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王琼：带着“伤痕”的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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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分析“伤痕文学”中的新人的形象特征，阐述了新人这一意识形态话语强大的过滤和治愈功能。对社会主义建设新人的呼唤也是“控诉”疗伤机制的内在组成部分。文本中的新人塑造意味着建立新的美学等级，从而为“四化”建设者的身份确认加冕。新人咄咄逼人的现代主体的自我扩张姿态与革命意识形态的有着某种共谋性。而正是这种迎合新的现代化建设的现代改革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取代了革命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成为80年代初期主流意识形态开出的治疗新人“伤痕”的良药。

感谢作者王琼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带着“伤痕”的新人

王琼

“伤痕文学”的作品中塑造了大量“带着伤痕的新人”形象，如《班主任》中的张俊石、《伤痕》中的王晓华、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中的梁老师、宗璞《弦上的梦》中的慕容乐、陈世旭《小镇上的将军》中的将军、周克芹描写农村生活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的许茂。这些“带着伤痕的新人”的特点就是经历“文革”十年，身心都刻上了难以磨灭的伤痕，但最重要的是他们身上更有一种对祖国充满信心的力量，精神上有一种坚毅的美。这可以说是用“社会主义新人”这一批评话语过滤“伤痕文学”揭露的黑暗面的结果。通过对这些“伤痕文学”文本内部“带着伤痕的新人”的发现来削减这种“伤痕文学”文本本身因为控诉、暴露和宣泄所带来的消极的影响。[1]

“伤痕文学”思潮把一些反映粉碎“四人帮”后迎接新时期到来的社会情绪的作品，纳入到了自身的叙事装置中，表明自身对与经济建设时代接轨的意愿。

陈国凯的小说《我该怎么办》[2]，就充分体现了这样的逻辑。当刘亦民听完“我”的故事以后，

”

“良久，他叹了口气说：‘这年头，坏人当道，好人遭殃。开头，我也是兴高采烈地参加了文化大革命，但是，后来，许多老干部和平民老百姓的血和泪擦亮了我的眼睛。’他沉默了一会，接着说：‘我觉得有人把这场运动搅浑，有人打着党和毛主席的旗号，其实是给党和毛主席的脸上抹黑。’”

“四人帮”倒台以后，“我”终于明白了，

”

“是万恶的林彪、‘四人帮’给象我这样千千万万的普通老百姓带来深沉的灾难！而且，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似乎对文化大革命有了一些反思：这场大革命虽然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干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和人民付出了沉重而且痛苦的代价，但是却使人民大众掌握了在纷纭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洞察变幻的风云，识别真、善、美和假、丑、恶的能力。也出现了千千万万像亦民这样为革命事业敢于赴汤蹈火的大无畏的年青一代。”

显然，这篇小说把现存制度与以“文革”中的“四人帮”和“文革”前的极左路线命名的制度内毒素相区别。以刘亦民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英雄，是作家在叙事中的一次虚幻的健康允诺，有了这些信仰坚定的英雄，历史就变得“不那么不可忍受，不那么令人恐怖，不那么令人因善恶泯灭，功罪交融而陷入空虚的绝望。”[3]

刘亦民还安慰我说：“别难过，总有一天，乌云会过去，太阳会重新出来的。”而“我”听了亦民的安慰，得到他的帮助以后，想到“现在由于某种邪恶势力的推动，使自己阶级营垒里许多人盲目地自相践踏的时候，这个码头工人儿子的出现，仿佛在我阴冷的心头升起了一颗闪耀的明星，使我看到力量，看到光明”。林彪“四人帮”倒台以后，亦民对“我”说：

”

“乌云过去了，天快放晴了，受尽林彪这伙法西斯匪徒凌辱迫害的老百姓该有个出头的日子了！——子君，你喝一杯……”，“孩子知道他爸爸是被林彪这伙人害死的，就会更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会成熟得更快些。一个人，不懂得恨，就不知道爱。”

这些语言都体现出小说以乐观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倾向于将“文革十年”的黑暗历史理解为光明莅临前的暂时过渡，从对“文革”的批判中获得“人”的历史起源和依据。 在这种叙事的允诺中，历史一次次地被拯救了。对于读者来说，噩梦醒来后的慌乱可以在“再叙事”中得到镇定和鼓舞，在幻觉中相信那经历的一切是不真实的、偶发于角落的历史，而“真实的历史”则在上述故事中：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日子里，正义与希望同在，暗夜就会过去，这些英雄（文本中的刘亦民等）以肯定的姿态作了证实。然而，这一切都出于作家的“我不悲观，也不埋怨。比起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这些年付出的巨大代价，个人的一点坎坷遭遇又算得了什么”的观念。[4]

陈国凯创作出版长、中、短篇小说20多部计400多万字。小说《我应该怎么办》1979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代价》《好人阿通》《大风起兮》等。

这篇小说还相当强调经济技术和文化的对“人”的重要性。文革后期，“我”和亦民结婚后就开始学技术学文化，开始了小家庭的经济建设。

”

“转眼间到了一九七五年，由于党的政策开始落实，我们的家庭也有了新的变化。亦民由于工作上的出色成绩，被提升为工段长。他搞的一项重大技革项目还登了报。这里面也有我的一份心血。由于厂党委的关怀，我从临时工转为固定工，并调到机械车间技术组工作。经过这些年的波折，毛泽东思想的灿烂阳光又暖烘烘地照在我身上，照亮了我们的家庭。我感到难过和叹息的是：丽文和姑妈没有活到今天，要是他们还活着，在这贯彻三项指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火红年月，他们该做多少工作呀！”

新的历史时期让他们开始了小家庭的建设，他们便必然要产生为新的历史时期献身的冲动，将家庭建设整合进“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洪流中。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取得了高于家庭建设的极大的优越性，如同“极左”时期一样，“历史”的宏伟目标又一次被导入家庭的伦理之中，而对经济建设的呼唤无形之中弱化了文本中政治抗议的因素。这就把写文革伤痕的作品中的巨大的政治批判诉求转化为对四化建设的展望。

如果说《我该怎么办》中的刘亦民的技术文化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学习到掌握的过程，心灵伤痕经历了一个自我挣扎与新意识形态实施拯救的过程，那么小说《独特的旋律》[5]则直接描写愈合了“伤痕”的现代科技新人。意识形态对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人和新的人际关系[6]的文学作品是大力支持的。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文代会祝辞中指出：

”

“文艺工作者要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积极贡献。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暂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7]

这就明确强调了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对于“四化”建设的意义。[8]《上海文学》1980年第8期刊发的肖云儒的《文艺创作反映当代生活中的封建主义潜流问题》一文谈到：

”

“他们一个个带着现代产业工人身上那种生龙活虎的旺盛的生命力，感情丰富，精力充沛，个性鲜明，政治上有理想，事业上有追求，业务上有专长。他们既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又是在各自领域中的无产阶级事业家，是集胆、识、才于一体的人物群像……这些扎实的形象，有着当代生活巨大的现实容量和叫人意识到的历史深度，那是过去一些作品望尘莫及的。”[9]

在肖云儒的现代化想象中，这些生龙活虎的现代的产业工人的群像将是国家未来的现代化实践中的主体。所以说，对社会主义建设新人的呼唤也是“控诉”疗伤机制的内在组成部分。可以把“创伤”化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化为“四化”建设的内在的火热动力和时间上的紧迫感，从痛苦和激愤中迈出雄健的向“四化”进军的步伐，追回文革中失去了的时间和青春。文本中的新人塑造意味着建立新的美学等级，从而为“四化”建设者的身份确认加冕。

周嘉俊5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山风》，小说散文集《上海——伦敦》、《包身工的后代》，诗集《我爱美丽的黄浦江》等。《独特的旋律》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南通虎》、《步鑫生现象反思》、《永远是黎明》分别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上海文学》1979年第5期刊发了吴龙宝的《新时期的新人形象——读<独特的旋律>》一文。吴龙宝在文中说：

”

“明天——理想——‘四化’，放眼未来朝前看，一心一意搞‘四化’，这就是新时期的新人最宝贵的思想和性格，是新时期的脉搏和精神……我们欢迎《伤痕》之类的‘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品，我们又欢迎象《独特的旋律》之类的把治疗创伤与向‘四化’进军相统一、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的作品，这样的作品更鼓舞人心……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已经开始转移到‘四化’上来，亿万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正以一种紧迫感团结一致朝着‘四化’的明天迅跑。在这新时期的春天里，殷萍式的新人（英雄人物）将不断涌现。我们的文艺要大写这样的人物，歌颂向‘四化’进军的英雄人民，要反映这个新的时期，以激励新长征中的亿万人民。”[10]

饶有兴味的是，为了配合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小说《独特的旋律》中的新人殷萍有着高昂的工作状态和进攻姿态：

”

“她利剑般的眼睛是那样的锋芒毕露，她简直处处以‘教训’和‘命令’人的口吻，跟人谈向‘四化’进军，谈工艺革新。她对当科长的‘我’‘用颇不友好的语气’批评‘我’这个科技情报科工作‘很叫人不满意’，她‘令人不解地莞尔一笑’：‘小心我撤你的职！’她明确提出，对科技情报资料，‘不但要管好它，还要用好它！’（她并付之行动）。她请你帮忙，也是一种进攻的姿态。她催促‘我’‘应该快一点’译好资料，‘要提供我们更多的技术资料，过几天我来找你！’简直咄咄逼人！”[11]

为了做等离子切割技术试验，殷萍熬夜翻了足足有一、两吨重的材料。[12]咄咄逼人的紧迫感之后是对经济现代化的焦虑和热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由文革期间的政治关系专为共同合作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新型的经济合作与竞争关系。这表明由极左路线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严重“内伤”，正在得到“治疗”。[13]

《独特的旋律》中的“新人” 殷萍的在“四化”的意识形态引领下已经无暇顾及自己的“伤痕”了。但是，真实的历史往往会不经意间挑战美学的历史。意识形态所认定的我们整个民族及其青年人所将具有的巨大而广阔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未来空间中，“社会主义”，不仅是关于未来的制度构想，也意味着这种制度下的个人是将被意识形态“勘定”的一如既往的“革命化”生存，显然，这已无法解答曾经产生过“革命幻灭”的“青年”一代的人生意义问题，而“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全部仅仅关涉技术和物质层面，却与人生意义全然无关。[14]在此情形下，虽然知青作家们仍然坚守着剥离了革命以后的理想主义，[15]而现实中更多的年轻一代则没有如殷萍一样的潜在的疗伤力量，陷入了潘晓式的困境。在“新时期”初期，围绕着“潘晓讨论”所集中暴露出来的“意义——信仰危机”，成了青年一代极为普遍的精神现象。[16]张抗抗在当时便认为，“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十年浩劫所遗留下来的种种后果，其中突出表现为青年一代自我否定与重新确立自我的思考、迷茫、彷徨的混乱状态”，他们

”

“对于现实大量、深刻的发问，也苦于没有正确有力的思想武器而寻不到自己起步的路口。三中全会确立的我党的方针路线，为我国走向四化指引了一条宽广的大道，每个中国公民都充满了这种美好的愿望。但是否每个人都能走上这条路，同时代潮头一起前进，是否每个人都能找到通往自己心灵的小径，显然是差异甚大的。”[17]

这无疑也道出了新人意识形态的局限性。

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封署名“潘晓”、充满青年人困惑的长信，并首次提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伦理命题，最后感叹：“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随即，一场持续了半年多时间的全国范围内的“潘晓讨论——人为什么要活着”就此引发，共有6万多人来信参与讨论。

“十七年”或“文革”时期的“极左”政治，是将人的幸福寄托于遥远的某种终极性的未来，并且以此否定人的现世生活、剥夺人的生活方式上的选择自由与个性色彩，在“极左”政治那里，现世的“人”不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必须奉献于所谓“远大理想”的“革命工具”，个人的生活方式也是充分“革命化”地机械划一的。[18]文革后，对虚假的政治说教的厌恶感让很多“潘晓们”萌发出对日常生活和爱情的迫切渴望。这更是和时间赛跑的殷萍们所不能理解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19]是张弦1980年所写的一篇短篇小说的题目。小说的遣词用语可以说是象征了对中国过去30年的一种看法，这是40岁或更年轻作家的一种看法，自从1976年以来他们就一直在中国文坛占首要地位。从遇罗锦1979年写《一个冬天的童话》，到张辛欣1982年写《我们这个年纪的梦》这段时间中，涌现出一大批作品，经常具有自传性质或模式，重申个人、特别是女人的价值，重申一个女人对体贴和爱情的需求。[20]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失去了集体的神话的庇护之后，心灵在逝去的政治灾难与时代纷繁而痛楚的现实之间，在沉重而悠长的回望与或忧伤或喜悦的突围之间，在黄昏与黎明的交汇处，在日常生活和革命、人性与阶级性之间，行色匆匆却又迟迟不去地徘徊着。

如《伤痕》中，王晓华下乡后八年与家中不通音信；林彪自我爆炸后，苏小林提出她母亲可能是受迫害的，而王晓华却一口回绝；及至平反后，病重的母亲写信渴求与女儿见面，王晓华起初犹豫不决等等，处处表现出王晓华在极左（革命）伦理和血亲伦理之间摇摆的伦理困境以及前者对后者的压抑。王晓华的这些现在站在人道伦理的立场来看是有悖常理和人情的行为，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却是“合情合理”的。这篇小说在一些重要的情节上，对人物内心矛盾的描写，也往往做简略处理。如王晓华在离家之前，因母亲受害而遭遇的种种压力和挫败所带来的屈辱感，以及她离家出走时内心的愤恨、懊丧、犹豫、不安……，人物的种种心理矛盾斗争的过程，作者往往匆匆带过，对人性的深入描摹和挖掘往往不是作者写作的着力点。如果文本中人物的动机不能用心理活动来解释，那么，小说家就必须使其动机受社会和经济因素（阶级意识）所决定。

《班主任》中的谢慧敏不穿短袖和裙子（谢慧敏把这看成是“沾染了资产阶级作风”），只用读报来进行组织生活，这都被勇于治疗文革创伤的张老师批评，并建议组织生活可以去爬山，女孩子夏天当然可以穿漂亮的短袖和裙子。而当张老师面对宋宝琦的恶作剧行为（看《牛虻》和朋友算命，看谁先交上女朋友，并恶作剧似的在插图上凡有女主角琼玛出现的地方，—律给她添上丁八字胡须），便断定他身上有着“封建时代的‘哥儿们义气’以及资产阶级在没落阶段的享乐主义一类的反动思想。”批评谢慧敏的张老师，一转头却和谢慧敏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宋宝琦，启蒙者和被启蒙者有着同样的阶级斗争的思维逻辑惯性。当谢惠敏找到张老师汇报说，因宋宝琦的到来，引起同学们的惊慌时，张老师

”

“感到格外需要团支部配合工作，便问谢惠敏：‘你怕吗?你说该怎么办?’谢惠敏晃晃小短辫说：‘我怕什么?这是阶级斗争!他敢犯狂，我们就跟他斗！’张老师心里一热。一霎时，那在泥泞的大车道上奔走的背影活跳在记忆的屏幕上。他亲热地对谢惠敏说：‘你赶紧把团支部和班委会的人找齐，咱们到教室开个干部会！’”

在这里，“阶级斗争”不但让张老师心里一热，而且还要开个干部会以获得团支部的支持。“伤痕文学”作品中的阶级意识是当时意识形态的规约，一旦某些文学作品溢出这一规约，表现出阶级意识的淡化甚至消失，便会遭到批评，会被认为在“人情”的外衣下，过分醉心于感情上的满足，表现“超阶级的人性”。如《人啊，人！》、《离离原上草》、《晚霞消失的时候》和《第二次握手》等阶级意识淡化的作品就遭到了批评，《离离原上草》的作者张笑天甚至作出了检讨。[21]

周扬在1980年对《文艺报》提出批评时有这样一段话：

”

“看了近一期《文艺报》有个感觉，有的文章不大愿意提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宁愿用些含糊的概念，什么人性美啦，人情美啦一类。一篇评中篇小说的文章，还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人性美这类语言，偶然说说可以，但变成标准则不行。这种情况，其他报刊也有，谈共同爱，人性美太多了，带感情的因素，不周密，不科学。不要造成这种印象：马克思主义不行时了。”[22]

胡乔木同样认为，只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而没有“抽象的人性”和人道主义。[23]贺敬之也警告说，我们要“划清”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界限”，不能提倡“个人主义”、“虚无主义”等等。[24]从周扬和胡乔木的观点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对阶级性的强调。[25]当然，主流话语亦应有其一定的话语权力，其强调“阶级意识”和“共产主义”自有其基本的意义。但是，当这种话语权力借助话语之外的力量压制其他话语时，其历史道义的合法性便将可疑。

胡乔木自1942年2月起担任毛泽东秘书(初为文化秘书，后为政治秘书)，直至1966年6月“文革”爆发，前后达25年之久。他参与起草了一系列重要的文件，如《关于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等。“文革”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亦由他主笔…

从阶级意识的层面上，我们就不难理解上文中提到的新人（刘亦民、殷萍们）咄咄逼人的现代主体的自我扩张[26]姿态与革命意识形态的共谋性。而正是这种迎合新的现代化建设的现代改革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取代了革命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成为80年代初期主流意识形态开出的治疗新人“伤痕”的良药。旷新年指出，新时期初期的四个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构造现代民族国家内部的同一性和一个抵抗‘他性’建构‘新中国’的‘自我同一性’的过程，也就是寻找和确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主体性的过程”。 [27]用四个现代化想象来建构中国人的同一性，就要塑造新人的改革意识和进取意识，通过建立新人的主体性来确立文学重返话语中心的合法性，从而确立起现代民族国家的主体性。社会主义新人应该“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28]在新人意识形态的指引下，这一人物谱系[29]后来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刀阔斧的建设者和改革者（如《乔厂长上任记》[30]中的乔光朴、《西线轶事》[31]中的刘毛妹、《灵与肉》[32]中的许灵均）。他们“为国捐躯的英雄气概令人敬仰，献身四化的崇高品德促人学习，逆境中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催人奋起。一个个体现着时代精神的人物感召读者，按照历史新时期所需要的面貌改造自己和‘改造自己的环境’。”[33]正如周扬所说：

”

“我们的文艺创作要致力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但什么是我们所需要的社会主义新人呢?他应当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和现代科学知识，他敢于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富于实干精神、改革精神、创业精神。他们是新人，但不是‘完人’。‘乔厂长’式的人物所以受到广大读者的称赞，主要是由于作者表现了这种精神。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的作品都要创造这种新人的形象，而只要求他们的创作有助于培养这种新人，赋予他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愤图强的力量。这样我们的文学就能给人以力量。”[34]

而提出“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潘晓”[35]，始终在缥缈却诱人的“伟大的事业”和平庸无奇的日常生活之间挣扎，这场人道主义思潮下灵魂潜在的自赎与自辩式的讨论也在1983年因被列为“清除精神污染” [36]而终结。讨论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潘晓困惑的谜底已经揭开。意识形态的“宁左勿右”[37]的有意营造和民间日常生活的世俗化倾向之间的紧张感随着高层斗争中代表历史意志的力量取得进展而逐渐松动。为《潘晓讨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写的一则短评里，张颐武曾作如此反思：

”

“现在看来，那时的‘潘晓’的想法当然是矛盾的，一方面，她对于人生中的种种世俗的经验有深切的失望和抨击，并不认可那种个人的现实利益。但另一方面，她提及的有关‘个人’的争取成功和奋斗的愿望却变成了后来的普遍的社会愿望。在这里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现代性’的矛盾交织、冲突断裂的复杂与微妙，也打开了后来种种巨变的闸门。”[38]

然而，当改革开放经历了三十年之后，阶级与阶级意识逐渐式微，潘晓们也开始了个人的原子化生存，在改革开放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的既得利益者却形成了新的富人阶层。梅斯纳的一个假设是触目惊心和令人深思的。他说：

“假如一个珍视社会和谐并且曾经把毛泽东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谴责为错位的、有害的政权，正在创造出使真正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的社会新条件，这会是一种具有悲剧性的讽刺。”[39]

本文原刊于《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5期

敬请关注本刊即将推送的，具有一定相关性的当代文学研究文章：洪子诚《相关性问题：当代文学与俄苏文学》

注释

[1]史静：《作为超话语的存在：与“伤痕文学”相伴随的“社会主义新人”批评话语》，《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2]陈国凯：《我该怎么办》，《作品》，1979年第2期。

[3]孟悦接着指出：“叙事使‘过去’变得可以忍受的东西有：正义与非正义的清晰分野、遭到冤屈的好人及其同情者、逆境和高压毁坏不了的信念与理想，以及应当为恶性承担责任的坏人形象（很难想象，倘若这些因素真的在现实中占有小说中给定的结构性位置，那么这场群众性的‘文化大革命’怎么会‘进行到底’）。在这种意义上，新时期文学非但不是对‘痼疾’的‘诊断’，倒像是某种未经诊断的‘健康’的允诺。参见孟悦：《历史与叙述》，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9月。

[4]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第99－100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5]周嘉俊：《独特的旋律》，《上海文学》，1979年第2期， 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

[6]反映文革中人际关系的作品有：冯骥才的《啊！》、莫伸的《窗口》、张有德的《辣椒》、陈建功的《辘轳把胡同9号》等，何言宏对此有详细的解读。参见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第170－17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5月。

[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81—1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8]改革后的新的学校制度重新把绝大多数城市学生的目标调整到考进大学然后当一个专家（这是正进行“四个现代化”的中国的最高职业）上来。例如，一位到中国的访问者观看了这样一场音乐表演，主持小姐在一首她的红花应该送给谁的歌中描述道：“多年来我们赞美工人和农民，对科学家们不闻不问，我要留着我的花送给正在学习的将要成为科学家的孩子们。他们将领导中国的现代化。”见W·E·格雷特：《中国的美景》，载《民族地理》，第548－549页，第156期，1979年。转引自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金光耀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下）》，第82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

[9]肖云儒：《文艺创作反映当代生活中的封建主义潜流问题》，《上海文学》，1980年第8期。

[10]吴龙宝：《新时期的新人形象——读<独特的旋律>》，《上海文学》，1979年第5期。

[11]吴龙宝：《新时期的新人形象——读<独特的旋律>》，《上海文学》，1979年第5期。

[12]刘心武的小说《没有工夫叹息》，则把沈校长在“文革”中的痛苦遭遇同她当前工作的热忱相映照，表现了一个全身心都投入四化建设事业的人是“没有工夫叹息”的主题，这和殷萍这个人物形象异曲同工。

[13]费正清指出：文革后人际关系方面的变化也广受欢迎。这种变化包括减轻由于过去的政治紧张气氛而形成疑神疑鬼的妄想狂症和小心谨慎。毛以后的政策还允许很多家庭“招回”他们在农村的子女，由于分配工作而被迫分居的一大批干部也得以与其配偶重新团聚并在同一地区工作。一大批遭受诬陷的人恢复了名誉，这使他们能够修复由于他们碰到麻烦而受到破坏的与亲戚朋友的联系，甚至还掀起了在政治压力下被迫离婚的夫妻重新结婚的小浪潮。于是，在各个方面，城市居民们感到他们的人际关系开始恢复到接近正常状态了。自然，接触和联系的恢复在一些情况下又便于人们互相发牢骚和谈论遭受苦难的故事。结果是这一变化对政府权威的影响利弊参半。参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金光耀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1966—1982）》，第83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

[14]当时，“人的现代化”是被严厉批评的争议性话语，而且，即使是此一话语，也难充分解答人的意义问题。何言宏在此解释的是“新时期”之初“知青作家”理想主义精神品性的形成原因。我以为这同样可以解释“新人”意识形态的局限。参见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第108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5月。

[15]如梁晓声及其《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孔捷生及其《南方的岸》、史铁生及其《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张抗抗的《北极光》等。

[16]《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的一些论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对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镇压和滥用权力情况的揭露和对政府公开批评的言论自由的增加，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使一些人觉得中国的政治制度是腐化的，而且还知道别人也持有这种观点。对中国政治的玩世不恭的思潮蔓延开来，法律条文、整党、新的规章和程序都不能完全制止这种倾向。70年代后期以及进入80年代后，整个中国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出现了广泛的信任危机的征兆——政治文章的销出量降到最低限度，学生们反对强迫上政治课，在青年中进行的民意测试显示出对社会主义的怀疑和对上层人物的“特权”的强烈不满。早在50年代林迈可就观察到，在中国的政治斗争中有两种互相对立的倾向，“一方面，合理的思想，良好的行政机关，对普通人的尊重；另一方面，对教条的非理性信仰，官僚政治，对个人的轻蔑……。中国的发展很可能走完全不同的道路，这取决于哪一种倾向占据支配地位。”（引自范德·斯普伦克尔等：《新中国：三种观点》，第130页）到70年代后期，许多城市居民遗憾地得出结论：第二种倾向已经获胜。1979年以后，当局对这些问题作出的第一个反应是再次镇压反对意见——逮捕著名的持不同意见者，从宪法中取消“四大自由”，以及对那些偏离正统路线太远的作家进行批判。在一些市民看来，这种做法只不过是证明了当局的主要兴趣是维持控制，而不是允许对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进行充分考察。就此而言，自1957年以来的变化使公众对政府镇压的支持比反右运动中弱得多了。一部分市民仍然说出批评意见，尽管对这样的批评有长期的镇压历史。然而，敢于进行批评也似乎表明，人们感到在免遭政治迫害方面比过去更安全一些了。政府通过组织职工代表大会，举行直接无记名投票选举地方和县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以及一些其他手段，试图刺激人们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但是在70年代末发展起来的“怀疑一切”论，使市民们对这些机构究竟有多少自治权以及党能容忍把直率的批评者选到这些岗位上持有怀疑。面对近些年来发生的事件许多市民又恢复了关于政治的传统观点——那是个难以预料的危险领域，应该尽可能离远一点。结果，政治气氛发生了重要变化，热切要求入党的市民比过去少了。在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个人争着表现其积极性，那些在政治上被认为“落后”的人则有受到侮辱的危险。而到了70年代末积极分子常常感到孤立和被人另眼相看。称赞专家们的贡献以及对受教育不足的政治干部给以降级威胁的官方政策也促进了上述局面的形成。但在此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怀有不满的新的非常重要的集团——那些成千上万的最初由于政治积极而取得成功的人现在感到他们的地位受到威胁。80年代初期恢复（至少是部分地恢复）对政治工作和“红”的强调，或许是为了抚慰这些人的情绪。引自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1966－1982）》，第829－83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

[17]张抗抗：《我写<北极光>》，《文汇》月刊，1982年第4期。

[18]参见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第179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5月。

[19]《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中的姐姐送给存妮的“毛衣”常被看成走向日常生活的表征。但“伤痕”、“反思”小说对日常生活的肯定是非常有限的。如刘心武的《穿米黄色风衣的青年》、张笑天《公开的内参》、董会平的《寻找》，仍然将“风衣”、“珍珠霜”、“花露水”、“长头发”、“牛仔裤”、“跳舞”等作为堕落、放荡和精神空虚的重要指标进行指责。关于“伤痕”、“反思”小说中对于日常生活描写，可参看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第176－185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5月；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情感危机》一节，第68－74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20]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金光耀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下）》，第92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描写日常生活、普通人情人性的作品还有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舒展的《复婚》，孔捷生的《姻缘》、《在小河那边》，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关庚寅的《“不称心”的姐夫》，陈可雄、马鸣的《杜鹃啼归》，雨煤的《啊，人》，竹林的《生活的路》，陈国凯的《 64 49339 64 31918 0 0 6382 0 0:00:07 0:00:05 0:00:02 6383价》，冯骥才的《啊！》，戴厚英的《人啊，人！》、叶辛的《蹉跎岁月》、肖平的《墓场与鲜花》、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叶蔚林的《蓝蓝的木兰溪》、祝兴义的《抱玉岩》、韦君宜的《洗礼》、陆文夫的《献身》、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等等。

[21]《离离原上草》的作者张笑天在检讨书中检讨自己的错误在于“把阶级斗争的历史写成了人性现实、人性胜利的历史”，在于其所塑造的正面人物形象杜玉凤“成为抽象的人性、博爱、良知的化身，成为一种可以代替、抹杀阶级对立的、超然物外的、爱神般的力量，这就贬低和歪曲了我党领导的阶级斗争，包括它的最高形式——人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并且表示他在组织的教育和关怀下，提高了对于“文艺作品中必然体现着一定的阶级的要求和利益”的认识。张笑天：《永远不忘社会主义作家的职责——关于<离离原上草>的自我批评》，《人民日报》，1984年1月9日。关于《人啊，人！》、《离离原上草》和《晚霞消失的时候》所受到的批评，何言宏有较为详细的分析。参见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第133－13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5月。关于作家检讨书的分析，还可参见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第202－212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而正是某些受批评的作品，如《晚霞消失的时候》中的南珊心灵荒原的不可修复等，代表着“伤痕文学”作品反思“文革”所能达到的深刻程度。

[22]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第452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周扬在1981年2月12日的“文艺部门党员领导骨干会议”上重提了类似的观点。他说：“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有些人看来好像都吃不开了，至少不那么行了。唯心主义到处都是，唯物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却非常之少……鲁迅和梁实秋等关于人性论的争论，梁实秋反而是正确了，混乱到如此程度。我们要肯定人道主义在历史上起过的作用，要承认人性，但总要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人性，不止是它的自然属性，更主要的是它的社会属性，它是具体历史发展过程以及在文艺创作中各种人物性格上的体现……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历史现象。参见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第521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

[23]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24]贺敬之：《当前文艺思想的几个问题》，《文艺报》，1983年10期。

[25]甚至在1981年的中篇小说评奖中，评委们对作品中的人性问题都是比较敏感的，有一篇写得还不错的作品，就因为涉嫌人性问题，不得不放弃。参见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第573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

[26]在1980年的个人主义宏大叙事当中，个人本位观念的绝对前置必然会将自我与他人割裂开来，此时自我要想抵达某种与他人同在的心理效果，就只能选择自我无限扩张的路径，以启蒙、引导、帮助、改造等等自以为是的名目去征服他者、殖民他者，使他者在其表征上统一于自我，然而由于缺乏真正的爱和牺牲

精神的升华与浸润，自我与他人终究不可能实现全方位的契应与交融。参见吕永林：《重温那个“个人”——关于一个久已消散的文学史印迹》，《上海文学》，2008年第2期。

[27]旷新年：《写在“伤痕文学边上”》，《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1月。

[2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81—1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29]罗绍华认为，在新时期文学作品中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体系中，大致有四种分类，即知识分子新人、开拓者家族（工业领域）、军人和农民。参见罗绍华：《社会主义新人：一个历史的概念，一个动态的形象体系》，《江汉论坛》，1997年7月。如莫伸的《窗口》、李陀的《香水月季》、贾平凹的《满月儿》、徐怀中的《西线轶事》等作品，就已经开始尝试着描绘出了热情投身新生活建设的工人、知识分子、农民、军人等新人形象。

[30]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人民文学》，1979年第9期。和乔光朴类似的形象有很多：《开拓者》中的车蓬宽、《锅碗瓢盆交响曲》中的牛宏、《燕赵悲歌》中的武耕新、水运宪《祸起萧墙》中的傅连山、张洁《沉重的翅膀）中的郑子云、崔德志《报春花》中的李键、张锲《改革者》中的徐枫、李国文《花园街五号》中的刘钊、柯云路《新星》中的李向南、《三千万》中的丁猛，达理《路障》中的秦越等等。他们都是新时期最积极的“行动者”，改革的领导者和实践者，比起他们的职位和事业来，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在于他们的精神类同性上：发挥个人才干，勇于冲破一切阻力，为现代化添砖加瓦、保驾护航。参见史静：《作为超话语的存在：与“伤痕文学”相伴随的“社会主义新人”批评话语》，《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31]徐怀中：《西线轶事》，《人民文学》，1980年第1 期。

[32]张贤亮：《灵与肉》，《朔方》，l980年第9期。

[33]见《人民文学》1981年第4期对1980年的短篇小说的总结评价。

[34]周扬：《文学要给人民以力量———在一九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文学》，1981年4月。

[35]关于1980年代早期“潘晓讨论”中的个人主义叙事研究参见吕永林：《重温那个“个人”———关于一个久已消散的文学史印迹》，《上海文学》，2008年第2期。

[36]《中国青年》杂志社编：《潘晓讨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第27－29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

[37]当然，这并不是说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和知识界对阶级斗争观念没有反省和批判。较早的对“阶级斗争”观念提出怀疑的是胡乔木的《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载《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6－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38]转引自吕永林：《重温那个“个人”———关于一个久已消散的文学史印迹》，《上海文学》，2008年第2期。

[39][美]莫里斯·梅斯纳著，张瑛等译：《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53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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