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锋、宋明炜主编《新世纪小说大系2001-2010：科幻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编选序言，8页。《看的恐惧：中国科幻诗学》宋明炜

2023-9亲爱的读者，由于微信算法更改，建议您星标“文艺批评”，方便及时收到我们推出的学术文章。欢迎星标“文艺批评”，茫茫文海预防失联！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长按二维码

/活动主题：鲁迅的阅读经历与文化选择时间：2023年9月22日晚19:00—21:00地点：上海古籍书店（上海市福州路401号）/

活动报名▲长按识别小程序码报名活动活动嘉宾木叶原名刘江涛。诗人，批评家。著有《水底的火焰》《先锋之刃》等，编有《梵佛间》和《少时读书》。自印有诗集

张旭东：“魏晋风度”与鲁迅“杂文自觉”的风格外化7月31日，三联学术论坛第11期，“林中响箭——杂文的自觉与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

Waters）说服他参与的一个项目。很少为中文读者所知的是，王德威身为主编，在此书编写设计上却没有多少自由度，原因是哈佛出版社早有出版理念和框架在先。《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王德威

董炳月：1933年——杂文的政治与修辞（论《鲁迅杂感选集》及其周边）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长按二维码

关注文艺批评请点击公众号查看日签哈丽娜·波希维亚托夫斯卡

（王安忆《匿名》，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53页）《匿名》，王安忆

宜共识编者按与中国科幻的缘分对宋明炜老师来说是生命中的偶然，彼时他正在着手将自己的博士论文修改成书《少年中国：青春话语和成长小说》（Young

一个人的“精神化石”——谢冕诗集《爱简》讨论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长按二维码

itself）阶段返诸自身，在生存状况和社会空间的极端的挤压和限制之下，通过魏晋风度和魏晋文章的历史先例而走向一种“自为的写作”（writing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文艺批评编者按我国著名法语文学专家、翻译家郭宏安先生于2023年1月16日上午10时21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郭宏安先生出生于1943年，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75至1977年在瑞士日内瓦大学留学，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郭宏安先生著有专著《论〈恶之花〉》、《西方二十世纪文论研究》（合作），散文集《雪落在莱蒙湖上》，论文集《重建阅读空间》、《同剖诗心》等，他对西方文学特别是法国文学研究颇深，在理论研究的同时进行翻译，译有《墓中回忆录》《红与黑》《恶之花》《局外人》等多种名著，其中《加缪文集》获2012年傅雷翻译出版奖。文艺批评今日特此推送郭宏安先生研究加缪的文章《美与历史的博弈》，沉重悼念郭宏安先生，先生千古！本文选自《阳光与阴影的交织》（郭宏安著，译林出版社2021年），转载自“在土星的标志下”公众号，特此感谢！·

2009年1月2日）编写的教材，由耶鲁大学出版，包括《初级汉语汉字读本》、《中级汉语汉字读本》、《高级汉语汉字读本》等。（https://wenlin.com/zh-hans/jdf）。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文艺批评编者按文艺批评今日推送《小说评论》杂志“三栖评论”之孙绍振专题。“三栖评论”旨在关注学者溢出专业学术著述一般界限的跨域跨界的文学创作的“多栖写作”现象，发掘其独特价值，并以此倡导一种开放、活力的大文学风气。主持人吴俊老师从孙绍振老师在B站上跨媒介讲文学一事谈起，回顾了二人的学术交往，亦发表了自己最近对学术新媒体的观察。当下恐怕再也找不出一个1930年代出生的学者能如此兴致勃勃做成B站主播事业的，这是因为孙绍振老师的经历、经验、思想特色，他的丰富性，是贯通纸媒到新媒体时代的其他学人教授都不具备的。他有广泛的哲学理论阅读视野，但他没有成为一个纸上谈兵、只会理论的大学教授，理论武装了他的思想，但是文本实践却是他的经验基础。《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名载史册，建立了孙绍振老师的历史形象，但更为重要的是文章背后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实践真理论”。实践为先，理论为辅，聚焦对象的特殊性，拓展多元的分析和论述，推广多向度、有深度、更高度的意义和价值的实现，从经验中提炼、凝练出真正具有理论生命力的思想范畴。落实到文学上，孙老师的雄心就是创造中国经验支持的文学理论。本文原刊于《小说评论》2022年第6期，转载自“

（高秀芹、洪子诚整理编辑，小标题为洪子诚添加）本文原刊于《南方文坛》2022年第6期点击图片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文艺批评编者按文艺批评之前推送过张旭东老师关于鲁迅创作生涯中“杂文的自觉”的一系列研究，今天推送张老师对《坟》和《写在后面》的细读。在1924—1927年的“杂文的自觉”和“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中，作于1926年10月底至11月中旬的《坟》的序跋是介于《〈华盖集〉题记》和《〈野草〉题辞》之间的一组极为重要的文体宣言和风格自画像。如果不以作品合集为单位，循着鲁迅写作篇目的编年排列去看，我们可以发现，1926

《朝花夕拾》分篇解读一、《小引》《后记》：管窥创作心态和背景二、《狗·猫·鼠》：仇猫说原由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文艺批评编者按随着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在美国、香港、台湾、中国大陆不断出版、再版，曾被认为在文坛中无可安放的张爱玲，不仅正式而隆重地进入了文学史，还成了显学。对张爱玲的再评价对于重审现代性、重写文学史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有关张爱玲的一些名家、重要研究，其观点的出发点和表述方式可能不同，但大都是通过评析张爱玲的文字，投亮于现代文学主流话语之外的文化空间。事实上，无论学者有怎样的品评批判，我们今天大概可以放心地说，曾经为大多数文学史家忽视或轻视的张爱玲，与鲁迅、沈从文相似，早已成为我们反省、重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基本立足点之一。文艺批评今日推送宋明炜老师《浮世悲欢，此中有人——重读张爱玲》一文。宋老师在读大学的时候写了《浮世的悲哀：张爱玲传》一书（该书先后于1996年、1998年分别由业强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202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将推出此书25周年纪念版）。在这篇写于2010年的文章中，宋老师回顾了自己当年阅读张爱玲的感受，并简要勾勒了张爱玲“从虚无中生，在虚无中死”的一生和创作历程。当时，宋老师主要把张爱玲理解为一个面向虚无写作的现代主义作家：面对虚无的深渊，她编织文字的华丽帷幕，但无论表面多么华丽，背后还是虚空。她希冀用官能的实感来确定自己在物质世界中的实存，反而透露出主体的虚妄，一边在小说中充满细密繁复的具象，一边却不忘写出客观与情感的不可靠。但张爱玲的“虚无”如若从超越个体的层面理解，或许可以说她下笔撕裂了由多少现代知识分子斩钉截铁的思维、理想、信念和行动织成的令人“信以为真”的历史幕布，揭给人看那后面的景象：不和谐、没有名目、不彻底、令人不安的生活。传统与现代的感性与思维，在她那里一直缠杂不请，古老的记忆移入时代梦魇，正如王德威老师所说，张爱玲“不由自主的成为中国文学探寻‘现代性为何’的焦点，或黑洞”。本文原刊于《中国现代小说的史与学：向夏志清先生致敬》，联经出版公司2010年版。宋明炜老师的《浮世的悲哀：张爱玲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即将于2023年推出25周年纪念版，文艺批评特推送此文，以飨读者。感谢宋明炜老师授权文艺批评转载！宋明炜浮世悲欢，此中有人——重读张爱玲一夏志清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AHistoryofModernChineseFiction）中以多于鲁迅近两倍的篇幅论述张爱玲的小说创作，毫不含糊地称“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1]书中“张爱玲”这一章，初稿写于一九五六年，第二年即由夏济安先生翻译成两篇中文论文，分别以《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和《评〈秧歌〉》为题发表在他主编的《文学杂志》上。[2]这两篇文章影响深远，使曾经与中国现代文学一度隔绝的台湾新一代作家重新发现张爱玲，催生出战时上海以外的第一批“张迷”。更重要的是，自此以后，如王德威所说，“张爱玲成了祖师奶奶”，[3]她在此后五十年间被崇拜、爱恋、模仿的过程中，变成现代文学谱系中的重要影响源头。而随着夏志清小说史在美国、香港、台湾、中国大陆不断出版、再版，曾被认为在文坛中无可安放的张爱玲，[4]也正式而隆重地进入了文学史。

的拆解，彻底颠覆了19世纪以来德国浪漫主义与生命哲学所标举的以生命有机体为核心的文化和文化史观念，宣告了作者与人或者不如说是作者与人的传统概念的死亡。福柯的反对者们纷纷激烈地声称以前者为首的

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9月）的序言，感谢阎晶明老师授权转载！欢迎大家于“文艺批评”查阅本书往期系列推送，或点击图片购买著作。点击阅读：文艺批评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文艺批评”编者按文艺批评今日推送“三栖评论”於可训专题。“三栖评论”是《小说评论》杂志于2021年第1期开设的专栏，旨在讨论普遍存于当代的“多栖写作”现象，发掘其独特价值，并以此倡导一种开放、活力的大文学风气。於可训老师是该栏目迄今最年长的“三栖”写作者，他自称“衰年变法”，近年来多用力于小说创作。吴俊老师认为，於老师可谓“少年老成”，他的小说总在老成的笔调中蕴含青春的张扬气息。於老师虽在重述故事，但他对于未来的温情、善意和期待却是故事重述的叙事动力，而他的文学修养使他选择了小说文体而非更显简单便捷的散文，足证了他的“少年自信”。在吴老师看来，於老师小说内在的价值诉求在于以知识人生的眼光和经验为历史留下一种文学的传记，其小说的文学性在写出了人物，深广性在写出了历史的镜像，个人性在写出了他的价值观——基于个人的历史经验对于人间生活包括社会政治的反思、批判及其执着投入的无限关怀和热爱。本文原刊于《小说评论》2022年第5期，感谢吴俊老师和“論評說小”公众号授权文艺批评转载！点击查看往期相关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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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俊：再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从鲁迅的信说到跨文化传播*文艺批评

注：转载文章请说明来源，使用编者按也请说明情况本期编辑｜蜉蝣图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公众号、网络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文艺批评”编者按鲁迅《孤独者》中的“我”告别魏连殳尸体的情节位于小说结尾处，过去的研究仅把它视为写实性的对一种悲剧后果的呈现。黄开发老师认为，这其实是全篇点明主题的最主要象征，其原型来自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所写查拉图斯特拉背走绳演员的尸体下山，理由大致有三个方面——其一，鲁迅熟知《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中的内容和象征；其二，两个作品的情节模式高度相像，告别死尸的寓意结构相同；三是《孤独者》与作于同一时期的《野草》中的《秋夜》《影的告别》《过客》《死火》《墓碣文》等多篇作品一样，在构思和表现方法上存在着明显的影响关系。这些作品都是把所表现人物的部分自我象征化，并且戏剧性地展开人物与人格化身的对话与潜对话，情景往往是梦幻式的，常常带有《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梦魇般的氛围。《孤独者》的核心象征就是篇末高潮中的告别死尸，围绕着这个象征的还有一组象征形象，它们与核心象征相配合，组成一个象征系统，赋予了作品象征主义色彩。不难看到，《孤独者》在艺术整体上有着迦尔洵、安特莱夫式的写实与象征相调和的特征，而非通常所以为的单纯写实风格。本文原刊于《东岳论丛》2022年第7期，感谢《东岳论丛》和黄开发老师授权“文艺批评”转载！黄开发《孤独者》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象征一在《彷徨》探索启蒙知识分子道路的小说中，《孤独者》是带有总结性的一篇，与鲁迅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关联甚深，然而在1926年8月面世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民国时期，专篇文章只有向培良的一篇读后感《论〈孤独者〉》。作者说，在《彷徨》中他“最喜欢《孤独者》”，这是因为鲁迅开始写现代的青年，让他感到亲切。不过，魏连殳所代表的是五四甚至辛亥革命以前的部分青年知识者，而“现在的孤独者已经不一样了；他们愤怒，愤怒而且嗥叫”[1]。这其实婉转地批评了《孤独者》所表现出的悲观思想倾向。说话的时候，他已与鲁迅之间有了嫌隙。李长之则把《孤独者》列为作者的失败之作：“《孤独者》在末尾几句抒情的笔调是颇好的，通体上却沉闷，而无生气”[2]。他与其他几个时人一样，评论只是停留于印象式的片言只语，没有具体的分析、阐释，这多少表现出了他们对这篇思想、艺术都很复杂的作品的陌生。

●序：用文学书写我们的世界/张慧瑜范雨素《大哥哥的梦想》《“北漂”们的日子》郭福来《三个人，一棵树，四十年》《工棚记狗》《工棚记鼠》李

王风：张爱玲《五四遗事》中的“五四”话题与40年代“遗事”●文艺批评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文艺批评编者按作为类型小说的科幻文学，常会被标注一系列的二项性区别。如“黄金时代”/“新浪潮”，“硬科幻”/“软科幻”，技术型科幻/社会性科幻等，不一而足。而二项对立中的前一项，往往被科幻迷看作是属于男性的特征，进而在科幻的话语场域中，普遍存在一种偏见，认为科幻比较其他文类（如言情或耽美）而言，是一个男性作者和读者更多的文类，同时还有一种“常识”——女性科幻作家的崛起在各国都较迟。宋明炜老师在本文特意从科幻文学鼻祖玛丽·雪莱在一八一八年出版的《弗兰肯斯坦》谈起，强调女性在科幻中作为源头以及一种颠覆性力量，其地位不能被忽视。继而，本文最重要的内容是，宋老师借伍尔夫小说《奥兰多》中的情节，阐释了科幻小说五百年的历史，指出科幻文学在诗学层面上本身就打破了二项性的表现形式。同时，借助于当下一些优秀科幻文学作品的分析，可以看到今天在后工业、后殖民、后人类、后性别、非二项思维等现实情景和文学议题下，科幻文学的写作挑战着过去五百年至尊的传统人文主义和摹仿写实主义。可以说，科幻历史五百年，始于古老舰队航向新世界异托邦，在今天进入多维宇宙的新奥德赛中，从一种性别变成多种性别，从一种身份变成嵌合体，从一种现实变成形形色色、美丑与共、真伪无间的多重现实与非现实。虽然在信息重构身体、在生物工程的世界里，性别判断已不再那么重要，但要对超越人类纪的非二项性思维进行进一步的探索，还需我们将目光更多地投向正在崛起之中的“她科幻”。本文原刊于《上海文学》2022年5月号，本公号首次推送全文，感谢《上海文学》和宋明炜老师授权“文艺批评”转载！点击查看往期相关推送：>>>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877页。[12]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文艺批评编者按谢冕，福建福州人，1932年生，文艺评论家、诗人、作家，被称为“为中国新诗扛起了闸门的人”。本文是洪子诚老师为2022年北京大学召开谢冕学术国际研讨会而写的发言稿，谢冕1955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洪老师晚他一年入学。二人相识整整六十年，做了几十年的同事、朋友。因此，洪老师此文多从他个人的角度观察勾勒对谢冕的印象，但在回顾他们的共同经历中，却带出了难以简单叙述的历史和一代人的心路历程。在洪老师看来，谢冕在80年代能成为“举旗人”的关键，来源于他在60年代所经受的自我“拷问”、思想情感的冲突、对“今我”和“故我”之间的裂痕不回避的注视、在反思、剥离的基础上建立的个体与时代的连贯性。在“人”与“文”的关系问题上，洪老师认为，对有些作家、批评家来说，读其作品就够了，有些作者则相反，认识其人反而为使文字的启发减损。但就谢冕而言，仅读他的文字是不够的。培根语：“幸福所生的德性是节制，厄运所生的德性是坚忍，奇迹多是在厄运中出现的。”这可以作为谢冕的“人生哲学”。坚忍意味着自尊，不需要怜悯，意味着对厄运、灾变有能力独自承担，意味着沉默、不向他人倾诉。洪老师说，谢冕有伤痕，但没有伤痕文学。本文写出了谢冕的坚韧、沉默以及固执，也写出了他对美好和快乐的不倦寻找，他的光和热。祝谢冕老师和洪子诚老师都健康长寿，继续发光发热！本文原刊于《现代中文学刊》2022年第3期，感谢洪子诚老师和《现代中文学刊》授权文艺批评转载！洪子诚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很多，海外奚密、岩佐昌暲、柯雷、贺麦晓、佐藤普美子等先生因为疫情不能来参会，也都录制了发言视频。我因为和谢冕长期在一个单位工作，互相的表扬和批评已经数不清，就想不讲了，将时间留给其他的先生，特别是外地来的学者。但是吴晓东、贺桂梅、高秀芹他们不同意，说你是他几十年的同事、朋友，还是要讲讲。所以，今天我要讲的，不是对谢冕的思想、学术的评价，许多是纯属个人的印象，也许有点离题。我讲四点。谢冕一、“不成熟”的举旗人第一点，1980年谢冕支持朦胧诗的文章为什么影响那么大，而且这一支持为什么由谢冕来承担。了解中国当代新诗史的人都知道，在19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当代新诗革新中，发表于1980年5月7日《光明日报》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以及随后进一步阐述他的观点的《失去了平静之后》，1980年12月《诗刊》）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冲击力。说影响，冲击力，既指受到的热烈呼应、赞许，也指遭受的严厉批评以至攻击。这篇文章的酝酿和写作，相信与4月在南宁召开的当代诗歌讨论会有关。这是当代新诗历史的一次重要会议。1959年参加编写《新诗发展概况》的六人中，谢冕、刘登翰、孙绍振和我也都参加了。会议议题包括多个方面，但实际是聚焦于对“新诗潮”（当时，“朦胧诗”的说法还没有出现）展开的激烈争议。谢冕会上的发言当然受到重视，但孙绍振的表现更博人眼球。解放区出身的诗人方冰（他当时来自东北）的发言，以“人民”的名义指责北岛、顾城他们的诗“老百姓”读不懂。孙绍振当时就跳上台回应说：“读不懂不是你的光荣，是你的耻辱；你看不懂，你儿子会懂，儿子不懂，孙子也会看懂的”。不过当年的好处是，会上吵归吵，会下还是朋友，没有就“翻脸不认人”。谢冕1980年5月发表于《光明日报》的文章：《在新的崛起面前》《在新的崛起面前》发表刚过十多年的90年代，就常有学生为这篇既没有慷慨激昂言辞，也似乎缺乏理论深度的文章引起的震动不解。当时我的解释是，那是20世纪中国的通常现象：时势的急剧变化，让曾经需要倾力争取、捍卫的主张快速成为“常识”；而过不久“常识”又可能重新成为禁区。这个回答有道理，却相当粗糙。对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思考，一是谢冕文章的具体内容，一是当时的文化环境和作者的身份。在4月的南宁会议上，对“新诗潮”表示赞同和支持的人并不少，如孙绍振、刘登翰、杨匡汉、杨匡满兄弟，我也算一个。但似乎没有人做出像谢冕那样的论述。他的看法引发强烈争议的症结是，将事情置于诗歌史的脉络中，在重新描述这个脉络的基础上，对青年诗歌做出高度评价。这显示了他的历史视野，他的敏锐。他对新诗史的描述，挑战五六十年代臧克家、邵荃麟等的权威，后者认为，新诗在不断发展、前进的道路上，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确立革命诗歌的主导地位。谢冕的文章则指出，新诗“六十年来不是走着越来越宽广的道路，而是走着越来越窄狭的道路”；说三十年的大众化讨论，四十年代民族化讨论和五十年代向民歌学习的提倡，“都不是鼓励诗歌走向宽阔的世界，而是在‘左’的思想倾向的支配下力图驱赶新诗离开这个世界”。他把这称为“和世界诗歌隔绝”的“诗的暗夜”，将青年诗人的探索，看作是结束“暗夜”的起点。写这些文字的时候，谢冕年届50，却是“五四”式的年轻人浪漫声音：“我们已经跨出了地狱之门，我们听到了但丁的歌唱：‘我们并不休息，我们一步一步向上……直到我从一个圆洞口望见了天上美丽的东西；我们就从那里出去，再看到那灿烂的群星。’”（《失去了平静之后》）这些话，对当时诗歌界的“保守力量”来说，无疑是很大的冒犯。1980年4月南宁诗会，张炯、白航、雁翼、杨匡汉、谢冕游南宁公园，在椰子树下的林荫路上散步谢冕文章影响力，还来自他的“身份”。80年代初，他已经是有影响的诗歌批评家。从60年代初开始，他就积极跟踪、评论诗歌创作现状，举荐不少诗人、诗作。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他写的评论文章，几乎囊括当代重要、或不那么重要的诗人，如石方禹、贺敬之、艾青、郭小川、李季、闻捷、张万舒、韩笑、李瑛、阮章竟、臧克家、张志民、张永枚、刘章、李冰、饶阶巴桑、刘镇、柯原、廖公弦、白桦、公刘、布林贝赫……他还评论《朗诵诗选》、《理想之歌》、《天安门诗抄》等诗集。他最早（1960）高度评价当代政治抒情诗代表人物贺敬之，并最早为这一重要诗体的特征做出描述（《阶级斗争的冲锋号——略谈政治抒情诗创作》，1964）。在1979年的长篇论文《和新中国一起歌唱》中，对当代前三十年的诗歌的历史性概括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提出了当代新诗的两种基本体式：政治抒情诗和生活诗。因为他的这一资历，他的发言，无论是对被支持者，还是新诗潮的反对者，都是难以忽视的声音。这正如艾青说的，“朦胧诗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不足为奇，反对它也没有用”，“奇就奇在有一些人吹捧朦胧诗，把朦胧诗说成是诗的发展方向”（《从“朦胧诗”谈起》，《文汇报》1981年5月12日）；“古怪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古怪评论家；崛起的不是年轻诗人，‘崛起’论者借‘崛起’崛起自己”（转引自柯岩《迎接“崛起论”的挑战》，《诗刊》1983年第12期）。这里还要说到谢冕与臧克家的关系。1959年谢冕和他的几位同学集体编写《新诗发展概况》，是《诗刊》倡议和组织的，组织的具体工作虽说由徐迟、丁力、尹一之他们负责，但作为《诗刊》主编，臧克家显然认可这项工作。初稿完成后在中国作协的会议室开了两次讨论会，他也都来参加，谈了对1930年代诗歌情况的看法。1960年开始，谢冕成为《诗刊》评论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文革”结束后，谢冕也多次到他家拜访。臧克家可能认为他是谢冕的恩师、提携者。《在新的崛起面前》发表之后，他写了长信严厉批评谢冕，规劝他“回头是岸”。在一次和谢冕到城里参加会议搭乘公交车时，我看了这封信，可惜信已不存。除了观点的分歧之外，猜测这里存在有关“背叛”、忘恩负义的心理阴影，以至在朦胧诗纷争基本平息之后，臧克家仍怒气未消，在给古远清的信中，对古远清在《中国当代诗论五十家》中夸奖谢冕的才华、文采，而“对他出尔反尔，随风转向以及他对青年指‘路’的文章所引起的不良影响”没有批评，表示不满。他说，“一般青年学写诗的，千奇百怪，把诗坛弄得乌烟瘴气，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这多少与谢的引导有关。”（1987年4月18日给古远清信，见《谢冕评说30年》）《诗刊》创刊号90年代，李书磊在文章中指出，“我不怀疑当时中国有比谢冕知识准备更充足的学者，但毕竟是谢冕举起了旗帜。”（《谢冕与朦胧诗案》，《文艺争鸣》1996年第4期）。更早时间，黄子平80年代为谢冕的书写序（《谢冕文学评论选·序》：《通往“不成熟”的道路》，1985）就谈到这一点。他引用了舒婷的诗句“……熟苹果/无枝可栖”。是的，“举起旗帜”的不是刚脱离困境重新归来，被北岛们寄予很高期望的艾青，也不是同情“朦胧诗”，被年轻的探索者看作是先驱者的“九叶”们，而是知识准备并不“更充分”的批评家。我在《纪念他们的步履》一文中，曾经征引屠格涅夫的论述做过分析。他比较了1840年代的别林斯基和森科夫斯基，说后者的博学，同时代俄国人远远比不上他，“可是”，屠格涅夫问道，“他留下了什么痕迹？”别林斯基的学识并不渊博，他不懂德文，读法文也很费力，有些知识（特别是当时俄国知识界崇拜的黑格尔），他“只好求助于同朋友谈话，求助于长时间的讨论、判断和询问”。但是，他渴望真理的心和全身心贴近时代问题的热切，使他成为当年俄国思想界的核心人物；而“一位博学之士正由于他的博学”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博学”为我们所向往，值得羡慕和崇敬，但博学之士可能的傲慢，他们的“过来人”心态，对“不成熟”探索的轻蔑，自觉不自觉成为屏障。正如屠格涅夫指出的，由于他的博学，“他不能完全适应他所要影响的环境；他跟它有着不同的需要；彼此间不会协调，大概也不会互相了解”。屠格涅夫甚至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知识不足的现象正是一种有特征意义的标志，差不多是一种必要。”（《回忆别林斯基》，屠格涅夫《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谢冕先生与夫人陈素琰（同为中文系55级学生）合影二、告别的决绝与依恋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是，谢冕如何能成为“举旗人”的？前面提到，艾青1981年不指名批评谢冕等人：“据说有这样的理论家，凡他所指的都是方向，而他所指的方向是经常变换的。”臧克家也指责他“出尔反尔，随风转向”。在他们看来，谢冕是见风使舵、趋时附势者。这并不是事实，这个指责至少是误解。当然，相比五六十年代，“新时期”谢冕的诗歌观点确实发生重要变化，这种变化在文学界、知识界是普遍现象。观点、主张前后一致的一贯性，在传统的道德评价中，似乎是不需论证的美德；但是，人的思想，情感的摇摆，更易，是否可以不问情况地看作道德瑕疵？少年维特衣着“始终”是深蓝色外套，黄色马甲和靴子，顾城“一贯”地戴着牛仔裤做的帽子，就值得赞美吗？面对20世纪，特别是当代发生的历史巨变，面对个人遭遇的挫折，“一贯”不变的“自我”是否可能？人不正是通过正视因环境变迁引起的内在分裂，通过激化或协调“自我”与环境之间的龃龉，而取得情感上和认知上的深化吗？对于谢冕来说，上世纪60年代，特别是“文革”期间，是他面对不可思议的社会状况和个人突发的厄运，在思考中取得认知和情感深化的时期。这段时间在内心留下“难愈”创伤，他最近的自传体随笔中有这样的叙述：“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文艺批评编者按文艺批评今日推送《小说评论》杂志“三栖评论”之陈平原专题。“三栖评论”由吴俊教授主持，本在关注学者溢出专业学术著述一般界限的跨域跨界的文学创作现象，但由于孙郁、陈平原教授著述的启发，吴老师认为学术著述文体自身内部本就有一种多文体现象，不仅在形式，更在学术性格和文学气质的精神境界层面，于是“三栖”专栏的范围拓展到了陈平原教授的述学文体。在吴俊老师看来，陈平原教授是一个严守规矩的正统书斋学者，细节处绝不掉以轻心；又是一个新思想灌注的风气领先学者，着眼于深而大处。他是老派学术的新时代传灯宗师，也是新进学术的旧传统守正学人。但此专栏旨趣不在评价学者学术成就，而是关注学者的写作文体。陈平原教授自述，“综合使用不同媒介，以跨学科的视野、跨文体的写作，来呈现有人有文、有动有静、有声有色的现代中国，此乃我心目中理想的‘人文史’建构的重要一环”。吴老师认为，这种跨学科论述也许就是一种跨文体的创制。它发生在学者学术的内部，却影响于著述和述学的广义形态或其思想表达的独创性程度。既是一种学术门径，也是一种评价视野。这也是“三栖专栏”的文体研究对象和更高取向目标。本文原刊于《小说评论》2022年第4期，转载自“

宋庆龄为抗日募款宣传而组织“保卫中国同盟”。从左到右分别是爱泼斯坦、香港《华商报》创办人邓文钊、廖仲恺之女廖梦醒、宋庆龄、司徒永觉的夫人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Hilda

马大勇《新工人文学》第二十期封底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查收本期杂志pdf提取码：7k7b或许你想看●

张历君：莎菲的恋爱至上主义——论丁玲的早期小说与厨川白村的恋爱论●

human），就像他们加工的“垃圾产品”一样。小说从对农民工日常生活的逼真现实主义描写开始，这些人被蔑称作“垃圾人”（garbage

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然而他们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35]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文艺批评编者按本文是《中国文学批评》2022年第2期“新时代的文艺批评笔谈”之一。吴俊教授先在文学史视野和历史脉络中对“新时代”命名的价值、意义和内涵进行分析和判断，认为“新时代”既是一种特定的政治指称，也是一个可以客观中立使用的文学史特定阶段的名称。这种命名方式一方面强调了这个时代文学的特定意识形态标识，同时也彰显了文学论域的广阔性和开放性。世纪之交的文学生态正在从新时期经由90年代而发生着一个历史性的变局，“新时代”命名方式的提出是有时代性的，但是需要深入思考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文学是否能够以及如何构建这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吴老师认为，这个问题在文学批评领域，可以明确为：如何重建文学的主体价值，既是新时代文学批评必须回应的现实问题，也是新时代文学批评的基本理论问题。本文原刊于《中国文学批评》2022年第2期，转载自“中国学派”公众号，特此感谢！吴俊文学的流变和批评的责任用“新时代”来命名当下的文学时代，情形有点类似40多年前改革开放初始的新时期。一个特定的政治概念同时赋予了一个时代的文学命名，而且最终极有可能，或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文学史的定名。因此，两者在这一点上几乎完全一样：既是一种特定的政治指称，也是一个可以客观中立使用的文学史特定阶段的名称。这种命名方式一方面强调了这个时代文学的特定意识形态标识，同时也彰显了文学论域的广阔性和开放性。我们可以在一个时代最为宏阔的视野中考察、谈论这个时代的文学。在此意义上，新时代的文学批评大有所为。从历史脉络上看，新时代的近源应当上溯至世纪之交,以至关联到20世纪90年代。世纪之交的文学生态正在从新时期经由90年代而发生着一个历史性的变局，其突出特征在几个宏观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是文学观念的再度巨变，主要是商品经济和商业意识形态的冲击重构了新时期文学的基本观念，与之相应的是文学整体地位的某种边缘化；二是文学构成的宏观结构出现了内部分化和整体性调整，主流性的文学力量被消解；三是文学发表和出版的媒介、机构的作用及影响力越来越大，改变了文学生产的传播动能和价值链，作家作品的主导地位被颠覆了；四是互联网写作的全面崛起，网络文学范畴的内涵和外延至今未能达成共识，但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性影响，其经济、社会、文化势力远超传统纸媒文学；五是文学形式、文学文体开始了全面的跨界、破界、无界的“自我革命”，从技术表征上产生了当代文学的新问题，触发了文学批评和意义阐释的革命。以上种种现状生成了一个时代性的终极之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国文学是否能够以及如何建构这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当下进行中的新时代文学就正面临、探讨和回应着这个终极之问。《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12卷）吴俊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文艺批评”编者按鲁迅文学的“诞生”、确立和自我定义并不是一个单一事件或美学完形，而是经历了文体、风格和文学政治空间内部的一系列挑战和危机而逐渐成就的历史过程和语言／观念构造。如果把白话革命—思想革命发轫期内的小说创作视为鲁迅文学自发的“第一次诞生”，那么“杂文的自觉”则是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张旭东教授认为，至此，鲁迅文学方才在具有文学本体论和文学政治本体论意义的杂文文体中真正地“成为自己”，即在自身独特个性、独特声音和独特写作方法中成为自在而自为的历史风格，而无须服从或迁就于任何既有的、外在的文学体制和审美标准。也就是说，相对于鲁迅早期和过渡期创作中表现出来的现代主义倾向，鲁迅风格总体和本体在杂文样式和文体中的定型与自觉是一个更为意义重大的事件。这个自觉不仅是创作家个人文学生涯上的重大转折（以杂文回溯性地考察鲁迅早期写作的自发性及其形式外观，从而形成一种新的鲁迅文学风格总叙事的可能性），同时（因为与中国新文学是在自身源头性问题、能量和危机的重复、循环、上升和自我否定中界定自身的“起源”具有高度的同源性和同步性）对于中国新文学发展也具有深远然而有待郑重阐释的历史意义和理论意义。作为新文学起源的标志和高峰，鲁迅文学的“成为杂文”使得新文学在语言、写作样式和审美观念上获得了摆脱对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学生产机制（特别是小说）的无条件依赖的可能。从此，新文学至少在理论上可以沿着“非主流文学”（minor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文艺批评编者按文艺批评今日继续推送《小说评论》“三栖评论”专栏之王尧专题。王尧老师是学者教授，同时又写小说和散文，他的所有写作构成了一个个人辨识度极高、而且越来越丰富的文学共同体。在这篇自述文章中，王尧老师指出以多种文体研究学术、阐释思想和表达审美本身是汉语写作的一个传统，但在今天的学科分类体制中，学者的身份规定了思想的表达只能以论文的形式呈现，形式的限定往往会忽略凸显历史复杂肌理的众多细节。王尧老师希望通过个人的“多栖”写作经历打开进入历史的多重路径，在相对自由的写作状态中激活被压抑的因素。王尧老师自身的写作形式探索经历了多次的转折，在八十年代初从文学创作理想转变成文学研究，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王尧老师集中十年研究中国现代散文，先后出版了《中国当代散文史》《乡关何处——20世纪中国散文的文化精神》和《询问美文》等著作。这些研究经历一方面训练了语言感觉，另一方面启示他寻找现代学人自己的表达方式。在小说《民谣》的写作中，王尧老师回归叙事，尝试融合语言、形式、故事，将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渗透其中。王尧老师并不认为溢出熟悉的学科建制是跨界，而是看作对文章传统的一种回归。在论述之外，还有叙事、抒情、想象、虚构，这不仅是写作的可能性，也是文学研究的可能性。本文原刊于《小说评论》2022年第3期，感谢王尧老师和“小说评论”公众号授权文艺批评转载！“三栖评论”往期专栏(点击下方文字阅读）：吴俊：王尧的意义——文学经典的另一种形式李敬泽：何枝可栖，醉打山门张清华：解衣说梦毛尖：我愿意跟你一起去巡夜孙郁：“思”与“诗”的互渗何以可能张新颖：中途诗事，聊短述王尧我只想做一个写作者文

文艺批评｜吴俊：“破体”和文体创新、文学无界——兼谈《小说评论》“三栖专栏”主持旨趣●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文艺批评编者按2019年8月“第77届世界科幻大会”于爱尔兰都柏林顺利召开。学术组圆桌会议围绕“中国科幻全球视角”主题展开讨论。美国韦尔斯利大学东亚系宋明炜教授担任本次专题的主持人，与会嘉宾分别为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张峰教授、复旦大学严锋教授、中国科幻作家陈楸帆、金雪妮（《发条王国》的译者）、身兼科幻作家和活动家两重身份的王侃瑜、科幻作家冯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研究生）。会议主要探讨了两个话题：中国科幻在非中国大陆地区有着怎样的文学生态环境？中国科幻文学为何近年来有爆发式发展，当中国科幻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越来越广泛的读者关注时，中国科幻本身发生了哪些变化，它原先“边缘化”的地位是否有所改观？本文原刊于《科幻研究通讯》2022年第1期，转载自“四十二史”公众号，特此感谢！都柏林世界科幻大会研讨实录：中国科幻的全球视角都柏林：第77届世界科幻大会（2019.8）学术组圆桌会议：中国科幻全球视角召集人：宋明炜参加者：王德威、张峰（三丰）、严锋、陈楸帆、金雪妮、王侃瑜、冯原（双翅目）（会议发言原是英文，由吕广钊记录，翻译成中文）宋明炜：首先，欢迎大家前来旁听这场主题为“中国科幻的全球视角”的学术研讨，我很荣幸能够担任本次专题的主持人。今天我们将主要探讨两个话题，即中国科幻在非中国大陆地区有着怎样的文学生态环境？以及，当中国科幻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越来越广泛的读者关注时，中国科幻本身发生了哪些变化，它原先“边缘化”的地位是否有所改观？请允许我给各位介绍今天的与会嘉宾。首先是我自己的老师，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他早在二十年前就曾研究过中国晚清科幻小说，并在中国当代科幻受到主流文学研究的注意之前，就已经开始关注包括刘慈欣、韩松在内的多位当代中国科幻作家。今天的第二位嘉宾是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张峰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科幻史料研究。第三位是复旦大学严锋教授，他在《三体》三部曲刚刚出版，我们都还不太认识刘慈欣的时候，便意识到了其作品的文学价值。第四位嘉宾是中国科幻作家陈楸帆，他的著名作品《荒潮》在今年终于等来了英文版的问世。此外，还有我以前的学生、《发条王国》的译者金雪妮，科幻作家、活动家王侃瑜，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研究生、科幻作家冯原。下面，我们先请王德威教授发言。《三体》作者:

control）的恐惧。然而，这两个问题都无法在已有的知识论框架和目前许可的话语空间中展开讨论。「元宇宙」既是幽灵，又是幻象，无论它是什么，我们设定它是自由意志和全面管控的对决场所，就像电影《The

“人工智能”这一术语的广度让我们有机会思考所有这些因素，以及它们如何深深地交织在一起——从情报的政治到数据的大规模采集，从技术部门的产业集中到地缘政治的军事力量，从被破坏的环境到持续的歧视形式。

《新工人文学》第十四期：目录、卷首语、新工人掠影及编后语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长按二维码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文艺批评编者按1925-1926年是鲁迅杂文自觉的时期，这个自觉并不仅仅像一般作家的写作那样，意味着形成了一种风格与文体，而是鲁迅对文学与其历史环境的特殊紧张关系在风格空间内部的安排，同时也是对这种蓄意的或无奈的写作手法及其风格外观所做的道德辩护与审美证明。因此，鲁迅杂文的自觉，实质是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相对于鲁迅之前的小说创作在“诞生”瞬间就被经典化，鲁迅的杂文之“文学性/文学意义”必须寻找和建立一种新的、“自为”的存在方式，甚至是充满质疑、否定和自我怀疑的合法性说明。与鲁迅此前的文学创作不同，它不再是个人和时代意义上的自发性写作，无法继续依托明确的集体性政治和文化诉求。相反，它是在同社会环境和文化思想环境的对峙中，进行的审美范畴内的彻悟和决断，它宣告作者对自身具体历史存在和文学可能性（及局限性）的评估和判断，也是在1918年“白话革命”以来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基础上所做的一次彻底的反思和决定性转向。随同这个“第二次诞生”一起出现的，是鲁迅中期或“过渡期”（1924—1927）写作所呈现的一系列文体混合和风格融合的形式特征。这种形式试验和风格扩张为经验整理和观念-情感表达打开了新空间，容纳和吸收了新内容。其中《朝花夕拾》的写作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占有特殊位置，参与了鲁迅“自觉的杂文”的精神内面和风格外观的塑形。因此，张旭东老师把这个鲁迅风格扩张期的创作称作“路上杂文”，其核心特征是外在的漂泊辗转同内心风景间的重叠与转换，通过反思、记述、回忆和恋人絮语，流注到一种更为自信、明确而富于表现力的语言形式和写作方式中去。也可以说，这个短暂的“流放期”事实上厘定了鲁迅“自觉的杂文”的文体和风格空间，为其做好了语言准备和审美操练。《朝花夕拾》这种新的写作方法和文学空间的一体性、总体性、丰富性与灵活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极为独特的文体复杂性与审美强度，在批评的意义上只能归在杂文名下。事实上，此后鲁迅的杂文创作是它们唯一的感性显现方式和观念表达方式。回顾这一段“路上“时期，无疑可以视为是对鲁迅“杂文的自觉”的“寻根”和“旧事重提”。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2年第4期，转载自公众号“文艺研究”，特此感谢！点击查看往期相关推送：>>文艺批评

但是这个默尔索并不是这个故事中的一个人物，因为这个故事是用现在进行时写的。所罗门因此得出结论：“第一部分的默尔索是一个不可能的人物，因为他既是反思的超验叙述者，又是无反思的经验承载者。”[29]

为什么说新文学史、现当代文学史的重构是源于、基于常识和公理的一种觉悟？这是可以简单论证一下的逻辑事实。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文艺批评”编者按数字化时代的算法、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正在迅速改变人们的感觉方式和经验意义。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数字化时代个体经验和感觉方式的变化。第一，数字身体构筑了个体的生活方式，延展了个体感觉的边界，提高了感官印象的精确性，却也钝化了个体的感觉方式，细腻、丰富和整一的身体感受消失于无质性变化的数字身体中；第二，当下的技术化感知造成了个体感性的贫乏与感觉异化，个体感觉方式依托虚拟的数字界面，不仅身体降格为神经生理层面的数字机器，人们感知、经验以及理解现实生活的能力也随之弱化，同时，感觉能力的弱化还伴随着经验的均质化倾向：当下的经验不再是个体此时此刻独特的生命感受，而是凝固为数字义肢构筑的算法结构。第三，作为渗透于全社会的信息治理工具，数字技术不断经由社交媒介与终端，扩散既有的信息模型，隐秘地完成对个体感觉方式的改造，个体也因此沦为技术治理的对象。在本文作者王大桥和刘晨看来，为了回应社会现实问题，当代美学需要越过哲学美学坚硬的理论话语，重返感性现场，把“感觉与意义”从抽象的形而上学禁锢中解放出来，研究感知及其意义以及在此基础上情感的生成机制问题。本文原刊于《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转载自公众号“南京社会科学”，特此感谢！数字化时代个体的感觉新变与意义共振文/王大桥、刘晨美学诞生伊始便遭受巨大争议，康德接受鲍姆嘉登基于感性研究对美学学科的冠名，但反对鲍姆嘉登对“感性”的经验性理解。黑格尔进一步强化了理性对感性的统治地位，并且把美学的意义指认为“艺术哲学”,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段，美学指涉艺术哲学的主旨是明确的。因为对艺术发展难以给出有效的解释，阿多诺断言传统的哲学美学“过时陈腐”,因此“美学废退”了。如何突破传统美学、哲学美学或形而上美学的桎梏，返回感性现场，重审“感知与意义”以及在此基础上情感的生成机制问题成为当代美学的共同追求。当代美学不断地向社会文化领域渗透和延伸，政治、伦理、技术、日常生活、经济以及环境等诸多问题进入美学研究话语中，形成了若干具体的美学研究问题域。技术对个体感觉方式的加速孕育于现代性经验的母体，快速的交通工具与数字媒介拓展了个体感官的时空边界，也以当下瞬间大量涌入的外部信息致使感官超载，个体逐渐丧失了对当下的深刻感受，经验的内容某种意义上变得稀薄。从机械复制时代、信息时代到数字化时代，电子义肢与数字算法开始替代肉身的体验，虚拟的电子信息流成为个体与现实生活的中介。如果说机械复制时代的技术加速仍然是高速的空间位移对感知能力的压缩，个体仍然以身体去感觉、经验并理解世界，而数字化时代则通过多种电子义肢，弱化了个体的身体体验，这种身体的缺席致使生命的意义趋向数据信息的处理计算，逐渐均质、抽象甚至难以辨识。从感觉及其意义的生成的维度，数字化时代异化了个体的感觉方式，经验的深度被削平为无质性变化的数字平面，个体经验逐步让渡为一种同质的集体经验。现实问题的需求呼唤美学在当代以新的理论形态，重返感性经验现场，锐化个体的感觉方式，丰盈生命的经验意义，感觉及其意义的研究成为当代美学的重要进路。一数字身体：感觉方式的新变日常生活的数字化、虚拟化与可计算是数字时代个体共同的生活感受，数字终端广泛地渗透、填充甚至开始架构生活的各个维度，日常经验可以即时数字化处理存储，受数字算法支配，成为电子程序指令的集合。相关研究将此指认为一种不同于电子信息传输的“后数字时代”(Post-digital)

文艺批评｜吴俊：为内心自由赋形——何向阳的诗歌和多栖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