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历史的珍珠”：汉娜•阿伦特的历史方法论｜城与邦
“采集历史的珍珠”：
汉娜·阿伦特的历史方法论
作者｜骆斯航
简介｜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系政治理论方向
在读博士生
兴趣｜恐惧、政治情感、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
激进左翼理论、民族主义
编辑｜施施
前言
无论从政治立场、写作风格还是学术方法来看，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都是一个不太好归类的思想家。她的成名作《极权主义的起源》在出版之后引发了一场关于该书“如何运用历史”的方法论争辩。这场争辩迫使阿伦特做出了一些方法论上的澄清，并在若干年后的其他著作（尤其是《黑暗时代群像》和《过去与未来之间》）里更系统地解释了自己的历史哲学。本文试图从《极权主义的起源》的一份书评入手，将阿伦特的历史哲学分为三个相关的部分进行讨论，分别是：（1）阿伦特眼中“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彻底断裂；（2）阿伦特所面对的，为极权主义这样一个邪恶的历史现象撰写历史的挑战；（3）阿伦特理解的政治理论家的责任。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在阿伦特眼中，现代人所处的“当下”，是一个与“传统”完全断开的当下。传统因此无法解释在“当下”里出现的、前所未有的、邪恶的历史现象：极权主义。因此，为极权主义书写历史，对阿伦特而言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任务。阿伦特追随本雅明的历史哲学，为极权主义书写了一种与传统历史叙事不同的“起源”。这种本雅明式的起源学，其核心是“构造”（configuration）和“结晶”（crystallization）。在阿伦特看来，面对极权主义，政治理论家的任务正是以一种说书（storytelling）的形式，将种种历史事件结晶成极权主义的过程呈现出来。
▲《极权主义的起源》封面
政治哲学家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在《极权主义的起源》出版后不久就撰写了一份评论。在这份评论中，沃格林批评了阿伦特的历史方法论及其哲学意涵。沃格林认为，读者必须通过阿伦特的情感动机来理解《极权主义的起源》所涉及的历史材料。阿伦特之所以撰写这本书，是因为她在目睹了二十世纪西方文明的暴力、冲突和惨剧之后受到了巨大的情感冲击。沃格林写道：“这种情感主导的方法论从具体的冲击出发来进行概括，（本书）主题的划界由此而来”（Voegelin, 1953: 70）。也就是说，阿伦特在书中处理了很多乍看之下与“极权主义的起源”并没有直接联系的历史素材。沃格林认为这种基于情感的方法论既是本书的优点，也是缺点。一方面，沃格林承认历史的叙事者之所以要进行叙事，经常是因为她对动荡社会中的人的命运抱有关怀；另一方面，阿伦特处理的素材太广太杂，导致她有时会“背叛真正的史学家在熟练的叙事中感受到的喜悦”（Vogelin, 1953: 72）。沃格林同时还担心，由于没有合适的理论工具来对极权主义进行分类，“道德上的厌恶和既有的情感可能会掩盖（极权主义的）本质”（Voegelin, 1953: 68）。阿伦特对这个批评进行了如下回应：
我面对的问题既简单，同时又令人困惑：史学的工作永远是拯救，还经常是合法化。这是既因为人总是担心自己会遗忘，也是因为人所努力争取的目标不仅仅是记忆……因此我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要如何去给一个我根本不想保留，反而只想摧毁的东西——极权主义——书写历史。（Arendt, 1953: 77）
” 阿伦特的回应说明沃格林对她的方法论的总结部分是正确的。在写作《极权主义的起源》时，阿伦特确实受到了巨大的情感冲击。但这种冲击不仅仅源自极权主义政权犯下的种种罪恶，更源自极权主义政权的崭新性。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反复强调，极权主义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其他独裁暴政截然不同，因为在极权主义政体下，恐怖并不像在其他独裁暴政中一样是一种恫吓反对者的手段，而是“作为一种工具。用以统治十分恭顺的民众”（Arendt, 1973: 6），亦即作为一种以“全面统治”为目的的管理准则。在阿伦特书写极权主义的“起源”时，极权主义的崭新性成为了一个需要反复面对的难题。塞拉·本阿比（Seyla Benhabib）和乔治·卡提卜（George Kateb）在解读阿伦特时都曾提到，《极权主义的起源》这个书名给本书带来了很多误解，这本书原来的书名是《我们当前的负担》（The Burden of Our Times）（Benhabib, 2000: 64; Kateb, 1984: 55）。误解主要来自于“起源”这个词，因为“起源”这个词似乎暗示了两件事：第一，极权主义的源头可以以一种清晰、连续、决定论式的方式追溯到过去一系列的历史事件上；第二，理论家在书写极权主义历史时的任务是将导致极权主义产生的历史“发展”以清晰、连续、决定论式的方式呈现出来。但如果极权主义确实是前所未有的，给出这样的一份历史叙事就仿佛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理论家无法画出一个流程图来展示极权主义的起源。我们在阅读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托克维尔时总会隐约感觉到，这些政治思想家认为面对崭新的、迅速变化的社会，他们需要一套新的政治科学来理解时代。在极权主义这个问题上情况也是如此：阿伦特需要一种新的历史叙事方法来理解极权主义的出现。
▲极权主义
阿伦特在写作《极权主义的起源》时所遇到的挑战只是她史观的一个缩影，这其中涉及到了她对历史的理解、对传统的理解、对理论家所处的境况以及理论家的任务的理解和她对现在与未来的理解。阿伦特并未在《极权主义的起源》里详细讨论过她的历史方法论，但在一些地方我们可以读出蛛丝马迹。例如，在初版序里，阿伦特把本书写作的世界历史背景描述为一个“就像丧失了所有希望之后”的“等待的时刻”（Arendt, 1973: vii）。之后她又努力地区分“理解历史”（或者“用历史必然性的逻辑来理解极权主义”）和“否认极权主义的残酷本质”。例如，她写道：“理解意味着有意识地检视和承负起本世纪压给我们的重担——既不否定它的存在，也不在它的重压下卑躬屈膝”（Arendt, 1973: viii）。她还把本书描述成一次“尝试叙述和理解已经发生但尚未经过无言的愤怒和无能的恐怖之中”的机会（Arendt, 1973: xxiii）。在如此种种的片断中有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这条线索由三部分组成：第一，过去与现在之间存在的断裂；第二，如何在理解历史的同时不去合法化历史事件；第三，理论家的责任与能动性。在本文余下的部分里，我将援引阿伦特的其他写作，逐一讨论阿伦特史观中的这三个主题。
一、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断裂
要理解阿伦特的史观，很重要的一份文献是她在《黑暗时代群像》中为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撰写的评论。阿伦特认为，本雅明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传统（以及传统的权威性）完全断裂之后的时代里。传统的理解过去的方法是系统性的归类和区分。传统把过去发生的事情整理到二元对立的类别中，通过这种归类把一种连续的历史叙事传递给了当代人。我们对过去的记忆和遗忘，都来自于这种传统历史叙事。传统的断裂并不意味着现代人就完全无法接触过去发生的事，现代人只是需要找到新的办法。阿伦特认为本雅明把这件事视为己任，她判断本雅明“转向德国和欧洲文学的研究”（Arendt, 1970:195）。阿伦特援引伊莎·丹尼森（Isak Dinesen）的《采珠人》故事来阐释本雅明找到的处理过去的新办法。《采珠人》的主角是一个小渔村里最幸运的采珠人，他每次出海采珠都不会空手而归。在水下，他遇到了一条牛角鱼。牛角鱼告诉采珠人，海底的生活是一种绝对的宁静，时间并不存在。不像人类“对时间的概念感到警觉，在过去与未来的无限摆荡中失衡”，海底世界的居民“把过去和未来结合到一句格言上：‘我们死后，将会洪水滔天（Après nous le deluge）’” [1]。在阿伦特眼中，本雅明正是一个处在过去和未来的夹缝中的人。本雅明对德国和欧洲文学著作进行摘句，就像《采珠人》里的主角一样，潜入历史的海底去搜寻“珊瑚和珍珠”——亦即搜寻过去的片断。传统并没有把这些过去的片断传达给我们；因此在传统断裂之后，这些片断给我们提供给了一个选项，使我们不至于完完全全地丧失我们的过去。在把本雅明比喻成历史的采珠人的同时，阿伦特也把本雅明比喻成历史的收藏家。收藏家的精神是复苏旧世界；复苏旧世界的方法，是把他的收藏品以无序混乱的方式展览出来。收藏品的真实性反抗了传统的叙事方法，收藏品的原创性反抗了传统叙事方法的权威性。在阿伦特看来，“采珠”作为一种处理历史的方法、“展览藏品”作为一种叙述历史的方法，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定义了本雅明作为一个处在过去和未来夹缝中的思想者的身份。
▲采珠
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群像》中对本雅明史观的讨论和她早些时候写成的《过去与未来之间》完全契合。在《过去与未来之间》里，阿伦特表明自己是一个和本雅明一样的思想者。除了强调历史不是连续的而是断开的之外，阿伦特在《过去与未来之间》里还指出，“失去的传统”指的是始于柏拉图终于马克思的西方政治思想。这个西方政治思想的传统，尤其是黑格尔和马克思式的历史哲学，通常用一条线索来把不同时期的历史事件依时间顺序串连起来，将过去呈现成一个有序的系统。在这种传统的历史哲学中，一个历史事件在历史必然性的逻辑链条中上承其因，下接其果。这种传统叙事的问题在于，通过强调一个由历史必然性主导的过去，它掩盖了另一个过去：一个充满历史主体的能动性和政治事件的意义的过去。在传统叙事里，政治“只是被看作‘达成所谓的更高目的’的手段”（Vila, 1999: 197）。虽然崭新的社会现象（极权主义）的出现意味着传统已经无力解释历史，也意味着传统丧失了其权威，但传统并不会就此消失。相反，传统可能会变得更加强横，“可能只有在它终结之时……才充分展现它的强制力量”（Arendt, 2006: 26）。历史既是负担也是源泉，但作为源泉的历史并不是我们可以直接感受、直接理解的。像本雅明的“采集珍珠”和“陈列藏品”一样，一个具有历史意识的理论家的责任是揭示并呈现一个不同的过去。通过这个破碎的、不同的过去，我们可以重新触碰我们的时代已经失去的珍宝。这里的“珍宝”，指的是革命时代里失去的公共幸福和公共自由——后来在《论革命》里，阿伦特又用相同的方法论探讨了这个问题（Arendt, 2006: 5）。本阿比指出，阿伦特的方法论是一种说书式的方法论。通过这种方法论，理论家能够揭示过去的隐藏意义，从而“指导未来的心灵”（Behnabib, 2000: 87；也参见Wilkinson, 2004）。
二、合法化与摧毁之间的张力
极权主义对阿伦特而言不仅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历史现象，也是一个邪恶的现象。当阿伦特把上述的方法论用于理解极权主义时，遇到的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她在答复沃格林时所说的那个问题：理论家如何叙述一个她自己想要摧毁的现象的历史。呈现某个社会现象的历史这个工作通常意味着两件事：第一，这个社会现象“起源于”一些现实世界里的人类活动；第二，这个社会现象及其“起源”是人类的心灵可以理解的。因此，历史研究不可避免地会拉近读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当研究的对象是极权主义时，“拉近距离”这件事就显得非常危险，因为极权主义不仅犯下了种种恶行，还有意识地掏空人的主体性，它对人类的威胁不言而喻。阿伦特因此努力地区分“理解极权主义的历史”和“否认极权主义的残酷”；她的这一尝试仿佛预言了《极权主义的起源》在出版之后——甚至是出版几十年之后——所遭遇的争议。例如，伯纳德·瓦瑟斯坦（Bernard Wasserstein）就激烈地批评阿伦特过于依赖像沃尔特·弗兰克（Walter Frank）这样的纳粹高级官员和纳粹史学家的叙事。瓦瑟斯坦认为阿伦特的方法论不仅仅是错误的，它“是一种扭曲的世界观的症候。阿伦特接触了过多对她的研究对象抱有集体性的蔑视和污名化的论述，污染了她的世界观”（Wasserstein, 2009: 15）。换言之，在《极权主义的起源》里，阿伦特作为一个理论家的角色连同她的历史方法论，面对着来自两个方向的压力：一方面，沃格林的担忧之一，是阿伦特的工作可能过于倾向于情绪化的谴责；另一方面，瓦瑟斯坦批评她对极权主义的受害者缺乏同理心。
阿伦特艰难地回应了这些批评。如本阿比概括的那样，挣扎在“合法化历史现象”与“摧毁历史现象的诉求”之间的阿伦特再次从本雅明处借用了“构造”和“结晶”这两个关键词来处理历史。在《历史哲学论纲》里本雅明写道：
与【历史主义】[2]相反，唯物主义的历史写作建立在一种构造原则的基础上。思考不仅包含着观念的流动，也包含着观念的梗阻。当思考在一个充满张力和冲突的构造中戛然而止，它就给予这个构造一次震惊，思想由此而结晶为单子。历史唯物主义者只有在作为单子的历史主体中把握这一主体。在这个结构中，他把历史事件的悬置视为一种拯救的标记。换句话说，它是为了被压迫的过去而战斗的一次革命机会。（Benjamin, 1969: 262-263）
”阿伦特对这段话的评注更清晰地说明了“结晶”这个概念的意思。她写道：“以此为出发点的历史学家该不会像提到一串念珠似的谈什么一系列事件了。他会转而把握一个历史的星座”（Benjamin, 1969: 263）。这里阿伦特的评论是基于她的“传统政治思想的权威已经丧失”的这个判断，但在此之上又有了一层新的意涵：历史上存在着种种暗流以隐蔽的、间接的方式连接到极权主义的起源。理论家搜寻、评估并重构这些暗流，一种不同的、本雅明式的关于“起源”的“科学”从这个工作中被提炼了出来。从这个角度看，《极权主义的起源》这个书名还有另一层误导意味：对阿伦特而言，也是对本雅明而言，关于起源的科学“并不是有意用来描写现存事物之所以得以存在的过程的”，而是“以发展过程中最遥远的极端和明显的过分揭示理念架构的那种形式”（Benjamin, 2003: 45-47）。这种本雅明式的“起源”解释了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里探讨反犹主义与帝国主义和极权主义之间的联系时反复表现出来的模糊。比如，在分析帝国主义时，阿伦特说“民族国家的解体，包含了后来产生极权主义运动和极权主义政府的几乎全部必要成份”（Arendt, 1973: xxi），但她并没有说帝国主义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衰退是导致极权主义发生的历史原因之一。通过本雅明式的“起源”学，阿伦特和历史必然性的语言保持了距离，同时也在沃格林和瓦瑟斯坦的批评中艰难地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一方面，我们需要用比“无言的愤怒和无能的恐怖”更好的姿态来理解历史，因此我们需要处理那些“结晶”成了极权主义的种种历史事件。另一方面，理解历史“意味着不能从已有的结论中大胆地推论出前所未有的结论，或者用类此和概括的方法解释如今不再被体验的现实的冲击和令人震惊的经验等等现象”（Arendt, 1973: xiv）。在检验历史事件的“结晶”时，阿伦特式的理论家并不是韦伯式的社会科学家——韦伯式的社会科学家会在实然世界和应然世界之间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分界线。相反，愤怒与恐惧这样的情感不仅是对现实的正常反应，也是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如此，阿伦特才在答复沃格林时说，我们不能平静地讨论集中营，因为这意味着纵容邪恶，而理论家应该为此负责。
▲纳粹集中营
三、具有历史意识的理论家的能动性
这指向了阿伦特史观中的第三个部分：理论家的能动性。如上所述，阿伦特的理论家身处两个夹缝之中。首先，身处“理解历史”和“道德谴责”两个任务之间的理论家背负着一份道德责任，要求她以规范性的视角来处理极权主义的历史。其次，身处在过去与未来夹缝中的理论家，需要担负起对“现在”的责任。在《过去与未来之间》里阿伦特以“卡夫卡的人”为坐标，进一步讨论了理论家身陷的困境。“卡夫卡的人”处在两股相互矛盾的力之间：一股是来自过去的力，推动他向前；另一股是来自未来的力，阻挡他前进的道路。卡夫卡的人希望有朝一日自己能超越这两股力量，上升到一个更高的位置上，无需和这两股力量不断斗争，而是能俯视这两股力量（Arendt, 2006: 7）。从卡夫卡的人的视角来看，历史不是连续的，而是断开的；而历史之所以是断开的，正是因为人被放置在了过去与未来之间。阿伦特说：
由于人的切入打破了这个连续体，就势必让着两股力量发生扭转，偏离他们原来的方向；而如果是那样的话，它们就不会再头对头地相撞，而是一个角度上相遇。换言之，“他”站立的裂隙不是一个简单的间隙，而是类似于物理学家称作力的平行四边形的位置，至少潜在地是如此。（Arendt, 2006: 11）
”阿伦特认为，卡夫卡所描绘的人缺少了一个思想的维度，这个思想的维度正处于上述的“力的平行四边形”里。只有通过思想活动，卡夫卡的人才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把自己从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永恒张力之中解放出来。在这个思想的维度里，人以公正的态度审视过去和未来；他的历史关怀源自“现在”这个时间节点里存在的问题。只有在这个思想的维度里，人才能“以期具体存在的全部现实性活在过去与未来的时间裂隙中”（Arendt, 2006: 12）。阿伦特判断，在当时的历史语境里，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张力不只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现实问题，因此她认为人的思想活动具有政治意义：思想活动可以给人以启迪，使人明白如何在过去和未来的间隙里活动——换句话说，思想活动教会我们如何面对历史的负担，如何在传统消逝、崭新的邪恶已经出现的时代里生存下去。
▲卡夫卡
结论
本文中讨论的沃格林对阿伦特历史方法论的批评，仅是沃格林对《极权主义的起源》的书评中的一个部分。但这个部分，亦即“历史的撰写者如何处理个人情感与撰写历史之间的关系”，只是阿伦特在为极权主义书写历史时面对的困境的一个体现。要理解《极权主义的起源》，乃至理解阿伦特其他的历史性写作（例如《论革命》），我们需要正确地理解阿伦特的历史方法论。阿伦特的历史方法论植根于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里。一方面，现代人已经无法获取系统的、归类清晰的传统教诲；另一方面，现代人面对着前所未有的邪恶，并因此背负了历史的责任。为了应对这个困境，理论家必须潜入历史之海，去摘取海底的珍珠和珊瑚，亦即去搜寻那些在传统的历史叙事里被遗忘的历史片段。这些历史片段对现代人的生活具有指导意义。像收藏家一样，理论家需要将这些历史片段以一种适当的方式呈现出来，将失却的“历史的珍宝”还原给现代人。这个工作只有通过“说书”才能完成。“说书”所呈现出来的历史叙事不依赖于历史决定论式的“必然性”语言，也不依赖于严格的因果逻辑。相反，它依赖于一种本雅明式的、以“结晶”为特征的历史哲学。在这种叙事里，种种历史片断悄无声息地凝聚在一起，像地下水合流一样，促使崭新的历史现象诞生。理论家带着规范性判断和情感动机讲述这样的历史故事；她希望能通过这样的历史叙事使我们理解新的历史现象，直面新的历史现象所带来的挑战。作为一种思维活动，说书使人能够超越过去和未来的永恒斗争，上升到一个更高的位置上。在这个位置上，人能够负责任地生活下去，背负着历史的负担前行。
-Fin-
注释
Après nous le déluge是路易十五的情人和政治顾问蓬帕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的一句名言。蓬帕杜夫人在1757年的罗斯巴赫战役之后说了这句名言，法军在这场战役中惨败。这句话预言般地暗示了在蓬帕杜夫人和路易十五身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大潮汹涌而来，从而广为流传。
【历史主义】一词为作者为上下文顺畅所加。
参考文献
Arendt, H. (1953).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A Reply. The Review of Politics, 15(1), 76-84.
Arendt, H. (1970). Men in Dark Times. Orlando, FL: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Arendt, H. (1973).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NY: Harcourt.
Arendt, H. (2006).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NY: Penguin.
Benhabib, S. (2000). The Reluctant Modernism of Hannah Arendt (New Edition).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Benjamin, W. (1963).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H. Arendt (Ed.). (H. Zohn, Trans.) New York, NY: Schocken Books.
Benjamin, W. (2003). The Origins of German Tragic Drama. (J. Osborne, Trans.) London: Verso.
Kateb, G. (1984). Hannah Arendt: Politics, Conscience, Evil. Totowa, NJ: Rowman & Allanheld.
Voegelin, E. (1953).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The Review of Politics, 15(1), 68-76.
Wasserstein, B. (2009, October 09). Blame the Victim.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13-15.
Wilkinson, L. R. (2004). Hannah Arendt on Isak Dinesen: Between Storytelling and Theor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56(1), 77-98.
参考译文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三联书店，2008。
汉娜·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王寅丽、张立立译，译林出版社，2011。
沃尔特·本雅明，《德国悲剧的起源》，陈永国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沃尔特·本雅明，《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三联书店，2008。
其余译文由作者本人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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