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西克：关于马基雅维利的三个观察｜城与邦
关于马基雅维利的三个观察
译者｜无明
简介｜政治哲学爱好者
兴趣｜政治哲学
校对｜黄麒瑄
编辑｜黄麒瑄
编者志
捷克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卡莱尔・科西克（Karel Kosík，1926-2003），代表作《具体的辩证法》（1963）。本文〈关于马基雅维利的三个观察〉（1969），是科西克在布拉格之春期间所做的宣传短文，他主张借由马基雅维利，我们必须明了何谓政治家的本事，看穿政治与文化背后的真正的问题——政治应该依赖谁、以及依赖什么样的社会。
本文译自Julianne Clarke英译的〈Three Observations on Machiavelli〉，收录于James H. Satterwhite编的卡莱尔・科西克论文集《现代性的危机》（The Crisis of Modernity）。
▲卡莱尔・科西克
一
马基雅维利是一位解谜者，但是问题是在于当我们对其作品进行解释之时，我们自己是否没有受其迷惑。马基雅维利已经得到过了最多样化的阅读和解释，并被认定为一切可能性的先驱：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直接民主制、多元主义民主、极权主义，等等。首先，我们必须自问，如果我们对以上这些术语的使用超出了它们各自的起源和有效性的界限，还能否保证这些术语不会被曲解和神秘化。比如说，根据马基雅维利已预料到经验上的民主是虚假意志的表现，我认为这概念化未能为它自身充分地阐明方法论，从而，阻碍（我们）接近过去的认知模式（understanding）的道路。
探究马基雅维利出发点和最终目的，首要之务在于仔细探究集中体现其思想的基本概念，比如：virtù（德性），fortuna（机运），necessita（必然性），occasione（机会）。因此，每一种对马基雅维利的考察必须，开始于这些概念以便澄清它们的脉络（context）和意涵（significance），然后借由当代的－历史的（temporal-historical）、社会学的和哲学的分析来实现那些批判。只有经过了这个过程，当我们搞清了这些作品的基础结构，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分别次要问题或者开展历史学比较。
如果我们从virtù与fortuna之间的内在关联开始分析，那么我们几乎无法为“马基雅维利主张政治（只不过）是人的发明”的诠释进行辩解。这样一种解释可能会受到，强调能动性、知觉、目的等诸如此类的推崇历史思想和理论的激励，但是，这一诉求使得我们自身陷于当世情景的羁绊，进而将自身的片面性迁移到其他时代。遵照马基雅维利的观点，政治包括自由创造和自发能动性两个方面，同时还包括既定的环境、机运的逆转和命运的转变；所以政治在字词的广义上是一场瞬息万变的博弈/游戏（game）；一组玩家、其他组玩家与敌对玩家间的冲突事件，而非自由民的创造。作为一场游戏的政治，不能被看作是一场提前预设规则，于其中一种策略对抗另一种策略的国际象棋；政治是一种这样的事件，它的进程为游戏规则提供了一个框架，其中变幻布局的是统一行动与情景、拼搏与命运、目标意志与运气。
在《具体辩证法》中，我将马基雅维利与培根联系在一起，因为两者都实践了现实的去神圣化（desanctification）。一人实现了自然的世俗化，从而为现代科学与技术的起源制定了准则，同时，另一人建立了人和统治者神秘外衣（demystification）的世俗化（secularization），然后这些倡议使得现代政治的起源与浮现成为可能。但是，要证明某位独特思想家的伟大同时意味着要提出问题，他作品中哪部分是历久弥新的他的著作中哪些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enduring）、哪些是或可能过眼云烟的（transitory）？马基雅维利政治概念化的革命性一面与此同时也是一个挑战：它是或不是一种政治可能的新的、或不同的概念，一种基于对人与世界、历史与自然的新的理解之上的概念？
▲《具体辩证法》平装本
二
一些古老且独立于马基雅维利的东西常常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欺诈、变节、背叛与谋杀。
任何参与政治的人必须意识到他自己正要去往何处以及身处何处。他进入了一个他可能受到背叛、侵犯、欺骗、拉拢及诸如此类的境域之中，但是作为一位政治家他必须对此有充分估计。政治是一场游戏，谋杀、阴谋和背叛时常出现，作为相敌对的参与群体中的一员，他必须行动高效且成功。一个人可能持有如下伦理准则进入政界，自欺说，我敢于不做一名罪犯、一名敌对者（enemy occupier）或者一名叛徒；但是，只有我在政治上明了了这些现象及知道如何对付它们的时候，我才会这样做。通常，政治与道德的关系被这样的一种方式加以解释：一位在政治中有道德的人必定同时会被认定为天真、迂腐、轻信等等。但是，如果我们对伦理与政治的关系进行分析，认定这种精神气质（ethos）只有在邦国（polis）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政治中道德的出现和重申实际上就是远见卓识、鉴别力、批评的能力、眼界等等。马萨里克[1]著名的论断指出：如果说马基雅维利主义不适合弱小民族（nations），那么仅仅意味着弱小的民族不能达到充足的精明/狡猾。这位精明/狡猾之人必须不能再是一位圣贤（sage）。在这一方式中，糊涂和易受骗定不会被看作智慧。换句话说，在传统理解的政治中的道德会被视作软弱或者是软弱的表征。然而，政治中的道德应该高于所有对洞察力、远见卓识、智慧以及批评精神的掌控。
政治家必须有能力去观察和识别，而不是受到意识形态幻象的迷惑。受到意识形态幻象的迷惑意味着看不穿以及受到自欺欺人的框架的操控。尽管大军在国境线集结，但是统治者因受到意识形态幻觉的深刻束缚和蒙蔽，这样集中的军力仍不能使他将其看对是对民族主权的威胁，那么，因此，不能以一种适当的模式采取行动。只有免疫了神秘化的危害的政治家，也就是看穿敌对玩家的意图与意识形态的政治家才能达到他所处时代的最高水平。
▲哈维里切克
三
哈维里切克（Havlíček）[2]是我们当中第一位对马基雅维利表达关注的人。这一事实并非巧合。真正的现代捷克政治开启于哈维里切克和帕拉斯基（Palacky）[3]。哈维里切克——就像为人所知的——实现了非神秘化，遵循现实并毫不感情用事（sentimentality）。他不仅是那知名论断的作者——我们必须创造“诚实的政治”——这一声明在当时展现了道德主义，在那个时代深刻地洞悉了真实的社会力量而且叩问为了实现诚实，政治应该依赖谁、以及依赖什么样的社会区域。
次要的评论：作为中欧政治人民议题的“捷克问题”包含一系列的政治、文化、公共生活、教育等复杂关系，除此之外民族生活的整体显著特征表现为极端的孱弱。
到目前为止，的确，发达的文化与欠发展的政治、文化发展与政治的滞后之间相牴牾仍没有得到解决——因此政治没有达到它所处时代的最高水平且没有能力支撑起这个民族的脊梁。
-Fin-
译注
当指Tomáš Garrigue Masaryk (1850–1937)，捷克的奥匈帝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时期的政治家、社会学家、哲学家以及捷克斯洛伐克首位总统和奠基人。
卡雷尔·哈维里切克（Karel Havlíček）是一位活跃于十九世纪中叶的捷克媒体人，1846年起担任“布拉格新闻”的编辑，致力于宣扬自由和捷克政治认同。
František Palacký（1798–1876) 是捷克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是捷克民族觉醒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被尊为捷克的“国父”/“民族之父”（Father of the Nation）。作为捷克十九世纪最为杰出的政治人物弗兰基谢克·帕拉茨基，曾为了抵抗“普世的俄罗斯君主国”，在一封著名写给法兰克福革命议会的信件中为哈布斯堡王朝的长期存在做辩解，他认为这是抵挡俄国的唯一屏障，抵挡“一股如今已然成为庞然大物的力量，这股力量已非任何西方国家所能匹敌。”帕拉茨基就俄罗斯的帝国野心做出警示，它渴望成为一个“普世的君主国家”，这就意味它试图支配全世界。“一个普世的俄罗斯君主国，”帕拉茨基写道，“将会成为一场巨大的且难以尽述的灾难，一场无法估量的无尽灾难。”（引自米兰·昆德拉：《中欧的悲剧》（陈通造/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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