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情义在，似是故人来——专访贾樟柯：我不要成为电影动物

9月21日，导演贾樟柯的新片《江湖儿女》将在全国公映。

该片是唯一一部入围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华语片，其叙述的时间线绵延17年，空间跨越7700公里，讲的却仍然是贾樟柯最熟悉的那些社会边缘的小人物故事。

9月中旬，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库记者专访了贾樟柯，试图还原这个属于他的“江湖”。

“啪”地一声按下打火机后，贾樟柯陷进了黑色的皮沙发里。 

“我一直想拍一部江湖电影。”他一手夹着雪茄，一手搭在沙发扶手上，说起9岁那年，山西汾阳下了一场暴雨。第二天早上，县城主街已被齐腰深的洪水淹没。一个叫贾樟柯的小男孩站在学校对面的高台阶上，不知所措。这时，一个身影不发一语弯腰将他夹在腋下，蹚过洪水把他扔在了马路对面——那个高大的身影是他们那片的大哥，小东。

大学的某个暑假，当贾樟柯再回到汾阳老家，小东已经从当年叱咤街头的大哥，变成了“头发稀疏、身体发胖”的大叔，蹲在院门口，低头呼噜呼噜地吃着一碗面。

这一幕一直留在贾樟柯心里。2015年，《山河故人》路演尾声，他得知自己的一个朋友——也是以前的一个大哥，突然中风了，要拄着拐杖走。贾樟柯很伤感，他决定写写大哥们的江湖往事。

初稿写了五六个月，从2001年的山西大同讲起，男女主角斌哥和巧巧在这里出发，一路闯荡至三峡、新疆；2018年，人到中年，二人又回到故乡。

剧本写完，贾樟柯吓了一跳：“就好像我这些年的经历，从山西出发，一点一点地往外走。”

《江湖儿女》9月21日全国公映。（网络图）

“有一个‘假科长’的《站台》

你要吗？”

2017年11月29日，《江湖儿女》开机；2018年1月25日，剧组杀青。

拍最后一场戏时，大同气温逼近零下二十度。火车站广场的高地上，廖凡饰演的斌哥坐着轮椅，凄凉地等待着赵涛饰演的巧巧赶来接站。

关机后，贾樟柯跟廖凡半开玩笑半吐苦水：“拍这片子给我拍吐血了。”

过去二十年来，他从未拍过这么大规模的电影——每一场戏光是群众演员，就有两三百人。

“这部电影里出场的演员特别多，用张一白的话来说，廖凡和赵涛演的是‘儿女’，很多不同口音、不同职业的朋友们帮我们演了这个‘江湖’。”9月16日下午，《江湖儿女》在北京举行了首映礼。映前，贾樟柯带着廖凡、赵涛等一众演员与观众见了面。

张一白和徐峥、刁亦男、冯小刚一样，都是被贾樟柯请来客串的。在141分钟的戛纳公映版中，冯饰演的是一个针灸大夫，电影结尾处，廖凡脑袋被扎成刺猬的形象，就出自他的手。而在国内公映的136分钟版本里，冯小刚的戏份被删得只剩下了这双手。

贾樟柯以前偶尔也会在自己的电影中露个脸——《任逍遥》里的“精神病”、《天注定》里的“煤老板”。到了《江湖儿女》，他给自己找了个“替身”，让童年的玩伴张小军出演了“老贾”一角。

张小军想不明白贾樟柯为什么非得点名要他来演，“估计是要（会说）汾阳话的”。

在片场，张小军最怕听见贾樟柯说“好！非常好！”。“他一说，我就知道完了，下面一句肯定是‘再来一遍’。”

“你觉得演得好吗？”接受采访时，张小军不放心地问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库记者。

得到肯定的答案后，他才松了一口气：“那是导演弄得好。”

侯孝贤曾经跟陈丹青说，贾樟柯是个有办法的导演，“我看他第一部电影，就发现他会用业余演员。”

1998年，《小武》一鸣惊人拿下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论坛首奖。陈丹青曾用“准确”来形容片中主角小武的形象：“一个北方小痞子，烟一抽，腿一抖，完全对了！”

《小武》法国版海报。（网络图）

扮演小武的是贾樟柯的同班同学王宏伟。他们一起在北京电影学院念文学系，专攻电影理论，对演戏一窍不通。

据二人的同班同学，担任这部电影副导演和文学策划的顾峥回忆，当时文学系也有一年表演课，“是教过赵薇的老师来教我们，把我们批评了一通，我记得被他批评得最狠的，就是王宏伟。”

《小武》之后，贾樟柯开始筹拍《站台》。顾峥陪他去太原师范学院挑选学生演员，结果贾樟柯一眼相中了当时还是舞蹈老师的赵涛。2000年，这部由王宏伟和赵涛出演男女主角的电影，又一举斩获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奖。

那之后，贾樟柯顶着“假科长”的名号“出道”了：威尼斯归来，市面上很快便出现了盗版的《站台》DVD。有一次，贾樟柯去北京小西天一家盗版店淘碟，老板见他一遍一遍翻找箱子，忽然问了一句：“有一个‘假科长’的《站台》你要吗？”

这辈子“就干电影了”

十几年后，“假科长”早已沦为笑谈，“贾樟柯”则成了不折不扣的“汾阳名片”。

“我们走到哪，说汾阳人家未必知道，说汾酒人家‘哦’一声，可一说‘贾樟柯是我们那儿的人’，没有不知道的。”邢万里比贾樟柯小8岁，《小武》在贾家庄取景拍摄时，他还在汾阳中学读书，周末才能回家，“就在我家房子背后拍的。”

从《小武》到《站台》、《天注定》，再到《山河故人》，贾樟柯似乎对汾阳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

1970年5月，贾樟柯出生在汾阳县一个四口之家。父亲是中学语文老师，母亲在县糖业烟酒公司的一个门市部当售货员，家里还有一个大他6岁的姐姐。

幼时贾樟柯。（网络图）

儿时的贾樟柯觉得县城很大。初一学会骑自行车以后他才发现，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地穿越县城，用不了5分钟，他开始对外面的世界充满想象。

贾家住在辘辘把街5号，紧挨着一条国道。那条国道是省城太原开往陕北军渡（黄河的一个渡口）的必经之路，也是贾樟柯童年所能想象的“最远的地方”。

“我真的无数次冲动想去看一看军渡是什么。”蹲在家门口，他有时候会看到一辆一辆军车，拉着坦克往军渡那边去了；有时候又看到一溜卡车拉着硫磺，从军渡那边来。

一天早上，一个“奇怪的声音”随着风远远地传来。父亲告诉贾樟柯，那是火车的声音，孝义的火车的声音。那时候，汾阳还没有铁路。

声音渐渐远去，远成了某种召唤。

贾樟柯再也忍不住了。他纠集了一帮同学，偷偷骑着自行车，去三十公里外的孝义“找火车”。找啊找，终于找到一列拉煤的火车。几个小孩坐在地上，屏着气息行注目礼，“看着火车走远，惆怅了很久。”

直到现在，贾樟柯拍电影都非常喜欢拍交通工具。而走上电影这条路，他必须要感谢一个人：陈凯歌。

1990年，20岁的贾樟柯第一次看到了电影《黄土地》。彼时，他在山西大学的一个美术班进修，因为高考失利又不想留在汾阳县城，贾樟柯迫切地想要谋个生计，想着从美术班出来以后进广告公司搞平面设计。

“我初中的时候，汾阳县城就开始有录像厅了，大部分是香港武打片。结果我看了一个非常不录像厅的电影《黄土地》。”看了差不多5分钟，贾樟柯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他当即决定，这辈子“就干电影了”。

有同学跟他说，“你可以考北京电影学院。”贾樟柯想着考摄影系，“结果一看招生简章，有身高要求，我就放弃了。”

报考导演系，他又心里没底，唯一能试的就是文学系。小学五年级时，贾樟柯就展现出了文学天赋，一篇写晋祠的散文刊登在当时的《山西青年》上。离开山西前，他已经在《山西文学》上发表了小说，很受山西作协重视。如果不是入了电影这行，他可能会成为一个作家。

“拍电影就是兄弟的事情啊”

1991年，编剧汪海林也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笔试过后，电影学院安排考生到北京邮电学院体检。汪海林去的路上听说，班里有两个人体检给刷下来了。

“是吗，谁啊？”旁边的人指了指操场看台，汪海林一看，上面坐着一个人，脸色煞白，冒着冷汗，是贾樟柯。“你看他这脸色，就不大像能过的。”正说着，一位老师走过来：“汪海林，另一个体检不合格的，就是你。”

1993年，贾樟柯终于如愿以偿地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班上12个人，七女五男，号称“七侠五义”。

贾樟柯和王宏伟、顾峥，是这“五义”中的三个。“我们仨都不富裕，一到月底不是你缺钱就是我缺饭票，大家只好凑在一起，用‘共产主义’的模式解决温饱问题。”在一篇回忆文章中，顾峥曾经这样描述他们三人的交情。

饭都吃不饱，贾樟柯却老想着拍电影。1995年，他拉着王宏伟和顾峥，牵头在北京电影学院成立了青年实验电影小组。受资金、器材和经验限制，他们拍摄的片子都很糙，好听一点的说法，是“有一种毛边感”。

贾樟柯23岁考上北京电影学院。（网络图）

贾樟柯并不在意这些。他经常告诉组员们，“不要因为自我感觉不好就中断拍摄或者放弃后期，‘再烂’也要拿给别人看。”

对于贾樟柯能说出这样的话，张小军一点也不意外。“别人有想法，可他能落实。比如当年跳霹雳舞，别人都放不开，但他就敢。我们都是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别人，他是好不好都拿出来给大家看，不好再去修改，很真诚。”

青春期时，贾樟柯是汾阳出了名的“舞王”，经常会因为去商业场合“走穴”而逃课。回到学校，他又因为写诗在同学中小有名气。“那时候流行徐志摩，”张小军说，大家都想学徐志摩，但在汾阳这座小县城里，“很少有像贾樟柯那种能放开的孩子”。

自打上了电影学院，贾樟柯和老家朋友们联系就少了。“导演这职业跟我们普通人不一样，他在外面跑，我们交集很少，”张小军回忆，“这些年他们其实很少能坐到一起吃个饭，只能是过年或者是有事儿，（他）回来走一走。”

那几年，汾阳中学的同学聚会，贾樟柯都没怎么参加。他用一句歌来形容那段日子：曾经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

大学毕业之后没几年，电影小组也解散了。拍完《站台》，王宏伟退守北京宋庄，在栗宪庭电影基金会做艺术总监；《任逍遥》之后，顾峥去中央戏剧学院当了老师，也不再参与贾樟柯的电影工作。有人说，曾经的“三剑客”已经分道扬镳，渐行渐远，顾峥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这个东西都是你们媒体爱这么写”。

8月初参加央视《朗读者》节目录制时，贾樟柯在现场回忆起和少时同学、玩伴的故事，眼泛泪光：“我相信我们不会断裂，有一天我们会在一起。我想跟所有的同学说，‘请容稍后禀报’。现在的我没什么好说的，我们的情感一点问题都没有，可能也是（我）自己跟自己较劲的一个阶段。”

这些年，一直陪在他身边的，除了妻子赵涛，还有摄制组里的老班底。“我们差不多一起拍电影快20年，说夸张一点也是出生入死。”贾樟柯点燃了手中熄灭的雪茄，深吸一口，悠悠地说：“拍电影就是兄弟的事情啊。”

从左至右：《江湖儿女》录音指导张阳、导演贾樟柯、摄影师埃里克·高蒂尔、男主演廖凡、女主演赵涛、灯光指导黄志明。（网络图）

对兄弟，他也会发火。邢万里就见过，“比如片场正在拍，拍得不太满意他就生气，你能感觉到他那个急。有时候他也尽量克制着不想批评（工作人员），就回房间，我估计他是自己发泄发泄。”

贾樟柯说，对于情绪的隐忍克制，来自于父亲的调教。“我小时候脾气太火爆了，到初中还打老师，直接把老师打哭了。”父亲性格则非常随和，“他在世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家每天都是宾客盈门，人来人往。他那些门生弟子遍布各地，都非常爱戴他。”

父亲跟贾樟柯讲过一句话：“你觉得有人欺负我吗？”贾樟柯说，“好像没有”。

“那是因为人们觉得欺负我没意思，不应该欺负这么善的一个人，别打打杀杀的，那是无能的表现。”贾樟柯说，父亲这番话彻底教育了他。

“我不是装”

接受采访的半个小时里，贾樟柯手上的雪茄灭了点，点了灭，打火机的声音响了七八次。

张小军早就注意到贾樟柯抽雪茄有这个习惯：他从来不会一口气抽完一根雪茄，抽几口感觉差不多了，就灭了装进盒里，有时候拿出来的雪茄总是点过的。

“你也不怕人笑话，”张小军好心提醒。贾樟柯听了反问道：“这笑话啥？自己的烟，抽不完还要逼着自己抽完一根？”

贾樟柯雪茄不离手。（网络图）

在朋友面前，他不愿意“装”。

半年前，顾峥在北京一家餐厅碰到了贾樟柯。“他戴了副墨镜，我也不是特别确定是他，”顾峥上前打了声招呼，贾樟柯摘了墨镜跟他解释半天：“我不是装，我眼睛真的出了点问题。”

做导演的，后期剪辑阶段，一天盯着屏幕看十多个小时是常事，伤眼。电影圈里，前有“墨镜王”，现如今又多了一个“墨镜贾”。

说起贾樟柯这些年的变化，顾峥在电话里开起了玩笑：“他成功了呀，发达了呀，哈哈。”

顾峥只和贾樟柯合作过他的前三部电影，《小武》《站台》《任逍遥》，之后大家各忙各的，“我碰到过他几次，或者他有时候新片弄完了会叫我去看一下，给他提提意见。反正我每次看他都特疲惫，特苍老。”

2015年圣诞节第二天，贾樟柯发了条微博，说因为雾霾，决心搬离北京。有网友在评论区喊话：贾导回汾阳开面馆吧。

“听话”的贾樟柯真的回汾阳老家开了家面馆，名字也用了电影的名字，山河故人。

《江湖儿女》开拍前，贾樟柯在老家度过了一段岁月静好的时光。作息规律，写点儿东西跑跑步。张小军陪贾樟柯跑过一次，后者一次能跑5公里，“跑到一半我说我要休息一会儿，我跑不动了，他身体轻嘛，走路频率比我们快。”

许知远去汾阳采访他，他带着许知远在游乐园里玩雪地摩托，开心得像个孩子。

闲下来，贾樟柯也会约上三五好友喝喝小酒。席间，朋友们会唤贾樟柯的乳名“赖赖”——山西话中，赖是坏的意思。他的母亲这么叫他，带着正话反说的亲昵与顺利长大的愿望。

“我们在一起，从来不聊电影技术，也不聊看过谁的片子比较好，也不聊绯闻乱世，聊的都是回忆小时候，‘XXX现在怎么样了’‘XXX那家伙还跟咱们打过一架’‘XXX跟XXX结婚了’。”张小军说，大家本身文化层次上有差异，可贾导很会聊天，他不会聊一些你们不熟悉的、陌生的东西，跟大家显摆。“有时候谁不小心叫出‘导演’了，那是调侃。”

某年春节，朋友聚会，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有人突然问了贾樟柯一个问题：什么时候要小孩？

贾樟柯听了立刻转过身去痛哭流涕。“在北京，没有一个人问我这个问题。正常的，跟别人没关系。但是对于从小长大的朋友，他会替你算，你现在如果还没孩子，到你五十岁的时候怎么办。”

有时候贾樟柯也会借着酒劲儿说，“快了”“我拍完这一部啊”，朋友们便不再问。

“还有江湖吗”

“2001年还有江湖吗？”得知《江湖儿女》的故事是从2001年开始的，有朋友问他。

“我说应该有吧，你看我的电影就知道了。”在48岁的贾樟柯眼里，江湖对他而言就意味着“人情”，“过去我特别不喜欢参加婚礼、小孩满月礼，我觉得好闹，乱哄哄的，可现在我乐此不疲，我觉得这就是江湖。”

时间是如何改变他的，其实可以从他的作品中看得更清楚。

从《山河故人》开始，贾樟柯的电影叙事就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电影中时间的跨度拉长了。“20年前，我第一次拍电影的时候，我不太懂得拍很长的时间跨度。因为那时候很年轻，看人看事都是一个横切面上，一时一地地来看。但是人到40以后，想事情会放在比较长远的时间去考虑。”贾樟柯觉得，时间使他变得宽容，越来越懂得体察他者。

过去的他嫉恶如仇，但拍完《天注定》之后，贾樟柯发现自己越来越不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从文化的角度来说，道德主义本身就带有一种集权、一种法西斯性的可能性。”

从1998年的《小武》到2018年的《江湖儿女》，20年间，他一直在持续不断地表达着自己对世界的观察，拍电影、写书、演讲……贾樟柯没觉得累，只是有时候也会无聊。“一种工作做太久了，缺乏新鲜感。”他想着，除了电影外，是否也可以在生活中建立另一个轴心。

“他有一点比较好，就是比较忠于自己，忠于生活。”顾峥说，尽管不常联系，但他对贾樟柯还是比较熟悉，“我能看到片子里应该有他个人生活的体验在其中。电影是他的一个态度，这也是我觉得他能走到今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江湖儿女》中还原三峡原貌。（网络图）

这两年，贾樟柯在逐渐适应一个投资人的角色，投资的“暖流文化”和“以上传媒”两家公司都有着不俗的业绩。

2016年，张艺谋因其入股的乐视影业宣布要上市而身家暴涨。有人问贾樟柯：“你嫉妒他吗？”

贾樟柯笑了：“我怎么会嫉妒呢？”在他看来，已经过了用金钱来衡量自己的阶段了，“我28岁时金钱已经肯定了我。我现在要做事情，是在我的壮年，做我喜欢的事情。”

“觉得自己还在壮年？”

“那当然，难道我很老了吗？”

采访结束前，我问他：“现在找到新的轴心了吗？”

“多少缓解了一下。”贾樟柯站起身来说，“我要避免让自己成为一个电影动物。”

责任编辑：于蔬菜

参考资料：《贾想I》，台海出版社；《贾想II》，台海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