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丛刊》文学评论 ▏胡一峰：《人境》：精神遗民的返乡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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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境》：精神遗民的返乡之旅
当我开始读刘继明的长篇小说《人境》时，北京的窗外满是霾气深重的夜色，令人心烦气躁，不过，读了两章之后，心头却涌出一股安详的欣喜，抑制不住一气读完的冲动。我感到，这是一种类似“米中得谷”的心理感受。如果把那些结构精巧、布局考究的文学作品比作“精白米”，那么《人境》就像一粒带着粗粝糠皮的谷子，它以不事雕琢的执拗姿态，把一股来自生活底层的、原生态的质朴气息带到读者面前。对于看惯了风花雪月、奇幻穿越、精雕细琢的人而言，《人境》的口感可能并不舒适，一口吞下去甚至有些拉嗓子，但它是营养饱满、生气凛然的，一扫文坛上那种婉约得有些萎靡、魔幻得有些离奇、成熟得有些世故、精巧得有些“炫技”的作派，重新唤起我们心中与生俱来却又常被遗忘的精神追求。
风情画与企图心
正如有的评论家所指出的，《人境》是现实主义在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收获。不论作为一种精神关怀、思想观念，还是作为一种写作风格、艺术技巧，现实主义都要求作品以历史感的笔意反映特定的社会风貌。《人境》展现了一幅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历史风情画，并在其中灌注和表达了作者关怀现实、追寻理想、唤起人心的企图，这也成为这部小说的艺术特色之一。
第一章一开篇，就交代了准确的时间定位。在我看来，这也是作者以最直白、干练的方式鲜明地表达了现实主义的写作姿态。“大约是2000年秋，距中元节还有几天，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雨幕中的河口镇，带着一丝迷茫和忧伤。“洪水过后曾经维修一新的镇中心十字街口的老式三层楼房，倒是一动不动地在雨幕之中伫立着，但它也被绵绵秋雨浸泡得蔫头耷脑，变成一幅萎靡不振的模样。”在这样的时空坐标中，《人境》的主人公马垃登场了。
第二章开头，“倒回去二十年，马垃可是个名噪一时的人物”，“马垃考入沿河师范时，正值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无论北京上海这些位于政治文化中心的大城市，还是沿河这样的偏远小县城，都像一座突然门窗大开的房子，承接着四面八方的来风，各种新的色彩和气韵蜂拥而至、交相汇集，让许多人兴奋难平、应接不暇”。二十年前的沿河、马垃，和二十年后，构成了强烈的对比，二十年间发生的，不仅是风貌之变，而且是人心之变。
请看以下充满画面感的片段：当马垃坐着“麻母”车驶向故乡神皇洲，柏油公路两边、向后移动的景色是这样的：“几排掩映在树木下的农舍、杂草丛生的水渠、一览无余的田野；田野上的庄稼稀稀落落，参差不齐，有的种着棉花，有的则什么没种，或者春季收割完油菜之类的作物之后，就撂荒在那儿了，宛如癞子的脑壳，光秃秃的。”“由于连绵的秋雨，原本雪白的棉花已经发黑变霉了。其实，变霉的岂止是棉花，在连日的阴雨浸泡之下，一切似乎都在悄悄地沤烂、暗淡、发霉。”麻母转进一条乡间土路，“路紧傍着一条水渠，水渠干涸见底，露出乌黑的烂泥，渠边长满了一人多高的芦苇和茅草，其中点缀着大大小小的菜地，像打的一块块补丁”。
作家总是通过他塑造的人物看待和表达心中的世界。作家笔下的历史风貌，都是被主体化了的、被情感化了的、被虚构化了的、被形象化了的社会史、风俗史、思想文化史。在这个意义上说，《人境》描摹的这幅历史风情画，浸透了马垃的心事或者说作家的情怀。而这种心理感受或情绪几乎弥漫在整部小说之中，并对读者形成一种强大的氛围，成为故事情节之外，推动小说前行的又一股更具感染力的独特力量。于是，跟着马垃的目光和心绪，《人境》的故事渐次展开，各色人等一个接着一个出场，演绎了一部新时代的创业史。主角则是马垃、逯永嘉这样改革开放初期诞生的第一批市场经济“弄潮儿”。当年，老师逯永嘉带着学生马垃投身商海，创办了沿河县第一家民营企业鲲鹏公司，在短短三年时间里，鲲鹏公司便由单一的煤炭运输和交易，扩展到建筑、建材、化工等领域，一跃成为沿河举足轻重的纳税大户、业务范围也从县内走向县外、渐渐延伸到全省和全国。随着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搬出沿河，迁到经济特区佴城，凭借逯永嘉敏锐的商业头脑，在那里又通过炒地皮赚了近千万元。最后，公司卷入一起涉及高干子弟官倒的汽车走私大案，风流一世的逯永嘉在得了风流病后撒手人寰，马垃则以参与走私的罪名锒铛入狱，获刑八年，始作俑者的安泰公司却因后台硬而未受到任何法律追究。这一幕不啻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风云的艺术缩影，把双轨制下的“官倒”，刚刚获得“正名”的知识分子理想满满、搏击时代，最后却成为权贵“替罪羊”的命运展现得淋漓尽致。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境》具有强烈的社会病理学意义。
写当代社会，难以回避现实矛盾，这也是社会风貌中极其核心的内容。有的作品架空历史、穿越时空，看似凌空虚蹈，其实只是以另一种方式折射或从反面映射现实罢了，但是总不如直面来得有力。相反，《人境》不但没有回避矛盾，而且深怕遗漏了改革年代中国社会矛盾的每一个细部。小说对慕容秋的老同学、下岗工人陈光的家的描写，就是一例。“这是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客厅小得勉强放得下一张桌子和一套简易沙发，与其说是客厅，还不如说是过道。石灰墙面和水泥地面早已起了壳，露出一块块裸砖石。屋子里的家具也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不少地方油漆剥落殆尽，残破不堪。一台十六英寸的北京牌电视机，用一块白色的刺绣罩着。”陈光家墙上的玻璃相框里，所有的照片除了少年时代的一张毕业照外，几乎都是在长江机电厂当工人的时候照的。记得一位社会学家说过，中国改革的历程好像跑马拉松，不断地把一些人甩出人们的视线，同时，又有一些人却是“不落空”的群体。每当哨声吹响，这些人总能换个马甲出现在新的起点上。长江机电厂寄托着一代人的生命历程，但却要被“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地”“必然地”并购了，而并购的主动方，当然就是不落空群体的权贵代表。应该说，陈光这个人物在全书中并不算多么重要，他只是被时代大潮抛弃在沙滩上的一条小鱼，但他在《人境》中的出现，却像侧窗中漏进来来的一束光，冷峻地提醒着人们真实世界的模样。
恩格斯说，他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所学到的东西，比上学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因为《人间喜剧》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法国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除了细节真实外，还更真实地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我们经常说，文学要善于把握时代的脉搏。而时代，如果不落实到那些被它裹挟着前行的个体，不过是一些空洞的语词罢了。因此，对于任何有企图心的写作者或作品而言，真正重要的其实是把握和刻画在那个时代大潮中沉浮的人物的脉搏。作为一部小说，《人境》以比史学或社会学更加自如的方式，展现出了历史风云中人物脉搏的每一次跳动。后来人或许会说，他们从《人境》中触摸到的改革中国，比历史学家或统计学家那里了解到的还要多。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精神遗民
典型人物的概念，或许已经令年轻人感到陌生了。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迄今为止的小说史，很大程度上是由典型人物串成的。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表征着文艺作品的高度，以及时代的艺术高度。特别是对于秉持现实主义理念的创作者而言，只有成功地创作出典型人物，作品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而所谓典型人物的高度，主要应指其艺术高度，或渗入人心的深度。如果我们认同，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他的情感、言行无非是个人以及社会历次实践活动的沉积与内化。那么，每一个典型人物的背后都是使其得以如此呈现为“这一个”的历史境况和个人遭遇。这么看来，所谓典型人物的高度，大概又可视为其浓缩社会历史进程的纯度吧。
当代文学中不乏这样的典型人物。《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家兄弟、《白鹿原》里的白嘉轩，或许也应该包括网络文学塑造的甄嬛，现在，《人境》以马垃这一人物丰富了这个文学武库。那么，怎么概括马垃这个人物形象呢？我以为，他是一个上世纪八十年代精神遗民的典型。上世纪八十年代，虽然才过去三十多年，但早已成为人们缅怀的对象了。学界普遍认为，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社会在精神上出现了一次断裂，继之而来的九十年代，其风貌、关键词都和八十年代大相径庭。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来概括：作为一个带有特殊标记的时代，八十年代是一个世道变了，人心还没有变的时代；是一个人们开始向钱看了，但大道理还值钱的时代；是一个阶层已经开始分裂，但道术还未为天下裂的时代。正是在这种精神与物质、理想与现实、过去与现在的撕扯中，孕育了逯永嘉这样卡里斯马型的精神导师，而马垃，则是喝着八十年代的乳汁长大的精神遗民。
《人境》对逯永嘉的描写体现出浓郁的理想主义情结。当马垃说，逯老师将来能成为了不起的企业家时，逯老师突然从床那头霍地坐起来，鼻子哼了一声，告诫马垃：“你要记住，当企业家只是我们事业的第一步。等赚到足够的钱，我们就去购买一座海岛，在全国，不，在全世界招募一千名男女青年来岛上生活。我想好了，这座岛的名字就叫‘理想国’。岛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平等享有教育、住房和医疗，每个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前提是不能妨碍别人的生活。不分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既不受国家的限制，也没有家庭的约束”。逯永嘉创业初期，拒绝县委副书记的儿子丁友鹏加入，因为“他们属于另外一个阶层，是的，官僚阶层”。再如，小说写到逯永嘉和马垃在经济特区夜泳，“马垃依稀看见逯老师依然高大挺拔、没有丝毫衰老痕迹的身体上，水花像一颗颗珍珠那样滚动和闪烁着，一根比常人粗壮许多的阳具像棒槌一样在大腿间摆来摆去”，我想这主要不是为了给逯永嘉的风流债打埋伏，而是为了隐喻其精神领袖的角色吧。当鲲鹏公司卷入走私案，成为有高层背景的安泰公司的替罪羊而面临破产倒闭时，逯永嘉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吩咐马垃把公司的固定资产卖掉，一部分捐给一个全国性的民间慈善基金会，剩下的则作为遣散费发给公司员工。这又无疑在逯永嘉的形象上烙下了更加深刻的精神领袖的图腾。
除了逯老师，马垃的精神血脉还来自于他的哥哥马坷。马坷是社会主义思想浇灌出来的好青年，也是新中国前三十年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标本。在小说中，马坷因抢救集体财产而早早地牺牲了，这多少避免了当中国社会进入到改革开放年代，他所秉持的思想价值将受到全面冲击的尴尬。但是，作者显然不愿意放弃展现这场中国当代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冲突。于是，《人境》中设计了一个场景，逯老师和马坷在后者的坟前开展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或者说“争论”，马垃坚持自己的信念，而逯老师则说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已经过时、落伍了，这次争论在争论双方心中的答案是预定的，但对于旁观者而言，则没有明确的答案。因为它发生的真实所在其实是马垃的内心，更真实的空间则是国人的精神世界。而在现实中，这场争论必然还将继续下去，每一个个体只能像马垃那样遵从自己的内心作出选择。马垃决心在神皇洲待下来，开垦茅草滩，种起了庄稼，过起了似乎与世无争的生活。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一个理想主义者向现实的退缩。“马垃赤脚站在江堤上，一只手拎着被露水打湿的鞋子，一只手握着铁锨，整个身体浸染在色彩斑斓的霞光里，远远望去，像一棵燃烧的树。”作者给马垃盖了一所房顶上有架风车的房子。风车，在稍有文学常识的人心中，其隐喻是显而易见的。
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精神遗民，马垃的返乡之旅是一次精神回归，不论是他重读哥哥马坷的日记，找寻哥哥昔日的恋人慕容秋，还是捕捉逯永嘉留下的痕迹，回忆与逯永嘉共同奋斗的点点滴滴，以及寻找和帮助逯永嘉的女儿唐草儿，其实都是在寻找那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走来，背负着理想的自我。
作为农村B面的城市
《人境》采取了比较明显而直白的双线并行的叙述模式。小说的上部写马坷，写农民，写农村，下部写慕容秋，写知识分子，写城市。值得注意的是，慕容秋虽然生活在城市，过的是象牙塔中的生活，但在小说构建的逻辑中，她和她的城市、知识圈却是作为河口镇、神皇洲以及马垃的B面而存在的。
历史地看，中国自进入近代以来，随着乡村破产，城市化在中国大地上零星、畸形地发展，不论作为现实生活，还是作为精神持守，耕读传家的“古风”都无法维系了，知识分子与土地也渐行渐远，农村成为了城市攫取和改造的客体。“卑下者最聪明”与“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在知识分子心中构成深刻的思想张力。到民间去、到农村去，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世界涌动不息的潮流。新中国前三十年国家强力主导下的知青下乡，固然是纾解现实困境的政策选择，也是外力强压之下的精神宣泄。正是在这股外力下，中学毕业的慕容秋被送到农村，插队落户。在农村，她当上了团支部委员，和团支部书记马坷产生了一段似有若无却影响她终身的美好感情，然而，当这股外力消失后，她又回到城市，嫁给了干部子弟辜朝阳，后来又当上了大学教授。但是，虽然辜朝阳和慕容秋门当户对地终成眷属，但却“从来没有感觉到征服一个心仪的女人后应有的自豪”，直到他发现了慕容秋和目光坚毅、浓眉大眼的青年马坷的合影，两人笑容是那么爽朗、自然，“跟身后的田野融为一体，仿佛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辜朝阳在刹那间明白了，马坷从来没有死去，而是一直活着，活在他俩中间，而自己从未走进慕容秋的世界，更不用说征服她了。在小说的最后，还是凭借对农村问题的共同关注，慕容秋和马垃再次接上了头。当她读过马垃在社会学论坛上的发言提纲后，发现他看问题之透彻超过了许多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而且，马垃关心的远不止是‘三农’问题，包括当代中国的一切矛盾、困境和希望，都不乏真知灼见”，这让慕容秋想起了俄国十九世纪后期的“民粹派”知识分子。慕容秋为此感到惶然，而这种惶然的结果，激发了她心理沉睡已久的冲动：不能在散发着腐朽气息的“学术圈”里继续待下去了，而是带着研究生去沿河，去神皇洲，回到那座她曾经生活和劳动过的村庄，做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田野调查。
《人境》以马垃的返乡开始，以慕容秋的精神返乡结束，似乎透露出作者的一点心思，知识与权贵的结合不具有正当性，走向底层才能实现其价值。或许，这只是我作为一个读者的“强制阐释”。但小说中，类似的描述并非仅此一例。比如，慕容秋的父亲谈及文革中下放的经历时，表示并不后悔，反而认为是跟工人师傅学到了很多东西。应该说，走向民间，是中国知识分子式的理想主义中不可或缺的成分，它高尚夺目、鼓舞人心，但多迈出一小步也可能会走向民粹主义，所幸《人境》保持了应有的克制，没有迷失在田园诗的畅想之中，而是对中国农村的生态作了精当的描写。比如，小说中讲到，神皇洲的上了年纪的女人，忙完家务活和庄稼活儿，便结伴去河口镇做礼拜，镇上有一座由信众筹款修建的教堂。赵广富的老婆曹桂秀就是原先信佛后来信了耶稣。再如，小拐儿赌钱输了被人打得满脸血糊，仰面朝天躺在水渠里。又如，种粮大户赵广富的精打细算，当马垃的同心合作社蒸蒸日上，组织了舞龙队的时候，他敏感地意识到这是关系到今后在神皇洲谁是“老大”“老二”的大事，在家里琢磨了一整天，夜里都没睡好觉，第二天决定以棉花合作社的名义成立舞狮队，费用全部由他出。一段时间以来，当代农村的形象被一些充斥着“廉价的笑声”的作品绑架，变成了一个充满戏谑桥段和传奇想象的存在，真实的农村反倒隐去了，这个占中国人口大多数并且其命运仍将左右今后中国走向的群体的真实状态也缺乏足够的描摹。而《人境》中平淡朴实的文字，却真正写到了中国农民的骨头缝里，深刻地展现出这个决定着中国命运走向的群体的心理世界。
最后，我想说，《人境》在细节中当然也还有可探讨之处。比如，和上部相比，下部稍显单薄，本该和上部面对面对话的片段，却萎缩成了一个注脚。有些指涉历史大事件如7·20事件之处，则处理得过于写实了，反而和全书的格调不太融洽。而慕容秋在学校里的工作搭档、从一个电工靠老婆出卖色相换得一官半职的岳书记，在自感“咸鱼翻身”之后竟然对慕容秋表白，这个细节似乎有些多余，慕容秋的高洁本无需这个桥段来衬托，而对于老岳而言，其职场之路已足以暴露出高校中的阴暗角落，不需要赋予他更多的任务，让其去扮演一个插科打诨的丑角。
《人境》写出了大变革时代的世间百态，书中没有纯粹的恶人，也没有纯粹的恶事，书中塑造的人物群像，不论是马坷、慕容秋，还是逯永嘉、马垃，或者辜朝阳、丁友鹏，乃至赵广富、赵大碗，他们都是被时代带动着向前走的人，他们努力尽着自己的职分，通过他们的成败得失、喜怒哀乐，作者写出了大变革时代的结构部件，对民族的命运作了解剖。作为一部深刻的优秀作品，《人境》不仅思考着类似于“中国往何处去”这样的大问题，而且面对当代人写当代史的难题，跳出了政治修辞和市场修辞的双重禁锢，以一种文学应有的自信姿态，在带领读者寻找精神家园的同时，给读者创造了独立思考的空间，并把作出回答的权力交给了读者。
胡一峰，男，博士，现任《中国文艺评论》杂志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近年来主要从事文艺以及文史领域研究和写作。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中国艺术报》《中国文化报》《文艺报》《学习时报》《学术研究》《党的文献》《博览群书》《文史天地》《艺术评论》《长江文艺评论》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评论及杂文等200余篇。
本文原载《长江丛刊》2017年3月/上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