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孙歌：横向思考的东亚图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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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本文借助于白乐晴与白永瑞有关韩国思想状况和东亚视角的讨论，尝试推进如下理论课题：东亚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涵盖了具体的地域，作为一个认识论概念，却涵盖了某些新的视角。历史地考察去中心化的东亚想像的可能性，可以与作为认识论的第三世界理念结合起来认识；分断体制是世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个基本的中介模式。分断体制的形成和不断再生产，是保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得以有效运作的必要环节；突破分断体制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民众和解运动的内涵，它与去中心化的认识论相结合才有可能开辟新的思考维度；社会人文学作为一种统合碎片化知识、建立人的尊严的学术设想，提供了反思学术原点的媒介。
感谢孙歌先生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孙歌
横向思考的东亚图景（下）
——评白乐晴《分断体制·民族文学》与白永瑞《思想东亚：韩半岛视角的历史与实践》
3
社会人文学的前景
白永瑞在韩国知识界正在试图推进一项艰难的实验，就是建立吸纳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要素的、向现实开放的“社会人文学”。这不意味着建立一个新的学科，也不是意在“跨学科”。我愿意把这个实验视为韩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具体的社会政治实践：他们试图回应过于复杂的现实，并因而试图打造有效的知识与思想格局。
《开放时代》2011年第1期发表的白永瑞《开启社会人文学的地平》[31]一文，简洁地介绍了这个实验的基本内容。值得关注的是，这个被白永瑞称为“刚完成出生申报”的构想，碰触到了一些重要的理论环节：在韩国社会积累起来的“体制外的知识运动”，如果试图进行稳定的知识生产，则不免选择模仿体制的道路，从而被体制收编而减损其活力与动力；如果这些体制外的知识活动能够自觉地与大学体制内部的革新结合并对后者发生影响，那么它或许可以找到更广阔的前景；但是一旦进行这样的尝试，这些革新的尝试将要面对的严峻事实是，体制内的知识生产不仅因学问的高度精细化而导致知识破碎，而且远离现实生活的复杂状况而忽略“如何活得有尊严”这一根本性的人文课题。知识革新的运动如果尝试正面挑战这样的体制内知识状况，就必须建立有效的工作层面，有意识地找到那些关键的切入点，并且建立可以操作的知识维度。
白永瑞提供了一些初步的构想。他作为历史学家，并没有直接依靠大的结构性叙事来论述“社会人文学”的统合性，而是把视角确定在历史学如何开放自身，如何建立公共性的问题上。他具体提出的公共性历史学的五点特征，把历史学的改革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对待，看似讨论的是历史学的方法论，但是他所坚持的这些历史学特征，却指向一个明确的目标：“与其硬要计较究竟有多少部分是符合事实的真实（truth），更重要的是坚持对过去的深思熟虑的态度即真挚（truthfulness）情感，发现活得有尊严、活得像个人的道路。”[32]白永瑞更期待，当历史学以外的其他学科也进行这样的学术革新时，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性社会人文学才有可能实现。
应该说，在白永瑞的构想中找到弱点并不困难，指责他过于理想化地为历史学设定了改革目标也未尝不可；但是，我更关注的是白永瑞这个设想中所暗含的建设性：在今天“学术”与“思想”语焉不详地分庭抗礼的知识状况下，白永瑞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视野：思想如果试图存活，它需要学术作为土壤；学术要获得生命，它需要具备思想能量。而学术与思想的结合，在“活得有尊严”的意义上，就不再仅仅意味着知识需要明确自己的“立场”或者意识形态的“姿态”，这种极其浅表的规定已经到了需要打破的阶段，而公共知识分子过分拘泥于政治正确的知识工作，也需要进行反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更关注韩国知识分子那些看似平和却具有深度紧张感的知识方式，并试图从中找到可以媒介化的途径。
在阅读白乐晴著作的时候，我明显地感觉到一些“不合常规”的尝试。在知识生产相当西方化的韩国社会，如果不是白乐晴这样有着深厚社会感召力的学者，我相信这种尝试是很难获得共鸣的。具体而言，白乐晴摆脱了西化和反西化这两种通俗易懂的知识模式，试图在他所定义的“韩国民众”的层面上进行思想生产和知识建构。他并不试图依靠援引或者反驳欧美理论来打造他所说的第三世界视角中的“一个世界”，而是使用一些几乎是经验性的范畴来推进理论化论述。这自然给阅读带来极大的挑战。
作为英语文学专家，白乐晴的西学造诣自不待言。这种知识背景和他多年的民主运动经验结合，使得他可以从一个非常特别的位置上发言：他试图从韩国的民主运动经验中提炼思想能源，并且主要不借助于跟国际进步知识圈的对话，而是通过对朝鲜半岛现实的深度介入来完成对世界性思想生产的参与。他本土，却并不封闭自足，他国际，却有别于国际通行论述范式。他所论述的基本命题，是韩国社会最棘手也最迫切的问题，他思考非常具体的行动方案，却同时试图保持这种方案超越一时一地性的思想能量。不言而喻，这种贴近现实的思想方式，很难借助于与国际思想界的直接对话来生产，尤其在原理性思想生产基本上由第一世界知识分子承担的情况下，对于东亚任何真正在地的思考而言，这种对话都注定是间接的和断裂的。而且只有这种间接和断裂的方式，才有可能为国际思想界贡献第三世界的思考。正因如此，提炼白乐晴思想中属于人类的普遍性成分，需要具备习惯于消费第一世界思想产品的当下学界所缺少的学术共识。
在几篇论及文学研究的论文[33]里，白乐晴讨论了当代韩国和第三世界的基本知识状况。他指出，资本的全球化瓦解了民族文学，也瓦解了世界文学。它造成了“市场写实主义”，使无关紧要的事物取得了最高的支配权，同时使得文学在思想和风格上都趋向同一化。因此，白乐晴认为，尽管民族主义在韩国可能带来很多陷阱，但是它仍然是一个有效的认识论维度，确切地说，白乐晴希望提倡以民族文化为基点的“第三世界”视角。也就是说，在对抗第一世界视角的霸权这一意义上，把“民族”的文化资源打造成世界的组成部分。而白乐晴强调的是，在第三世界视角上观察，不仅自身的文化是民族的，第一世界的文化遗产同样是民族的，但其自身最美好的传统却在被全球化浪潮横扫而去；因此，最迫切的知识工作是如何对抗全球消费文化，如何识破后现代所自夸的多样性只不过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所允许乃至所要求的结果，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多元性。
白乐晴指出：文学是对抗全球消费文化的有效工具。因为它不仅依赖特定语言写作，而且需要有大量的特定在地知识才能理解。在电脑网络取代纸张的时代，文学因为这一特征而成为全球消费文化最难以入侵的领域。如果把白乐晴对文学的这一定位扩展为特定的历史文化，那么问题就变得更清楚了：任何具体的历史文化都具有大量的特定在地因素，以第一世界特有的意识形态——标榜多元主义的划一主义——对这种特定的在地因素进行处理，将得到似是而非的结果。
在这一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前提下，白乐晴谨慎地处理了如何完成“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结合”这一并不新鲜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层次上，他完全打破了惰性的二元对立思维，尝试从思维的深度、思想的创造力这一角度来讨论这一问题。
白乐晴认为文学领域里存在着某些典范。它可以训练后来者获得有效的思考能力。但是，所有典范都是时代的产物，它们不仅不会是完美的，而且有些时候也会因后来者的需要被颠覆。白乐晴认为西方文学中的典范虽然必须避免被绝对化为唯一的典范，但也并不能因为西方霸权的存在而被否定，因为“一个人应该具备阅读与思考的能力，而若不曾有阅读和深思过阿诺德称之为‘世界上曾被思考过与说过的最佳事物’的经验，是无法获得这种能力的。”[34}]
这是一种被人类思想文化遗产中最伟大的部分（当然，它绝非仅仅存在于西方世界）所训练而成的能力。白乐晴从而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课题：在哪个层面上、以什么水准从事知识生产和思想生产？进一步说，强调民众视角，是否意味着可以对被归类为“精英”的知识遗产视而不见？
正是在这一前提下，他针对韩国一些学者“抗拒式解读”西方经典作品的思想方式进行了谨慎却严厉的批评。白乐晴指出，抗拒式解读这一概念大概出自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茱蒂斯·菲特利写于1978年的《抗拒的读者：从女性主义的观点看美国小说》，它是一种第一世界的知识分子所生产的批判性认识论，它促使批评家对包括经典在内的作品进行暴露式的批判。具体说来，例如各种后殖民或新历史主义的解读，都致力于揭露作品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帝国主义等偏见和错误。白乐晴指出，这种解构虽然相对于主流社会的霸权是有价值的，但是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它有可能会使得批评家对自己的工作太容易感到满足，而事实上他所抨击的问题却是缺少洞察力的：“许多人声称自己暴露了他（即 45 34417 45 15534 0 0 3711 0 0:00:09 0:00:04 0:00:05 3712阿诺德）对经典作品与英语文学的评价，是如何实际上意图成为某种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与统治策略。我说这些人对自己的努力有点太轻易满足的意思是，阿诺德意图用英语文学研究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这点，事实上没有什么好加以解构的，他其实很明白地这么做。”[35]换言之，白乐晴对于这类抨击的质疑是，它实在太容易做了。其次，非第一世界的精英们“在跟随西方抗拒式解读范例的同时，实际上却展现出非常顺从式的阅读，顺从于主要都会国理论家所立下的模范。因此，毫无批判地依附这种抗拒式解读的模范，很可能会再生产经过掩饰的欧洲中心主义”。[36]
白乐晴触及到了问题的症结，即知识领域中的“政治正确”如何才是有效的。他讨论如何历史性地继承西方文学中的典范作品，同时又不掉进西方中心主义的陷阱这个棘手的问题，其意义并不仅仅止于这个问题本身；对理解今天知识状况的一个侧面，这是非常有启发性的。今天有很多批判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的知识人把“批判”理解为思想生产的基本方式，但是有时却忽略了培养思想洞察力；而在这种情况下，单纯的抨击基本上不具有思想含量。白乐晴尖锐地指出：比起政治正确的姿态来，更具有挑战性的是“下一些困难的功夫，而不是被称为‘常态科学’的功夫”。[37]在这个意义上，白乐晴对那些被抗拒式阅读全面否定了的作家进行了“抢救”，呼吁不要因为他们的政治不正确而忽略了他们的典范性格；同时，他也含蓄地指出：从当下的标准出发质疑前人的政治立场，是非历史的。[38]
白乐晴特别注意到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东亚地区如果要生产自己的文学典范，在某种程度上要取决于第一世界（他称之为“核心地区”）读者与批评家的认可。而这种认可就意味着将前者收编到后者的“普世”价值系统中去。这种状况是东亚的文学典范发生混乱的重要原因。白乐晴因而提出了一个建议：以对立的姿态生产“地方主义”是无效的，因为霸权论述（无论它是保守的还是激进的）会忽略它，因而不会形成对立。有效的方法是以第三世界的视角对西方的经典提供更具说服力的解读，这也就是白乐晴所说的“以夷制夷”——发掘欧洲经典文本中的解放潜力，抗拒霸权叙述以欧洲中心主义的方式使用它们的做法。[39]
白乐晴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文学批评而言的，但是结合他对“常态科学生产”占领知识界这一状况的批评，我们可以推进他提出的问题，把它引入白永瑞和他的团队试图进行的那个实验——如果社会人文学希望可以提供有效的思想和知识生产，那么，它要如何为自己规定工作伦理？
白永瑞在《韩国人的中国认识之轨迹》中指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情报更为重要的是左右情报判断能力或消化能力的时代状况。对此，用笔者的话来说，那就是我们有必要将朝鲜的中国认识，看成是在对中国所‘已知’和‘欲知’（或说期望的）这两个不同层面相互渗透的动态过程中所形成的。”[40]
这当然不仅仅是韩国的中国认识独有的状况。在今天传媒大量输送情报同时却对情报进行深度过滤（把这种过滤仅仅视为政治权力的干预是肤浅的，即使权力的干预受到有效控制，这种过滤依然存在；因为每一个时代的各种意识形态都在生产“欲知”的标准，这些相互对立的标准渗透到不同的人群，它们将有效地排除那些“不欲知”的情报，或者使其改变成欲知的状态）的情况下，进行“客观的研究”比想象的困难。问题不在于情报的多少，而在于我们是否有能力利用情报进行“客观的认知”：这意味着我们是否有能力识别情报在哪个层次和哪些环节上被过滤和变形，它被过滤掉的那些信息意味着什么。所以，客观认知绝非追认既定的情报（文本），它是一种大于自身价值取向的精神活动。不具备价值取向和仅仅忠实于自己价值取向的人无法进行客观认知，因为前者只能追认既定的文本，后者则只认可他所接受的部分。而现实，却永远比所有的价值系统更复杂，这也是客观认知何以必要的原因所在。
从白乐晴的论述中我受到的启发是，客观的认知绝不是“常态科学”能够完成的工作，它需要“下一些困难的功夫”。它要求高度的洞察力以便处理被过滤后的情报所暗含的信息。越是形势严峻、斗争激烈，这种洞察力就越是难以形成和共享，人们期待的往往是具有某种情绪性的明确姿态，而不是有效的分析。批判性思想生产之所以排斥客观认知并缺少反省的机会，与这种时代的“欲知”状况直接相关。当客观认知被视为“常态科学”的任务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它变成了松弛的工作。
孙歌
跨学科的尝试在今天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让多个学科的成果发生融合，这可能是建立客观认知的一个必要环节，却未必可以保证白乐晴定义的“客观认知”产生：假如没有白乐晴所说的那种高水准的阅读与思考能力，很难保证跨学科不流于形式。为此，或许他提出的问题是值得参考的：如果说伟大的文化遗产必定属于人类，那么跨越第一世界规定的学术方式就意味着在人类范围内用第三世界的视角寻找伟大的知识遗产，并用它们进行自我训练。而这个自我训练之所以是必要的，在它的学理意义之外，还有一个现实的理由：知识分子没有权利在复杂的状况之外大谈“应该”，他必须在状况中谨慎地辨别哪些可能性可以导致人类社会朝向较理想的状态发展，哪些可能性相反；并在客观认知（它意味着尽可能全面把握现实）的前提下，为社会提供相应的思路。这当然需要必要的思想功力。现实状况越是复杂，客观认知就越是必要，而这种认知绝非直观的经验论或者抽象的观念论可以完成的工作。白乐晴恰恰提供了这样的范例：他之所以能够创造性地提出分断体制理论，是因为他并没有采取简化的知识方式，而是一直坚持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状况；白乐晴为我们树立的榜样是，不要轻易地相信概念的既定含义，必须在现实的多样可能性中对它们进行重新定义。他不但翻转了既定的对于“国家主权”、“民族主义”等观念的理解，更有效地在历史语境中重新为南北韩的定位作出了解释。耐人寻味的是，他的学术训练来自对于西方文学典范的“第三世界式”阅读，而不是正统的政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背景。这种对于莎士比亚、歌德、劳伦斯等等的深度阅读思考与他对朝鲜半岛的政治论述之间的关系，显然既是断裂的，却又是有机连接的。白乐晴出色地显示了一个道理：如果在一个学科内部可以进行深度独创性的工作，那么，这种工作将可以转换为思想生产的跨学科媒介。
关于白乐晴在他所从事的英语文学研究中究竟如何完成这种转换，我只能通过他《分》中有限的译文进行推测，不过这些译文已经提供了足以想像的线索：他是在特定历史状况中对优秀的文学文本进行解读的。正如上文所引他对于那些受到批判知识分子否定的文学作品所显示的“辩护态度”一样，他并不畏惧从那些政治不正确的经典中通过准确细致的阅读来提炼他所说的“解放潜力”。这种态度与他在论述朝鲜半岛政治格局时的分析精神是一致的，他关于超克分断体制的理论构想，并非出自建立“正确的批判理论”之类的目标，而是追求如何以准确的方式把握朝鲜半岛特定的历史状况，并结合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对它进行结构分析；在他论述国家、民族主义、资本全球化以及美国在朝鲜半岛事务中的霸权地位的时候，并没有采取高调的批判姿态，相反，他是在直面这一切现实状况的前提下讨论如何为半岛和东亚的民众赢得真实的利益。关于民众这个范畴，白乐晴也注意到它是一个复杂的变量。不仅南北韩的民众并不具有共识，甚至在民主运动拥有自己传统的韩国社会，民众也不是单一的存在。白乐晴提出了民众范畴的多元性和内在矛盾的问题，特别揭示了在分断状态下民众之间的敌对等问题，为如何使用民众这个范畴提供了有效的视角。这也为下一代知识分子如白永瑞讨论这个变量开辟了道路。[41]
白乐晴在政治评论中表现出的富有洞察力的务实分析，是学院式批判中少有的精神产品。他这种紧扣现实的理论想象力，与他对西方文学典范的独特解读方式显然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他把这种解读方式称为“全地球式阅读”，但它的含义却是“自主独立”而且“尽可能客观”。[42]正是这两项要求的结合，提出了一个困难的课题：自主独立意味着坚持自身的判断标准，而尽可能客观则意味着对自身价值判断的相对化，并在此基础上培养结构性的洞察力。于是这两项认识论要素结合而成的“全地球式阅读”，构成了超越诸如普世主义和地方主义、西方和东方、霸权与反霸权、思想与知识等种种看似正确其实可疑的表面化二元对立的视野，也提供了判断思想产品质量的内在标准。
有限的翻译不足以让我准确把握白乐晴和白永瑞的工作，而且由于语言障碍，其他韩国知识分子（例如崔元植和更为年轻的韩国学人）的工作还没有进入我们的视野。我相信，严峻的现实斗争所造就的韩国知识界，在为我们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只是，我们需要突破对强势知识模式“顺从式阅读”的习惯，并且“下一些困难的功夫”，才能与它们相遇。
原载于《开放时代》2011年06期
注释
[31]白永瑞：《开启社会人文学的地平》，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1期，第39 ～ 50页。
[32]同上，第46 ～ 47页。
[33]这几篇论文是：《看第三世界文学的眼睛》、《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和文学》、《全球化时代的第三世界及民族文学概念》、《朝向以全地球的方式看待西方众文学典范》，均收入白乐晴：《分断体制·民族文学》。下文所举白乐晴的观点均出自这几篇论文。
[34]白乐晴：《朝向以全地球的方式看待西方众文学典范》，载白乐晴：《分断体制·民族文学》，第240页。
[35]同上，第236 ～ 237页。
[36]同上，第240 ～ 241页。
[37]同上，第241页。这里所说的“常态科学”，是指进入实验室把当天的实验做完就可以达到要求的状态，白乐晴转用于人文社会科学，意在指出很多研究只是在极为表面的层次上进行，而人们可能认为这样就足够了。
[38]他对西方批判康拉德《黑暗之心》的简化方式进行的质疑是一个恰当例子。同上，第242 ～ 243页。
[39]同上，第241、245页。
[40]白永瑞：《思想东亚：韩半岛视角的历史与实践》，第173页。
[41]例如，白永瑞在论述朝鲜史上中国认识的演变时，很注意揭示各个历史时期朝鲜人、韩国人对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劳工的歧视问题，以及现实生活中发生在韩国劳动者和中国劳工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分析对于把民众想像为单一主体的认识论有很大的冲击。参见《韩国人的中国认识之轨迹》，载白永瑞：《思想东亚：韩半岛视角的历史与实践》，第141 ～ 202页。
[42]白乐晴：《分断体制·民族文学》，第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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