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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幕"演讲,开启比烂式新冷战

潮思 新潮沉思录 2018-11-12

文 | 刘梦龙


近期文章导读:

08-12年,新旧媒体战争第一幕

永不超生的贾樟柯们

未来二十年,人民币国际化的可能路径



01


近日一篇被很多媒体看作是第二次铁幕宣言的演讲引起国际关注,相伴的是近期中美贸易的进一步增加。实际上贸易战暂时并没有导致中美贸易的收缩,反而刺激了市场的不良预期,引发囤积居奇。这就像经济危机人们饥肠辘辘于是要赶紧倒掉牛奶,加税反而增加进出口,资本的运做带来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但这并不意味着贸易战将就此结束,而是意味着双方对抗的领域,手段,甚至强度的进一步增加。实际上我已经谈过,由于中国目前在全球贸易中巨大而难以替代的体量,单纯的贸易手段是背逆于资本的全球化的趋势与逐利本能的。至少在现有体制内纯贸易壁垒是难以实现的。正因如此,中美对抗要维持下去,手段必须从贸易领域拓展开去,就像美国有一些人已经在主张从技术上分别架构两个互相独立的全球电子通讯网络,从而减少对中国电子零件的依赖。这是两个平行市场的先声,一个是西方的,一个是东方的,这很可能成为一种新方向。



因利益纷争所引发的冲突应该说是我们并不陌生的。正如中日,中美之间关系,在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变迁,其源头是中国国力的变化。但我们正在经历一种我们大多数人之前没有经验过的全面对抗,一种阵营的划分。以目前世界的经济规模是不足以支撑一个十四亿人的发达国家的,这是相当于所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的存在,也就是某些人说的经济危机是因为印度人要吃饱饭而中国人要喝牛奶了。中国所选择的道路是产业升级和一带一路,要进一步压榨旧体系的剩余价值和并使自己成为主导。这和美国主导下的世界体系是带有根本性矛盾的,但非如此中国不能成长下去,只有进入内卷化的未来。


迄今为止我们仍然没有办法摆脱经济规律的限制,始终面对着周期性经济危机的资本世界里。这和我们过去一百年的遭遇和努力放在一起很有嘲讽的意味。自1840年开始,列强以战舰和鸦片强行将中国拖进了全球体系,之后中国努力的方向一直是爬上西方主导的体系顶端以寻求现代化,不管是民主主义,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概不能外。


然而在中国人好不容易要赶到队伍前列的时候,突然发现很可能此路不通了,在长期的追赶之后,与当代中国崛起同时发生的是西方的衰退,这真是让人唏嘘的,我们漫长的时间里追赶的居然是一种虚影。如何超越局限性已经越来越明显的西方旧体系正在成为今日中国的课题。不论中国愿意或者不愿意,一种新的东西方对抗的格局正在形成。最重要的这种格局并不是中国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它既是中国内发的,也是由西方世界所强加的。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们通过努力融入西方,主要是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不可避免的,我们从上到下也对外部世界抱有善意,习惯以理性和互利来处理外部世界的一切问题。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与中国国力崛起相对应的是这种战略环境的再一次严峻,利益已经不足以动人,而理性的交流正在被偏见的对抗所取代。





总有人在幻想,现阶段的对抗是短暂的,贸易战将会停止,更激烈的对抗不会发生。即使共和党赢得中期选举,也不过再持续两年,即使特朗普赢得连任也不过再持续六年。然而这不过是幻想而已,只是稍微了解下二十世纪的历史我们就会知道,激烈的对抗一旦开始,直到一方无法承受为止,是不会停止的。即使短暂停止,长期对抗所积累的力量和情绪无法释放,将导致新的统治危机,进而开启新的对抗。事实上,对于处于衰退的集团来说,一个强大的外部敌人是必须的,这不但有利于进一步榨取内外各个阶层的利益,也有利于维持霸权和统治。古人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正是这个道理。


古人没有说的一个潜台词是敌国外患是衰退的借口,直白的说,当面临衰退时,为了维持与强化统治迫切需要一个敌人,这与敌人自身的作为和意识无关。实事求是地说,任何帝国的衰亡往往不是因为外敌的强大而是因为内部的衰退,就像唐朝衰退始于安史之乱而不是与吐蕃,阿拉伯帝国的对抗,罗马不亡于战神汉尼拔而亡于自己军队的蛮族化。但内部的问题往往是无法解决的,因此就需要一个外部问题,越是民众参与度高的社会政治结构越是如此。在西方的衰退过程中,中国正在扮演的就更接近这样一个角色。



02


哲学上有一个它者的概念,这个概念也被引入社会学。作为个体的个人,作为集体的社会,就像人需要照镜子来观察自己的面容,人们必须是通过它者的反射来定义自身的形态。随着多元社会的崩解,意识形态的极端化,作为它者的中国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政治符号,并成为所有问题的象征。


亦或者说,伴随西方的衰退的,是对东方的恐惧。这种恐惧并非来自东方的威胁,而是来自对自身深层问题无法解决的恐惧,这时的东方不过是一个想象的罪恶集合而已。这很难不让人想到上个世纪的初流行的黄祸。上个世纪黄祸的兴起实际上是对欧洲紧张形势的一种移情,显然那个时代的地方没有真正能挑战西方的力量,是一种纯粹的假借。和上个世纪更多停留在想象的黄祸相比,对华的恶意这一次有了实际的载体,将变本加厉。想象中的中国和实际上日益强大的中国,被充满恶意的叠加在一起,一同为愈演愈烈的衰退背书.


不久前爆发的瑞典电视台辱华实际上算是这种情绪的一种折射,一个和中国经济,社会交流的有限的发达国家,却流动着难以让人理解的反华情节。



当然,有一种比较通行的分析,这次事件的升级和瑞典的政治格局变化有关。由于中左翼政党在这次大选中失势,瑞典政府即将重组,新政府中中右翼力量将占到优势。这种情况下,即将失去政权的左翼政党并不在意对华关系的伤害,而愿意进一步造成分裂和伤害,并把这个伤害作为留给反对党的执政陷阱。这种鲁莽激进,缺乏长远考虑,完全以国内选票考虑的做法,在近些年的欧美政党政治中并不少见。


但实际上并不这么简单,为什么目标最后会是中国,这仅仅是因势利导吗?随着事情的进一步发展,瑞典既然宣称是一个多元社会,为什么几乎没有大的反对之声,是整个社会普遍对此抱持默认的态度吗?利用公共媒体辱华这在当代国际社会的政治舆论里也是极端敏感的一部分,这时整个瑞典的沉默,乃至西方的沉默又是为什么?可以想见,如果这个视频的主角不是中国人,而是穆斯林,犹太人,甚至是印度人,印第安人,早已经不是这样的模样了。有一些歧视和伤害是只发生在中国人身上的,而且这种行为在瑞典和瑞典之外的西方世界上有着巨大的社会基础,这才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瑞典之所以存在这种广泛的恶意,至少有两个因素,一者,这种恶意本身在泛滥,所以可以轻易找到突破口,二者,恰恰是因为瑞典本身和中国的交流规模不大,使得对这种恶意的敏感性不高,所以更容易爆发出来。这种恶意绝不仅仅弥散在瑞典,而是在整个西方开始逐步蔓延,愈演愈烈,就像一切极端主义更容易在小国爆发出来,但实际上在早已在大国间暗流涌动。


具体到瑞典,整个瑞典社会恐怕上充斥着对外来者的厌恶,比如大量涌入的难民。由于地缘的关系,实际上能进入瑞典的难民并不完全是依靠财政供养的被救助者,相当一部分应该是经过挑选的劳动力和技能者,但任何外来者一旦数量够大都足够让一个相对封闭富裕的社会产生排异性。



这种广泛的排异性是目前我们经常提到的难民问题,但难民问题当然和善良无关。一来,虽然顶着难民之名,相当一部分是经过挑选的廉价劳动力预备军,二来,大量涌入欧洲的中东移民本身就是旧体系崩解下的副产品和地缘下的无奈。当然最重要的是情绪为什么会集中到中国身上,正是我们一开始说的一个以文明划分的壁垒正在形成。


亨廷顿认为西方,伊斯兰,东方能构成文明的对峙。现在看,西方社会目前是认为伊斯兰的某些部分,比如经过挑选的廉价劳动力还是能成为西方的养料,进一步说双方的文明是具备同源性的,未必不能彼此理解融合。因此难民即使形成社会问题,也是一个内部问题,最终作为一种政治正确所避讳,这也和善良无关,更多和视角有关。


作为恶意的投射,中国显然不会有这样的待遇。虽然经济上还无法割舍,但地缘上足够遥远,实力上正处于一种不强不弱的态势,几乎是一个完美的它者。这种情绪会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而消解吗?很可能不会这样,随着时间的发展,对抗长期化势必带来理性的进一步丧失,也就是即使中国的实力进一步增强,在没有决定性的突破之前,这种对华的恶意将持续增长,直到形成一种完全非理性的排斥和污蔑,到了这个时候壁垒才算真正形成。当然这种壁垒一旦形成,尤其是中国的力量能增长到和壁垒所要求的假象相适应,恶意就会和忌惮相持平,对于普通人来说能感受到的恶意反而降低了。


在这种对等的未来到来之前,在这种对抗开启之初,是最危险的。就像一开始我所说的,过去三十年的经验马上就要失效了,外部世界对善意和理性的回应很快就会消失,未来发生的事情将越来越倾向于纯粹恶意非理性的对抗。在最坏的情况下,这种情形将引向新的种族主义,猜忌和隔阂进一步扩大,以至于失控,从远在天边的不可及的中国转向对触手可及的华侨与华裔的歧视与迫害之路。



03


随着对抗的发展,多元文化很可能重新让位于保守主义,这是符合对抗的需要的。在一场激烈的对抗中,双方都要迫不及待的标明自己打上标签,而这种标签很可能是以文明,种族为单位的。这是哲学也是战斗的第一个问题,我是谁,其次是一切斗争的最初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一切又可以简化为自己的标签是什么,敌人的标签是什么,以及基于不同的标签的阵营划分。


和这种保守主义的兴起并起的是社会形态的复古。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逐步形成的福利社会,以收买和让利中间阶层来维持社会稳定的模式,这种余裕是建立在对市场的独占导致国内畸形的大繁荣之上的。一旦壁垒形成,随之而来的是市场的再分割和国内为对抗而产生的进一步统治强化。所谓中产社会这个虚幻的概念很可能到了破产的时候了。伴随新对抗产生的是对内外部的进一步压榨,只有最有限的大国才能勉强维持自己的福利水平以求团结,首当其冲的应该是按传统处于第二世界的先进国家。当然这种消亡不是绝对的,如果中国能挺过这一关,很可能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会迎来一个新发展。这是因为中国原本在全球体系中处于下游,而这种斗争所追求的正是改变中国所处的产业链位置与扩展能与其产能相适应的市场。只是,这种冲击必然会和保守主义,种族主义,乃至沙文主义的兴起,与冷战后多元主义的消退并行。


最重要的是,在外部世界变化的时候,我们自身对这种变化的感知和应对。试图通过善意和退让来赢得交流和彼此谅解将越来越不现实的。对中国与中国人的判断不再取决于具体的人和事,而来自某种标定的固化印象,在这种印象面前,任何努力都是只有一种结果。对中国来说,作为自身判断标准的它者在壁垒形成的也将同时失效,这也意味着曾经作为理想存在的,那个外国和外国人也到了消失的时候了,甚至作为反面存在的外部世界将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当然这也同样不是实际存在的。


该演讲里引述鲁迅的话,中国对外国人只有两种称呼,圣上和禽兽,来表达中国人的沙文倾向。然而这未必没有道理,其实我所说的是,严格的说无论我们过去所追赶的外国,还是未来所假设的敌人,都在本质上是一种虚像,是我们对外部世界的判断。


固然,这是我们许多人一度期待的,虚幻的外国的消失。过去的三十年,这种被极度扭曲,被极度讨好的外国充斥在我们的社会生活里。对一部分人来说这种非理性的外部是一种类似宗教的理想天国。这次瑞典事件同样有不少。而对统治来说,很大程度上这也是一种它者,特别是在维持内部稳定的时候,借助遥远而难以被确认的国外评价体系达成内部妥协。



这种转变当然并全是完全的好事,作为一个理想目标存在的它者消失的时候,也意味着进步的期待被混乱的威胁所取代,这是另一个它者。过去一百年刺激中国的前进,过去三十年维系中国的两个工具,对进步的期许,对混乱的恐惧,前者一直高于后者。一个虚幻目标的存在,未尝不是对社会进步的一种鞭策,一旦堕入失去的恐惧,也意味着社会可能走向停滞和保守。有时候真实的世界,并不是客观存在的,至少在社会的群体想象中是这样的。


作为普通人,这些是在一代人身上会逐步看到的变化。怎么样去理解这种对抗情绪造成的社会意识形态的迅速转化,怎么样去适应这种高速转向的社会。可以断言,这种集体意识的变化结合中国的巨大规模将带来地缘格局的新变化,一旦走向全面对抗的新局面,将带来内外部环境的一系列深层变化。


每到历史的巨大变革到来的时候,旧的幽灵就会开始徘徊,有时候是共产主义的回潮,有时候是封建主义的回潮,但都不过是酒瓶装新酒。用马克思的话说,“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



04


美国的意识形态回归是很危险的,当前它的意识形态是和英国精英集团融合后转嫁而来。其本身由于特殊的地缘形成的历史背景,孤立主义的幽灵无时不在。而当代美国显然无法回归孤立,这种欲孤立而不得带来的焦虑,以美国优先的狂乱表现出来,未来更可能通向种族隔阂对意识形态的重新割裂。这无疑会侵蚀美国强大的根基,美国当前的社会基础,离开作为其主体的白人还能存续,但没有世界范围内精英的补充帝国还是帝国吗?这种和封闭的斗争比中国要危险的多,尤其是带有强大力量的时候,某种程度说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国怎么去维系靠吸纳整个西方精华而伟大的美国才是一个大问题,因此对美国来说,中国必须强大而危险。



对中国,因为革新而复古,意识形态的重建不可避免的要回到追忆荣光的华夏传统中去,这是一种相对的优势,也带着另一个层面的危险,这同样来自历史深处。高度的自信心是华夏意识的核心,应对未来空前严峻的挑战,重建这种自信力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说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对于一个大国,甚至可能是超级大国而言,崩溃并不是来自外部敌人,而是来自内部信念的崩溃,这一点于俄国是这样,与中国也是这样。


危险的是,与华夏荣光唤醒相伴的很可能是沉渣泛起,封建的残余和自由资本主义最野蛮的结合。由对抗壁垒所形成的外压下的内部稳定,由此形成的以大义之名维系高技术条件下难以撼动的高压社会。与近一百年来中国意识形态崩裂并行的是社会意识现代化的发展,三十多年来和中国的不自信相伴随的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松绑。这些实际上是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却或多或少与过去的世界已经脱节。复古作为一种假借的旗帜能带来光荣与号召,然而我们也很难否认中国文化深处有一种强大的保守和专制主义倾向,这是近一千年的内卷化带来的。我们千方百计的避免中国要再次走向内卷化,却不得不挥舞如此危险的双刃剑。


这其实是和中国的复兴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问题。一个强大的中国是重要的,但这是一个对普通人而言什么样的中国恐怕才是更重要的。我们可能很难避免一个新的分化的社会,中国体系的建立可能是建立一个辽阔的新边疆,一个新中产这样的缓和,但这也不过是一种暂时的缓和而已。能在多大形态上抵抗住这种回潮,探索新的社会结构,文明的进程到底应该是一种怎样的方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是一个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新问题。


换一种说法,我们的世界怎么不再比烂式的发展,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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