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刘大先：蜻蜓、博物志与文学的自由

公众号：文艺批评

学术 | 交流 | 批评

 

编者按

小说《地方性知识》的作者霍香结自称这是一种人类学小说的“微观地域性写作” ，讲述一个叫做汤错（也叫铜座）的小村落的方方面面。从文体上来说，《地方性知识》的呈现出来的莫比乌斯环式的拓扑变换，以及首尾相连、统一又循环的乌洛波洛斯蛇结构，则实践了对于既有“小说”文类的突破。这可能是个蜻蜓点水般的文学实验，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如果说文学的目的在于追求自由的书写，这无疑是一种尝试的途径。世界有多复杂，文本就可以有多复杂，思想有多自由，写作就可以有多自由。

感谢作者刘大先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Wenyipiping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蜻蜓、博物志与文学的自由

刘大先

蜻蜓是地球上眼睛最多的动物，平均每只有超过2万只复眼。它的幼虫叫水虿，在水里成长，经过一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黑暗生活，绝大部分夭折在泥沙水草间，只有一小部分有可能羽化着翅，跃出水面，看见长河大地、山高路远。那只侥幸在生存竞争中胜出的蜻蜓，它那2万只复眼中看到的世界无疑不是它那些水底兄弟们所能够想象的，但是它也回不去了，无法将汪洋恣肆的大千世界一一讲述给它们听。霍香结就是那只蜻蜓，只不过他却可以在《地方性知识》中讲述他所看到的不同的世界给没有见过的人。

《地方性知识》是“小说前沿文库”中的一种，作为“小说”可能是一种策略，因为这样的写作无法在现代以来的文学文类系统中找到一个妥帖而无争议的位置——它更像是一本地方志。作者自称这是一种人类学小说的“微观地域性写作” ，讲述一个叫做汤错（也叫铜座）的小村落的方方面面——文本包括七个章节：疆域、语言（意义的织体）、风俗研究（乡村剧场和理解的本质）、虞衡志（村庄事物的复杂性与简单性）、列传（族谱上的河）和艺文志一（小说资料初编）、艺文志二（铜座之歌——根据汤错指路经而创作的一首长诗）。采取的是类似于现代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却又以传统地方志的形式呈现出来，并且煞有介事地宣称书中的材料来自于作者自己的田野考察，以及“我的爷爷李维”、17世纪的传教士费铭德、“我的同学兼合作者谢秉勋”提供的第一手材料。

作为有着明确观念的写作，霍香结在后记中说：“认识贫困这个说法可以用在现有小说，诗歌写作的大多数，也可以说，现阶段的写作早已进入认识论反思的阶段”，因而“小说和学术一样，开始走向实证性，这意味着小说的根本精神在发生改变，小说写作者必须有足够的精力和定力去学习新的东西，做田野考察。”虚构和幻想这些小说的常规手法被认为是文学的初级阶段，而他是将文学作为一种知识系统进行精细书写，这种精细书写涉及三个层深递进的方面：语言学、人类学式的深描以及地方性知识的思维能力——这几个方面在他的写作试验中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而这种写作与微观史学、年鉴学派、阐释人类学的方法相似，文本内外都渗透了布罗代尔、吉尔兹、金兹堡、贾雷德·戴蒙德的痕迹，甚至连名字都与吉尔兹的一本论文集如出一辙，而它呈现出来的结果也与征引的这些文本构成了家族相似：“这些现象中没有一种共同的东西，能够使我把同一个词用于全体，——但这些现象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彼此关联。”

与上述不同学科研究的实在对象不同，汤错地方却是个虚拟空间。尽管根据文本的方位描写和方言特征，它可能位于桂北某个地方，但时不时从准实证性的描写中跳脱出来的作者解释又让它回归到了虚构的层面。在现实与虚构之间来回穿梭，让读者对于汤错有种迷失于迷思的感觉，这是一个幻象世界，也是一种真实空间：“真实不是现实，而是在场感。”作者惟妙惟肖的模拟能力，让文本具有了学术著作那种蛊惑人心的说服力，从而形成了对于学术（带有强烈的理性的科学主义色彩）和文学（一般形成的现代文学正典中总是充满想象与虚构）的双重刷新。一方面它接续的是人类学学科中时兴的“写文化”的探索，那种对于客观观察的怀疑和主体参与的必然性的认可，进而锻造出一个颇具特色的民族志个案；却又并没有形成具有典范意义的范式或者发现通行的规律与法则，也就是说它的不可重复性使之与人类学作品区别开来 。另一方面，从文学的角度而言，它所呈现出来的“虚构是在作者无力逾越写作的难度与硬核部分时不得以采取的手段。所以虚构具有极其低俗的成分”，因而文本本身仅仅构成了叙述，而不具有典型意义上的小说情节与性格，又与中国传统文类中的传奇、说部以及西方的novel或者fiction的叙事脉络难以契合。

一切创新的文本总是特例，无常规批评程式可以依恃，对这样一个作品进行评价是艰难的，因为对于一个反线性的叙事，你永远无法一言以蔽之，或者归纳总结出某条清晰明了的线索。作者在以最保守的方式激进，这种激进并不从属于对旧有传统革故鼎新式“创新”的进化论式话语，而是在表述中有着最为守旧的地方志形式。但是，即便是有着客观记述面孔的地方志也依然是在讲故事，齐格蒙特·鲍曼比喻社会学研究为讲故事：它就像手电筒的光，总是只能照到一部分内容，而没有被光照耀的部分则沉寂在黑暗中。 霍香结似乎要给故事一个全新的讲法，要在纵横立体的叙事中构建出一个无影灯的环境。他的方法就是共时性叙事：“在线性时间里才存在情节周期的问题。所有这类小说，都应叫做古典小说。在共时性的时间里，时空是混沌合一的，所有事物互现。在线性时间，我们标明的小说秩序是情节周期性显明的符号，有一个潜在的前进的概念。后者是没有这种东西的，后者的秩序要繁复得多，它的秩序的存在只是标明一个可能的方向。线性时间下的情节周期可以看作一个分子的运动，而共时性下的主体结构是一堆分子在运动。一本书就是一个事件。”我们会看到，这堆“分子”尽管在方志式的整饬结构下，依然做着无规则的布朗运动。

比如，“中国村庄史”的章节中操弄的是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试验的手法，让“我”、陌生人带来的手稿、我给陌生人编的故事、“历史”的记载，几条不同线索的情节交互作用，构成细密的共时系统。但这不过是小试牛刀。对于这样一个事件性文本，我想到的是卡尔维诺对古罗马百科全书式的作家老普林尼的评价：“我们可以区分两种普林尼，一个是诗人兼哲学家，他意识到宇宙，支持知识及神秘事物，另外一个则是神经质的资料搜集者，强迫性的事实编纂者，他唯一关心的事，似乎是不要浪费他那庞大索引卡中的任何笔记。无论如何，一旦我们接受普林尼具有这两面之后，我们便必须承认普林尼只是一位作家，如同他想要描述的世界只是一个世界罢了，尽管它包含了非常多样的形式。为了达到他的目标，他不怕去尝试采纳世上无数的存在形式，而无数关于这些形式的报告又让这些形式增加，因为形式与报告都有权成为自然史的一部分，并且接受这个人的检验，他在这些形式与报告中寻找他确信包含在其中的高等理性符号。” 是的，霍香结接续了中西博物学的伟大传统，走在从《诗经》、张华《博物志》，到格斯纳、约翰·雷、吉尔伯特·怀特、林奈、布封一路而来的道路上 。

这类博物志传统塑造的是地方性的默会知识，通过口头、模仿和演示来传播，相较于理论而言更注重经验，通过重复得以代代相传，并且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中，是“活的传统”。 然而，尽管《地方性知识》带有早期博物学家普遍存在的抒情主义与哲学混合的风格，但是霍香结显然并非要像老普林尼那样“用明智清晰的态度传达最复杂论点的能力，并从中汲取和谐与美感” ，他毋宁是没有观点的，他所做的只是表述经验，一种外在于主流话语的地方经验。这种经验经由体验化为感受，作用于读者的世界观。所以，风格对于霍香结的写作目标而言，并不重要，就像博尔赫斯批评“读者的迷信的伦理观”时所说：“我们文学的贫乏状况缺乏吸引力，这就产生了一种对风格的迷恋，一种仅注意局部的不认真阅读的方式”，在他看来“经验的直接传递”才是根本。 在霍香结那里形成的文字风格只是一种写作无意识，更重要的是表达出地方性经验。

这种地方性经验只是呈示与展演，不作价值判断，却有着价值自觉，及对“物”的强调。作者在全书的开篇“凡例”中就开门见山强调“物”及“物性”才是叙述的主体，因而要泯灭掉人和人性的影响，后者更多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的观念负担。埃利亚斯·卡内提将人组成的群体比如士兵、僧侣、乐队等称之为群众结晶，而把物构成的群体称为群众象征——他们在人的感觉上是群众的集体单位，比如谷物、森林、雨、风沙、海洋以及火等。 而霍香结说：“我们作了重新命名，我们恰恰是以物作为主人公出现的，所以把河流、山脉、植物、季候等称之为汤错的结晶群众”，“意味着我们会放弃人类，它们以集团心理隐蔽地流淌着，在物性之中。表现为语言、文字、图腾、禁忌、习俗等，这种存在比肉身更为持久和具有连续性”。这是眼光和视角的变化，透露出众生平等与有情的关怀，然而并没有因此走向“以物观物”的偏狭一面，同样包含了“以物观我”，在接下来的叙述中，还可以看到“以我观我”也时不时作为补充视角掺杂进来。

我们知道，随着人的主体性在近代的树立，物随之伦理化，成为人类中心的背景和可以开采、发掘、使用的工具和资源，它是现代性的结果。在这种启蒙以来的特定语境中，“物”的价值被规范与统一了。而汤错这样的地方，人的观念中根本就没有区分过彼与此。对待人与物，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结晶群众”内涵的改写与逆转，显示了主体从物向人的叙述重心的转化，是一种认识论转型。这也有利于处理这种因袭已久的无意识，即人类学写作往往会无意间施加权力与书写对象之上，无论是族内人还是局外人。重新在文本中恢复“物”的位置，是知识论、世界观、本体论的再度叩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地方性知识》不仅是一个事件文本，也构成了文本事件。

任何一种地方性知识总是宇宙知识，即它的居有者所认知的宇宙。面向事物本身，其实也就是面向人，只是人作为自然与事物平等的一个组成部分生活在汤错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既是地理意义上的空间，也是心理意义上的，在霍香结的叙述中，它同时也是想象和精神层面的，他将其命名为“道性空间”。“道性”这个带有古典意味的词语，表征了更为长时段也更为深邃的人与物之间的联结关系。比如，作者写到随子进城的刘王氏不久就返回了汤错，因为城市生活与季节轮回的脱节在她的心理产生了无法估计的恐慌与不适。“这是一种有别于一般性的我们常说的土地伦理，一种因长久劳作形成的与土地的心灵感应。”她那一代人浸润在祖祖辈辈留下的种田手艺中，生逢技术与道德急剧变迁的现实处境，但并没有意识到诸如土地所有权问题等意识形态想象，而是她那颗素朴的心灵与土地之间形成了相通的同情共感。环境史学家沃斯特认为，就英美国家而言，生态学思想自18世纪以来，就一直贯穿着两种对立的自然观：一种是阿卡狄亚式的（Arcadia），一种是帝国式的；前者以生命为中心，后者以人类为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霍香结既摒弃帝国式的工具理性，也没有阿卡狄亚式地将自然理想化，而是采用了地方式的思维方式呈现出地方的经验。“经验不可以强加，也不能逾越。生命要自己去过。体验无法替代。我不能替代你，你不能替代他，她，它。所谓理解是理解‘理’，而不是人。”这种时刻的自省，带有强烈的后设叙事色彩。事实上，很多时候，文本中记载的掌故、人事、风物，大多数都类似于福柯记述的“愚人船” ，亦真亦假，虚实难辨。他通过这种叙事的诡计，用伪/准学术的面貌让读者对知识的真伪不由自主地产生反思式的疑问，这个从既有认识论中解放的过程，也是真理性去蔽的过程，世界于是向无限的可能性展开。比如，如果我们将圆形的地球想象成一个火柴盒式的六面体，那么会出现什么样的认识变化呢？

霍香结对自己的思维站位有着清醒的自觉，他清楚地知道汤错地方展示了世界的一个门洞——他可以用它做参考，但无疑他看待它的眼光和当地农民不可能一样，“我的经验不可以取代当地人的经验。我只能比较，而不能让已有经验浸入。地方性经验和写作伦理之间存在的扦格构成的不成熟和矛盾，或许正是写作本身的不满足。”无论如何贴近、同情、理解、深描，他也无法回到完全以当地人的思维来想问题。“他们表达的是经验的局部。但是我之经验又不能补充他们尚未表述出来的那一部分。能找到对象的就去考察对象本身——这和他们表达出来是有区别的。我看是我看。而他们的表达才是主要的，只有他们的表达才能构成地方性经验。在写作者中我的退场指的是地方性经验取代固有经验，但这仍然不可能是完全的。”他唯一能做的是在不同视角和思维的隙缝中找到共鸣，寻找那个交集部分。

在这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就是语言，这也是任何一种书写所无法回避的根本性问题。即便是那些土得掉渣的语言，也可能就是“经过游牧、迁徙，沉积而成的文明自身……十里不同音——不是说已经变成别种语言了，而是像岩相一样，沉积的薄厚不同。” 语言的变化如何产生的呢？在作者看来，它们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催生与促化，就像潮水和蚕的进食——“潮水尽管会退，却会浸湿它步过的每一分土地”。

一旦有了可配种的种子，那么猪公也就被消灭了。猪婆的命运最后也还是被阉割。文化阉割和杂交的情形如出一辙。本书中，写到了很多消失和即将消失的文化形态，比如堂锣，道场，去怜惜、哀叹这种消失并不是我要作的工作，一种文化的消失根本不值得去哀叹，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更多人的事情。再者，这种哀叹会演变为低俗的民族志和方志写作，甚至是报纸杂志和一些门户网站策划的专题宣扬的那种肤浅的伪文化命题。我感兴趣的是这种阉割渗透的方式，也就是说，一种方法论。我把它们拎出来只是为了更好的观察这种阉割。堂锣的存在是其在变化中——也就是说在持续接受阉割中才保留到现在，如果它过早的拒绝了任何势力的阉割，它会消失得更早。假使是那样，我们连其气味都闻不到了。“赞美”一种边缘文化的生命力，就是看其阉割和中和的过程。方言和其周边语言，尤其是官方语言也存在对抗和相互阉割。方言被阉割得更厉害一些，但是方言或者说任何事物都有本能的抵抗和生发能力。它也在煞有介事的阉割其他事物，把自己变得更加强壮。而它只不过是一只猪婆。官方语言是一只更大的猪婆。为什么我们把植物的扩散和起源定义为人为培植？惟有这种“用”才是它存在的理由。但是更高的法则是什么？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每一种文化都可以给出一种答案。那样就算是蕴涵了丰富性，但是也使这个答案笼罩下的细节失去了魅力，将事情简单化了。

一种语言找不到一个可以对话的人的时候，事实上，它已经死了。尽管它有过文字，它也只能长眠不醒永垂不朽了。在这篇辽阔的土地上丧失一种方言意味着什么？比如：我们的皇帝有三千个妃子，死掉了一个，皇帝可能不会知道曾有过这么回事。这个皇帝就是汉语。但互联网却是语言复活的最好土壤。

刘大先

从上面的文字中，可以看到霍香结绝对不是一个方言保守主义者，或者刻意将某种特殊性与差异性提升到它不该有的位置。他采纳经变从权的态度，而又充满乐观。语言的命运是自然之事，“翻译实际上也是传染竟而是感染的一种方式。语言和语言之间始终是存在冲突的，存在疤的。只是我们将这种冲突降低到了被认可的程度……强势语言得以迅速传播并侵占吞并弱势语言实则是它的感染源无比强大。弱势语言群体的身亡皆因毒气攻心所致。而我们要找到一种纯然没有攻击性的语言，只有在那些已经死去的语言中才能觅得踪影。所以，只要是还活着的语言就抖具有攻击性。否则它是不会存活下来的。它的攻击性的强大程度看它的受众和区域便晓。”在关于汤错方言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音、言、文、字之间灵活的辩证法。“词语不但有自己的生命线，还有很厚的积习，积习滋长的文化背景。中国方言地图上呈现的不同的色块，这些颜色就是由语言氤氲过的土地和族群心理铺开的。它们都有着不同的心理底色。……我们姑且把词语的…有效疾速扩散叫做语言的滤纸效应。滤纸效应首先是指在同种语言当中，其次是在相同的文化、心理底色上…不同的族群也立即产生了不同的滤纸效应。它们都有对应的词域。”每个文字以及它们在时间与空间中的流转而成的义积，已经构成了一个坚固的宇宙体系，一个自成一体的地方小世界。他进一步将语言擦拭掉它负载的历史、社会与文化的重负，还原到它的物的本来面目：“文字是声音的剩余部分，而声音才是语言真正的形上部分，是大地，天空，是物自身。因为它是气、混沌的同义词。”

语言形式的窠臼、现代汉语翻译体风格等往往会遮蔽许多东西。比如汤错皇历中记录的地方宗教文本《地母经》，去除那些打油诗式的语气及格律的熟滥窠臼，它就呈现出类似印度的奥义书、《薄伽丘梵歌》式的面目，如果将其转译成《圣经》体的那种绝对语气，则原先那个油滑低端的民间文本就成了一首惊世骇俗的现代史诗。语言试验不仅限于人声语言和书面文本，霍香结还有个堪称精妙的发现，即物质语言的方式与人的声音的话语方式的区别，比如对于水声的分析：

水过石头之后每次形成的浪高和水花都不一样，甚至落下去的位置有时候偏左，有时候居中。那声音不适哗哗之声，这个形容水流常用的形声词在现实的溪水面前断然失效，只要仔细听，你会发现这样来形容水声似乎永远都是不恰当的，简单又粗暴的。这样来形容水声是侮辱性质的。也透出语言对事物模仿能力上的无奈。

水是一条永远变化的弦，既然“语言是破碎的笼络。存在巨大的漏洞。我们不能用语言固定物，而是用语言疏通意识与物之间的幽径。”那么“我必须不断的遗忘并让记忆死去。必须忘掉一切，重临词语，和感受。遗忘我曾经学来的一切知识，回到感受，感性。忘掉那些概念知识，使感受重新伸张，直观到生命。”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水声”才没有被化约，“水”才是有生命的。

语言的有力与无力于此可以显现，它就像天空中飞鸟的痕迹。霍香结以一种孩童式的天真初心进行说文解字，对于口头传统，则有一番实以虚之虚以实之的态度。他说到村中的一则口头文学“齉天”：

在一块空地上，一群人在那里看表演。有一天，来了一个伎人。他走到空地中间，往天上抛了一根绳子，他沿着绳子往上爬去。起初，大家还能看得到他，但是到后来，慢慢的就看不到了。留在下面看的人也感到了不安。接着，它们又看到了绳子掉下来。那个伎人却始终没有看到。绳子盘在那里，好大的一堆。往天上看去，蓝蓝的，什么也没有，大家都在等待那个人下来。

“我一直在想：人到哪里去了？”

这个悬而未决的疑案是没有答案的，或者说它有着无数的答案：“在一个没有文字只有话语（前文本）的村落，故事的另一端就是神话。他们的想象力则充当了梯子。”《地方性知识》全书结构在形式上的整饬与内部材料之间并无逻辑的堆叠，构成了内在的张力和几乎无穷大的阐释空间。它们全是作者意识流动、随心所欲的结果，可以让作者和读者的想象力都参加进来。比如作者写一个农民为了表示对高压电的不满，跑到田埂上对着变压器撒了一泡尿，想解解恨，谁知道立即被电死了。那泡尿的代价他永远也明白不了了。这个片断当然可以构成反抗隐喻的结构，因为这个不适应发展速度的农民连失败的原因都无法理解——这种不对称的权力关系自然而然地构成了隐喻本身。然而，它也仅仅是乡村经验中微不足道的一个部分。霍香结似乎欣赏这里一切的事物，并且始终如一地对现象的无穷多样性保持尊重，从而使整个文本获得了一种从容不迫、疾徐得当的信心。没有高潮起伏，没有道德性的结论，也没有象征性的表达，他始终在叙述中保持了情感的平度，漫不经心而又必然的和谐，就像汤错这个以不变应万变的村落本身。

这些地方性知识是星云似的存在，散落在山间溪头，断续并且充满随时的变化，它们彼此和谐相处，但又可以再做细致的切分。作者在“词”与“物”之间的稠密叙事、黏厚描写，不是为了呈现系统性的知识，而是一种累积。他的文本枝蔓丛生，却从来没有删减的企图，反倒在任何一个可能之处增添越来越多的细节和写作者的分析与解释，尽量擦拭掉可能模糊的存在。因而，我可以说《地方性知识》实现了它所要讲述的人与世界、自然，或者作者更愿意说的是与大地和土地之间的关系的企图。世界并不是一颗卡尔维诺说的朝鲜蓟 ，而是一颗洋葱，层层叠叠，可以不断剥开，但是剥到最后你会发现并没有一个中心的核——中心仍然是一片一片的瓣，理论上来说，是无穷的瓣的拼加。世界的复杂性，生命的无因与颠沛，现实的数不清的纠合，这个认识论的戈迪尔斯之结并不是亚历山大大帝轻轻一剑可以斩断的。

从文体上来说，《地方性知识》的呈现出来的莫比乌斯环式的拓扑变换，以及首尾相连、统一又循环的乌洛波洛斯蛇结构，则实践了对于既有“小说”文类的突破。我们从它的任何一章入手，都通向历史与审美的双重变革。它的创新让人联想起米洛拉德·帕维奇、马克·萨波塔、品钦这些名字，但又无法从现代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的套话中给它一个平滑的界定。这可能是个蜻蜓点水般的文学实验，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如果说文学的目的在于追求自由的书写，这无疑是一种尝试的途径。世界有多复杂，文本就可以有多复杂，思想有多自由，写作就可以有多自由。

（注释参见原刊）

原载《文学(2014秋冬卷)》

往期经典

明日推送

吴宝林：与历史“接上了头”——阅读陈映真

END

你 · 的

学术必备

文艺批评

选择 • 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