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吴宝林：与历史“接上了头” ——阅读陈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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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陈明忠说“我和陈映真的认识是最关键的”。不同世代的理想主义者在促生“理想主义”的时代里在狱中相遇，“接上了头”，这不仅是人事上的熟识，更是内在历史经验的连续与连带。人们对自身历史的认知会受到固有问题架构的局限，并非因为身处第三世界就“天然”具有认识第三世界文学的眼光。我们对历史的探求肇始于现实状况的某种刺激，但如果直接追求“当下”的历史回声，向历史求助现实的对症药方，或是话语或修辞的“立即有效性”，而忘记了历史本身的复杂与固有问题架构的限度，就会给人重弹“老调”之感。

感谢作者吴宝林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与历史“接上了头”

——阅读陈映真

吴宝林

去年在三联书店旁听了陈明忠先生《无悔》的新书发布会，现场问答内容也让我想起几年前集中阅读陈映真作品的经历，以及陈光兴先生在上大开设的“陈映真文学与思想”课程带来的情感搅动与思想冲击。诸如“分断体制”、“省籍问题”、“白色恐怖”、“政治犯”等陌生、“熟悉”又新鲜的概念，它们与历史政治现实，在文本细读与场景还原中同时并置在视野里，要透彻理解并非易事。因为关注他者的历史状况，如无充足动力，很难真正纳入到自身的思考脉络中。

《无悔》

在《无悔》中，陈明忠生动的回忆与讲述，猛然将我拖回到过去阅读陈映真的经验里，那些模糊、懵懂、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的碎片也开始在思维里冲撞起来。陈明忠说自己第一次出狱后才看到陈映真的小说，而陈映真在狱中与老一代政治犯是有直接接触的，“五十年代的老政治犯也和青年一代的左派通过各种方式接上了头”，陈明忠说“我和陈映真的认识是最关键的”。不同世代的理想主义者在促生“理想主义”的时代里在狱中相遇，“接上了头”，这不仅是人事上的熟识，更是内在历史经验的连续与连带。如果对照《无悔》中提及的“土左”与“洋左”问题，如“七十年代以后左转的台湾左派，不够了解现代中国长期经历的痛苦”，“常常犯了这种轻忽历史的毛病”，那么与历史“接上了头”的意义也就凸显了出来。

陈明忠

这种思想状况同样体现在近年来“台社”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中。赵刚先生在致“台社”同人的一封公开信中，就非常深刻地分析了以“先锋”和“介入”（“立即有效性”）为特征的知识状况的核心，就在于“历史的无关”。空间想象上的逼仄，同时会造成对自身历史的扁平化理解，也就排除了历史的纵深感，不愿回顾就在身边的“历史人物”以及他们的探索和思考成果。在这种状况下，“历史”就沦为工具，成了“外部”，丧失了内在于知识者思想脉络的可能性。

因此2008年之后，“陈光兴与赵刚各自对陈映真文学与思想的研究，则企图经由陈映真具有深刻思想内涵与历史基础的文学创作，重新面对与整理台湾当代历史，并发掘一种真正在地的思想资源”，从而“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乃至这整个区域的近现代史”（赵刚）。至少就我而言，直至读到赵刚先生的文章以及《无悔》，记忆中阅读陈映真作品的那些零散的经验片段，才刹那间有了激活的动力和意义，当然同时也处在不断扬弃的过程中。或许由于巧合，当年参与课程的大陆学生（就我而言）其实并不熟知上述思想背景与知识状况的转换，如“历史转向”的知识探索（赵刚），就莽撞地试图从陈映真文学文本中解读出“历史”，发挥一点文学审美的技能，再串联一些所谓真实历史。但又对所谓“历史背景”并不熟悉，对这些知识分子的焦虑心态或批判指向也毫无实感。

陈映真

说实话，当时我确实无知地疑惑过，“陈映真不是你们自己人吗？为何还要说回去重新阐释？”现在才明白知识状况的复杂以及知识操练的“积习”（鲁迅语）具有的限制性，原来人们对自身历史的认知会受到固有问题架构的局限，并非因为身处第三世界就“天然”具有认识第三世界文学的眼光。我记得当时自己提交的论文一个潜在的论述前提，就是试图以“文学性”的审美品质将陈映真的左翼文学重新合法化，并有意与一般左翼机械教条相区别，说明自己当时的思考并没有进入到上述“历史转向”的知识探求中，反而是在大陆文学历史经验中借助对岸世界反过来观照自身而已。这应该就是一种错位吧，今天因其他的阅读契机才醒悟到，或许也为时不晚。

但这个错位的切身经验与上个世纪陈映真某次演讲之后的遭遇不同。周良沛先生曾写过，讲座之后有两位同学问他：“陈先生的演讲，怎么使用我们五六十年代所用的革命词汇之频率那么高？比老干部还老干部！”所谓“老干部”的说法就成为陈映真在大陆的一个标签，“错位之旅”似乎不可避免。对大陆学生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已经制度性地成为一种“常识”，对此的情绪反应一般都是淡漠或反感。但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貌似“自动”就具备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能力一样。我记得黄宗智先生在一篇比较中美研究生教育差异的文章中也提及了其中的利弊。当然他主要是从“利”的角度说的，就是那种貌似“自动”（且是集体性的）具备的政治经济学的知识结构，对学生们从事学术研究的潜在益处。我不敢说自己“自动”或潜在具备这个能力，只想说，那些“革命词汇”离我们身处的真实世界并不遥远。马克思或德里达讲述的“幽灵”一直在重返，始终在游荡。这个世界的“表情包”也只有扭曲变形、易装cosplay才有“斗图”的动力，“幽灵”不正是“让一部分人先”恐惧起来，让另一部分人再“身入于惊涛骇浪以应事变”吗？

近年来，文学研究的“历史化”或“重返革命现场”也成了一个研究趋向，年轻学人中普遍有这样的探求动力。但如何才能避免又一次的“错位”，确实值得细细思量。对历史的探求肇始于现实状况的某种刺激，但如果直接追求“当下”的历史回声，向历史求助现实的对症药方，而且是话语或修辞的“立即有效性”，而忘记了历史本身的复杂与固有问题架构的限度，就会给人重弹“老调”之感。在某次答辩会上，不只一位老师将这种研究趋向等同于新的“学术风潮”，认为这是年轻世代与老辈学者之间的代际鸿沟。这种状况很有意思，就像周良沛当年遭遇到“年轻学生之问”，现在反倒是年轻一代遭遇到“师长辈之问”，并且“质问”所使用的话语方式也是一样的：“看你们的论文，感觉你们这一代怎么又回到了五十六年代的立场了？”“你这个论文让我想起七八十岁老先生们的写作方式，和你年轻的年龄不太符合。”这不仅是现实之问，也是历史观念与意识形态之问，将上个世纪末的“学生之问”与今天的“师长辈之问”并置在一起思考，是值得深切体会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不得已的解释，但我们直面问题的方式是有多样性的，抓到“真问题”就不会陷落到历史宿命论里，如同在井中抓住绳索。而在知识上批判“历史终结”，但日常生活上却不断复制、尊崇着历史终结式的生活方式与想象方式，这种撕裂在学问之道上也是有趣现象。

由于阅读陈映真及其相关论述，这些思考其实都有现实意义。如果我们能在知识上避免挪用，在提问方式的激进（即彻底）上避免概念式的回收问题，那么一系列的二元化思考就会不攻自破。如同内与外、身体与灵魂、现实与历史的区分，就不再是一种对峙，而是如齐泽克论述谢林的“有机整体”一样，不是由上述两个互补成分组成，而是在这种二元部分基础上“再加上一种扰乱有机整体的双重增补构成”的。意识形态的基础是这种“幽灵增补”，一种“伪物质性”，具有批判性的分析或可从这里出发。而只有真正参与到历史社会变动过程中的主体才会是真正历史社会的主体，这与旁观历史社会进程的主体有了巨大的区别。就如同梁启超在《过渡时代论》中所言，“坐于广厦细旃以谈名理，与身入于惊涛骇浪以应事变，其道不得不绝异”。

再回到陈映真的文学世界，在最初阅读时，我思考的是短篇小说艺术的形式美学如何承载宏大的主题，如何处理得当更能见出短篇小说形式美学本身的柔韧度。在陈映真的小说美学中，这种柔韧度体现在多方面，如主题的驳杂、历史的象征隐喻、记忆结构或回溯性叙事等等。如《夜行货车》，与他从前以象征、隐喻手法处理小说主题不同的是，在这部小说中，明显有着写实主义的味道。作者直接将跨国资本与台湾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大的背景，并以在这种商业时代潮流中浮沉的人物为主角，解剖他们的爱欲，又牵连出民族自尊与个人尊严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批判了台湾资本主义经济上升时期某种病态的社会状态。作者把擅长隐喻的笔法糅合进写实的主题上，更加相得益彰。《将军族》中，既缠绕又疏离的叙事状态，让读者更好体会时代重压下小人物的悲情与喜乐，感情微妙，文字克制，凄厉中有温暖，死亡中有生的气息。而《兀自照耀着的太阳》所涉及的“人”的问题，生活方式的问题，以及不同“族”（阶层、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是作者一直试图通过文艺的方式努力加以探究的。《赵南栋》处理了1950年代被压抑的历史，没有这个视角，这整整一个世代的苦难与奋斗或成枉然。意味深长的是，小说中，赵庆云真正“把历史讲出来”的时间正是死亡逼近时的回光返照，是处在生死之间的幻觉状况下，历史人物才真正登场，并发出声音。赵庆云也终于从这种讲述“不可讲述的历史”中得到了解脱。对陈映真而言，唯有写作才能把这种焦虑和苦闷和社会关怀凝结在一起。就像他以后办《人间》杂志，研究政治经济学，搞社会运动等等，这些“形式”其实都是内在地统一于陈映真的艺术世界中。

如同《赵南栋》中历史“不可讲述”的苦闷心情，在《无悔》中，陈明忠回忆自己当年在绿岛狱中通过“中央日报”读到大陆的“伤痕文学”时，他“不知道中国的革命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痛苦到几乎快活不下去”。所以他出狱后就狠命地研究历史，试图找出原因，“否则我觉得自己白活了”。陈映真当年面对想象与现实的落差时，或许也会有此心情吧。今天我们体会这些心情，不是为了否定或肯定什么，而是直面这一触动人心的问题。当读到《无悔》中这样的心情告白，总有一种巨大的历史空虚感袭来，要抗拒这种空虚靠什么呢？革命者“被迫建造纪念碑，以纪念他们自己的革命历史”，在“后革命”的语境下，会是所有人的命运吗？在何种支点上找到新的认同，不仅与历史“接上了头”，而且与不同地域的同时代人“接上了头”，这是今天活着的人的历史使命。

2017年1月20日夜，匆匆草成

原载《文艺报》2017/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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