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考克和斯金纳笔下的马基雅维利｜城与邦

波考克和斯金纳笔下的马基雅维利

作者｜晓 辟

图文编辑｜罗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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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律师

政治哲学业余爱好者

前言

“城与邦”在二月刊载了《谁的马基雅维利》一文，介绍了葛兰西、阿尔都塞和列奥施特劳斯视域中的马基雅维利。对现代性的反思是葛兰西、阿尔都塞和列奥施特劳斯三人解读马基雅维利的共同背景，但因为既有观点和立场的不同，三人笔下的马基雅维利也展现出全然不同的面貌。本文则将介绍另两位20世纪政治思想史大家，波考克和斯金纳笔下的马基雅维利。共和主义是20世纪对现代性反省的另一种重要视角，波考克和斯金纳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但二人的共和主义立场却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可以从二人对马基雅维利的阐发中窥见一斑。

一、 军事美德与“积极自由”

粗略的说，共和主义是指以古希腊或者古罗马政治传统为榜样，并且在现实的政治制度中复活一些被认为有价值的传统要素。波考克和斯金纳都同意，马基雅维利很大程度上继承了15、16世纪意大利共和主义的传统，并且在自己的作品中，以古罗马为事例进一步推进了共和主义的观点。[i]但问题是，马基雅维利继承的共和主义传统以及他推崇的古罗马政治到底是怎么样的？

按照波考克的理论，文艺复兴时期共和主义传统的核心观念直接来源于古典作者，特别是亚里士多德。这一传统强调公民作为政治性动物积极参与城邦的各项政治生活。波考克进一步指出，在马基雅维利笔下，共和国需要克服的政治困难不仅有内部的权力分配和权衡的问题，也有来自于外部的攻击和侵略。马基雅维利给出了两种解决外部风险的方法，一种是自我约束、限制军力，尽可能避免交战；另一种是扩充军力，并主动采取积极扩张的对外政策。罗马共和国选择后一种方法，并且与之相对应的选择武装共和国的平民。因此，维持罗马共和国、军事扩张、武装平民之间产生了内在的联系。从另一个角度看，平民积极参加战争成为最直截了当的一种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而在战争中勇于作战乃至甘愿为了共和国牺牲生命的军事美德也就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美德，“好公民”和“好军人”在罗马共和国中达到了统一。这也可以解释，在《马基雅维利时刻》一书中，波考克特地强调了《战争的技艺》这本马基雅维利并不那么出名的作品，将《战争的技艺》与《论李维》放在一起解读，体现的同样是波考克独有的观点。

波考克进一步说，这种对军事美德的阐释和亚里士多德的主流理论是存在差异的。主流理论中的民众参政指的是选举官员、投票表决国家政策或者直接担任公职人员等行动，但是马基雅维利认为这些行动大多犹豫拖沓，难以应对共和国实际面临的突发危机和挑战。所以马基雅维利将民众参政的形式转变为武装参战。通过这种对传统理论的改造，马基雅维利既保留了民众最大程度参与政治行动这一共和主义的内核，又使得共和国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更好的克服外界的挑战，从而尽可能长久的维持共和国。

马基雅维利身后，共和主义的含义在在各国又继续发生流变，并且逐渐被自由主义理论所取代。但共和主义强调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并且和政治体相互促进完善，仍然是一种看待个体与政治社会关系的独立视角。这种公民与政治体之间存在内在联系，进而要求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观点有些类似于以赛亚伯林著名的“积极自由”概念。但相比于以赛亚伯林的理论，共和主义一方面指出消极自由/积极自由的二分法并不符合西方政治思想发展历程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又赋予了“积极自由”更加丰富的内涵和内在价值。

波考克人像

二、 斯金纳的另一种“消极自由”

在《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中，斯金纳同样肯定了《论李维》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共和政治思想的悠久传统的一种比较正统的贡献”，但斯金纳强调马基雅维利在一个关键问题上采取了纯属“异端”的做法。按照共和主义的正统观点，共和国中的公民既然以公德和公共利益出发关心和参与政治问题，自然应该克服、也可以克服个人私利和小团体利益。相应的一个维护自由的共和国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防止任何一部分人关注私利，并进而为了一己私利制定法律。但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中指出，罗马共和国始终存在两种不同的倾向，即下层阶级的倾向以及上层阶级中与之对立的人的倾向。下层阶级和上层阶级之间不断争执和冲突，以至于勉强达到平衡才是罗马共和国的实际情况。马基雅维利进一步提出，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方面强调共和国有陷于内乱的风险，同时又为政治自由的价值辩护，却没有意识到这两者是存在冲突的。罗马共和国的骚乱是公民积极参政的结果，而这种骚乱和阶级冲突不仅不会使共和国解体，反而能够产生有利于自由的立法从而巩固共和国。在斯金纳对马基雅维利的解读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积极参政、公民自由、共和国等关键词，但这些关键词的具体含义和上文提到波考克描绘的罗马共和国有着显然不同的面貌。

在斯金纳看来，共和主义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存在很多差异。为了佐证这一点，斯金纳考察了马基雅维利的《论李维》以显示马基雅维利并没有使用亚里士多德的很多预设，比如人类并没有被视为一种天然具有政治性和合群的动物，而是一种易于无视政治责任的动物。更重要的是，共和国中的个人具有不同的利益和目的，并不能假定必然存在所有人共享的终极目的，就像马基雅维利笔下的罗马共和国存在着阶级之间的永恒冲突。既然共和国中的公民不存在某一个特定的终极目的，那么公民参与政治同样不是一项目的，而是促使共和国富强，同时防范共和国损害个人权利的一种手段和工具。

从更大的视角看，斯金纳把共和主义阐释为介于个人主义和亚里士多德式的社群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在斯金纳的共和主义理论中，共和国保护的并不是积极自由，而是消极自由。只不过这种消极自由并不是自由主义式的，消极自由的含义并不是免于受到外力的强制和干预[ii]；而是指一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独立意志行动，而不臣服于其他人的专断意志[iii]。比如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中比较了君主制和共和制，并且将两者置于对立的状态下。马基雅维利还强调只有当一个国家的人民处于共和制度之下，并且“把他们自己政府的缰绳控制在自己手里”的时候，才能说他们是不受奴役地自由生活。斯金纳相信，这一“新罗马”/共和主义自由观来源于古罗马政治传统，并且在马基雅维利的《论李维》中得到了再一次的肯定。

斯金纳人像

三、 插叙：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城邦政治

为了解释上文提到的概念“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和“罗马共和国的传统”，值得在此做一小段插叙。我们现在讨论古典时代的城邦政治时，通常并不进一步细分古希腊城邦制度和罗马共和国的制度。在历史上，波利比乌斯和西塞罗等人也确实是利用已经成熟的古希腊政治理论来描述和解释罗马共和国的政治体制。但如果要进一步细究，则可以发现古希腊城邦最著名的代表雅典和罗马共和国的制度其实存在非常大的不同。我们熟悉的雅典政治制度包含了大量公民直接参政的制度，包括公民大会、陪审团、抽签选拔官员等，使得公民确实有机会实质性的参与日常政治生活。罗马共和国则没有这些制度。相反，罗马共和国的制度给予贵族和政治精英显著的优待，罗马的平民却缺乏常规的政治途径表达诉求，只能谋求一些“体制外”的手段，比如游行、骚乱或者在战时拒绝参战并集体撤离，这些手段是反常的甚至是极端的。如果只着眼于日常政治生活，很难说罗马平民是积极参加公共生活的公民。概言之，希腊城邦和罗马共和国传统保留的政治经验是不太一样的。

“坏的政府”（bad government）的隐喻

四、 结尾

马基雅维利恐怕是历史上最让人难以理解和总结的思想家，不同后世的研究者从各自的立场出发看到的是全然不同的马基雅维利。波考克和斯金纳虽然都承认自己的共和主义思想受惠于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两人对马基雅维利的解读也有许多共通之处。但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其中的显著差异，乃至窥探到共和主义思想本身的差异。[iv]

波考克和斯金纳都有大量作品阐发对马基雅维利的解读，限于本文篇幅和笔者本人能力无法做全面性的介绍，只能在本文中试举数个例子做一简要比较。笔者本人的阅读范围和认识非常有限，但笔者仍然希望借这篇既不全面也不成熟的文章，让读者可以注意到这个有趣的话题。

注释

[i] 作为一个对比，列奥施特劳斯认为马基雅维利的 观点是对古典政治理想的全面颠覆，而波考克和斯金纳均坚持马基雅维利是延续古典政治理想的重要人物，限于篇幅本文将不会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讨论。仅就笔者本人观点，造成这一对立的一项核心因素是，列奥施特劳斯所推崇的古典政治理想与共和主义的立场本来就有着天壤之别。

[ii] 斯金纳认为“免于受到外力的强制和干预”这一标准是由霍布斯最早提出的，详见《霍布斯与共和主义自由》。

[iii] 对这种自由观的详细阐释也可以参见佩迪特的《共和主义 : 一种关于自由与政府的理论》。

[iv] 这种差异可以进一步衍生为两种不同的理论框架，比如罗尔斯将波考克的理论称为“公民人文主义”，而把斯金纳的理论称为“古典自由主义”，并进一步说明他本人的理论和古典自由主义没有实质性的不相容，但是与公民人文主义则有着基本对立。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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