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塑料垃圾，却成为一代中国青年获取新知的媒介。我认为，打口碟这个意象本身就构成中国现代性的隐喻，以一种回收、走私、划伤的方式，获得一种有缺口的、良莠不齐却又生气淋漓的现代性（modernity

2022-7潮汐的涌动，板块的升沉，走廊的迁徙聚落，形成地方“风土”——人与自然环境所共构的生命样态。不论中西传统，“风土”都是古老的观念，也都同时纳入自然生态和人文风俗的含义

杨晓帆：书外春秋与自题小像——写作者王尧的“自我”批判亲爱的读者，由于微信算法更改，建议您星标“文艺批评”，方便及时收到我们推出的学术文章。关注并进入公众号，点击手机右上角“.

张均：当代文学研究史学化趋势之我见亲爱的读者，由于微信算法更改，建议您星标“文艺批评”，方便及时收到我们推出的学术文章。关注并进入公众号，点击手机右上角“.

——以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为辅助线亲爱的读者，由于微信算法更改，建议您星标“文艺批评”，方便及时收到我们推出的学术文章。关注并进入公众号，点击手机右上角“.

王尧：文学批评与“文学性”的重建亲爱的读者，由于微信算法更改，建议您星标“文艺批评”，方便及时收到我们推出的学术文章。欢迎星标“文艺批评”，茫茫文海

宋声泉：当代中国文学学术话语史的“第一手资料”——论“周扬黑话集”的文献价值亲爱的读者，由于微信算法更改，建议您星标“文艺批评”，方便及时收到我们推出的学术文章。欢迎星标“文艺批评”，茫茫文海

年间的写作重审“回心”论述亲爱的读者，由于微信算法更改，建议您星标“文艺批评”，方便及时收到我们推出的学术文章。欢迎星标“文艺批评”，茫茫文海

孟繁华：历史叙述的另一幅面孔——评王尧的长篇小说《民谣》●

著，中国言实出版社2023年版目录向上滑动查看更多向上滑动阅览绪言：当代中国文学的转向与革变1第一章

严锋、宋明炜主编《新世纪小说大系2001-2010：科幻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编选序言，8页。《看的恐惧：中国科幻诗学》宋明炜

/活动主题：鲁迅的阅读经历与文化选择时间：2023年9月22日晚19:00—21:00地点：上海古籍书店（上海市福州路401号）/

2023-9亲爱的读者，由于微信算法更改，建议您星标“文艺批评”，方便及时收到我们推出的学术文章。欢迎星标“文艺批评”，茫茫文海预防失联！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长按二维码

活动报名▲长按识别小程序码报名活动活动嘉宾木叶原名刘江涛。诗人，批评家。著有《水底的火焰》《先锋之刃》等，编有《梵佛间》和《少时读书》。自印有诗集

张旭东：“魏晋风度”与鲁迅“杂文自觉”的风格外化7月31日，三联学术论坛第11期，“林中响箭——杂文的自觉与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

Waters）说服他参与的一个项目。很少为中文读者所知的是，王德威身为主编，在此书编写设计上却没有多少自由度，原因是哈佛出版社早有出版理念和框架在先。《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王德威

宜颠簸编者按邱华栋作为作家少年成名，涉猎极广，被归入“新市民小说”或者“新生代”“晚生代“等文学批评的符号化面目名下

董炳月：1933年——杂文的政治与修辞（论《鲁迅杂感选集》及其周边）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长按二维码

关注文艺批评请点击公众号查看日签哈丽娜·波希维亚托夫斯卡

（王安忆《匿名》，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53页）《匿名》，王安忆

Nagy）《荷马诸问题》，巴莫曲布嫫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二、三章。[17]坎贝尔：《千面英雄》，朱侃如译，金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264页。[18]Charles

宜共识编者按与中国科幻的缘分对宋明炜老师来说是生命中的偶然，彼时他正在着手将自己的博士论文修改成书《少年中国：青春话语和成长小说》（Young

一个人的“精神化石”——谢冕诗集《爱简》讨论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长按二维码

itself）阶段返诸自身，在生存状况和社会空间的极端的挤压和限制之下，通过魏晋风度和魏晋文章的历史先例而走向一种“自为的写作”（writing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文艺批评编者按我国著名法语文学专家、翻译家郭宏安先生于2023年1月16日上午10时21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郭宏安先生出生于1943年，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75至1977年在瑞士日内瓦大学留学，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郭宏安先生著有专著《论〈恶之花〉》、《西方二十世纪文论研究》（合作），散文集《雪落在莱蒙湖上》，论文集《重建阅读空间》、《同剖诗心》等，他对西方文学特别是法国文学研究颇深，在理论研究的同时进行翻译，译有《墓中回忆录》《红与黑》《恶之花》《局外人》等多种名著，其中《加缪文集》获2012年傅雷翻译出版奖。文艺批评今日特此推送郭宏安先生研究加缪的文章《美与历史的博弈》，沉重悼念郭宏安先生，先生千古！本文选自《阳光与阴影的交织》（郭宏安著，译林出版社2021年），转载自“在土星的标志下”公众号，特此感谢！·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文艺批评编者按2022年11月13日,江苏省作协在南京召开王尧创作与批评研讨会。文艺批评今日推送研讨会上王尧老师的《散文创作谈》和房伟老师的评论。王尧老师研究中国现当代散文的经历对他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学术层面，他将现代散文理解为知识分子精神与情感的存在方式，而对“文章”的热爱则使他进行了跨文类写作的实践，藉由纪实或虚构的不同文体，尝试思考和回答“我们的故事是什么”这个近二十年他一直思考的问题。房伟老师的评论将视点集中于王尧如何实现文类转换以及作家与学者双重身份的整合。他指出，王尧的文学实践恢复了现代文学“创研结合”传统，其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有着“一以贯之”的东西。它建立在生命体验与知识分子信仰基础上，继承中国的文章学传统，将个人心志、历史思辨、文化浸润与社会关照融为一体。继《民谣》之后，王尧的长篇小说《桃花坞》即将问世，各位读者敬请期待。二文原刊于《文艺报》2022年11月30日5版，房伟老师文章刊载题目原为《中国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简论王尧教授的研究与创作》，转载自“

著，中信出版集团2022-11）痛苦恐惧症文/韩炳哲译/吴琼“告诉我你和痛苦的关系，我就会说出你是谁！”恩斯特·云格尔（Ernst

文艺批评｜文贵良：明净与压抑——论王尧小说《民谣》的汉语诗学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长按二维码

2009年1月2日）编写的教材，由耶鲁大学出版，包括《初级汉语汉字读本》、《中级汉语汉字读本》、《高级汉语汉字读本》等。（https://wenlin.com/zh-hans/jdf）。

Modernity，即对现代的体验）。[18]一切都在快速变迁，一切都是短暂、易逝、偶然，波德莱尔的现代性体验是以一个特定阶级为支点的。《共产党宣言》[德]卡尔·马克思、[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文艺批评编者按文艺批评今日推送《小说评论》杂志“三栖评论”之孙绍振专题。“三栖评论”旨在关注学者溢出专业学术著述一般界限的跨域跨界的文学创作的“多栖写作”现象，发掘其独特价值，并以此倡导一种开放、活力的大文学风气。主持人吴俊老师从孙绍振老师在B站上跨媒介讲文学一事谈起，回顾了二人的学术交往，亦发表了自己最近对学术新媒体的观察。当下恐怕再也找不出一个1930年代出生的学者能如此兴致勃勃做成B站主播事业的，这是因为孙绍振老师的经历、经验、思想特色，他的丰富性，是贯通纸媒到新媒体时代的其他学人教授都不具备的。他有广泛的哲学理论阅读视野，但他没有成为一个纸上谈兵、只会理论的大学教授，理论武装了他的思想，但是文本实践却是他的经验基础。《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名载史册，建立了孙绍振老师的历史形象，但更为重要的是文章背后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实践真理论”。实践为先，理论为辅，聚焦对象的特殊性，拓展多元的分析和论述，推广多向度、有深度、更高度的意义和价值的实现，从经验中提炼、凝练出真正具有理论生命力的思想范畴。落实到文学上，孙老师的雄心就是创造中国经验支持的文学理论。本文原刊于《小说评论》2022年第6期，转载自“

雷蒙·道森：《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常绍民、明毅译，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95页、第95页。[5]

（高秀芹、洪子诚整理编辑，小标题为洪子诚添加）本文原刊于《南方文坛》2022年第6期点击图片

关注文艺批评编者按近年来，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逐渐上升为争议话题。张均老师认为当今学术界对于当代文学研究史学化的两层批评——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文艺批评编者按文艺批评之前推送过张旭东老师关于鲁迅创作生涯中“杂文的自觉”的一系列研究，今天推送张老师对《坟》和《写在后面》的细读。在1924—1927年的“杂文的自觉”和“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中，作于1926年10月底至11月中旬的《坟》的序跋是介于《〈华盖集〉题记》和《〈野草〉题辞》之间的一组极为重要的文体宣言和风格自画像。如果不以作品合集为单位，循着鲁迅写作篇目的编年排列去看，我们可以发现，1926

《朝花夕拾》分篇解读一、《小引》《后记》：管窥创作心态和背景二、《狗·猫·鼠》：仇猫说原由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文艺批评”编者按韩少功是当代中国重要的作家。他的重要不表现为显赫和光环，而是沉潜在文学史的深处。本文作者孟繁华老师从思想深度、文学视野和形式自觉三个方面讨论了韩少功新世纪之后的散文随笔，并得出结论：韩少功是一个文学的“逆行者”，他的声音因此与众不同。在孟繁华老师看来，韩少功的“乡村记忆”亲切而顽固，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与乡村经验如影随形，重返“八溪”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的选择。《山南水北》是韩少功改变生活方式之后的一部最重要的散文，是他“再次上山下乡”第七个年头面对读者的真情告白。同时，韩少功还是一个具备世界眼光的作家，在《守住舞蹈的秘密》和《渡口以及波西米亚》两篇随笔中，他延续了全世界有良知的作家关怀穷人、关注发展中国家和弱势族群的伟大传统。总体上看，韩少功的散文随笔以理性思辨见长，大大强化了散文随笔的思想性，对散文发展有着重要贡献。这与他对生活的思考有关，与大量的阅读以及和同代人对话的热情有关，也与韩少功在文体上对随心所欲文无定法的热衷有关。本文原刊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2年第5期，感谢“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公众号授权文艺批评转载！孟繁华“逆行者”的声音——韩少功新世纪散文随笔论要我隐约感到，韩少功和张承志、史铁生等生于1950年代前后的作家，一代生于黑暗与光明交替时代的作家——成名于1980年代——也是新旧交替时代的作家，偶然的历史遭遇却为共和国的文学，或者说为共和国的思想和情感的深度及其表达，为这个时代留下了最深刻的文学印迹。我相信，从1980年代走过来的青年，特别是文艺青年对他们绝不会陌生，几乎没有谁没有读过他们的作品。他们是辉煌的1980年代的一部分，也是我们1980年代文化记忆的一部分。韩少功张承志史铁生1980年代韩少功的主要成就还是小说创作。1990年代他更引人瞩目的是思想随笔一类的文字。我曾写过《庸常年代的思想风暴——韩少功九十年代论要》[1]一文，文章既是对那个时代“人文精神大讨论”的一种回应，也是对那时的韩少功思想站位的评价。1990年代初期，“我隐约感到，在失魂落魄、随波逐流或争相向大众文化市场献媚的潮流中，在簇拥明星或大款为时尚的年代里，新的思想风暴同时顽强地孕育于时代的边缘。它被金钱攫取力驱动的人们所忽略或无视是可以预料的，但它却在文学界一些朋友中默默流传和被谈论。这场思想风暴不是人为的策动，不是揭竿而起的偶然冲动，面对虚假的世界，它是来自‘灵魂的声音’，是决不同流合污，决不妥协屈服的新理想主义精神的示谕；面对失魂的文坛，它是一场‘精神的圣战’，是对在感性的谎言中狂欢奔突的城市漂浮物们决斗的战书。精神领域，不在于蜂拥起哄的人多势众，有几个清醒而顽强的头脑便足以让堕落倾向者提心吊胆、心惊肉跳”[2]。而此时的韩少功——在“灵魂纷纷熄灭的‘痞子运动’正成为我们的一部分现实”的时代，他热情地赞赏了张（承志）、史（铁生）二位作家的另一种声音。这是《灵魂的声音》。在这篇言辞激烈、态度坚决的文章里，韩少功又一次宣言式地发表了他对时代与文坛的看法。它似乎没有多少“新意”，毫无惊人之语，大都是老生常谈式的旧话重提。但是，在一个缺乏灵魂的文坛，在一个“耻言理想”“蔑视道德”“情感正在沙化”的文坛，他发现了张承志、史铁生们的意义“在于反抗精神叛卖的黑暗”，“说出了一些对这个世界诚实的体会”。这当然不是搔首弄姿取悦于看客的姿态，这是看够了新既得利益者的圆滑善变之后，回身四顾越过各式“痞子”而听到的一个文化大国的灵魂之声。在他们的作品里人们看到的是绝不逃三避四的批判力和有虔诚信仰的当代文人情怀。显然，韩少功以自己的方式加入了这场持久的“精神圣战”。[3]这一描述或评价现在看来多少有些夸张或言过其实。但在“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年代，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修辞方式。1990年代已经结束，但1990年代的问题并没有结束。或者说，我们现在遇到和处理的思想、文化和精神领域的问题以及使用的占统治地位的关键词，大多还是1990年代留下的“遗产”。因此美国史学家卢卡克斯说20世纪“是一个短暂的世纪”。从1990年代至今，几十年过去了，社会思想文化环境（或布迪厄意义上的场域）还是生活在这个环境具体的个人，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左和右，进步和落后，现代和传统等等，越来越说不清楚，越来越成为一笔不明不白的糊涂账。作为一个有思想能力的作家，韩少功也有变化，他的变化可能是行走方位或生活方式选择的变化，但作为一个思想文化领域的“逆行者”的形象并没有变。逆行者，首先要有强大的思想能力，并在思想的过程中获得快感；他要有特立独行的人格，敢于为天下先、而不是人云亦云之辈。在我看来，19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时代的韩少功，在知识界的思想情感也普遍顺应市场经济大潮的情况下，韩少功是一个“逆行者”，是一个批判者。新世纪以后的韩少功，似乎改变了他的表述策略，对某些事物他不再直接表达看法，他更多的是用“曲笔”，甚至是行为方式。现在，很多场合将写文章也叫“发声”，发声就是发出呼声，阐发见解。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可以说是韩少功的“声音”构建了新世纪韩少功在精神领域“逆行者”的形象。1重返山乡：山乡的变与不变《山乡巨变》是周立波1956年至1959年先后写出的反映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周立波也难以超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写作模式，这当然不是周立波个人的意愿，在时代的政策观念、文学观念的支配下，无论对农村生活有多么切实的了解，都会以这种方式去理解生活。这是时代为作家设定的难以超越、不容挑战的规约和局限。但是，周立波毕竟是一个跨时代的伟大作家。我曾经对周立波有过这样的评价——如果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可以说，周立波的创作，由于个人文学修养的内在制约和他对文学创作规律认识的自觉，在那个时代，他是在努力地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他既不是走赵树理及“山药蛋”派作家的纯粹“本土化”，在内容和形式上完全认同于“老百姓”口味的道路，也区别于柳青及“陕西派”作家以理想主义的方式，努力塑造和描写新人新事的道路。他是在赵树理和柳青之间寻找到“第三条道路”，即在努力反映农村新时代生活和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转变的同时，也注重对地域风俗风情、山光水色的描绘，注重对日常生活画卷的着意状写，注重对现实生活人物的真实刻画。也正因为如此，周立波成为现代“乡土文学”和当代“农村题材”之间的一个作家。[4]在《山乡巨变》中，周立波描述了那个时代的巨变。这个巨变不仅是时代生活的巨变，同时也在巨变的讲述中建构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因此，《山乡巨变》才有可能被后来的文学史家命名为“十七年”的“三红一创保山青林”“八大经典”之一。但是，生活的逻辑总比观念的逻辑更有生命力。当半个多世纪过去之后，韩少功再次回到八溪——那里距离周立波笔下的清溪乡应该并不遥远——童年里的北斗星在这时候出现了，妈妈或奶奶讲述的牛郎织女也在这时候出现了，银河系星繁如云星密如雾，无限深广的宇宙和无穷天体的奥秘哗啦啦垮塌下来，把我黑古隆冬地一口完全吞下。我是躺在凉台上吗？也许我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太空人在失重地翻腾？也许我是一个无知无识的婴儿在荒漠里孤单地迷路？也许我是站在永恒之界和绝对之境的入口，正在接受上帝的召见和盘问？……[5]《山南水北》，韩少功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与周立波《禾场上》《山那面人家》中出现的场景相似，韩少功写道：融入山水的生活，经常流汗劳动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自由和最清洁的生活？接近土地和五谷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可靠和最本真的生活？我被城市接纳和滋养了三十年，如果不故作矫情，当心怀感激和长存思念。我的很多亲人和朋友都在城市。我的工作也离不开轰轰城市。但城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已越来越陌生，在我的急匆匆上下班的线路两旁与我越来越没有关系，很难被我细看一眼；在媒体的罪案新闻和八卦新闻中与我也格格不入，哪怕看一眼也会心生厌倦。我一直不愿被城市的高楼所挤压，不愿被城市的噪声所烧灼，不愿被城市的电梯和沙发一次次拘押。大街上汽车交织如梭的钢铁鼠流，还有楼墙上布满空调机盒子的钢铁肉斑，如同现代的鼠疫和麻疯，更让我一次次惊悚，差点以为古代灾疫又一次入城。侏罗纪也出现了，水泥的巨蜥和水泥的恐龙已经以立交桥的名义，张牙舞爪扑向了我的窗口。[6]这是与山乡有关的抒情诗，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对乡村迷恋和赞美的证词。读这样的文字让人情不自禁想起的，是屠格涅夫《乡村》中对故乡的赞美和陶醉——哦，自由自在的俄罗斯乡村生活，是多么富庶、安宁、丰饶啊！哦，它是多么的宁静和美满！六月的最后一天，漫漫一千俄里之内，都是俄罗斯大地——我的故乡。茫茫长空匀净地碧悠悠；只有一片白云——仿佛是在轻轻飘浮，又似乎是在袅袅融散。微风敛迹，天气暖洋洋的……空气就像刚刚挤出、还冒着丝丝热气的牛奶一样新鲜！[7]这是不变的山乡。但另一方面，熟悉八溪村的韩少功，显然也看到了另一种“山乡巨变”。这个巨变，我们在许多虚构和非虚构的作品中已经耳熟能详。这就是乡村的“空心化”。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有的甚至过年也不回来，留下的人影日渐稀少。“山里更显得寂静和冷落了。很多屋场只剩下几个闲坐的老人，还有在学校里周末才回家的孩子。更有些屋场家家闭户，野草封掩了道路，野藤爬上了木柱，忙碌的老鼠和兔子见人也不躲避。”“寂静使任何声音都突然膨胀了好多倍。外来人低语一声，或咳嗽一声，也许会被自己的声音所惊吓。他们不知是谁的大嗓门在替自己说话，不知是何种声音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闯下这一惊天大祸。”韩少功对城市生活的厌倦，与时尚青年“说走就走”的旅行不同，与迷恋诗和远方，去西藏，去可可托海的远足不同，当然更与成功人士或中产阶级“到乡下去”大异其趣。这些人说到底还是与时尚有关，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操控有关；另一方面，韩少功的返乡与城市的“创伤记忆”没有关系。他在《回到从前》一文的注释中写道：“1997年至1998年，笔者因批评文坛某些现象而招怨，于是某小说被几位论争中的对手指为‘剽窃’‘抄袭’‘完全照搬’，成为上百家媒体热炒的新闻。”如果是这个原因，那么韩少功的返乡之旅就与现代文学史上离乡出走城市，饱尝创伤体验后又重新讴歌乡村的思路如出一辙了。《山南水北》的插图里，有一幅韩少功“在农家聊天”的照片。他坐在一个矮凳上，裤腿挽到膝盖，穿着一双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常见的“解放胶鞋”；他吸着香烟，面带微笑。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由衷的笑，心满意足的笑。而不是他所说的那种都市里已经平均化了的笑，有某种近似性和趋同性的笑。他说：“下乡的一大收获，是看到很多特别的笑脸，天然而且多样。每一朵笑几乎都是爆出来的，爆在小店里，村路上，渡船上，以及马帮里。描述这些笑较为困难。我在常用词汇里找不出合适的词，只能想象一只老虎的笑，一只青蛙的笑，一只山羊的笑，一只鲢鱼的笑，一头骡子的笑……对了，很多山民的笑就是这样乱相迭出，乍看让人有点惊愕，但一种野生的恣意妄为，一种原生的桀骜不驯，很快就让我由衷地欢喜。”[8]因此，重新下乡，于韩少功来说完全是一个自然和自主的选择。他说“我喜爱远方，喜欢天空和土地，只是一些个人的偏好。我讨厌太多所谓上等人的没心没肺或多愁善感，受不了颇繁交往中越来越常见的无话可说，也只是一些个人的怪癖”[9]。但是，韩少功毕竟是著名作家，是社会公众人物。因此，他个人的行为方式一经在社会流播，便会迅速发酵并在阐发过程中形成诸多评论。《山南水北》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授奖词说，这是“一部壮观的散文长卷。韩少功将认识自我执著地推广为认识中国，以忠直的体察和宽阔的思考，在当代背景下发掘和重建了乡土生活的丰沛意义”。在我看来，这是对《山南水北》最为贴切的评价。事实的确如此，韩少功通过个人的行为方式在引导我们生活的价值目标：不要一味地向前、向富有、最后向无所事事两手空空猛跑，生活有时也需要停下脚步，甚至向来路的方向看看。我们过去缺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就会认为物质越丰富生活就越幸福，贫困和饥饿给了我们顽固的记忆和对世界、对幸福的理解。当我们渴望的这一切部分地实现之后，我们发现事情远远不是这样。于是他看到的，是乡长贺麻子，“业余萨满”船老板有根，神算神医“塌鼻子”，流浪狗“三毛”，庆爹，“知情者们”，失明的“满姨”，“农痴”等等，山乡有了这些人，就有了无尽的故事。这些故事构成了八溪的日常生活，当然这是“重建”的日常生活，在这样的日常生活中，“丰沛的意义”才一览无余。《山南水北》出版之后，在文学界、媒体和读者那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一年，他还获得了《南方都市报》“第五届华语文学”年度杰出作家，授奖词说：“《山南水北》，作为他退隐生活的实录，充满声音、色彩、味道和世相的生动描述，并洋溢着土地和汗水的新鲜气息。这种经由五官、四肢、头脑和心灵共同完成的写作，不仅是个人生活史的见证，更是身体朝向大地的一次扎根。在这个精神日益挂空的时代，韩少功的努力，为人生、思想的落实探索了新的路径。”2017年10月，韩少功创作四十周年汨罗乡亲见面会在韩少功夫妇知青地汨罗罗江镇举行，韩少功观看采访他知青时代一起相处的老乡的视频，当看到老乡都想他回来看看时，眼里噙满泪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2017年韩少功创作40周年汨罗老乡见面会韩少功和张承志、史铁生等有“知青”经历的作家一样，他们的“乡村记忆”亲切而顽固。他们的创作从一开始就与他们的乡村经验如影随形。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带着那个时代的清新、纯洁和“文艺范儿”走进了我们的文学生活，改写了文学几十年一以贯之的刻板无趣穷困潦倒。他们让文学有了思考，有了魂魄，也有了超越现实的浪漫和想象。韩少功是这个文学群体的主要作家。他的小说《月兰》《西望茅草地》《飞过蓝天》《风吹唢呐声》《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一直到他重要的长篇小说，都与他的乡村有关。《山南水北》对韩少功来说，这是他改变生活方式之后的一部最重要的散文，是他“再次上山下乡”第七个年头面对读者的真情告白。从1968年上山下乡后的三十年，韩少功突然掉过头来，重新返回那个叫作“八溪”的村庄，这当然不是简单的重复——当年是不得已，那是一代青年共同的命运；现在是他自己自主的选择，这显然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后的选择。这个选择是“逆行者”的选择。“逆行者”这个词近年来用得多，因为我们遇到的事情太多，特别是遇到危险的事情太多，比如无处不在的“新冠病毒”，比如重大的水灾、火灾、恐怖活动等等，大多数人唯恐避之不及。但必须有一些大勇者“逆行”，他们承担了拯救者的角色，要救助那些遭遇了危险和不幸的人们。如是，将韩少功作为一个“逆行者”来评论，显然是一种比喻。李敬泽认为，韩少功是知行合一的，他力图提供另一种对中国的认识路径，他力图将被轻率删减的乡村意义加入正在迅速更新的对中国的想象和认同中去。2放眼世界：方法和眼光韩少功有两篇随笔非常重要。一篇是发表于2016年《十月》上的《守住舞蹈的秘密》，一篇是发表于2017年《钟山》上的《渡口以及波西米亚》。这两篇文章分别收进了《漫长的假期》和《人生忽然》两个集子中。在编排上，《漫长的假期》以“远方”命名；《人生忽然》则以“读大地”命名。无论是“远方”还是“读大地”，都是一种象征，与“辽远”“阔大”“无边无际”有关。它示喻了韩少功的眼界，也示喻了他对历史讲述方式的看法和看世界的角度。这个方法和角度，是超越了文化而具有了文明意义的。我们知道，文化是相对于政治、经济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它是不断丰富、发展变化的；而文明则是文化长期积淀的精华部分，它虽然也在发生变化，但是相对稳定。文明是我们了解和把握世界更大的框架，有何种文明，才会有何种文化。文明是使人类脱离野蛮状态的所有社会行为和自然行为构成的集合，这些集合至少包括了以下要素：家族观念、工具、语言、文字、信仰、宗教观念、法律、城邦和国家等等。由于各种文明要素在时间和地域上的分布并不均匀，产生了具有显而易见区别的各种文明，具体到现代，就是西方文明、阿拉伯文明、东方文明、印度文明四大文明，以及由多个文明交汇融合形成的俄罗斯文明、土耳其文明、大洋文明和东南亚文明等在某个文明要素上体现出独特性质的亚文明。《漫长的假期》，韩少功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守住舞蹈的秘密》是写拉丁美洲见闻的文章。包括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以及阿根廷等。看似一篇游记，实则是对拉丁美洲历史和世界历史讲述的辩难。关于拉丁美洲的历史，西方人撰写的《全球通史》有他们的说法，但是，这些说法却难以掩盖南北经济的巨大落差，两个美洲分道扬镳渐行渐远的后果。哥伦比亚安第斯大学的教授认为——拉丁美洲看上去越来越像“西方”的一大块郊区。在这一片文盲充斥的广阔地域，几十个国家捆在一起，其科研投入总量也仅及美国的1/200。地区经济巨头阿根廷，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也不及韩国的1/6。就大部分国家而言，工业还处于初级加工的低端，大学里的理工系科很不像样，或干脆没有，怎么也办不起来。巴西的钢铁、汽车、飞机一直领跑拉美经济，但也挡不住来自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的进口品大规模覆盖，从天上到地下，眼看就要占领消费者们的全部视野。另一方面，经济的落差并没有妨碍“穷且快乐”。意乱情迷的拉美，五光十色，激情四射的拉美，不仅盛产美女、诗人和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家，而且盛产大牌国际球星，没有经济奇迹也照样热血沸腾。西方缔造的现代性不是拯救世界唯一的良方，“反现代”的现代性，也创造了另一种幸福。墨西哥多次民调显示出的全球最高幸福指数就是证明。当然，韩少功一定不会忘记要为“贝隆夫人”艾薇塔写上一笔。这倒不在于那首“阿根廷，不要为我哭泣”已经响彻全球，重要的是，这个出身卑微，后来在政坛大放异彩的女人，是穷人的偶像。她曾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工厂、学校、医院、孤儿院之间，为提高阿根廷的社会保障、救济、劳工待遇、教育水平等问题疲于奔命。她信誓旦旦要改善阿根廷底层人民的生活，而且永远站在穷人那一边，成为他们最好的朋友与旗手。同时，她积极维护女性权益，为女性争取选举投票权。但是，那难以兑现的承诺因过于理想化而幻灭。也许艾薇塔童年的经历并没有真正化为一种悲天悯人的信念，她所做的一切更像一种发泄，为穷人呐喊，也并非出自痛彻肺腑的怜悯，却更像是对富人的报复和蔑视，以及为真正成为大人物所寻找的平衡点。如同彩虹之旅，她似乎在燃烧自己的生命，来表演着她的奢华和夺目。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也是拉丁美洲，也是拉丁美洲的历史。但却并没有、也不会在《全球通史》中被讲述。因此，历史讲述的秘密昭然若揭：历史基于时间，却始于讲述，或者说，讲述开创历史。历史的生命就是讲述，历史是用来说的，历史是说出来的，历史在言说中存在，不被说的就不存在。在行为造事的意义上说，人是历史的创造者，所以，人是历史的主体，但在述事而建立精神索引的意义上，历史的主体是语言。如果是过去所做的事情，那么历史的主体是人；如果是所说的过去事情，历史的主体是语言——被说的历史已经转化为一个文明甚至人类共享的精神世界，不再属于个人行为或记忆。那么，什么是历史的选择标准？或淘汰标准？作为现实的年轮，历史关心的是：什么往事需要一直保存？什么精神可以成为遗产？什么制度是现实的根据？什么问题始终具有当代性？显然，历史具有共有性和共享性，因此，在理论上说（实践上或有偏差），历史记载的是值得一个集体去追忆的事情或需要继续保值的经验，正是历史叙事创造了集体经验和集体记忆，也就是一个文明的生命事迹，既包括辉煌成就也包括苦难教训。如前所论，历史做不到如实，甚至人们也不愿意历史完全如实，而更重视拥有精神和思想附加值的历史，因此，历史总是创造性的叙事，是文明基因的生长形式，它给每一代人解释了“我们”从哪里来、是什么样的、有什么伟大事迹或有哪些愚蠢的失败，它塑造了可以共同分享的经验、一致默会的忠告、不言而喻的共同情感和作为共同话题的记忆，总之，历史承载了可共同分享的故事，这些故事又成为解释生活的精神传统。正是通过历史，一种文明才得以确认其传统和精神。[10]赵汀阳的历史哲学给我们以极大的启示。这就是历史与时间的关系，历史与言说的关系，历史与文明生死的关系。《渡口与波西米亚》是韩少功另一篇重要的随笔，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他看世界的方法和眼光。这是一篇写布拉格的随笔。韩少功与布拉格似乎有不解之缘。1980年代他就翻译了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本书对中国文学和读者来说意义重大。用韩少功的话说，中国与捷克是两个很不同的国家，但都经历过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看看捷克作家怎样感受和怎样表达他们的社会生活，对中国的作家和读者应该是有启发的。也就是从那个时代起，米兰·昆德拉在中国声名鹊起，他的著作几近成了畅销书，以至于在中国孕育了后来的专门研究昆德拉的专家。昆德拉的小说和他的《小说的艺术》深刻地影响了起码两代中国作家。而且是昆德拉告诉了我们对“媚俗”的警惕和批判。他在《耶路撒冷演讲·小说与欧洲》中说：所谓“媚俗”，就是用美丽、动人的语言表达固有观念的愚蠢。它惹得我们为自身，为我们平庸的感受与思想一掬热泪。在五十年后的今天，布洛赫的话变得更加具有现实性。由于必须讨好，也即必须获得最大多数人的关注，大众媒体的美学不可避免地是一种媚俗美学；随着大众媒体包围、渗入我们的整个生活，媚俗就成了我们日常的美学与道德。直到不久以前的时代，现代主义还意味着一种对固有观念与媚俗的反保守主义的反叛。今天，现代性已经与大众媒体的巨大活力相融，成为现代人就意味着一种疯狂的努力，竭力跟上潮流，竭力与别人一样，竭力比那些最与别人一样的人还要与别人一样。现代性已披上了媚俗的袍子。即便现在看来，昆德拉对媚俗的警觉仍然是有效的忠告。米兰·昆德拉与《小说的艺术》（米兰·昆德拉著，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渡口与波西米亚》讲述了一个现代文明局外族群的历史，这是一个流动的族群，一个传承着欧洲艺术之魂的族群，当然也是一个居无定所颠簸流离格外受到歧视的族群——曾与捷克合为一国的斯洛伐克，至今保持了全球最高的罗姆人比例，但数百万波西米亚先民毕竟早已流散四面八方，把故地让给了更多白种人。他们为什么要走？为什么总是以路为家走向地平线？也许，作为他们最后的故乡，中欧平原这一地区缺少足够的粮食。这里一马平川，绿荫满目，风景优美，却没有春夏季风这一重要条件，没有生成淀粉和发达农业所必需的“雨热同季”，因此只能靠放牧、采猎维持较低的人口保有率。也许，中欧平原这一地区也缺少高山、大河、沙漠、海峡等天然的军事屏障。在一个冷兵器时代，一个几乎全靠人肉方阵相互铣削以决定胜负的时代，辽阔的波西米亚夹在西欧、斯拉夫、奥斯曼几大板块之间，任列强的战车来回碾压，太像一片天然的角斗场，一项大量删削人口的除数，很多弱势者只好一走了之。[11]对这个极具个性的族群，是文学艺术给予了其极大的关注。雨果著名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的吉普赛女郎埃斯梅拉达，比才歌剧《卡门》中的女主角，普希金长诗《茨冈》中的草原人等，这个幽灵般的族群得以被艺术化地表达。无独有偶，当年，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曾这样记述了他作为小说家领取以色列颁发的文学奖项时的发言：以色列将它最重要的奖项颁发给世界文学，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实，而是源于一个长久的传统。事实上，正是那些伟大的犹太人，远离他们的发源地，超越于民族主义激情之上，一直表现出对一个超越国界的欧洲的高度敏感，不是作为一块领土的欧洲，而是作为一种文化的欧洲。即使非常不幸地，犹太人被欧洲伤透了心，却仍然忠诚于这个国际性的欧洲，于是，以色列，这个犹太人重新找回了的小小祖国，在我眼中俨然成了欧洲真正的心脏，一颗奇特的、处于身体之外的心脏。无论是犹太人还是波西米亚人，他们有过相似的经历，那是一言难尽的颠簸流离。韩少功后来的讲述看似游离了波西米亚人，但却接续了昆德拉的犹太人。这个人是卡夫卡。与昆德拉的童年在父亲的书房里读过的不一样。作为犹太人后裔的卡夫卡，虽然“是一个富商的儿子，却曾蜗居于黄金小巷，其实是各类杂役混居的连排宿舍，低门矮窗，狭小如穴，并在破房子里写出著名的《乡村医生》。这后面的苦涩隐情不能不让人猜想。他曾给父亲写过一封多达百多页的长信，但始终没有将信发出，直到自己死后才被人发现。这后面的故事也想必让人唏嘘和心酸。不管怎么样，种种迹象表明，他活得越来越腼腆、沉默、孤独、脆弱、惊慌、神经质，在照片上的表情如同死囚”。他犹如布拉格的一个影子一样微不足道。于是，卡夫卡迷恋的不是上流社会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卡夫卡后来结识了一个同事的儿子、十七岁的青年古斯塔夫·雅诺施。雅诺施后来成为一个在国内小有名气的音乐家和作家。他以他青年人的敏感，察觉到卡夫卡是一个不寻常的作家和思想家，他主动和卡夫卡接近，留心记下他的一系列谈话内容，像爱克曼整理歌德谈话那样整理成书。书中记载卡夫卡说——我喜欢作坊里的工作。刨花的气味，锯子的吟唱，锤子的敲打声，这一切都让我着迷。下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到晚上，我总感到十分诧异。雅：“晚上您一定很累。”卡：“我是累，但也幸福。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纯洁的、摸得着的、到处有用的手工艺更美好的东西了。除了木匠铺，我在农村和花圃也工作过。那些工作都比办公室的徭役美好、有价值。表面看来，办公室里的人要高贵一些，幸运一些，但这只是假象。实际上，人们更孤独，更不幸。事情就是这样，智力劳动把人推出了人的群体。相反，手工艺把人引向人群。可惜我不能到木匠铺或花圃里干活了。”雅：“您不会放弃这里的位置吧？”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文艺批评编者按随着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在美国、香港、台湾、中国大陆不断出版、再版，曾被认为在文坛中无可安放的张爱玲，不仅正式而隆重地进入了文学史，还成了显学。对张爱玲的再评价对于重审现代性、重写文学史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有关张爱玲的一些名家、重要研究，其观点的出发点和表述方式可能不同，但大都是通过评析张爱玲的文字，投亮于现代文学主流话语之外的文化空间。事实上，无论学者有怎样的品评批判，我们今天大概可以放心地说，曾经为大多数文学史家忽视或轻视的张爱玲，与鲁迅、沈从文相似，早已成为我们反省、重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基本立足点之一。文艺批评今日推送宋明炜老师《浮世悲欢，此中有人——重读张爱玲》一文。宋老师在读大学的时候写了《浮世的悲哀：张爱玲传》一书（该书先后于1996年、1998年分别由业强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202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将推出此书25周年纪念版）。在这篇写于2010年的文章中，宋老师回顾了自己当年阅读张爱玲的感受，并简要勾勒了张爱玲“从虚无中生，在虚无中死”的一生和创作历程。当时，宋老师主要把张爱玲理解为一个面向虚无写作的现代主义作家：面对虚无的深渊，她编织文字的华丽帷幕，但无论表面多么华丽，背后还是虚空。她希冀用官能的实感来确定自己在物质世界中的实存，反而透露出主体的虚妄，一边在小说中充满细密繁复的具象，一边却不忘写出客观与情感的不可靠。但张爱玲的“虚无”如若从超越个体的层面理解，或许可以说她下笔撕裂了由多少现代知识分子斩钉截铁的思维、理想、信念和行动织成的令人“信以为真”的历史幕布，揭给人看那后面的景象：不和谐、没有名目、不彻底、令人不安的生活。传统与现代的感性与思维，在她那里一直缠杂不请，古老的记忆移入时代梦魇，正如王德威老师所说，张爱玲“不由自主的成为中国文学探寻‘现代性为何’的焦点，或黑洞”。本文原刊于《中国现代小说的史与学：向夏志清先生致敬》，联经出版公司2010年版。宋明炜老师的《浮世的悲哀：张爱玲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即将于2023年推出25周年纪念版，文艺批评特推送此文，以飨读者。感谢宋明炜老师授权文艺批评转载！宋明炜浮世悲欢，此中有人——重读张爱玲一夏志清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AHistoryofModernChineseFiction）中以多于鲁迅近两倍的篇幅论述张爱玲的小说创作，毫不含糊地称“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1]书中“张爱玲”这一章，初稿写于一九五六年，第二年即由夏济安先生翻译成两篇中文论文，分别以《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和《评〈秧歌〉》为题发表在他主编的《文学杂志》上。[2]这两篇文章影响深远，使曾经与中国现代文学一度隔绝的台湾新一代作家重新发现张爱玲，催生出战时上海以外的第一批“张迷”。更重要的是，自此以后，如王德威所说，“张爱玲成了祖师奶奶”，[3]她在此后五十年间被崇拜、爱恋、模仿的过程中，变成现代文学谱系中的重要影响源头。而随着夏志清小说史在美国、香港、台湾、中国大陆不断出版、再版，曾被认为在文坛中无可安放的张爱玲，[4]也正式而隆重地进入了文学史。

的拆解，彻底颠覆了19世纪以来德国浪漫主义与生命哲学所标举的以生命有机体为核心的文化和文化史观念，宣告了作者与人或者不如说是作者与人的传统概念的死亡。福柯的反对者们纷纷激烈地声称以前者为首的

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9月）的序言，感谢阎晶明老师授权转载！欢迎大家于“文艺批评”查阅本书往期系列推送，或点击图片购买著作。点击阅读：文艺批评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文艺批评”编者按文艺批评今日推送“三栖评论”於可训专题。“三栖评论”是《小说评论》杂志于2021年第1期开设的专栏，旨在讨论普遍存于当代的“多栖写作”现象，发掘其独特价值，并以此倡导一种开放、活力的大文学风气。於可训老师是该栏目迄今最年长的“三栖”写作者，他自称“衰年变法”，近年来多用力于小说创作。吴俊老师认为，於老师可谓“少年老成”，他的小说总在老成的笔调中蕴含青春的张扬气息。於老师虽在重述故事，但他对于未来的温情、善意和期待却是故事重述的叙事动力，而他的文学修养使他选择了小说文体而非更显简单便捷的散文，足证了他的“少年自信”。在吴老师看来，於老师小说内在的价值诉求在于以知识人生的眼光和经验为历史留下一种文学的传记，其小说的文学性在写出了人物，深广性在写出了历史的镜像，个人性在写出了他的价值观——基于个人的历史经验对于人间生活包括社会政治的反思、批判及其执着投入的无限关怀和热爱。本文原刊于《小说评论》2022年第5期，感谢吴俊老师和“論評說小”公众号授权文艺批评转载！点击查看往期相关推送：>>>

两个“六十年”与人民共和国的根基/524一、新人/524二、“普遍性”的新边疆/527三、两个“六十年”/530四、高与低/532五、现实与抽象/534后记/537或许你想看●文艺批评

《朝花夕拾》分篇解读一、《小引》《后记》：管窥创作心态和背景二、《狗·猫·鼠》：仇猫说原由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文艺批评编者按中国当代文学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联性是一种结构，文艺内部的发展动力常常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中产生的。王尧老师在考察1960年代初的文化语境时，将国家有关科研、高教和文艺等方面制定的几个重要条例加以综合研究。通过回顾《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八条》的起草过程、主要内容和修订情况，可与看出这些条例均以落实“双百方针”为指导思想，在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中提出科学、教育和文艺发展之道。尤其是《文艺八条》展示了不同时代语境下政治与文艺的复杂关系以及其互动过程，时代现实政治状况深刻影响了文艺政策的方向和内容，同时文艺条例也在此复杂场域中不断反思并调整制订与方针政策相适应的制度和方法，并在此意义上充实了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王尧老师认为，尽管在今天的角度看，《文艺八条》带有某种局限性，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它作为制度和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并给当下的文艺实践以有益的启示。本文原刊于《小说评论》2022年第5期，感谢王尧老师和“論評說小”公众号授权文艺批评转载！王尧作为“制度和方法”的《文艺八条》当代文学与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关联性是一种结构。直接或间接体现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要素的文学制度，在很长时间基本是这种结构的变化中调整的。19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知识分子政策也相应发生变化，对“左”的错误的抑制和纠正在当时产生了积极影响，也为后来如何在制度上促进文学艺术的发展留下了深刻启示。我们可以在这段历史中再次体会到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深刻制约着文艺的发展，文艺内部的发展动力常常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中产生的。如果在思想文化层面上考察，我们应当关注1960年代初政策调整的重要成果，那就是科研、高教、文艺等工作条例的制定。我这里提出的思路是，在考察六十年代初的文化语境时，需要将科研、高教和文艺等几个条例加以综合研究。《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学十四条》）率先体现了对“双百方针”的落实。中央在为《科学十四条》写的批语中指出：近几年来不少同志在对待知识、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有一些片面的认识，简单粗暴的现象也有所滋长，必须引起严重的注意。各单位应对反右派斗争以后在知识分子中进行的批判加以清理。凡是批判错了，或者有一部分错了的，都要甄别事实，分清是非，纠正错误，由党的负责干部采取适当方式向他们讲清楚，带错的帽子要摘掉，以利于解除思想疙瘩，发扬民主，增强团结。《科学十四条》的中心问题，一是调整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二是贯彻落实科学工作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条例提出：在自然科学学术问题上，必须鼓励各种不同学派和不同学术见解自由探讨，自由辩论，自由竞赛。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必须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吸收其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1]。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科学十四条》的原则性意见也体现在《高教六十条》中。1961年3月，在中央书记处和邓小平亲自主持下，教育部党组和中宣部起草、制定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9月15日，该条例（草案）经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发布试行。中央在发布条例的指示中，提出了高等学校应该着重解决几个问题，问题之一是：“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服务。正确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高学术水平。”条例的第四条，对如何执行“双百方针”做了具体和明确的规定：“高等学校必须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的前提下，积极发展各种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以利于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学术水平，促进科学文化的进步和繁荣。”在本条之下，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要求：“在自然科学中，必须提倡不同的学派和不同的学术见解，自由探讨，自由发展。”“在哲学、社会科学中，为着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必须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吸收其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必须研究和批判现代资产阶级的各种学说。在人民内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内部，探讨各种学术问题，都必须允许不同的见解，自由讨论。”“必须积极提倡和热心帮助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但是，在处理具体问题的时候，必须正确划分政治问题、世界观问题、学术问题之间的界线，政治问题又必须严格划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界线。不许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政治问题、世界观问题和学术问题，也不许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来解决世界观问题和学术问题。”在制订《高教六十条》过程中，中央书记处决定把编选高校教科书和讲义作为教育部门的重要工作，我们熟悉的文科教材和周扬关于文科教材编写工作的几次讲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六十年代以后高校文科教材的编写，是当代文学制度中关于“文学教育”的一次系统性建构，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文艺八条》的制定，是政策调整中的重要环节。根据龚育之的回忆，科学影响到文艺：“在中央调整农村政策（从经济指示信十二条到农业六十条）的启动下，党在各方面的政策都进入了调整，进入了以调整为特征的历史时期。科学、文艺、教育，这三个知识分子部门的政策调整，科学是走在前面的，科学小组是走在前面的。科学影响到文艺。周扬说过，科学十四条搞得不错，使他决心要搞文艺的条例，这就是后来的文艺十条和八条。”[2]回顾《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八条》的起草过程和主要内容，可以确定的是条例均以落实“双百方针”为指导思想，试图回到1956年的“早春天气”，又在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中提出科学、教育和文艺发展之道。科学、高教、文艺等条例实施几年后受挫，再次说明了落实“双百方针”之重要。《文艺八条》的全称是《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通常称为《文艺八条》。1962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批转由文化部党组、全国文联党组提出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通知规定“各级宣传和文化部门、各文学艺术团体、各文学艺术院校科系、各有关的报纸和出版社，以及党内外全体文学艺术工作者加以讨论和执行。在讨论和执行中有什么问题和意见，请汇报中央宣传部，以便继续修改，使这个文件更加完善。”从通知的行文来看，《文艺八条》仍然需要“完善”，因而只是“草案”。即便是“草案”，《文艺八条》的积极意义重大，当时有人主张给《文艺八条》“立碑”，以彰显其对中国当代文艺的重要性。在“双百方针”确立以后，《文艺八条》和当年《人民日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的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是1960年代初中期关于当代文艺工作的最重要的文献。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中共中央文献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对此有专门的注释《文艺工作条例草案》。这一条注释中，有一段文字概述《文艺八条》产生的背景和过程：“这个文件是经过党内外的充分酝酿后产生的。1969年6月中旬，文化部在北京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和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检查总结几年来的文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研究调整文艺政策。周恩来参加了今议并讲了话。他指出，几年来民主作风不够，束缚人们的思想。他批评了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的做法，强调要改变领导作风，发扬民主，贯彻‘双百’方针。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和周恩来的意见，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和全国文联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并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先起草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十条’），于1961年8月1日印发各地征求意见。这个稿子基本上包含了后来成为‘文艺八条’的内容，它的精神也开始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1962年3月，周恩来在广州举行的全国话剧、歌剧和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和全国科学技术工作等会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后，在他的督促下，由‘文艺十条’经过讨论修改而成的‘文艺八条’，于1962年4月报中央批转在全国执行。”这里所说的“几年来”应该是指反“右”斗争扩大化之后的几年，因此，科研、高教、文艺等工作条例的制定都可以视为知识分子政策的一次调整。根据参与起草的黎之回忆，《文艺十条》由周扬和林默涵主持起草。在一段时间的交流酝酿以后，5月初周扬、林默涵召集起草人开会。会上有几位起草人提出了一些设想的条文，郭小川提出的条文比较详细。周扬在会议上讲了几点，黎之印象中有：一是关于成绩，几次运动不要写了；二是不要再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三是高举问题，小平同志说不要提；四是关于马恩提的艺术发展不平衡问题，希腊艺术的永恒性等[3]。对照正式颁布的《文艺八条》，前三点都落实在行文中。《文艺八条》开篇部分，首先回顾了1949至1962年这12年间文艺工作的成就，又具体提到三个时间点：建国初期，1956年和1958年以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部分没有提到1957年。关于创作方法问题，条例提出的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并强调这是最好的创作方法，但不要求所有作家艺术家都必须采用这种方法。关于马恩的经典论述，黎之在回忆文章中还提到“异化”问题。黎之说，周扬对这些问题没有进一步发挥。直到1983年3月，周扬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中阐述了他的观点。具体负责起草工作的林默涵在这次会议上根据大家的意见讲了十条：一是政治和艺术的关系；二是题材风格多样化；三是普及与提高；四是中外遗产的继承；五是加强艺术实践，保证创作时间；六是加强文艺评论；七是重视培养人才；八是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九是加强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十是改进领导[4]。对照《文艺八条》，林默涵最初提出的这十条中，一条和二条写入了第一条“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之中，七条和八条合并为“培养优秀人才，奖励优秀创作”，列为条例的第六条。从逻辑层次上，这样的处理是合理的。《文艺十条》初稿完成后的修改，陆定一指导，童大林主持，周扬过问过。根据龚育之的回忆，童大林按照陆定一的意见，主张将“双百方针”单列，认为这是中国党的学术文艺政策的创造，要写透彻写突出，周扬同意这样的意见[5]。如何分析估计文艺的状况，是制定文艺工作条例的关键之一。关于建国12年来文学艺术工作的成就，总体评价是这样的：“党在文学艺术工作的领导更加巩固地确立起来了，有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的方针和政策。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在政治上，思想上和业务上都显著的进步，他们在政治上经受了考验，证明绝大多数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是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党的领导的，一支强大的劳动人民的文学艺术队伍正在逐步建立起来。在文学艺术的各个部门，产生了许多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群众的文化艺术活动取得了很大发展。发掘和整理了大量民族的、民间的优秀遗产，翻译和介绍了很多外国文学艺术作品。”其中突出的一点是：“党在文学艺术中的领导更加巩固地确立起来了，有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的方针和政策。”条例的出台也是为了“订出一套同党的文学艺术方针政策相适应的制度和方法”。因此，《文艺八条》的功能就是制订与方针政策相适应的制度和方法。在这个意义上，《文艺八条》的出台充实了中国当代文学制度。既然是要总结经验、克服缺点，调整一些必须调整的关系，那么就需要实事求是分析存在的问题。关于“近年来”“文学艺术工作中也发生了不少缺点和错误”，“文艺八条”指出：“某些文化艺术领导部门、文艺工作单位和领导文艺工作的党员干部，没有正确理解和认真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一些文学创作和艺术活动进行了简单粗暴的批评、限制和不适当的干涉，妨碍了生动活泼的艺术创造和学术上的自由探讨。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忽视同党外作家艺术家的团结合作，在党内外的思想斗争中，以及在学术批判运动中，发生过一些不恰当的做法，影响了一部分人的积极性。对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群众文化活动，提出了一些错误的要求，片面追求数量，因而对工农业生产，发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有些领导文艺工作的党员干部在处理文学艺术的问题上，既不尊重群众的意见，又不同作家、艺术家商量，独断专行，自以为是，使党对文艺的领导受到不应有的损害。”这个总结和反思是深刻的，当我们今天回溯历史时仍然会认为条例对存在问题的剖析切中肯綮。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长时段中考察也会发现，如果这些问题抑制住了，当代文学通常会处于发展的状态；反之，当代文学会遭遇挫折。“文革”时期的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便是这些问题和错误恶性发展的结果。图为毛泽东书写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看，作为“方针政策”的“双百方针”能否贯彻落实，关键是处理好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八条》第一条是“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这是条例的核心内容。在这一条中，条例讲了三点：（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根本方针。只有认真贯彻执行这个方针，文学艺术才能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二）文艺学艺术创作的题材，应该丰富多彩，作家艺术家有选择和处理题材的充分自由。（三）鼓励文学艺术创作上的个人独创性，提倡风格多样化，发展不同的艺术流派。我以为，这三点合而为一，可以视为条例的“总则”。对照陆定一1956年在怀仁堂的讲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三点和陆定一阐释“双百方针”的精神相吻合：“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总而言之，我们主张政治上必须划分清敌我。我们又主张人民内部一定要有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在文艺工作和科学领域中的表现。”[6]第一条的第一点，强调只有贯彻“双百方针”，文学艺术才能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条例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了这样的阐释：“文学艺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是为工农兵的利益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利益服务，为全国和全世界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就是从多方面来满足广大人民正当的精神需要，不应该把文学艺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理解得太狭隘。”“运用一定的文艺形式，及时地反映和配合当前的斗争，是必要的，但是把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简单地看成仅仅是宣传当时当地的中心工作，这是片面的，不恰当的。”在这一部分，还有两处表达相同的意思，都强调文学艺术“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样的论述，其实便是新时期提出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被称为“二为方向”的最初表述。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认识的变化，我们可以从参与起草者及相关人士的回忆中进一步清理出一些线索。在逐条讨论时，对初稿中的“革命的文艺应当为革命的政治服务”这一提法，大多数人不赞成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周扬认为不提这个口号影响太大，还是沿用过去的提法[7]。在后来的修改中，童大林还根据陆定一的意见，主张党对文艺作品就是从政治上判断，由此将文艺作品在政治上分为三类：政治上有益的东西，党就采取提倡的态度；政治上有害的东西，党就采取反对的态度；政治上无害的东西，党就不要管它，采取容许的态度。对此，周扬表示赞成，但周扬对第三类作品的判断则进一步提出了他的观点。在周扬看来，毛泽东当年在西柏坡关于旧剧的有益、有害和无害的三分法，对旧剧这样划分很好，然而现在对我们的文艺家自己的创作来说这个话，这就有所不同了。周扬主张，第三类应该叫做“政治上无害，生活上艺术上有益”。龚育之的记忆中，《文艺八条》关于这个问题是按周扬的方案写成的[8]。我在阅读《文艺八条》时发现，正式公布的这个文件，未在政治上对文艺作品分类处理。第二条“努力提高创作质量”是这样表述的：“提高创作质量，就是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要求政治和艺术的统一。毛泽东同志指出：‘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的文学艺术作品应该力求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应该鼓励作家艺术家努力创作这样的作品。”这里援引了毛泽东关于政治和艺术相统一的讲话，而不是侧重于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反映了文学艺术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对政治与艺术关系的深入理解。在“文艺八条”颁发后不久，1962年5月23日，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这篇社论堪称“文艺八条”的姐妹篇，它进一步拓展和完善了“为工农兵服务”的内涵。社论认为，《讲话》“最根本”的是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方向，并且指明了文艺为群众服务的途径；这一方向，以及后来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推陈出新的方针，经过文艺界的实践已经形成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路线，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最富于战斗性的正确路线。在这样的论述中，“为广大的人民群众”与“为工农兵”是并列的，如果合二为一，那就是社论所说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都应当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如果说“文艺八条”反对简单化理解“无产阶级政治”和文学艺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那么这篇社论便重新界定了作为服务对象的“人民”和“人民群众”。《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发表于《人民日报》1962年5月23日版这样的论述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其立论的基础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阶级状况做了恰当的评估。社论分析了历史的变化：“二十年前，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革命文艺，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工农兵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服务。这在今天也是完全正确的。今天的情况和二十年前不同的是，我国人民已经胜利地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正是这样的变化，才形成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现在，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侨胞和其他一切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结成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积极地参加和支持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因此，这个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都应当是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文艺八条》中提出的“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社论》提出的“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在后来被称为“全民文艺论”而遭到批判。无论是《文艺八条》还是《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都体现了文艺界对如何贯彻落实“双百方针”的基本共识。我说基本共识，是因为条例的形成和社论的观点在背后存在分歧和矛盾。1961年6月1日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第一阶段是谈文艺领导和讨论《文艺十条》。周扬在会议开始时的讲话中谈到：1.“大跃进”以来文艺工作的估计，真正的好作品很少。2.“双百方针”的执行情况，基本没有很好执行。3.领导问题。根据黎之回忆，分组讨论中，各省市负责人对会议精神看法不尽一致，有人赞成，有人想不通。有人认为这几年上面的精神变化太快，一会儿反右，一会儿反“左”，担心“左”未纠，又来反右[9]。等等。会议前后、内外的分歧也反映到了《文艺十条》的修订中。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议与事件的回顾》中，曾以从“十条”到“八条”的修订为例谈六十年代初知识分子政策调整的局限，他认为从“十条”到“八条”的修订，“顾忌不少，有些规定在修改过程中有所后退”。薄一波谈到了其中几条的修订，这里转述他列举的第一条：“《十条》第一条，本来是‘正确地认识政治和文艺的关系’。这是文艺界一直感到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其中尖锐批评了混淆政治与文艺界限、把文艺等同于政治的‘左’的错误，并明确指出：‘我们不但需要表现强烈的政治内容的作品，也需要没有什么政治内容，但能给人以生活智慧和美感享受的作品’。可是在《八条》中，这些内容被删掉了，换成了概括的正面论述，并把这一条与第二条‘鼓励题材和风格更多样化’合并为一条，题目改作‘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一改，好处是‘双百’方针突出了，但对‘左’的错误的批评及正确处理政治与文艺的关系的内容冲淡了。”[10]

而这份自由不仅属于作者，也属于我们。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信或是不信，选择要在哪里停下脚步，将小说中的种种与现实进行比对——这份自由，这种怀疑的阴影，同时也是构成小说之现实的要素。[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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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文艺批评”编者按鲁迅《孤独者》中的“我”告别魏连殳尸体的情节位于小说结尾处，过去的研究仅把它视为写实性的对一种悲剧后果的呈现。黄开发老师认为，这其实是全篇点明主题的最主要象征，其原型来自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所写查拉图斯特拉背走绳演员的尸体下山，理由大致有三个方面——其一，鲁迅熟知《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中的内容和象征；其二，两个作品的情节模式高度相像，告别死尸的寓意结构相同；三是《孤独者》与作于同一时期的《野草》中的《秋夜》《影的告别》《过客》《死火》《墓碣文》等多篇作品一样，在构思和表现方法上存在着明显的影响关系。这些作品都是把所表现人物的部分自我象征化，并且戏剧性地展开人物与人格化身的对话与潜对话，情景往往是梦幻式的，常常带有《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梦魇般的氛围。《孤独者》的核心象征就是篇末高潮中的告别死尸，围绕着这个象征的还有一组象征形象，它们与核心象征相配合，组成一个象征系统，赋予了作品象征主义色彩。不难看到，《孤独者》在艺术整体上有着迦尔洵、安特莱夫式的写实与象征相调和的特征，而非通常所以为的单纯写实风格。本文原刊于《东岳论丛》2022年第7期，感谢《东岳论丛》和黄开发老师授权“文艺批评”转载！黄开发《孤独者》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象征一在《彷徨》探索启蒙知识分子道路的小说中，《孤独者》是带有总结性的一篇，与鲁迅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关联甚深，然而在1926年8月面世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民国时期，专篇文章只有向培良的一篇读后感《论〈孤独者〉》。作者说，在《彷徨》中他“最喜欢《孤独者》”，这是因为鲁迅开始写现代的青年，让他感到亲切。不过，魏连殳所代表的是五四甚至辛亥革命以前的部分青年知识者，而“现在的孤独者已经不一样了；他们愤怒，愤怒而且嗥叫”[1]。这其实婉转地批评了《孤独者》所表现出的悲观思想倾向。说话的时候，他已与鲁迅之间有了嫌隙。李长之则把《孤独者》列为作者的失败之作：“《孤独者》在末尾几句抒情的笔调是颇好的，通体上却沉闷，而无生气”[2]。他与其他几个时人一样，评论只是停留于印象式的片言只语，没有具体的分析、阐释，这多少表现出了他们对这篇思想、艺术都很复杂的作品的陌生。

●序：用文学书写我们的世界/张慧瑜范雨素《大哥哥的梦想》《“北漂”们的日子》郭福来《三个人，一棵树，四十年》《工棚记狗》《工棚记鼠》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