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移民裂痕这口锅，厄齐尔背不动

文 | acel rovsion

近期文章导读：

最近德国球员厄齐尔因为德国社会舆论的指责压力而宣布退出国家队，他表示“在格林德尔和他的支持者眼中，当我们赢的时候，我就是德国人；而当我们输的时候，我则是个移民。尽管我在德国纳税、向德国学校捐赠设施，并在2014年与德国队一起赢得了世界杯，但我仍然没有被社会所接受。我受到了区别对待。”

尽管本届世界杯厄齐尔的表现对很多球迷来说不理想，但平心而论德国队小组赛未出现这个锅让厄齐尔一个人背是完全不公正的。但现在德国媒体和舆论不管客观情况，把锅强行丢到厄齐尔等球员头上。只能说德国社会在民族问题上表现的远不如它们在对其他国家进行指手画脚时那样“宽容”。

另外一边，赢得冠军的法国队虽然不存在认同问题，但却被外界调侃“非洲队赢利了世界杯”，法国大使的回应更被人指责体现了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在法国队的历史上，球员的国家认同感也时有问题出现。

德法一直是欧洲移民融入的前沿实验场，但却走向了不同的死胡同。对于法国来说，移民主体中有相当部分的阿尔及利亚，喀麦隆，马里等地移民，除却殖民时代的遗留，这些“黑脚”或者“非洲人”创造了法国足球的重要人才储备。

当然，除却这些殖民遗产以外，更重要的是的是“接纳体系”：法甲的青训体系以及法甲本身是非洲球员或者本土阿拉伯非洲裔登录欧洲联赛所能选择的最好的初级场地，很多球员会选择在法甲打出名声再去其他联赛。而又由于法国的税收限制和融资体系，法甲俱乐部除却大巴黎外资金都算不上充裕。哪怕曾经的里昂，他们也乐于挖掘新球员和下沉青训的选拔体系。当然这些球员的优异者自然会加入到其他联赛的豪门，法甲大部分俱乐部留不住也开不起高身价。

法国足球貌似看起来还算是不错的移民融入机制。但放眼整个法国社会就很难说了。法国一直秉承的一种移民融入机制叫做“共和同化”，这种同化基于第五共和国戴高乐主义的政治构想，即所有法国定居者在保留自身社会特质与族群结构的时同时，要宣誓和遵守民法典，所有族群领有共同的政治领域公民身份，在公共领域以公民身份无差别进行政治生活，可以叫做“法权人”或者“缔约人”。而保留的特质就放在公共领域之下的族群共同生活中作为特质来保留，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社会性和自组织原则。

它的本质逻辑是在法国共和政治的共同公民身份下容忍族群的特质和自我认同感。当然，“容忍”这个概念需要注意，比如费加罗报曾经在2016年报道过一位阿尔及利亚女性，她通过婚姻取得法国国籍，而在归化的现场由于教义原因拒绝与省议长（或者翻译成秘书长）和市议员握手，被视作拒绝同化成法国公民身份，使得她的国籍被搁置了。

这个构想看起来很美好，然而实际操作上逻辑是反过来的。移民往往是通过社群或者族群内的共同身份和互助关系才来到法国，而他们是在保留族群特质为主体的情况下，不得不让度一部分象征性权力来取得国籍归化，他们对于所谓戴高乐主义的公共领域没什么好感，对法国公民身份的认同只能算是次要认同。

这也是为何法国的外来族群往往呈现各自聚居并且不相往来的奇怪景象——提到巴黎十三区就想到华人（虽然十一区，三区，十九区都有一些），陈文雄还作为华人当个十三区的副职。说到93省就想到非洲移民和他们那一套社群规则。

所以法国和美国的移民居住区还不一样，因为美国的移民好歹还参与主流城市生活——法国的移民几乎在聚集区里面行成了独立王国。这使得移民的二重认同中族群认同远远超过了所谓的公民身份，哪怕他已经是二三代移民，所以国家队比赛不愿意唱国歌，一个三代法国公民会去参与极端组织这些我们看起来匪夷所思的事情其实很容易得到解释。

又加上经济的结构性歧视，居住在廉租房（Habitation à loyer modéré）社区的族群很难在主流社会获得阶级提升，社区也无法提供较好的公共品，他们想通过法国的国内考试考上法国较好的公立大学或者大学校，比我们中国受过良好教育的留法学生还难得多。即使有社会资源的社区，也是通过族群内的互助体系和商业合作来进行的，这样使得双重认同中更加偏向本族群身份。

德国有一些不一样，但仍然存在这种二重性。当然这里我们讨论的是二三代德国移民，难民是另一个复杂的话题。德国的融入方式算是社区融入，一开始就给予移民相当的教育等公共品资源，并让移民在本地立足然后进入参政，形成和德国本土人的良性公共参与，这样移民似乎就融入了。

但是这也相对理想化，先不说按MPI-MMG（德国社科研究机构）等机构的研究，社区内移民背景的人口接受完整教育的比例偏低，公共热情不足且市议会移民背景比例不高，经济水平上移民家庭里有人拿Sozialhilfe 和Arbeitslosengeld II或者Arbeitslosengeld I, Wohngeld, BAfG的不少（各种德国低保）。虽然我们可以举出厄茨奥乌茨（下图右二）这样拥护德国价值的女性土耳其裔部长，但总体而言是不算乐观的。

再加上德国的公民法往往由于法典理性传统，虽然严格但又滞后，这有导致了非常多的问题。2000年是德国国籍变化比较大的节点，之前德国的国籍带有血缘族群考量，加上出生地原则并且对特定国家认同双重国籍，厄齐尔拿过很长一段的土耳其护照。而之后才是现行的新国籍法，以德国公民框架为原则的法理逻辑。这使得当代诸如厄齐尔这样的移民本身就带有二重性。

但相比京多安这样对土耳其政治认同不忌讳的人相比，厄齐尔还算是极为拥护德国价值和德国身份，但同时又保留了土耳其族群认同的人（比如不唱国歌），对德国足球也算劳苦功高，算得上大致的模范移民。

但是这次事件他的二重认同就被右转极化的德国舆论从不同角度撕裂了。对于中左和中右，厄齐尔和埃苏丹的合影无疑在他们看来是他和一个和德国还在撕逼状态的他国独裁者有交集。对于极右分子来说，早就在社交网络上看厄齐尔不爽很久了，埃苏丹到处迎合海外土耳其人（这次是埃苏丹主动在英国找的那些踢英超的海外土耳其人），和厄齐尔的接受态度让这群极右分子看来无疑是对他德意志大帝国的背叛，种族主义爆棚。传统的足协则想找一个比较有争议性的替罪羊。

这侧面不仅表现德国政治在移民问题上陷入极化，也说明德国移民政策融入机制的失败。而劳苦功高的厄齐尔悲剧地就成了这些矛盾的集中爆发点。

那么有人就问了，主体民族的国家可以考虑不引进移民啊？搭建不起移民机制又导致国内问题，不是没事找事么？德国法国有毛病吗？

除却部分历史原因。实际上看德国移民史就知道，最早是五十年代德国和意大利的劳工引进协议。说白了，就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老龄化和庞大的社会开支之间存在矛盾。女性通过积极劳动和社会参与把自己从男权社会中解放出来，更会强调自我追求而不是生育，也同时会把男权里面的生育神圣性解构，自我追求会促进国内新兴行业的劳动力质量提升和再生产，但生育而言即使性别平权政策非常不错如瑞典也只会把生育率勉强稳住不至于塌掉。

毕竟解构血缘神圣性以后，生育这活除了真喜欢小孩的，愿意干这吃力不讨好差事儿，其他女性都或多或少会有排斥心理。（特别强调：凡是有人因此想出压制女权发展这种蠢招或者说看不出女性解放的历史必然性进程的，自觉抄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柯伦泰《新妇女论》一百遍）

原有承载社会再生产的父权家庭走向解体，而全球人民的医疗，教育，房产等等东西也都会导致生育意愿下降，即使有钱的也是K策略而不是R策略（选择优生优育）。所以本土的人力资本再生产无法维持，老龄化高企，社会开支在增加，再加上走入常态化的成熟经济体，社会趋于稳态和经济降速。你需要劳动力再生产咋办呢？除了移民就只能想办法来一波工业革命续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