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霍尔纪念周·新自由主义的革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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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纪念周

编者按

本刊将连续刊出霍尔及其同人关于“新自由主义”的三篇批判性文章。一方面，肆虐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及其实践，正构成了今日全球社会正义与进步事业的最大威胁；另一方面，在对“新自由主义”进行分析时候，借用王晓明老师的话说，霍尔的“眼光依然很犀利，不但从政治和经济角度展开讨论，更从文化角度（他用的词是‘消费主义’）提出特别的分析”。可以说，这样的分析，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中国，依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今天刊出的，是第一篇。

新自由主义的革命（上）

朱杰   译

斯图亚特·霍尔

本文对作为统识性[1]过程（a hegemonic process）的新自由主义进行了讨论，并给出了对于过去40年英国政治发展的阐释。

靠债务拉动的繁荣的终结、2007—2009年的银行业危机及其后果、新工党的失利以及保守—自由民主联盟（Conservative Liberal-Democratic Coalition）的掌权：对于不列颠不同寻常的政治境况，我们该做何理解？它是主宰着全球资本主义的渗漏（trickle-down）、双赢（win-win）、终结经济治乱循环（end-of-boom-and-bust）模式的一次剧烈晃动吗？它所预示的，是经济状况如常，是当下趋势的深化，还是为了激进转向而对社会力量的动员？它是一个新聚合点（conjuncture）的开始吗？

经济问题位于紧邻该议题中心位置的某处。但是，正如葛兰西所言，尽管我们绝不应该忘记经济问题，但是行情性的危机（conjunctural crises）却绝不仅仅是经济性的，或说“归根结底”被经济所决定的。当处于社会构型之内、在不同的关键性实践和地点中运作的一系列力量和矛盾聚集一处，或说“集聚”于同一时刻及政治空间中，并进而如阿尔都塞所言“融合成为破裂的统一体”（fuse into a ruptural unity）[2]时，它们（指“危机”——译者注）便出现了。此处的分析，聚焦于这些危机和断裂。力量的凝聚、“历史性安置”（historic settlements）及其所造就的社会配置（social configurations），是否标志着新的“聚合点”的出现？第一眼看去，当下的危机看起来像是要暴露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深层问题。但迄今为止，它尚是一个拒绝“融合”的危机。

 

安东尼奥·葛兰西

然而，我的意见是，目前的情况乃是一行情性危机，是我们可以用“新自由主义的长征”（the long march of the Neo-liberal Revolution）来加以定义的纪元里的又一次未获回应的断裂。1970年以来的每一次危机看起来都各不相同，都是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产生出来的。但是，总起来看，它们似乎又都分享着某些一以贯之的潜在特征，它们的一般要旨和行进方向也都彼此关联。矛盾的是，反对性的政权（opposed political regimes），也都以不同的方式，为此一规划的扩张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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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是“新自由主义聚会点”？“新自由主义”这个词并不能令人满意。它指的是资本主义对于现代生活的形塑性影响，这在当代人听来如同讲古。有识见的批评家说，该词将太多事情一概而论，因此其身份并不单一；它是化约式的，牺牲掉了对其内部复杂性及地理—历史特殊性的关注。对于此类批评，我心怀同情。然而，我觉得赋予其某个临时性的概念身份是可以的——如果我们只是将其理解为某种大致描述的话，因为共同特征已足够多。即使马克思也说过，分析所产生的理解，位于不同的抽象层次，而批判性思考则经常始于某种“混沌”的抽象；尽管我们还需加入“进一步的决定因”以求“在思想中复制具体”。我还想说，对于新自由主义长征的抵抗存在着，而为了赋予该抵抗以内容、焦点和优势，对新自由主义加以命名，在政治上就是必要的。

实用主义或许可以部分地解释此一怀疑论：英国知识分子经常看不到长期理论观点（long-term theoretical ideas）的实际效用。比如，一场关于死刑背后之原则的讨论，可以迅速地蜕变为关于车裂（Hanging, drawing and quartering）是否达成此一目标之最佳手段的论争。回想起来，许多人都拒绝将“规划”（project）一词用于撒切尔主义和“新工党”身上，尽管清楚明白的是，两者都并非梦游进该规划、只受纯粹实用律令的驱使。但在英国人的常识里，实用主义经常占统治地位。

那么，新自由主义的主导性理念又是什么呢？在此，我们只能从新自由主义的复合体中抽取出一根线索。尽管听着如同讲古，但新自由主义正是植根于“自由的占有性个人”（free, possessive individual）这一理念之中的。在它看来，政府就是专制的、压迫的。政府绝不应该掌管社会、绝不应该指示自由的个体该如何处置其财产、绝不应该管控自由的市场经济或对牟利及累积个人财富这一天赋权利加以干涉。

同往常一样，撒切尔夫人言简意赅地将其总结为：“让我来告诉你们我的愿景：一个人有自愿工作、花费所得、拥有财产的权利，有让国家为其服务而非受其宰制的权利：这些，就是不列颠的遗产。它们乃是一自由国度的精髓所在，而我们其他所有自由，皆取决于此类自由。”（撒切尔，1975）

一个人有自愿工作、花费所得、拥有财产的权利，有让国家为其服务而非受其宰制的权利：这些，就是不列颠的遗产。它们乃是一自由国度的精髓所在，而我们其他所有自由，皆取决于此类自由

国家——尤其是福利国家——乃是自由之死敌。国家所主导的“社会创生”（social engineering），绝不该凌驾于企业和私人利益之上。它绝不应该对自由市场的自然“机制”加以干预，或将改善资本主义制造不平等的倾向视为自己的目标。戴维·哈维的著作《新自由主义简史》（2007），已对此给出有用指南。正如西奥多（Theodore）、派克（Peck）和布伦纳（Brenner）所总结的：“从国家的干预以及社会集体的行动中解放出来了的开放的、竞争性的且无管控的市场，代表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优机制……此乃70年代重又复苏的资本主义对凯恩斯福利制危机的回应。”（2011，15页）不经意间，资本主义的另一回应，便是借由“走向全球”来规避国家干预。

戴维·哈维

新自由主义错误地说道，福利国家（其动力来自于人们对于平等主义的追求，以及工人阶级对于二战时期大萧条和全民动员的反动）将干预经济、财富再分配、生活机会的普遍化（universalizing life-chances）、抨击失业状况、保护社会弱势群体、改善被压迫或边缘群体的状况，并着手解决社会不公作为自己的任务。它试图打破社会需求与个人支付能力之间的“自然”（原文如此）关系。但其做好事的乌托邦式感伤，却涣散了民族意志、侵蚀了个体责任感，且还损毁了穷人就该去干活这一至关重要的义务。它将社会目的强加于植根于个体贪婪和自私自利之中的经济上。但这却代表了对于竞争性资本主义根本机制的攻击。国家干预绝不该有损于私人资本“增长经济”、提升股票价值（share value）、偿付股息且以巨额薪资、津贴及红利犒赏其代理人的权利。自由国家的职能应该得到限制，以对获利型竞争得以展开的条件加以保护，而不至造成霍布斯所谓“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

《新自由主义简史》

凯恩斯式的福利国家，试图将“公益”置于盈利之上。多蒙基思·约瑟夫爵士(Sir Keith Joseph)指教的撒切尔夫人，却直觉性地领悟到了哈耶克的这一说法，即“公益”要么不存在，要么就是太过矛盾重重以至无法计算。“没有社会这回事”（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society），她坚持说道，“有的只是个人和他的（原文如此）家庭”（ There is only the individual and his [sic] family）。她还领悟到了极端货币论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训诫：“只有一种危机——实在的或意识中的——能造成真正的变革。当此类危机发生时，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取决于这样一些理念，它们围绕在……我们发展出现存政策替代物的基本功能周围……直到政治上的不可能变为政治上的不可免”【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卫报》，2011年2月27日】。作为自由市场智囊团的经济事务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在当时就观察到，“市场这一理念的时代，到来了”。这恐怕正是自由-民主联盟的愿景申明。

福利国家深深侵入了私有资本的领地。自从1950年代丘吉尔梦想开始烧起“控制的篝火”（a bonfire of controls）以来，削减战后“安置”的权力并复辟资本的特权，便是其反对者们的雄心壮志所在。1960—1970年代晚期的危机是新自由主义的机会，而撒切尔和里根政府则紧紧抓住了这次机会。对于当代地缘政治来说，新自由主义同样关键。结构性调整规划迫使发展中国家释放出市场力量、向自由贸易和境外投资开放其经济，同时推进选举制、多党政治、法治以及“善治”（good governance）等“自由主义”美德。这就构成了“自由主义的民主”，在福山看来，它标志着意识形态的终结，以及美好生活这一斗争目标的实现。最近这些年，西方的超级力量不断地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干预，以对其（指“自由主义的民主”——译者注）加以卫护。

 

弗朗西斯·福山

新自由主义有多种变体。它并非某种单一体系。也并非一切资本主义都是新自由主义的。英美变体之间，即有重大区别。欧洲的社会市场（social market），又大不同于英美的市场力量（market-forces）。东南亚几“虎”的竞争性经济，则有赖于国家实质上的卷入，舍此，它们就无法达成其高增长率，或在亚洲危机中幸存。对于那些经济增长同样显著的拉美国家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前苏联则成为新自由主义尤含剧毒版本——公有资产的私有化——的试验场，这就导致了捕食性寡头阶级以及挖空了国家的偷窃模式（a kleptomanic model）的产生。在最近走向更为激进的社会替代方案之前，芝加哥的唯货币论者先让拉丁美洲经历了新自由主义甩干机的洗礼。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则将镇压式一党统制(dirigiste)国家，与对未加管控的世界市场及货币操控高度复杂的战略性干预结合了起来。由此，新自由主义就不是一种东西。它兼有其他模式，并对其加以修改。它借鉴、它演化、它形变。它总是“未完成”。我们在这里谈论的，就是某种长期趋势，而非某种目的论意义上的终点。然而，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新自由主义的理念、政策和战略，正逐渐在全球范围内赢得市场，界定政治、社会和经济模式及治理战略，并确立标准。

在英国，新自由主义的首要目标，是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制凯恩斯福利国家。此一具有根本妥协性的构型，取决于资本主义充满动力的增长，以创造出可供再分配的财富。然而，其充分就业的目标、由福利支撑的体制、国民健康服务、免费的综合高等教育体系，却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国家接管了一些关键性服务（供水、公共交通及铁路），但在将生产性产业（汽车、能源和煤矿）国有化方面则没那么成功。这些理念是从19世纪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激进的行动以及合作社中产生出来的，是对劳动者生活中存在着的深刻不平等的回应。

但是新自由主义的理念是从哪里来的？

历史地看，它们植根于“经典”自由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理论的原则之中。我们在此只能以提纲挈领的概述方式来说明这一点。对其发展而言，圈地运动、农业革命、市场（在土地、劳动、农业和商品领域）的扩张以及18世纪首个商业消费社会的崛起，都至关重要。这些发展，是紧跟着英国在战争中的胜利、相对于大陆对手的海上军事优势、贸易的扩张——尤其是在东方、对于印度的征服以及殖民式奴隶种植园经济的高峰而出现的，而种植园经济为大都会市场生产出——经常是在缺乏自由的劳动、暴力以及生存条件系统恶化的情况下——商品和收益：“皇冠上的明珠”，1791年海地革命前，法国所称的“圣多明克”（海地）即是如此。

从经济上说，新自由主义的基础，在于自由的个人——“他们一切考虑的主宰、他们心灵的船长”——按其以为合适的方式处置其财产、如亚当·斯密所言“以一种东西交换或曰兑换另一种东西”、只顾他们自身利益地获利并积累财富的权利。斯密的《国富论》，高妙地将此一经济模式编纂成了法典（所用的例子，不过是大头针工厂这般大小的工业企业！）

马克思曾将资本累积循环中的这一时刻，描述为“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资产阶级理念——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即占有性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词汇的源泉。“自由！因为商品……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人缔结契约的。……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3]（《资本论》第一卷，112页）。

 

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

政治自由主义，植根于与这些发展相连的新兴阶级挑战、破毁并取代君主、贵族和地主势力的斗争之中。他们肯定地说道，英国人乃是生来自由的：英格兰乃是自由的真正家园。这就要求自由且拥有财产的人们，对于有限国家形式的赞同、对于社会中的领导位置以及更为宽泛之政治代表权利的伸张。此间的关键性时刻，有英格兰内战、查理一世的被处死、1688年“光荣革命”期间形成的“君主立宪”这一“历时性妥协”；新兴商业阶级在市场、商业及贸易领域内的成功；美洲殖民地的丧失——自由且拥有财产者的共和美利坚那部受洛克启发的宪法聊堪为慰。然后是1789年那暴烈且过度平等主义的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的胜利，以及对于民间骚乱的保守性反动。

接踵而至的，是19世纪的工业化以及制造业的兴起：对于领薪劳动者的“规训”、工厂制度、自由贸易的胜利、城市化和工业贫民窟，与此同时，不列颠成为了“世界工厂”。霍布斯邦将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理念、组织方式、思想和价值的此一胜利，称为“资本的年代”。但是，尴尬地筑巢于自由主义宽大华盖之下的激进潮流，亦开始图绘出另一进路：雅各宾俱乐部、激进主义、滑铁卢、宪章运动、围绕选举权的斗争、乌托邦式的协作社群、早期工会及友好协会。此一矛盾，推进了“改革的年代”——扩大选举权的斗争，对工作时间、童工及女工的限制，天主教解放运动（Catholic Emancipation），奴隶制的废除，结社法（the Combination Acts）和谷物法（the Corn Law）的撤销；同时还有独立的工人阶级利益从自由主义那里的逐渐分离。

其后，在对当代新自由主义形态至关重要的发展中，家族企业被并入主宰着国内和帝国经济扩张的股份公司——企业式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之中。这夯实了不列颠作为现代最大、最无远弗届之帝国中心的基础，且促成了自由主义—帝国主义阶级（a liberal imperial class）——“万物之灵”——及其“传播文明”使命的胜利。

这些发展历经两个世纪，它们构成了经典自由主义政治及经济思想的核心，如今，新自由主义又想靠在它身上做梦了。但新自由主义的自相矛盾和模棱两可处，亦自此处始。“自由”的政治理念，被与自由市场的经济理念牵系一处：此乃自由主义的断层线（fault-lines）之一在新自由主义中的再度浮现。正如埃德蒙·伯克反讽性地观察到的，“如果我们看到（贩奴船主）几内亚船长试着一面公开其自由申明，一面将其奴贩营生广而告之，那将是很古怪的”。但这正是实践中那“分裂了的”自由主义：它是进步的，但它同时也需对任何“来自下层的威胁”加以遏制；对英格兰种来说，是宽容、改革、节制及代议政府，对于域外那拒不服从的土著“他者”，则是殖民治理、规训、暴力与威权；解放，同时也是镇压。那些在伦敦只能“自由”的人，在西印度仍可能是奴隶；一些人享有自由，其他人则是自由永无终结之日的学徒。

在“人类”和当家作主这一普适语言，与受“领域划分”[4]（separate spheres）驱动、强调女性特殊性的话语之间，我们能看到同样的断裂效果正在运作。通过这些各不相同的方式，自由主义成为包含着我们与“他者”、文明与野蛮这一不可逾越之鸿沟的“世界使命”。今天，在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及卡梅伦的“大社会”（Big Society）运动——这里，是财政削减轮廓鲜明的边线；那里，是工作福利及自力更生的信条——那“温和”的面孔之中，我们可以看到此一鸿沟的复现。

 

埃德蒙·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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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看到（贩奴船主）几内亚船长试着一面公开其自由申明，一面将其奴贩营生广而告之，那将是很古怪的”

19世纪末，经典自由主义理念开始退潮。登吉菲尔德（Dangerfield）将妇女参政权、工会、上议院（老旧的贵族制堡垒）改革以及爱尔兰，引以为“自由主义英格兰之离奇死亡”（Strange Death of Liberal England）的关键触媒。在一个日益财阀化的社会中，土地与资本之间的接合逐渐加深：实业家们在其新建乡间大宅里寻求体面，而当帝国贸易获利率高涨之时，旧的贵族和地主阶级就很高兴地游历到城里去投资。新兴财阀阶级在世界市场里随心所欲：一种早期的、帝国主义形态的“全球化”。但是与其他国家日益尖锐的竞争，以及围绕帝国权力的“你争我夺”，使得列宁将帝国主义称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面对尤其是来自日本和普鲁士的竞争，后来被人们以新自由主义相称的东西，便开始接受国家干预以及“社群”（在通往阶级的路上中道而止的好选择）。1906—1911年间的自由派政府（由劳合—乔治及丘吉尔这两位英国政治体制中的恶棍所领导）所进行的社会保险改革，为福利国家制定出了模板：对于失业的干预、针对穷人的社会保险以及向贫困做斗争，这些与凯恩斯及贝弗里奇（Beveridge）[5]有关。而克莱格[6]（Clegg）先生和自由—保守人士——他们性情乖戾地倾尽全力紧抓着其更具权力的保守派盟友们的燕尾服——却很方便地遗忘了这段历史，或者就是无法理解。

1880至1920年代是一关键的分水岭：资本主义“大众社会”——大众生产、“福特主义”、大众消费市场、通过市场将大众收编进体制中的臣属位置、大众政党及行业工会、大众媒体、大众文化、大众休闲、大众体育及娱乐、大众广告，以及营销、测试并供给大众“需求”（needs），同时形塑人们的基本需要（demand）的新方法——今日之焦点小组、按生活方式细分市场、品牌、人际关系咨询、消费服务等的早期形态——的崛起。“管理革命”——资本的高级经理与股东之间的利益联盟——制造出来的，并非资产阶级企业家，而是涵括全球的巨型跨国资本主义企业里的投资人和高管阶层。

由此，新自由主义开始演进。它大量借鉴并挪用了经典自由主义的理念；但每种理念都被进而掺入了“市场”的说辞和概念上的翻新。经典自由主义原则被彻底地转换，以使其适用于全球化了的现代后工业资本主义。在将这些理念转译成不同话语形式、转译进不同历史时刻的过程中，新自由主义进行了大量符码转换的工作，同时又使成为其源泉的辞典保留在人们的视野之内。此类解合（dis-articulating）及接合工作之所以可被展开，是因为这些理念久已被嵌入社会实践和机构之内，并积淀入日常生活的“惯习”、常识和流行意识——“没有清单的无数痕迹”[7]——之中。然而，因为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都源自占主导地位的权利体系且在政治上是其代表，就假设说它们没什么不同，那就将是危险的错误。两者都深深植根于不列颠的历史和心智之中。但它们乃是两个极不相同的意识形态曲库。

当然，不同话语间的符码转换，也可能成为将事情神秘化的机会。托利党的下议院议员杰斯·诺曼（Jesse Norman）在《大社会》中援引了约翰·邓恩对于人类之相互依存性的绝妙确认：

“没有人是孤岛……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减少，作为人类的一员，我与生灵共老。”[8]

诺曼接着又援引了托克维尔，就好像他和邓恩说的是同一码事：“（政府当局）越是取代社团的地位，私人就越是不想联合，而越要依靠政府当局的援助”[9]此类异文合并虽嫌讨巧，但却典型，编辑在此加上的“政府当局”，秘密地对其有所助益。

在战后的聚合点上，新自由主义又是如何得到滋养、改进和发展的呢？我们已经说过，1945年所引入的凯恩斯式福利国家，其再分配的可能性，取决于私有资本的生产动力。在其共识几近达成的基本形态里，有一个的罕见间奏——“巴特勒”时刻（the ‘Butler’ moment）[10]。但随着战后经济的复苏，以及美国取代英国成为“范例”（paradigm instance），其内部的紧张日渐浮出水面。劳动分工、阶级结构的变化，以及丰裕状况的蔓延，激起了左翼的信心危机。正如工党领袖休·盖斯凯尔（Hugh Gaitskell）满怀焦虑地观察到的：“简言之，劳动性质的转变，充分就业，新型住房，以电视、冰箱、汽车和时装杂志为基础的全新生活方式——所有这一切，都对我们的政治力量有所影响”。

在1960年代，摇滚乐、新的青年文化、顺从度的下降、避孕药对于妇女的解放效应、反文化和引发幻觉的毒品，乃是即将到来的麻烦风暴中的小小一叶：“通过仪式来抵抗”（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11]1968”释放出雪崩一般的抗议、异议和与各种组织断绝关系的行为：学生占领运动、参与式民主、社群政治、女性主义第二波、“激发热情、内向探索、脱离体制”（turn on, tune in, drop out)[12]，以及含义模棱两可的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同时还有切·格瓦拉这个偶像、越南、爱尔兰共和军、工业骚乱、马尔克姆·X（Malcolm X）、黑人权力、红色旅……到1970年代中期，通货膨胀率激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向第三世界国家强加结构性调整规划方面很有用——也将结构性调整规划加诸不列颠身上。在三天工作周（the three-day week）[13]的黯淡灯火中，希斯（Heath）先生宣称国家已无法治理。战后“安置”开始土崩瓦解。

1979年，撒切尔派攫得权力，并展开对社会及凯恩斯式国家的攻击。但与此同时，它也开始对整个社会—经济结构进行根本的重建，第一批私有化即是其开端。（宣扬“一个民族”论[14]的托利党人哈罗德·迈克米兰，将其称为“把传家宝都作价卖掉吧！”）撒切尔主义彻底弄乱了左派。“铁娘子”出人意料的胜利，是即将到来之事的先兆吗？它会不会不再是选举事态的摇摆不定，而是沿着全新的新自由主义路线对社会进行深远重建的开始？

只有破了旧的，新的才能取而代之、其代理人才能上台执政。对内阁里的“窝囊废们”，撒切尔夫人密谋策划了无情的攻击（《卫报》，2011年2月19日）。声名狼藉的豪预算（Howe budget）[15]引发“滞涨”。她暗中策划，要击溃工会的力量——“内部的敌人”。她推动人们走向个人化的、竞争性的新型解决之道：“骑上你的自行车”，成为自雇人士（self-employed）或股东，买上一套简易住宅，为“财产拥有民主”[16](property owning democracy)投资吧。她强加于社会的是某种突变，她杜撰出某种朴素的对等物，以说明藏匿其后的关键性新自由主义理念：物有所值、经营好自己的预算、财政紧缩、货币供应量、竞争是美德。愤怒、抗议、抵制都是有的——但是对于强硬领导的无情手段，民众的支持率却开始激增，这一状况也同样存在。

社会地看，撒切尔夫人动员了广泛但却无一定焦点的、关乎社会变迁的焦虑，通过社会秩序的强加，她将“下”至民众、“上”至政府挽救国家的吁求做了结构型转变。对于向所谓“威权民粹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m）迈进这一矛盾进程来说，此一朝向“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社会（见霍尔1978）的移动，乃是至关重要的阶段。

一个反直觉的特征在于，在选举不受支持的晦暗日子里，撒切尔夫人并非从市场理性，而是从某种古代的英国民族主义那里，召唤了救赎之道。福克兰岛战争[17]使得撒切尔主义得以运作——其时，两种不同意识形态曲库都需要它，而它也在明显相对的公众情感库中都取得了共鸣：向未来的进军，身着的是过去的盔甲。“市场”乃是一种现代、理性、效率、实用导向的话语，它嵌入日常生活之中。而带有帝国主义回流意味（保罗·吉尔罗伊称其为“忧郁症”，认为它是对已经失却之物得不到回应的哀悼）的民族主义话语，则弥漫着向国族、家庭价值、国民性、帝国的荣耀以及帕默斯顿炮舰外交[18]（Palmerstonian gunboat diplomacy）精神迟来的回归。

撒切尔主义是自相矛盾的吗？但是意识形态向来是存有矛盾的。没有单一、混溶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如今我们无法在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曲库间做出区分，就正是重犯了此一错误。这就尤具破坏性，因为它颇为致命地混淆了自由主义这一气度最为宏大的政治传统和“感觉结构”中深层的自相矛盾、模棱两可及其断层线——其进步性与反动性、其对彼此矛盾之思想成分的编织（例如社会保守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并骑墙其间，或者其“自由主义式治理”的阴阳脸——在殖民地内尤其如此。

通过将彼此矛盾的论述和情感投入缝合一处——找到拉克劳所谓两者间的“平衡体系”（systems of equivalence）——意识形态的运作便可达致最佳效果。矛盾即是其工作（metier）。安德鲁·甘步（Andrew Gamble）将撒切尔主义的特点总结为“自由市场”/“强权政府”的结合。许多人相信，此一不稳定的混合，将会是撒切尔主义失败的原因。尽管从逻辑上讲不通，它在话语方面却是有效的。那些植根于充满矛盾的常识、民众生活和意识等因素中的策略，在赢得赞同方面极为成功，非他种策略可及。即使到了今天，市场/自由企业/私有财产等话语，依然与对于民族、种族同质性、帝国和传统等颇具保守性的依附一道留存。“市场力量”有助于复辟资本的权力，同时捣毁再分配论的幻象。但在困难时刻，人们应该相信“帝国”将会反击。“人民”将会为从南大西洋某个弹丸之地[19]返回普利茅斯的舰队欢呼喝彩；他们将会在伍顿·巴塞特(Wootton Bassett)街旁列队，以向阿富汗这场“没有结局的战争”中魂兮归来的牺牲者致敬。（还有多少人记得，这已是不列颠的第四次阿富汗战争？）

“焦土”形式的撒切尔主义，在社会层面是太具毁灭性、在意识形态层面是太过极端了，它也因此不会胜利。即使撒切尔内阁的粉丝俱乐部，也知道它不会长久。但这是一个他们永生难忘的“坚信时刻”（conviction moment）。再一次地，他们渴求以某种更为巩固、永恒且安定的形式向其（指撒切尔主义——译者注）回归。

矛盾的是，预备此类回归的，乃是布莱尔那杂糅的新工党，它放弃了工党有历史影响的议程，同时着手社会民主的重建，以此来为新自由主义的新工党变种提供“最佳外壳”。杂糅，是因为——借鉴了克林顿第二次成功连任时的三角定位（从政治谱系的两端各取一种理念，然后形成“第三条道路”）技术——它将社会改革、自由企业和市场再度接合了起来。此类异文合并，方才是新工党“向他人施加影响的谈话方式”的真正源泉——并非引人不快的惯习，而是严肃的政治策略、是“双擦舞步”（double shuffle）。新工党将自己从中左重新定位为中右。在“改革”和“现代化”这类含糊之词的掩护下，新工党的“圣人们”冷酷地挽救了“旧”工党。工党“核心”左派中的重要一部分，再也没有回归。但是“中间立场”——参与竞舞的所有主流党派，都立基于此一针头之上——却日益成为特许的政治目标。

新工党相信，通往执政权力的旧式道路，已经被永久性地隔绝起来了。于是它像去过了大马士革一样，转而开始信仰新自由主义和市场。托尼·吉登斯这位第三条道路的先锋，被认为本该告诉过布莱尔，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市场力量不可遏止的进军”。在将美国商业学校教授的公共选择理论这一新的管理教义买进之后，新工党最终理解到，没有必要去冒私有化所带来的政治风险。你只需私底下将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区别打通即可。这就意味着新工党对于市场策略的采纳、对于竞争性纪律的屈从、对于具有企业精神之价值的拥护，以及对具有企业精神之全新主体的建构。外部采办、物有所值、公私协作以及合同须具竞争性等标准，打开了一扇接一扇的门，借此，私有资本便可悄悄溜入公有部门之中，并从内部将其掏空。“市场化”由此成为新工党新自由主义规划的最新阶段。

新工党拥抱了“管理上的市场化”（managerial marketization）。经济得到了积极的“解放”（对于即将到来的危机来说，其后果是灾难性的）；社会被律法、规章、监督、管制以及模棱两可的“目标”及“控制”文化所包围。它所采取的，是“轻触式”（light-touch）规章。但其“管理者”却缺乏权力、政治勇气、影响力或者替代性社会哲学，他们也就经常口是心非。将社会目标与自由旋转的私有经济套在一处，被证明与托尼“按纹路一条一条剥除虎皮”（trying to skin a tiger stripe by stripe）的举动颇为类似。

需要迫切的社会问题大量存在，在无所依附、感觉疏离的那一代人中，情况尤其如此（如酗酒吸毒、少女怀孕、对女性之易受伤害不加考虑的无保护性爱、不再尊老，以及自动诉诸攻击性行为以为“解决之道”）。布莱尔致力于“反恐战争”，这也造成了问题，同时，“自产圣战主义”（home-grown jihadism）也引发了人们的道德恐慌。但最让人震惊的，还是新工党向社会规训和个人责任感的转向：其受道德论驱使的立法热情——反社会行为令（ASBO）、社群监管、监视程度的扩大、私人安保公司、签订搜捕并遣散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非法移民、不加审讯即监禁嫌疑恐怖分子——最终完成引渡（rendition），以及试图对其卷入虐囚行为加以“掩盖”。尽管是“自由主义”，但真正产生了效果的，却是以惩戒为纲的刑罚：更长的刑期、更严厉的监狱管制、更酷烈的少年犯规训术。一种新型的“自由威权主义”，成为新工党之新自由主义牌里的两张王牌之一。迈克尔·豪沃德（Michael Howard）说过，“监狱还是管用的”，这就是在暗示，那些觉得它没用的人，乃是“自由派里的东郭先生”。布莱尔绝不是此类人等，他拥护“强硬的爱”（tough love）。【其后，戴维·卡梅伦发明了“强力自由主义”（muscular liberalism）这个词！】自由主义那如耶纳斯[20]般互相矛盾的脸孔，得互相竞争，以占据意识形态领地内同样平方英寸大小的地盘，这种情况自然也并非头一次发生。

戴维·卡梅伦

自然，新工党启动了极为重要的社会改革，这包括最低工资制、减少候诊时间、更好的医疗服务、降低儿童贫困的尝试、使得学生数量倍增，以及朝同工同酬及人权法案方向——带有试探性且情非得已地——前行。但三角定位乃是其生命线、其主导趋势。工党威权主义变得更为显著。对于市场自由的压制须被逐渐破除：计划、健康与安全规章、工会捍卫生活标准的权利、同工同酬、对于反歧视行为的补偿、种族主义以及性骚扰、强奸及家庭暴力问题的优先性——所谓“保姆国家”之瘤——须得到限制。劳动力市场须得是“灵活的”——更多兼职临时工、更少全职正式工；更低的抚恤金享有权、有限的劳资谈判权以及薪水和工资的切分。

为使新自由主义策略在新工党的日程中获得统识性地位，它变得天才般地“有创意”：比如通过公共融资计划（the Public Finance Initiative）来让私有部门对新工党的旗舰式公有成果（New Labour’s flagship public-sector achievements）加以赞助这一绝妙点子，它使得未来数代人须在30年时间里以极高的利率偿还债务。“公私合营”成为一切公有合同的必备条件。公开招标将国家开放给资本。通过削减开支及解雇员工，私人承包商在竞争中处于更为有利的位置，即使这是以牺牲服务质量为代价的。此一正在崛起的私有公司群以提供公共服务来获利，这颇为引人注意。咨询师们来来去去，“教育”公有部门按照大型企业的方式行事。高级公务员们则借助“旋转门”加入到其私有供应商的董事会之中。在遭到从内而外的蛀蚀之后，公共服务的精神，正经历不可逆转的“文化变迁”。私有部门的习惯和假设，开始嵌入国家之中。(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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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此处所谓“统识”，也就是一般所谓“霸权”（hegemony）。在许宝强和罗永生选编的《解殖与民族主义》一书所附之关键词中，该词被译为“统识”，译者认为，Hegemony 一般译作“霸权”，这种译法较适用于国际政治关系的讨论。在此领域之内，hegemony 指一国政权对另一国的政治（经济）宰制关系。然而在20世纪特别是受葛兰西（Gramsci）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语境中，hegemony 包括了远比政治宰制广泛的含义。一方面它超越了国与国的政治（经济）关系，伸延至阶级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另一方面它跳出了狭义的政治经济范畴，添加了文化领域的涵意，特别是加进了受宰制者的共识（consent）作为hegemony 的一个重要构成元素。因此从这种意义来说，hegemony 更接近中国古代所说的“王道”。

中文学界亦曾对hegemony 一词的两种不同意思作出区别，并建议把后一重意义的hegemony 译作“领导权”。不过，“领导权”一词似乎未能突显受宰制者的共识这一重意思，换言之，“领导”有把“领导”与“被领导”截然二分的倾向。为此，我们提出另一建议，把hegemony 译作“统识”，据“汉语大词典”载示，统有统领、管理和总括综合之义，而识则包含了知识、认识、思想或意识等义。然而，这并不代表“统识”便能涵盖hegemony 晚近发展出来的复杂意思。根据Chantal Mouffe的看法，hegemony 只是文化身份作为政治抗争场域的一种暂时性的和不稳定的统摄，而远非建立了的共识。（许宝强、罗永生选编：《解殖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283—284页）

 本文认同此一译法，遂译hegemony为“统识”。特此说明。——译者注

[2] 顾良译《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此处作“促使革命爆发的统一体”。窃以为此处“破裂”（ruptural）一词乃是阿尔都塞所要表达意思的关键，而顾译的处理，似并未突出此一要点。——译者注

[3] 此处借用了《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中第199页的相关译文，特此说明。——译者注

[4] 所谓“领域划分”，是产生于工业革命时代的意识形态，在它看来，男性基于神意和生理原因，应该占据公共领域——政治、经济、商业、法律；而女性则应该待在私人领域，操持家务、照管孩子。也就是我们传统所谓“男主外、女主内”。——译者注

[5] 1941年，经济学家贝弗里奇爵士受命对当时英国的国家社会保险方案及相关服务（包括工伤赔偿）进行调查，并就战后社会保障计划的重建进行设计，并负责提出具体方案和建议。第二年，贝弗里奇爵士提交了题为《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的报告，这就是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报告提出，政府要统一管理社会保障工作、通过社会保障实现国民收入再分配，并设计了一整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此外，它还提出了建立全方位医疗和康复服务的建议。该报告奠定了战后英国“福利国家”的基础，影响深远。——译者注

[6]此处应指英国副首相尼克·克莱格（Nick Clegg）。——译者注

[7] 此处所引，出自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论述“世界观”问题时的一段话——葛兰西说道：“在获得其世界观的时候，人们总是属于一个特定的社会集团，这个集团是和他采取相同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一切社会分子之集团。……既然人们的世界观并非批判的和融贯一致的，而是无系统的和偶发的，那么，人们就同时属于多种多样的人群集团。性格的构成千奇百怪：既包含石器时代的要素，较发达的科学原理，来自历史的一切过去阶段的、地域层次的偏见，也同样包含对全世界统一的人类的未来哲学的直觉。所以，世界观的自我批判，就意味着使之成为一个融贯一致的统一体，并把它提升到世界上最高层次的思想水平。所以，它也意味着对一切既往哲学之批判，因为它们在民间哲学中留下层层积淀。这种批判性的研究以对人究竟是什么的意识为出发点，以‘认识你自己’是历史过程——这种历史过程在你身上留下了没有清单的无数痕迹——的产物为出发点。”（见葛兰西：《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33—234页）——译者注

[8] 此处所引，出自约翰•邓恩的诗作《没有人是孤岛》。——译者注

[9] 此处所引，出自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一书。译文借鉴了该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1年）下卷第638页的相关文字，特此说明。——译者注

[10] 此处应指保守党大臣R·A·巴特勒。战后英国在工党的主导之下，确立了福利国家的基本政策，而保守党亦开始接受工党的某些基本做法。1951年，工党在选举中失利，保守党东山再起。重新上台的保守党几乎全盘接受了工党政府的各项社会改革方案，其中甚至包括国有化改革。当时的保守党发言人、保守党政府财政部长巴特勒说：“福利国家不只是社会党人的发明，也是我们的创造。”保守党立场的这一转变，使得由工党发动、创立的社会改革和福利国家制度成为了不可逆转的现实。从那时候起一直到1970年代中期，转流执政的保守党和工党始终奉行这种基本一致的社会政策。人们用1950年代保守党发言人巴特勒姓的前一半，以及1950年代工党领袖盖茨克尔（Gaitskell）的后一半，合成了一个新的名词：巴茨克尔主义（Butskellism），用以描述工党和保守党政见上的基本一致。——译者注

[11]此乃霍尔所主持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在1970年代出版的一部文集的名字，在这部文集里，霍尔及其同仁，对战后英国的所谓“亚文化”现象，进行了细致的理论探讨和“民族志”式的“深描”。——译者注

[12] 所谓“激发热情、内向探索、脱离体制”，乃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作家蒂莫西·利里（Timothy Francis Leary）的名言，他宣扬LSD对人类精神成长与治疗病态人格的效果，并提出此一说法，遂成为1960至1970年代一个颇受争议的人物，同时也对1960年代反主流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译者注

[13] 1970年，保守党党魁爱德华·希斯（Edward Heath）赢得大选、上台执政。希斯担任首相期间，与工会展开长时间的政治角力，与此同时，英国的通胀和失业情况愈益严峻。到1973年，全球陷入能源危机，希斯于此时下令英国工厂实行三天工作周政策，以降低能源消耗。此举进一步加剧了工会与政府之间的对抗。——译者注

[14] “一个民族”论是英国保守主义的一种论调，它把社会视为有机体，提倡家长制作风与实用主义，强调上层阶级对下层民众的家长式责任。——译者注

[15]此处指英国财政大臣杰弗里·豪(Geoffrey Howe)于1981年提出的著名预算，其时，英国的失业人数超过300万，在英国的许多城市，抗议人群正与警察发生公开冲突，但这份预算仍包含了大量削减开支的计划。该预算颁布之后，364位经济学家联名致信《泰晤士报》，申明其反对意见。——译者注

[16] 此乃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的说法：在其1964年出版的《效率、平等和财产所有权》（Efficiency, Equality and the Ownership of Property）一书中，米德提出了“财产拥有民主”（Property-owning democracy）的概念。所谓“财产拥有民主”，就是让所有人都能公平地享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米德主张的，并不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是生产资料私有产权的平等分布，在他看来，只有在“财产拥有民主”体制下，人们才能摆脱对权力（包括公权力与私权利）滥用的恐惧，真正当家作主。——译者注

[17] 即马尔维纳斯群岛——阿根廷称该岛为“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该岛为“福克兰群岛”——战争。1982年4月到6月间，英国和阿根廷为争夺该岛的主权而爆发战争。——译者注

[18] 指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多次出任英国外相和首相的帕默斯顿勋爵，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侵略和战争行为，大多与之有关——英国与中国的鸦片战争，自然也包括在内。——译者注

[19] 指福克兰岛。——译者注

[20]  耶纳斯（Janus），罗马神话中的门神，他有前后两张脸，能预知过去将来、开始结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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