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剑翘复仇案”：情感、女性与理性的现代话语｜城与邦

“施剑翘复仇案”：

情感、女性与理性的现代话语

作者｜周一川

图文编辑｜黄麒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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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伦敦政经政治系研究生

研究兴趣：早期现代哲学、康德政治哲学、西方现代社会学思潮、中国近现代思想史

     引言

　　一九三五年秋，下野军阀孙传芳在天津的一处居士林内遇刺身亡。行刺者是一名女性，名为施剑翘。这位女刺客在行动得手后，并未选择逃脱。相反，她在向现场慌乱的人群表示自己是“为父报仇，绝不滥杀无辜”后，转身投案自首。当天的一篇新闻报道形容她“态度从容，俨然无事”。这次非比寻常的复仇行动旋即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一时间，媒体炒作，坊间轶闻、官方声明相继登场。中国在上个世纪初期刚刚形成的城市市民群体成为了此次事件的主要消费者。根据事件改编而成的小说、连环画、情景剧成为了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更有甚者，竟然争相涌入地区法院的门口，只为一睹这名女刺客的面容。值得注意的是，在这起暴力事件中，施剑翘的性别以及她充沛的情感，吸引了不少文化精英与政治人物的注意。在此后数十年的时间里，无论是对施氏的诋毁还是赞誉，都将以此展开。对此，史学家林郁沁在其专著《施剑翘复仇案》中含蓄地指出，事实上，作为新女性的代表，施剑翘本人从一开始就被推向与中国现代话语对垒的前线，而后者分明显示出一种强烈的男权色彩。也因此，无论是最早对“情感”本身的污名化，还是后来因战时需要对“女性情感”的动员利用，反衬在大历史前的从来都是女性尴尬而被动的处境。尽管在此期间，围绕女性的“公众同情”时有兴起，却依旧难掩这隐藏在现代话语之中触目惊心的事实。

现代话语的策略：情感的“性别化”

　　施案爆发后，有关军阀、女刺客以及二人之间恩怨的小道消息纷纷不胫而走。对当时身处内乱并为国民政府的无能而感到失望的民众来说，施剑翘为父报仇的“孝情”以及由此而彰显出的“侠义”精神，无疑是具有吸引力的。具体说来，正当国民政府对像孙传芳这样的曾给中国社会造成混乱的下野军阀无可奈何之时，一个看似文弱的女子却以迅速而果决的手段将其刺死，这其间的反差显然是带有某种讽刺意味的，它直接挑战了国民党政权的威信。这在民间的一些舞台剧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案发后，在城市媒体和娱乐界的炒作之下，以“施剑翘复仇”为主题的舞台剧陆续登场。这些剧目，诸如《施小姐枪毙孙传芳》、《孙传芳被刺记》、《全部复仇女》等，大都极尽渲染夸张之能事，不遗余力地将施剑翘塑造成一种“侠肝义胆”的形象。这其中反映出的恰恰是当时城市大众对施剑翘身上的某种感情化的儒家美德的迷恋。究其原因在于，在一个缺乏政治秩序的乱世，个人英雄主义及其对“公共正义”的特殊表达，比起所谓的“程序正义”更能俘获人心。

　　然而，尽管城市大众借由艺术的形式对施剑翘给予了同情与宽宥，文化精英却在其他平台上表达了他们对此次事件的焦虑。由于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所分别代表的政治革命与思想革命，并没有给三十年代的中国带来秩序与进步，当时的部分文化精英已开始偏离五四以来关于“新女性”的普遍看法。一些评论家认为，曾几何时那种被赞许的、敢于冲破封建藩篱的女性个人情感，现如今已与“娼妓、歌舞厅的放荡淫乱及粗俗的商业主义联系起来”。而部分自诩为左派的人士，甚至将公众对施剑翘的同情也看作一种与理性相对的、次等的、女性化情感表达。同时，司法改革者们在呼吁“司法独立”的同时，也在无意识地将女性及其情感凸显为现代法治的对立面。由此，本来是人人皆有的“情感”，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首先被“性别化”了；它被视为一种女性特有而与男性的“理性气质”相对立的存在。并且，这种“被性别化”的“情感”，又进而被“污名化”，开始它作为现代理性话语的反证而遭人诟病的历史。

《血溅居士林》连环画。

非常时期的需要：女性情感的“动员”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仅仅若干年后，由于国民政府对日作战的需要，施剑翘以一种与上述情形截然相反的形象重现于世。由于当时中日军事力量对比的悬殊，国民党政府清楚地意识到“民众士气”的重要性。在这其中，就包括如何将妇女纳入战争并保持其与政府的战时规划相契合的问题。一方面，需要让妇女从事一些辅助性但却十分关键的工作，如照顾战争遗孤、提供医疗救护等。另一方面，更需要借由一些女性的英勇事迹以及那些饱含着充沛情感乃至激情的历史记忆，来召唤更大范围的爱国主义热潮。

　　毫无疑问，施剑翘多年前的那次复仇行动就此重回人们的视野。毕竟，人们“很容易就会在一个为了父亲和国家杀死军阀的英勇的复仇者的形象和一个四十年代初抗日爱国者的形象之间建立起联系。”当时的一些评论家指出，施剑翘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在对父亲的“孝情”之外，她本人具有着一种敏锐而深刻的“感受力”。这表现在，她“恨人恨极，爱人爱极”。而这种敢爱敢恨、爱憎分明的气质，不正是如今共赴国难的中国人所需要的吗？真正的爱国者，就应该像施剑翘那样，对作为侵略者的日本人恨之入骨，而对自己的国家满怀激情地去热爱。如此一来，曾在多年之前被当时中国的知识界指摘乃至污名的“女性情感”，现如今由于时局的需要，又被推上了“挽救民族国家于危亡”的神坛。它不再作为什么与“司法独立”抑或“国家权威”相敌对的存在，相反，它俨然是一种新形势之下凝聚人心并为国家赢得大众支持的正面力量。

情感与集体的政治参与

　　围绕“施剑翘复仇案”，林郁沁教授探讨了与现代性有关的诸多议题。在记录了“女性情感”在三四十年代被诋毁与被赞誉的历史后，林教授来到了一个抽象的理论层面。事实上，一如上文所述，无论是在对日作战之前还是之中，与施剑翘本人的孝情与激情连带被关注的还有围观此次事件的“公众情感”。而公众情感，事实上在相同的时间里也经历了与“女性情感”类似的大起大落的命运。在三十年代，文化精英曾一度将这二者视为本质相连的情感，并且认为它们均严重威胁了一个由男性的“理性”所造就的现代秩序。而在四十年代，公众情感却又在施剑翘复仇行动的意义得到重新诠释之际，被视作能够促使中国战胜日本的最后保险。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样的一种“公众情感”呢？对历史学者林郁沁而言，这俨然是一个从历史研究迈向政治哲学的入口。

　　在西方，哈贝马斯就曾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指出，与资本主义的崛起相伴随的乃是一个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诞生。当时，以英国咖啡馆与法国沙龙为载体的公共领域为资产阶级之间的理性交往提供了最佳场所。哈贝马斯进一步认为，这种发生在公共领域内的政治参与从来都是理性的、批判性的，它们与二十世纪兴起的“大众政治”以及“群众动员”水火不容。然而，一如林教授对中国案例的分析那样，“施剑翘复仇案”事实上已向我们展示出，那种看似危险的、不受控制的“情感”，反倒是在媒体的炒作与商业化宣传下，为当时中国的市民群体理性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机遇。这看似不可思议，但事情确是如此。与本雅明观念中的“游荡者”形象类似，围观施案的公众一方面成为“城市幻境”的一部，另一方面也在抵抗资本主义“奇观”的诱惑性力量——正是在围绕施剑翘这位女刺客的“公众同情”之中，市民才得以从私人事务中抽身，去关心一起与他们的利益毫不相干的公共事件。也正是在之后一系列的媒体炒作甚至商业主义与娱乐精神的渲染之中，有关案情的叙事才得以不被当时国民党言论审查的雷达所侦测，从而为之后的民众发言与公共议论提供平台。连环画、戏剧、小说，这些当时已普遍泛娱乐化，甚至被文学家林语堂斥为“政治冷漠”的艺术形式，却在机缘巧合之下成为了集体理性政治参与的媒介。这种景象，对哈贝马斯以及他所继承的法兰克福学派而言，恐怕是难以想象的。

哈贝马斯认为，大众文化与公共领域是互不相容的，前者无法促进对政治的解放性、批判性的参与。

结论

　　然而，理论的伟大不会因为反例的存在而有所衰减。事实上，对理论的反驳，终归还要回到理论本身。尽管“施剑翘复仇案”，作为中国近现代宏大历史下的一段独特插曲，被眼光独到的研究者放大并搬上舞台，清醒的研究者依旧难能可贵地保持了叙述上的克制与结尾的开放。在全书的最后一页，作者走出了中国的经验，表述了一个历史研究者的大格局——

“

她问：在现代性的普世主义叙述中，被置于我们生活中心位置的“理性”，真的就不需要对它自身进行反思吗？“情感”和一种批判性的政治参与果真不相容吗？

对此，她自答：“熟稔媒体的女人和由大众参与的女性激情案例的出现并不仅限于民国时期的中国。同样，施剑翘案中展现出的令人吃惊的公众激情的批判能量也许给现代中国之外的历史进程以更多的启示意义。”

”

林郁沁教授的《施剑翘复仇案》，曾被美国历史研究学会授予2007年度费正清奖。

参考文献

• [德]瓦尔特. 本雅明著，《巴黎，19世纪的首都》[M]，刘北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 [美]林郁沁著，《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M]，陈湘静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年

• [德尤尔根. 哈贝马斯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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