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论：两种解释｜城与邦
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论：
两种解释
作者｜陆 豪
图文编辑｜罗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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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求学于京
兴趣领域：西方政治思想史
前言
“为了…的事物”（that for the sake of which）是一种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屡见不鲜的原因表述。《政治学》I.2关于城邦自然性的辩护就是一个经典例证：城邦出于自然是为了“活得好”而存在，它虽然在生成上后于家庭和村社，却为二者的生成规定了目的，因此是在整体上和自然上先于二者的存在。这种从终点和目的出发解释事物自然原因的思路，不仅贯穿了《政治学》和《伦理学》的总论部分，更被认为是编织亚里士多德式自然秩序的经线。不过，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论究竟是什么、它在何种程度上有助于解释伦理与政治生活，尤其是它能否支撑人这种生命物的生活方式，似乎仍是一系列争议与潜力并存的课题。
本文尝试对两篇探讨亚里士多德自然目的论的著名文章进行一个对照式的梳理，其一是John M. Cooper最初发表于1982年的“亚里士多德论自然目的”，其二是Sarah Broadie写于1987年的回应性文章“亚里士多德式目的论中的自然与人工”。基于《物理学》II.8-9中的表述，两位作者分别从生命体和自然-技艺类比两类文本证据入手，对亚里士多德自然目的论的结构与困难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见解，我对这两篇文章的兴趣，在于初步把握亚里士多德自然目的论的基本意涵，以求在将来进一步理解它与人这种政治动物的联系。
一
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目的论的看法散见于他的各类著作，但《物理学》II.8-9紧接着原因解释对自然目的因的讨论，是一个直面自然秩序整体的完整论述。
从文本所处的语境看，《物理学》第二卷延续第一卷对本原问题的澄清，探讨了“自然”概念和自然领域内变化的原因。在II.3提出了著名四因说之后，亚里士多德在II.4-7中着力勾画了自发性和运气同这四种原因的区别，它们的区别最终被归结为导致变化的本原在本质属性和偶性上的差别，也就是说，自发性和运气并不是事物内在、固有的变化本原，而只是作为外在原因影响事物在自然秩序中的变化。紧接着，II.8开始转向自然作为目的因的讨论，因为“思想家们向来都是用必然的原因来解释事物的”。从198b17-b33，亚里士多德首先摆出了一种近似恩培多克勒和德谟克里特观点的反面主张，这种主张认为：自然秩序整体的生成变化仅需诉诸“巧合”和必然性就可解释，不必借助目的这个规定变化的原因，例如，人的门牙之所以锐利，并不是为了便于磨碎食物，而只是巧合的结果，同样，人的各部分器官之所以结合得宛如是为了某个目的，也只是由于自发形成而适合，最终存留下来的结果。在第二卷剩余的部分里，亚里士多德针对这种基于自发性和必然性的自然秩序解释提出了两类论证：
第一类论证是针对“自发性”作为原因的三个反驳（II.8自198b33以下）。亚里士多德（1）首先重申了原因在本质属性和偶性上的区别（198b33-199a7），（2）其次将自然生成和技艺制造进行类比，说明技艺制作为了某个目的的特征同样适用于自然生成（199a8-20），（3）最后以生命体（动物）的生成为例，表明自然领域内同类生物的变动始终受到同一种形式和目的的规定（199a21-199b30）。
第二类论证是针对“必然性”概念的检讨（II.9）。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在解释自然变化时，“必然性”只是为了实现某个目的而言“必需”的条件。只有在目的这个真正的变化原因的统摄下，必然性才能在质料中体现出来，如同工匠为了锯物而造出锯子，必须使用坚硬的铁一样。
以上对文本情境和论述结构的分析表明：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II.8-9中对自然目的的讨论，不仅延续了第二卷通过内在原因的解释为变动不居的自然秩序提供一种整体理解的思路，更直接针对一种以“必然性”和“自发性”为变化本原的自然秩序解释。一旦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目的的讨论成立，那么他就有可能围绕各类事物的本质属性（而非元素结合的偶性），建立起一个能够解释其各类存在物变化旨归的、稳定的自然图景。可是这样一来，如果自然目的论支撑的不是一个由自发性和运气支配的世界，那么它又是什么样的？被归结为目的因的“自然”究竟是各类目的和各类存在物的容器，还是一个自我制作的“神”或工匠？正是从这个问题开始，Cooper和Broadie产生了分歧。
自然秩序整体的生成变化是否是“巧合”
二
在Cooper看来，《物理学》II.8-9自然目的论建立起来的世界图景，不止是一个，而是有强弱之分的两个版本；虽然同样是针对恩培多克勒和德谟克里特式的唯物论世界观，II.8和II.9的反驳在性质上却截然不同。唯物论的世界图景之所以将自发性和必然性作为自身变动的根源，不仅是因为它不承认事物和事物之间具有内在恒常的目的关系，更因为它将基本元素（地、火、水、风）在基底层次的耦合视作自然秩序的根本来源。因此，恩培多克勒和德谟克里特可以不借助具有特定本性的“类别”来解释世界的构成，而将这些“类别”的本质属性进一步还原到基础质料（如基本元素）自下而上的偶然组合。
Cooper认为，针对这样的世界图景，《物理学》II.8提出的是一个让步式的、弱版本的自然目的论，它试图说明的是，自然秩序的各个层级中，存在着一些像生命体及其器官这类并非由元素和基础质料任意构成、且不能由自发性和必然性来解释其存在的事物；而II.9则是通过改造“必然性”概念，建立起了一个更强版本的自然目的论，这个版本的目的论不仅将目的因和形式因作为解释自然事物存在的根据，更要求在解释事物的生成时，只依据事物存在的目的，理解生成这种事物必需的质料条件（参见上文关于锯子的例证）。这两种自然目的论从存在和生成两个层次，一方面试图回应唯物论者“任性”的存在秩序，另一方面重构这种秩序在质料上的构成基础，从而实现从不可数的、一堆一堆的微粒耦合而成的偶然世界向可数的、一类一类的事物逐级构成的稳定世界。不过在Cooper看来，从II.8到II.9，这个新的目的论世界在性质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一变化是和亚里士多德在II.8引入的动物例证联系在一起的。
Cooper将II.8的论证分析为四个步骤：（i）在自然秩序中，若A事物对B事物有好处（advantadgeous to），那么这种目的关系或是出于偶性，或是出于一种稳定的理由：善（good）；（ii）像恩培多克勒和德谟克里特这样的唯物论者否认有为了某种善好的存在物，所有的存在物都是出于偶然；（iii）当我们考虑事物构成的原因时，偶然只是例外，事物的目的才是限定事物本质属性的固有原因；（iv）从动物的构成可以看到，动物的器官始终是为了动物整体的“好”而长成某种特征的。从形式和姿态上看，这个论证只是让步式地指出了事物之间的目的关系是解释常规的内在原因，没有否认运气和自发性可以解释秩序中的例外。而II.8论证的真正力量则是来自于步骤（iv）的动物例证。动物器官的构成与动物整体的关系表明，在生命体这个高于器官、简单复合物和基本元素的存在层级上，自然事物的存在是不能通过质料必然性和运气的随意构成来解释的，而是遵循生命体整体的某些活动和功能。例如，我们可以说手这个身体的部分是由某些基本元素构成的复合物组合而成，但如果脱离身体对手的运用和动物整体功能的实现，而只是将它视作一系列基础质料（微粒）的任意组合，手这个部分的自然存在将是无法理解的。在弱版本的自然目的论中，动物例证的力量在于展现了自然秩序是由基本元素逐级向上、直至一个特定的系统性层级（生物实体），从而使规定事物本质属性的“目的”得以在这个存在层级上彰显出来。这样一来，至少在以生命体为典型的自然物那里，运气和自发性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它们的存在特征，自然目的论也因此是一个可以规定生命体以下存在等级的框架。
自然目的论也因此是一个可以规定
生命体以下存在等级的框架
三
不过，当亚里士多德将这一思路从存在延伸到生成问题、建立起所谓“更强版本的自然目的论”时，Cooper认为，这将扩展弱版本的自然目的论支撑起来的世界图景，并引发一些难以解决的困难。生命体以下的存在层级是否可能由必然性和运气构成？弱版本的自然目的论对此存而不论，而II.9的分析则要求完全排除从必然性和运气中而来的生成，这样一来，我们不仅必须依据某种目的来解释手这个动物的部分的生成，也必须在解释在手中血管里流淌的血液时，建立血液生成的目的和更高层级目的之间的关系。从而在理论上，一类自然物的生成实际上就是通过生殖（reproduction）来实现自身的永恒，而永恒存在的世界就是由“历来如此、且永将如此”（always have been and always will be）的若干种类共同组成的，每种自然种类绝无可能在运气和必然性的驱使下“进化”或“变成”新的东西。
在Cooper看来，尽管亚里士多德本人并不认为这种自然秩序会有什么问题，但一旦将弱版本的自然目的论关于生命体的分析延伸到每个层次的生成，这个强版本的自然目的论就极有可能转而支撑一个柏拉图或莱布尼茨式的世界：首先，为了维持自然物种的永恒存续，亚里士多德必须假定自然环境也支持既定的自然种类以永恒的形态繁衍存续；其次，由于目的论解释可以广泛适用于各个存在层级，因此必须假定，不同种的生物之间同样存在着合于自然目的论的等级关系。当自然目的论自上而下地囊括了自然秩序整体的存在和生成层次，自然本身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凭借目的和形式协同世界的“神”或工匠，而不再是一系列不可还原为质料的物种依其本性、各自实现目的和功能的世界。
在这个意义上，即使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论解决了唯物论世界图景的困难，它能否避免走向柏拉图－莱布尼茨式世界的宿命？Cooper十分担忧地指出：如果这真的是不可避免的道路，那么由“自然”这位工匠的目的因和形式因协同制作的世界，极有可能同质料因和动力因隐秘推动的机械论世界，并无区别。然而，《物理学》II.8-9是否只是借助永恒存续的生命体，为我们描述了两个可能的世界？在Sarah Broadie看来，问题并不在于弱目的论版本随时可能转化为更强的目的论，进而召唤一位工匠或“神”，而恰恰是因为Cooper为了避免这个宿命，忽略了《物理学》II.8中的自然-人工类比。
Cooper的研究从一个角度触及了亚里士多德自然目的论的重要意涵。凭借动物或生命体的例证，Cooper十分出色地还原了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II.8-9 中讨论自然目的论的整体思路：通过生物这个特殊存在层级的构成，展现一个由目的统摄的、逐级建立起来的、稳定的存在秩序，回应以自发性和必然性为中心的世界图景。但正如Cooper本人的担忧，当围绕每一物种展开的目的论解释延伸到构成物种的更低层级、乃至物种间的关系时，亚里士多德建立的全新世界图景，极有可能取消各类存在物在自然中的核心地位，而诉诸一个容括所有存在物的整体目的或作为者。那么，应当如何看待两种目的论版本之间潜在的张力，既保留Cooper对文本思路的整体把握，又对《物理学》II.8-9作出一个更加融贯的解释？这一问题，正是Broadie关注II.8中“自然-人工”类比的一个出发点。
通过生物这个特殊存在层级的构成，展现一个由目的统摄的、逐级建立起来的、稳定的存在秩序，回应以自发性和必然性为中心的世界图景
四
Broadie认为，Cooper准确地看到了“物种（类）的永恒性”这一观念在亚里士多德自然目的论中的核心地位。以不可被还原为基础质料的各类物种为中心，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论既能摆脱人的意图而在自然领域内成立，又能在“物理学”的层次上解决恩培多克勒和德谟克里特式自然秩序的困难。但Broadie同时指出：Cooper并没有意识到，一个物理学层次上的自然目的论解释，完全可以在形而上学上赋予不同的目的和意涵。由永恒且不可还原的各物种建立起来的自然世界，既可以是自然物种各自实现目的的场所，也可以是为了“宇宙”这个整体本身，而分有着统一的、整体性的善。Cooper的解释没有从《物理学》II.8-9的文本中找到支撑这个物理世界的形而上学依据，因此，无论是何种版本的自然目的论，都有可能在面临不同的形而上学根据（例如柏拉图和莱布尼茨）时，与Cooper自己对亚里士多德世界的理解发生冲突。并且，为了避免将自然等同于“神”或工匠的不利证据，Cooper恰好错失了亚里士多德本人对自然目的论的形而上学澄清。这正是Cooper无法从生命体论证中把握自然目的论限度的原因。
在Broadie看来，亚里士多德澄清自然目的论形而上学意义的关键段落是199a8-20的“自然-人工”类比。在这段完全被Cooper搁置的讨论中，亚里士多德指出：自然的生成和工匠用技艺制作一个产品一样，都是为了某个目的。表面上看，这段讨论似乎恰好可以支持将自然视作工匠产物的柏拉图式世界图景，这样一来，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世界在形而上学层次的依据很有可能就如Cooper担心的那样是一个超越世界的存在。但Broadie认为，“自然-人工”类比是亚里士多德自然目的论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并且，这一类比的目标恰恰是为了凸显由自然物种构成的自然世界在形而上学层次的独特意义。
通常而言，自然生成和工匠的技艺制作之所以被认为无法互相类比，是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目的”与产生变化者（推动者）的关系十分不同。在自然生成模式下，目的内在于产生变化者，自然物的形式和潜能在自身之中为自己规定了变动的目的；而在人工制作模式下，目的外在于产生变化者，变化的本原是一位工匠，它依据一个外在的目的和形式（如房屋、床）制造出一个不同于自身的产物。因此，如果用工匠的制作类比自然的生成，那么自然似乎必须依据一个外在于自身的目的来推动生成，这无疑会导致矛盾。然而Broadie指出，亚里士多德使用这一类比的目标，恰恰是为了使读者看到常常隐匿在自然生成模式之中的一点：自然物本身就是与工匠一样主动施为的“作为者”(agent)，这种作为者的变化生成和工匠制作产品一样，需要一个目的。
Broadie的解释主要立足于《物理学》II.1中的“自然”概念。在那里，亚里士多德将“自身就是变化的本原”视为“自然物”最重要的特征。并且，“自然”不是一个与万物分离的、理念式的本原，而是必须依存于一个事物。因此，只有自然存在物才会依据其自身的本原生成变化，而“自然”本身恰恰无法像一个能动的存在物一样施为。在这个意义上，必然是自然秩序中各个种类的自然物，而不是超越这些物种的“自然”或“宇宙”整体，才是亚里士多德式世界图景的核心。但在自然生成模式中，由于生成变化的目的内在于自然存在物本身，我们往往无法清楚地看到，在生成和变化中，自然存在物对于自身而言同样是主动的作为者，而倾向于将生成的本原归于不可见的“自然”整体或“神”。因此，II.8中的“自然-人工”类比看似是错诉了“目的”和“作为者”分离的人工制作模式，但一方面，它帮助我们看到自然存在物本身除了是运动者（the moved），还是自身的推动者(the mover)和主动作为者(agent)，另一方面，技艺的比喻能够说明自然存在物的作为必须严格地遵循一个目的。
如果自然-人工类比是为了说明自然存在物的作为者特征，那么在什么意义上，这一特征能够为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世界提供一个形而上学的解释前提呢？首先，自然-人工类比确认了是自然存在物，而不是“自然”整体，才是自然秩序之中的本原和作为者。由此，实体、种类的多样性，而不是高于实际存在物的“自然”整体，才是既不可还原为基础质料、也无法分离为理念的自然秩序的核心。其次，围绕这个以实际自然物为中心的世界展开的自然目的论，使用的是一种描述实际事物及其种类的“谓述性”(predicative)的语言，而不是针对应然关系的“命题式”(propositional)语言，从而，事物及其部分的目的论关系不是由一个超越性的作为者设置的法则，而是各类自然存在物的内在关系。
根据以上分析，Broadie试图指出，Cooper刻意回避的“自然－人工”类比，恰恰是在《物理学》II.8-9这个局部中解开困局的“钥匙”。在围绕自然物种建立起来的存在秩序基础上，“自然－人工”类比进一步澄清了这一自然图景中的“作为者”与自然整体的关系。从这条思路出发，自然生成的主体（subject）和本原（source）不可能超出自然物种（或“自然实体”）这个存在的中心等级，转变为一位“神”、工匠或自然整体。这是Broadie对Cooper解释的修正，也是把握《物理学》II.8-9中的自然目的论做出的综合努力。
“自然－人工”类比
五
综观上述两篇文章，两位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努力勾勒了亚里士多德自然目的论的思路和基本意涵。第一，针对德谟克利特和恩培多克勒式的自然图景，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论是围绕不可还原的自然物种展开的存在／生成解释；第二，在这个全新的自然秩序解释中，自然物种既是存在层级的核心，也是自然变化的本原和作为者；第三，“自然－人工”类比进一步澄清了亚里士多德自然目的论的形而上学前提，自然目的论不仅是通过自然物种和实体逐级展现出来的存在秩序，更是一种排斥超越性“作为者”的自然图景。
需要致歉的是，由于学力和篇幅所限，我不能在这里进一步探讨由此引出的许多重要问题和相关学者的见解，也没有对Broadie文章后半部分关于“技艺”概念的重要讨论进行梳理（参见Broadie 2001, 95-100），更无法就此触及自然目的论和政治伦理议题的关系。但如果这两篇文章能够为把握亚里士多德自然目的论的基本样貌提供一个起点，我想，它们就初步实现了自己的“目的”。
参考文献
Gotthelf, Allen and Lennox J. G.(ed.), Philosophical Issues in Aristotle’s Biology (Cambridge, 1987).
Broadie, Sarah, “Nature and Craft in Aristotelian Teleology”, in Broadie, Aristotle and Beyond (Cambridge, 2001), pp. 85-101.
Cooper, J. M., “Aristotle on Natural Teleology”, in Schofield and Nussbaum(ed.), Language and Logos: Studies in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Presented to G. E. L. Owen (Cambridge, 1982), pp. 197-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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