有着神奇的预见力。[40]人民在选举行政长官使，是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某个人的最真实表现而判断，如果他们像君主一样消息灵通，比君主更少出错。共和国采取选举方式，使得继位者是无数个最有德行的君主，在制度优良的共和国，总是存在着这种德行的传承。[41]马基雅维利并不是在道德层次上认为公民品质比君主突出，而是就国家建立后秩序的维护，公共权力的行使而言。正如他所说，君主在制定法律、构建文明生活、颁布新的法规政令方面优于人民，人民则在维护事物的良序上优点突出。[42]因此，共和国的主张并不与人性论以及腐败城邦说相矛盾，在国家处于独立自由、制度良好的健康状态，共和国是最好的选择。
另一方面，马基雅维利认为公民是自由的捍卫者，对共和国的威胁比贵族小。他在《君主论》中谈到，贵族精英总是不满足于法律上的平等自由和权利，因此是共和国自由的潜在根本威胁；而人民则是与共和国的自然倾向完全一致的，都追求一种不受压迫和支配的自由。[43]因此，人民而非贵族才是共和国自由的捍卫者。在《论李维》中也有类似的论述。[44]
此外，马基雅维利认为公民比君主更有动机推动国家的发展。以古罗马为例，在人民担任统治者的城邦，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超乎寻常的扩张，比一直受君主统治的城邦大得多，他提出这是民治优于君主的统治使然。而一旦有专制者出现，这些城邦不仅会停滞不前，实力和财富不再增长，而且一般会倒退，因为对君主而言，让共和国维持分裂状态，每个城镇各地区唯其马首是瞻，才符合他的利益。因此，从君主国中受益的只是个人，而不是城邦整体。[45]当国家面临危机时，公民是捍卫国家最强大的力量之源，他们虽然未能保住自己的自由独立，但也不能忍受奴役，就是世界上最驯服的人民也会奋起反抗,为恢复自由而战斗。[46]
giuseppe lorenzo gatteri画作，讲述Cesare Borgia离开梵蒂冈的场景。Borgia的权力斗争是激励马基雅维利写下《君主论》的重要因素
三、政治实践：现实主义回归
3.1 时代与个人的命运选择
马基雅维里是现实的，但他不缺乏政治理想。马基雅维利很早就投身政治，从1498年任第二秘书厅长官，直到1512年被免除一切公职，他将14年珍贵时光献给了共和国。他出访过罗马（1503）、瑞士和法国（1507），目睹了这些国家的强大，以及君主制度在意大利和欧洲确立，宗教分裂和教会的民族化，文化浪漫主义渐渐衰弱[47]，并隐约觉察到意大利面临的危机。在十五、十六世纪之交的战争中,佛罗伦萨不断割地赔款，给雇佣兵支付大量佣金。美第奇家族操纵行政程序，表面上尊重了传统的法律，寡头们实质上把国家的安全建立在精心营造的权力网络中，这个网络是一种技艺高超的专制设计[48]。佛罗伦萨市民对美第奇家族的权势怨恨积蓄以久，终于在1494年把美第奇家族驱逐出佛罗伦萨。在1512年，美第奇家族通过法国侵略者力量复辟，而马基雅维利也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指控谋反而入狱。1513年8月12日，马基雅维里给朋友维托里的信中表达了对意大利命运的担忧：“现在我将和你一起哀泣，为着我们的崩溃和遭受奴役的状态，纵然它今天或明天不会到来，也会在我们有生之年的某个时刻终会到来[49]。”反映了他爱国的热情以及对自由毁灭的悲痛。
在个人坎坷的仕途中，现实主义与爱国的理想主义的融合塑造了马基雅维利的性格。即使在身居乡下的15年中，马基雅维利也一直在研究治国之术，没有睡大觉也没有玩乐”[50]，他把《君主论》献给了本为敌人的当权者美第奇·洛伦佐，就是希望证明忠心并重回政途，此后他又担任史官及其他公职。马基雅维利目睹了意大利备受外邦侵占与蹂躏，复国之途历经困难且屡遭反复，但是他仍然对自由意志具有强烈的信仰，并对挫折怀有征服的信念。马基雅维利以亲身经历实践了所倡导的美德（Virtu），始终抗争命运，向布鲁图斯一样，为达理想甘愿忍受屈辱，与敌人为友，这是一种务实的现实主义路径。
同样，在马基雅维利的国家理念中，现实主义是其政治思想的基调与底色，实现意大利的统一则是其理想目标。国家权力的运作虽然离不开理想的指导，但在现实中必须按照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国家权力特点、按照国家权力自身的运作规则进行。[51]无论是自由与共和的理想主义，还是君主与权术的现实手段，都是马基雅维利思想的组成部分。
3.2 法制保障：约束兽性
在佛罗伦萨，几十个大家族一直想方设法在佛罗伦萨占据统治地位[52]，使得佛罗伦萨一直处于政局更换频繁、纷争不断、社会分裂的脆弱状态。国家必须以一种制度形式防止统治者的野心所导致的任何奴役，避免绝对权力集中到一些人手中。马基雅维利继承了法制的思想，他认为在自由国家里，只有以法律为保障，自由人格才能不至于随时被人侵犯，依靠法律来处理矛盾与危害城邦的行为，不需要依赖私人关系手段，从而避免腐败的滋生。在君主制下，臣民可以享受象征性的安全，但实际上这是无法保证的，他在《君主论》中提到，君主有时可以像“狮子”一样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如果没有恶行就不能挽救国家，君主也不必要为这些恶行的责备感到不安。[53]因此，需要一定法制来约束随时爆发的兽性。[54]且在这个背景下，人民的德行总是多于君主，在不受法律约束的情形下，人民的过失少于君主，体现共和制的优越性。
3.3 政体选择：适应时代
在《论李维》与《君主论》这两本书中，君主国与共和国经常被相提并论，甚至出现“公民君主国”( civil principality)、“共和国的君主”( prince of the republic)这样的说法，有观点认为君主国与共和国分别适用于“腐败的人民”与“健全的人民”[55]。马基雅维利提到，在大体平等的地方就建立共和国，在有着严重不平等的地方，就建立君主国[56]。不过，简单地为马基雅维利的政体适用范围定义归类，并不符合他的理念。
由于人性恶且无常，即使共和国的制度完善，却有进行扩张的必然性，这会逐渐毁坏它的基础，使他很快灭亡，需要建立良好的制度进行防范。在马基雅维里看来，混合政体是最好的，是因为它不以任何人性的美好幻想为保障。斯巴达提供了模型，把不同的角色赋予国王、贵族和庶民，使国家存续800年之久。共和国可以永无止境地重复这些统治形态（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以兼容并包的统治形式，更为稳固和持久。
在现实政治中，马基雅维利提出效法罗马的做法，为公民打开公共寻求支持的道路，而不是私人方式；让公民参与公共政治，为共同利益提供高见和服务，从而获得名望。另一方面，完全由公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会带来混乱，由于梭伦只推行民主制，使雅典如此短命。[57]因此，需要借助护民官在与贵族的互相制衡中，节制任何人野心膨胀的可能。国家如果因为私利陷入腐败，失去自由状态，这时必须任命一个独裁官，使其至高无上的权力，使不守规矩者改邪归正。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理念具有高度灵活性与现实性，来源于他对命运（运气）的认识，他认为，“命运主宰着我们一半的活动，而我们另一半的活动是由我们自己支配的”[58]，人的运气有好有坏，最好的办法是让自己的方式与时代协调一致，因势利导的人，出错便更少，运气也更佳。[59]国家自由的实现不能寄托于完美的制度，而是因时制宜，在制衡中达到稳定。
佛罗伦萨人物像
四、小结
文艺复兴的时代距今已经超过500年，当时很多政治理念的内涵有了更新或已完全改变。《君主论》与《论李维》纵然在很多政治问题上具有看似冲突的表述，但是马基雅维利的核心观念是贯穿不变的，他始终把国家自由放在政治治理的核心位置。他不拘泥于共和制或君主制的单一取向，在清醒认识到人性局限性与政体兴衰的基础上，寻求不同情况下有效维护国家自由的最佳途径。虽然马基雅维利认可公民的力量与政治地位，但是面对风雨满城的意大利局势，他认为佛罗伦萨转变为君主统治下的臣民社会，腐败国家恢复共和制需要采取更为复杂的路径。
马基雅维利提出的美德论带来了划时代性的革新，在他的视野下，公民或君主运用能动性、采取各种手段对抗命运（运气）的能力超越了一般的道德性取向。他将政治与伦理相区分，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相区别，指出了人性固有的局限性对政治的可能影响，并在制度与法律层面提出了应对之道。历史经验表明，欲望和利益对人的影响可能超过了道德对人的影响，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对后世防范政治危机具有警醒作用。
然而，马基雅维利实现自由的方式，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走钢丝游戏，它需要复杂而高超的技艺，稍有不慎，就会发生危险，坠入专制的深渊。[60]尽管他主张的国家自由属于自卫性质，但是其所借鉴的古罗马是通过对外扩张，吞并外邦而壮大的，很容易由此产生民族主义这个具有双重性的意识形态。在国内政治上，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合法化暴力高压等手段，也应该引起防范暴君者的注意。
理解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需要撕破重重面纱，避免断章取义或标签归类。马基雅维利的形象由单纯的“善”、“恶”面孔，转向更多元的人物。作为一个现实主义政治家，马基雅维利将国家安危而非君民地位放在首要考量；而作为一个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他继承的政治理想从未因政治动荡、时代危机而泯灭。
注释
[意]尼科洛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07页。后文注释省略出版信息。
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页。
他指出，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
《君主论》，第107页。
《君主论》，第66页。
[意]尼科洛 马基雅维利：《论李维》，冯克利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4页。后文注释省略出版信息。
《君主论》，第103页。
《论李维》，第158页。
《论李维》，第54页。
《论李维》，第189页。
《君主论》，第120页。
《论李维》，第51页。
《论李维》，第100页。
《君主论》，第189页。
《论李维》，第71页。
《论李维》，第212页。
《论李维》，第402页。
Pocock,J.G.A.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 Princeton, New Jers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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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提出的哲学王，正义统治者具有“理性为统治，智慧为督导，意气为服从（441e）”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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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维》，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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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维》，第349页。
卢少鹏：《自由与共和国的创建》，《华东师范大学》, 2007年，第137页。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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