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马基雅维利？（中）｜城与邦
谁的马基雅维利？（中）
论葛兰西、阿尔都塞与列奥·施特劳斯视域中的马基雅维利思想的异同
作者｜何青翰
图文编辑｜罗 兰
黄麒瑄
—————
【作者简介】
清华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
学术兴趣：儒家思想、政治哲学、近现代中国史
本文为（中）篇，（上）篇请见文末“往期相关文章”。（下）篇将近期推送。
施特劳斯的马基雅维利研究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公认的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最具影响力抑或最危险的保守主义代表。施特劳斯认为，在经历了现代性的“ 三次浪潮” 之后，现代政治哲学似乎已经把自己逼上了绝路, 历史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极权主义纷纷浮出水面, 给当代政治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危机。解决之道，在于重审古今之争， 一方面反省近现代启蒙思想家对于现代政治危机所负的责任, 另一方面也从前现代或古典政治哲学家那里寻求克服当代危机的道路， 而更具体地讲就是强调古代“ 自然正当”(natural right)和古典理性主义对于如今民主政治可能具有的借鉴意义。他经常用比较宽泛的方式谈论现代性以及现代政治哲学给我们带来的回归古典的困难, 其中的一个核心要素在于对“ 自然” 认识的变化。“自然”与“习俗”(或传统、法律)之间的二分是整个古典时代哲学的命门, 而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使我们越来越远离古典政治哲学的精神。马基雅维利被施特劳斯视为三次浪潮的肇始者（堕落天使）：将人类政治生活带上了毁灭古典政治哲学以及基督教神圣性的不归路 [1] 。
在《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一书中, 施特劳斯为了理解马基雅维利的两部核心著作《君主论》和《李维史论》，考虑了大量语境化的问题，比如马基雅维利所处时代发生的政治和宗教事件、包括书信在内的马基雅维利的其他文本，李维、波里比乌、塔西佗等人的历史著作,以及 马基雅维利同时代人的政治著作。此外，他强调那些伟大的政治哲学家采用隐微写作的原因是社会迫害的存在，这使得现代人对于马基雅维利的辩护变得与之前的拒斥一样肤浅而外在。施特劳斯强调，我们只有从前现代的而非现代的视角出发，才能发现马基雅维利学说的破坏性质。
古典形式的道德观念，常常和一种目的论的有机宇宙观紧密相连。按照斯特劳斯的说法：“一切自然的存在物都有其自然的目的与命运,这就决定了什么样的运作方式对于它们而言是适宜的”[2] 。以自然目的论为其前提，古典德性学说奠基于人的灵魂结构之上，通过美德与超验世界之间的联系，赋予人类秩序以永恒意义，使政治共同体中每个人都获得对自我生命来龙去脉的清晰认识。而在施特劳斯的视域中，马基雅维利尽管承认古典德性的行动效果，但不承认古典德性的永恒性与目的性，正确的道路是“模仿自然”，即如自然一样变化多端，将古典德性变为工具加以利用。马基雅维利降低了古典政治哲学为政治共同体设定的崇高追求，转而寻求政治生活的最低保证。正如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第十五章所言：
“许多人曾经幻想那些从来没有人见过或者知道在实际上存在过的共和国和君主国。可是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致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样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诸脑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
其用心所在，是要切断政治与追求至善之间的联系——不管是古代城邦的自然秩序还是基督教的上帝，人民必须回到政治世界的开端，也就是人的必然性或“自然状态”。对君主而言，必然性意味着追求统治的野心与荣耀感；对人民而言，必然性意味着追求生存与安全的基本欲望。施特劳斯指出，这使得政治共同体开始不断陷入一种根本性困境：自然目的论的丧失以及宗教的彻底世俗化，将造成政治共同体无力对其自身的存在进行终极意义上的辩护。
施特劳斯人像
施特劳斯对于“现代性”（modernity）的评议基本是负面的。通过梳理《君主论》以及《论李维》之间的内在关联，施特劳斯指出，马基雅维利至少从五个方向上肇始了现代性：第一，从前政治状态理解政治状态。第二，强调人的可塑性，人可以通过必要性、通过畏惧、通过控制发生变化。第三，人可以控制偶然以及命运。第四，对人民寄予积极的希望并赋予其行动力。第五，通过政治宣传将哲学与政治相联系[3] 。概而言之，施特劳斯对于马基雅维利学说的分析可以归纳为两个要点：第一，马基雅维利从根本上质疑古典政治哲学的乌托邦性质：根据人应该如何生活来设计和践行最好的政治秩序，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必须置换政治的基础，将人们在现实如何生活作为最重要的命题。第二，马基雅维利相信命运女神是可以凭借人类力量加以控制的,这样公正秩序的实现就可以得到保证。施特劳斯认为这两点是马基雅维利之后所有现代性思想家都必然遵循的核心理念。失去了最高目的（追求至善）以及自我节制（命运）的政治生活，必然放弃古典政治哲学的服从于善的等级秩序的“理性”，而选择相启蒙思想的预设前提即对人类自身“理性”力量的绝对信任[4] 。正因为施特劳斯发现了马基雅维利学说所隐含的启蒙理性的最初形态，马基雅维利以政治宣传（大众启蒙）的方式将“人民”召唤出场，才会被其认为打开了“地狱之门”：“马基雅维利是怀有这种信念的第一个哲学家，他相信，哲学与政治权力之间的重合一致，是能够借助传播手段来予以实现的，这种传播手段，可以在一个史无前例的规模上，将大众的人心所向，争取到新的体制和秩序这边来，从而将一个人的思想或少数人的思想，转化为公众的观点，进而转化为公众的权力”[5] 。
就此而言，施特劳斯的马基雅维利批评，在相反的方向上，证实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于马基雅维利思想的深刻洞察力；两者都击穿了古典共和主义所制造的虚伪的有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创世神话，扯下了马基雅维利头上所佩戴的镌刻着“共和制”与“公民德性”的桂冠：他的真实面具既不是道德败坏的谄媚小人，也不是委屈求全的古典人文主义者；他是高贵而堕落的“恶之师”，或者说义无反顾的革命者。
马基雅维利被视为“堕落天使”
注释
早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中，施特劳斯就提出, 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自然法观念到了近代霍布斯这里有一个大转变。他原来一直是以霍布斯作为近代政治哲学的奠基者的，后来随着他的新发现而把将这个开端确定为马基雅维利。
列奥·斯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8页。
参见刘玮：《马基雅维利与现代性》，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一章。
具体而言，所谓现代化，即为以后一种理性及其所掌握科技知识为基础的进步主义信念支撑之下，对与传统决裂的未来世界的构想与创作。西方近世以来深入人类文明所有领域的理性化趋向，形成了人类对于物质世界的高度控制与支配能力，造就了我们所谓的“现代”的文明成果或者说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为典型的现代世界。作为一个从现代文明中所衍生出来的概念，“现代性”（modernity）首先意味着它被用来揭示在历史发展时期中具有统一内部的社会秩序所发生的革命性的断裂与重建。这种断裂与重建覆盖人类文明所有层面，从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直至家庭结构与个体心理构成。
列奥·施特劳斯：《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申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73页。
参考文献
请参（上）篇，见文末”往期相关文章”点击阅读。
-Fin-
往期相关文章，点击即可阅读
公号还在成长期，望读者朋友们多多分享转发
本文为「城与邦」读者投稿
图片来自网络，不用作商业用途
转载或投稿请联系polis2016@163.com
长按并识别二维码即可一键关注
「城与邦」是成立于英国与北美、成员遍布世界各地的政治哲学写作小组，提供新鲜原创学术思想，激发政治哲学热情，互相督促写作。
我们期待
投稿｜关注｜分享｜加入
「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我们思考，并怀有对政治应有面貌的热情。
↓点击“阅读原文”便可进入「城与邦」知乎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