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吴俊：一本“导读”而成的书——鲁迅生平简谱和文学传述（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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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吴俊教授的新著《文学的个人史——鲁迅传述和<朝花夕拾>》即将由华东师大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文艺批评之前推送过《一本“导读”而成的书——鲁迅生平简谱和文字传达》（点击直达）上篇，今日继续推下篇。本文中吴俊老师继续从鲁迅生平以及文学传述谈起，从鲁迅的南下之旅说起，主要是对广州尤其是上海时期鲁迅生平和思想的完整历程的回顾和梳理，并对鲁迅政治倾向的态度转向与确立进行深刻分析，由此理解“左倾”—左联—政治鲁迅的最终形成及其独特性。而作为作家、文学家的鲁迅，其一生都在求证、获得文学的政治性，建立自己的政治性文学，这在写作文体上的最大特征无疑就是他的杂文。吴俊老师谈到鲁迅的杂文文体的创新性贡献和意义，认为鲁迅杂文新创、实践了一种崭新的文章体式，杂文同时扩展了文学性的表现方式，并对文学文体的内涵和外延产生了文体意义上的影响，文体和文学的观念与实践(也有可能)因此形成了文学史的创新突破。某种意义上说，杂文是鲁迅小说的替代性文体，或替代性写作方式。

本文原刊于《文艺争鸣》2022年第4期，感谢吴俊老师和“文艺争鸣”公众号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值此教师节与中秋节双节同庆之时，“文艺批评”祝老师们教师节快乐，桃李满天下，祝所有读者朋友们中秋佳节花好月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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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俊

一本“导读”而成的书

鲁迅生平简谱和文学传述（续完）

生平简谱(接续上期)

1927年10月初，鲁迅偕许广平抵沪。1929年9月27日，儿子周海婴出生于上海。1927年年底，《语丝》周刊因在北京被封而移到上海出刊，鲁迅主编。应蔡元培聘请担任政府大学院特约撰述员(1927年12月—1931年12月)。

文学传述

按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所说，他和《语丝》的关系大致是这样的：《语丝》周刊是在1924年11月主要由孙伏园创刊并编辑。北京时期的鲁迅主要只是刊物的作者。作者群主要也算是一个松散的同人群体。刊文特色主要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可见《语丝》是一本批判性锋芒旨趣的言论刊物。厦门广州时期，鲁迅和《语丝》的关系渐疏。“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他的威权，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可以说，也是‘语丝派’一种几乎共同的态度。”所以，1927年10月，《语丝》及其出版发行方的北新书局终于都被当局封禁了。其时，鲁迅离粤到沪，《语丝》于是就有了移到上海编辑出版的计划，鲁迅还当了该刊编辑。但因此也就招致了政府和地方当局还有文学界创造社派系的警告、禁止或围攻。《语丝》的锋芒和作者队伍都减弱了。刊物的品质、风格也受到了商业化的低俗影响。“《语丝》也因此并非纯粹的同人杂志了”。鲁迅辞去编辑之职后，举荐柔石继任。很快柔石也辞职了，1930年3月停刊。《语丝》后期的变化与前期的不同，“最分明的是几乎不提时事”了。这一比较就有了今昔之慨。鲁迅在事后的文字里仍难掩失落的情绪。当然，也因此有所不满。

鲁迅和《语丝》关系的终结，具有某种象征意味——他近乎“彻底”告别了北京的生活。以后也只是藕断丝连吧。生活上他有了上海的家，特别是海婴出生后，鲁迅获得了一个男人的全部身份——尤其是父亲的角色，使家庭概念得以具体落实为日常必须的生活状态。鲁迅不再是“自由人”了，从此他也只能心安理得在上海生活。同样重要的是，他在上海延续或开始了政治倾向的态度转向与确立。特别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他进入了一个“左倾”乃至左翼作家、社会文化活动家的晚年战斗生涯。这也是我后续将要延展的主要脉络。

初到上海的关键时刻，还是老上司蔡元培给予了最重要的支持。蔡担任着政府大学院院长，大学院始建于1927年10月，是政府最高教育学术管理机构，次年改为教育部。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的月薪是三百元。鲁迅一直担任特约撰述员到1931年12月。这足以支持鲁迅在上海的日常经济生活开销。较之北京时期亦不可同日而语。和民国初年一样，蔡元培成为鲁迅的“命中贵人”。从经济角度看，从此鲁迅的生活就有了基本的保障。过了这段时间，他很快也成为当时稿费版税最高的中国当代作家之一。1929年夏，他和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终于爆发版税官司后，所获补偿就达约2万元。可以想见鲁迅的“财大气粗”和文坛地位。

《语丝》创刊号首页

初到上海生活，还有几个细节对最后十年的鲁迅也十分重要。鲁迅10月3日抵沪。两天后的5日，他就去了内山书店买书。内山书店是日本人经营的以售卖日文书籍为主的书店，店主人就是后来成为鲁迅好友的内山完造。据鲁迅日记记载，他去内山书店购书的次数，仅10月到沪后至当年年底，就达28次之多。也就是平均两三天就会去一次。如此，鲁迅和内山完造不成朋友也难了。而且，他们确也有患难之交的挚情和友谊。鲁迅曾为躲避不测和战事侵扰，藏身于内山书店以获安全。去世前夜，鲁迅还写下便条给内山完造，嘱其代请医生来寓救治。这份便条也可视作鲁迅的“绝笔”了。

其次可见出的非常重要的是，鲁迅到上海后保持了在广州时期的政治热情和倾向——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持续的“转向”，鲁迅表现出了明显左倾的立场转向。而且，有了广州的经验，他对“左倾”革命和现实政治都有了特别的警醒与省察。这从他上海初期的几次演讲主题中就能窥见一斑。他的这些演讲包括《关于知识阶级》《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等。同时期发表的主题近同的文章有《革命文学》《文学和出汗》等。他在内山书店购买的书籍中，也有不少关于俄苏革命文艺的著作。广州时期鲁迅和创造社有了进一步接触，在上海他又愿意联名参与《创造周报》复刊广告并担任其特约撰述员。左翼团体、同人之间的合作互助联手共事，已经成为鲁迅上海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活动方式。

越来越明显的是，广州鲁迅和上海鲁迅的道路走向轨迹中，都有着“文学的鲁迅”和“政治的鲁迅”的两重纠结，需要清理和明确其间的关系方式。当年的鲁迅自身和现在的研究者，都需要对此有一个自洽的认识、省察或论述把握。在广州鲁迅中，我们须注意政治转向中的文学基本面，认清政治鲁迅的文学性和日常性(包括他和许广平的未来生活想象)，即如何理解他没有可能成为、当然也就不是实际的政治家。至于上海鲁迅初期的革命文学论争阶段，则须认识到政治转向站位的文学政治和政治文学的纠结与复杂性，特别是“左倾”与“反政治的政治性”——文学在政治牵引过程中的抵抗和制约作用及所具有、体现出的特定政治性，包括鲁迅文学思考和表达中的政治内涵及功能认知。由此理解“左倾”—左联—政治鲁迅的最终形成及其独特性。文学的鲁迅和政治的鲁迅不可偏废，不能互相剥夺、遮蔽、取代。两者论述中的某种可能或常见的矛盾，正是阐明其中纠缠共存关系的关键所在。我们需要充分深刻地理解鲁迅在文学和政治表述中的话语方式及真实含义，包括潜台词。鲁迅的话或文章，确实常常不太好简单理解。举个例子，比如他的魏晋讲演，虽是长篇大论，貌似明确，其实不易准确理解，很费心思斟酌。鲁迅的思想矛盾性同样尖锐体现在他的政治性中，偏执一端就会把鲁迅单面化、狭隘化、绝对化或极端化了。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广州民国日报·现代青年》 1927年8月11日

从广州到上海，新文化启蒙运动之后的个人性政治和阶级性政治的纠结与演变，正在鲁迅的思想和行动中进行着更加自觉的调适与融合。鲁迅即将完成又一次的思想和人生的磨砺提升，甚至更早些时候就有了端倪。鲁迅刚到上海约两周，他就参与了“中国济难会”(后改名为“革命互济会”)的活动，此后并有多次捐款。这就是鲁迅的政治姿态的一种行动表达。尤其是在广州鲁迅之后，鲁迅的这种举动意味深长，也明确无误。

生平简谱

1928年，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发生“革命文学”论争。4、5月，译毕、出版《思想·山水·人物》(日本鹤见祐辅的随笔集，1925年4月开译至今成集出版)。6月，和郁达夫合编《奔流》月刊创刊。10月，《而已集》出版。12月，《朝花》周刊创刊，由朝花社(鲁迅、柔石等组成)编印。和柔石、冯雪峰商谈合编《科学的艺术论丛书》。

文学传述

“革命文学”论争是鲁迅遭遇的一次严峻挑战。他被新兴左翼势力视为论敌的主要标靶，遭到了严重的攻击。这比前年与顾颉刚教授发生的冲突要严重多了。问题是，在鲁迅的思想倾向和政治立场上，革命文学本来还是自己的同盟和友军，这使他必须做好万全的应对。于是，我们就看到了鲁迅从此开始的加速度“左转”努力和行动。可以说鲁迅是在这场论争中充分明确并基本完成了他的(左翼)文学政治立场站位。鲁迅晚年(上海时期)的全面“左倾”就此正式开幕亮相登场。

究其缘由，鲁迅是“文学革命”的主要代表，仅此就足以成为革命文学的“敌人”。在革命文学者看来，五四前后的文学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范畴的文学运动，是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学运动，在美学上是以欧化文学为趣味和标准的文学运动。也就是说，文学革命缺乏的是阶级论、阶级斗争和阶级立场的文学价值观，即缺乏的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内涵的思想武装与政治立场，缺乏的是无产阶级的创造主体地位，缺乏的是无产阶级、社会底层劳动者的文学语言和形式美学。从阶级政治上看，有必要、也必须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运动对其进行理论批判和地位颠覆，将文学和意识形态权力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到无产阶级手里。概言之，革命文学意味着五四新文学革命运动后在文学领域中的一场更加先进而彻底的政治革命。这场革命最后的诉求也就是实质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这场革命的策略和手段之一，就是要全面清算(五四)文学革命的代表人物的思想、立场、人格、文学形象，当然包括其作品，清算(五四)文学革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于是，鲁迅必然成为1928年勃兴而起的革命文学浪潮的首要对立面。而且，革命文学的发端及成功，批判鲁迅之流的文学革命“遗老遗少”最堪当现实政治革命的成色和强度的检验标志。

关于革命文学的兴起及与鲁迅的论争过程评述，大致可以简括如下：1927年国共两党破裂后，中国革命和现代国家政治斗争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的独立领导地位和力量组织尤显重要。文学界的创造社、太阳社作家汇聚上海，包括郭沫若、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蒋光慈、钱杏邨、阳翰笙等，酝酿用文学运动进行政治斗争。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外，他们受到了苏联、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直接影响，遂从1928年年初开始在《创造月刊》《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杂志上，展开了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大规模倡导。与此同时的一个相关背景是，因大批文化界、知识界人士纷纷汇集到了上海，形成了一个文化中心南移的局面。由此上海的媒体传播业态一度异常活跃，刺激也鼓励了异见交流交锋、话语权影响力争夺、商业市场利益博弈的复杂竞争生态环境的形成。对照革命文学论争后，有关各方阵营人员在1930年再度政治分化走向，犹可见出革命文学论争时期的相对淆杂混乱而表现激烈的政治生态面貌。

狭义地看当时发表的革命文学观文章，主要有郭沫若的《英雄树》《留声机器的回音》《桌子的跳舞》《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全部的批判之必要》，郑伯奇的《文坛的五月》，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蒋光慈的《关于革命文学》，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钱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基本观点认为，无产阶级已经成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阶级观念主导的意识形态尤其是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应该成为现在文学运动的领导力量。革命文学就是“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斗争的文学”。要求作家“努力获得阶级意识”，“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文学创作则“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显然，革命文学的倡导是在国共破裂大革命失败后接续在文化领域展开的一场自觉的政治革命运动，诉求表现为文化领导权的争夺。这就在文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不同倾向的观点讨论在各层面一度形成激烈的争论。特别是，革命文学理论包括倡导者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理论水平毕竟相当有限，还明显有着(极“左”)极端倾向，包括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现状的认识并不准确。在革命文学理论的阐释上，过于夸张了社会政治功能，视文艺为政治宣传，将政治立场问题简单替代了思想的改造和文艺的特性，简单片面地低估甚至否定了“五四”新文学的历史成就和地位，还把激烈批判的锋芒主要针对了鲁迅、茅盾等新文学代表性作家。所谓“死去了的阿Q时代”云云，既是针对鲁迅、五四新文学的文学价值批评，深层次还是对于中国发展实况和政治现实的一种社会性质判断。可以认为革命文学的倡导是在发动一场全面的意识形态运动，而其运动方式在我看来有点类似文学革命时期《新青年》策划的“王敬轩双簧戏”——正面的积极建设固然重要，同时也需要发动一场战争：必须明确、确立敌人的具体存在；谁是敌人?在舆论战中打败、消灭之。只是革命文学的姿态相比《新青年》同人们更加决绝果敢，无须也不屑于借助引蛇出洞之类的曲折激将手段，直接叫阵开骂对决，大有舍我其谁、革命一尊的架势。由此引发了文学界、同人群体之间历时逾一年的激烈论争。卷入论争的刊物除创造社、太阳社阵营的之外，还有如《语丝》《新月》这样色彩完全不同的文学和文化群体的刊物。可见泛滥波及之广。(相关资料最早有李何林编辑的《中国文艺论战》一书出版，较新的汇集有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现代室编辑出版的《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下)》，近年文章有乔丽华的《革命文学论争中的“语丝”阵营》等，对此都有收集、梳理和考订。还有资料统计，当时发表的有关文章达350多篇，参与报刊有150多种。百度学术统计的涉及革命文学论争的研究文章近7万篇。)

发表在1918年5月15日4卷5号《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记》，现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

从鲁迅的立场和观点来看，他非但不反对革命文学的倡导，而且明确肯定了革命文学的意义和价值，甚至不完全反对革命文学出于功利目的而对文学功能的某种强调。但他认为不能轻视和抹杀文艺特征的重要性，对于五四文学革命的评价也须有全面正确的历史认知和判断。(《文艺与革命》《“醉眼”中的朦胧》《文学的阶级性》《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等)最令鲁迅反感的或许是革命文学倡导者一方面理论的简单、肤浅，同时却又自大自居于革命者的唯我独尊的“正确”领导姿态，真可谓浅薄而坚定的自信所流露出的傲慢与张狂。鲁迅是经历过晚清革命至今的“老革命”，虽然当时并未参与、加入左翼党派活动，但他对于中国革命现实的洞见和经验都要比年轻的共产党人深刻、丰厚得多。对于世界观和立场转变的艰巨和痛苦的过程，鲁迅有着自身的深刻内省和拷问。革命文学论争不仅发生在鲁迅周围，发生在他和革命文学论者之间，更重要的是还发生在鲁迅自己的思想意识中，发生在他的情感心理世界中。后者即鲁迅的思想和情感中的革命文学运动，是我们现在观察和研究鲁迅最该重视的一个方面。从文学革命的《狂人日记》开始，鲁迅就自觉成为文化上的“戴罪之身”，需要思想启蒙来洗涤血液中的“吃人”原罪。同样，革命文学的挑战，阶级政治的革命风暴依然促使鲁迅反躬自省，进行自我政治洗涤。这是一个更加痛苦和彻底的重新建立自我文化认知和政治认知的过程。这也是鲁迅在革命文学论争中深入内省、深刻思考作为革命文学主体的自我定位过程。作为一种印证，也最能显出鲁迅的政治倾向和立场的是，在与革命文学主张的反对者的论争中，鲁迅明确站在了革命文学的基本立场上，并与之呼应回击了对于革命文学的政治攻击和“抹黑”。从思想发展历程上看，这其实是他广州思想政治化的一种继续，是他思想左倾发展的一种价值观立场选择。也可以说这是鲁迅思想的一种自觉表现，所以他才能在与革命文学论者，激烈争论的过程中及其后，既成为左翼文学的同盟者甚至成为旗帜和领袖，也完善、完成了自身的理论修养经验和观念立场的再次确立。否则，鲁迅和左联、左翼文学运动就不会紧接着发生如此直接、紧密的联系。革命文学论争成为鲁迅进入20世纪30年代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及其自身充满了政治漩涡和丰富性面向的写作生涯的一个铺垫和契机。

因此，从鲁迅生平和思想的完整历程中判断，我想这样说，广州的鲁迅经验加速了他的政治化，鲁迅在广州内蓄了强烈的政治性动能，成为政治意义上的鲁迅得以形成的一个转折点。1928年上海鲁迅遭遇的革命文学论争，则成为政治鲁迅最终成形的一个催化剂。我们从鲁迅1928、1929、1930年日记书账中可以一目了然，尤其是与1927年及以前的不同书目构成。鲁迅的知识结构、思想资源、立场倾向等整体性的方面，都进行了一个自觉的重新建构过程。这足以确证1930年鲁迅的政治性选择的合理性，这才能使鲁迅走向左联的事实可以被理解。

1927年8月19日，鲁迅与许广平摄于广州西关

前排左起：何春才，鲁迅

后排左起：许广平，廖立峨

统观这一时期的前后时段，作为时代背景的国民革命席卷全国，声势浩大，在现代中国史上的政治意义极为重要。政党政治、国共合作、中共领导地位的独立和自觉、土地革命、国家权力和政权易手等，都与之直接关联、甚至构成主要因果关系。可能也是辛亥革命、袁氏帝制败亡后再次撼动国家政权的一场政治革命。但鲁迅的实际(被)卷入并不深。特别是联系、对照上海鲁迅，消极面上可知鲁迅也是被动卷入革命文学论争(运动)，他并没有主动介入实际政治包括政党意识形态运动；直到1920～1930年代之交，经由革命文学洗礼，积极面上看鲁迅才完成了现代左翼政治站位，有了左联的加入。所以，统观国民革命、革命文学对于鲁迅的前后影响(1926-1930)，可知此前的国民革命与鲁迅彼此均未产生很深入的实际关联或促使其发生自觉的政治卷入。现代政治之于鲁迅仍未真正发生；1926-1927年鲁迅主要还在(宗法关系为基础的)传统士人政治的基本观念立场和行为方式范畴内铺垫、酝酿着现代(政治)革命的可能性。革命文学运动(1928年后)才是鲁迅政治转向、定向站位立场的主因。

鲁迅绝不是一个以政治为虚妄的人，虽然他经历过虚妄的政治、看透过政治的虚妄，相反，他是一个具有坚定政治性的文学家。他要寻求和加入的是反抗虚妄的政治。政治的意义及思考超越了单纯的启蒙或一般所谓的希望或绝望的笼罩。只不过鲁迅的表现特点是，他一生都在求证、获得文学的政治性，建立自己的政治性文学。这在写作文体上的最大特征无疑就是他的杂文。可以说寻求并确立自己政治性的过程，贯穿于日本时期反清排满的鲁迅直到上海时期投身左翼文学运动的鲁迅的整个人生。这也是他晚年的写作越来越具有普遍、浓厚、敏锐的政治性的原因。当然很明显，晚年鲁迅认同的主要是左翼和共产党、共产主义的政治。

对于革命文学论争及其影响于鲁迅的关键点，中外学者都有不少论说，观点有分歧，但基本事实其实很明了：鲁迅从此不可逆转地倾向于、站位于左翼了。而且，鲁迅的“左倾”、左翼站位并没有因其在左翼阵营中的后续论争和矛盾冲突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鲁迅政治站位的明确立场和由此而生的思想复杂性表现，学理分析可以各异，但无妨于共同构成了有关1930年鲁迅的一个常识性判断。这一认识和判断，在我个人，显然已经不同于年轻时候因偏激而生出勉强的简单看法了；也绝非简单回到或重复鲁迅晚年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传统观点。观点的表达看来简单，思想的经历则颇有曲折。目前看，这还是一个可以再作探讨的问题。

概括一下革命文学论争及与鲁迅相关的影响，我想着重强调几点，一是革命文学的倡导具有当下国际背景，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潮对于中国文学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直接影响；二是充分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学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领导权的地位；三是从此开创了理论化、组织形态、斗争方式的左翼、无产阶级文学文化运动模式；四是以鲁迅为标志，特别是因为鲁迅的坚定“左转”，促成和建立了左翼文学、无产阶级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历史维系，这意味着左翼文学、无产阶级文学成为文学史的主流。

最后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应该着重一说。从革命文学及相关论争卷入的媒体数量看，这无疑是一场明显的社会席卷规模的重大传播事件，绝不只是一次文坛骂战现象，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领域范畴，实际已经具有了社会政治事件的性质。也许论战之勃兴、延展在主观上涉及话语权的争夺、发声或存在感，而在客观上已经产生了助力、推升革命文学和马克思主义观念在中国社会和意识形态领域影响力的巨大作用。广而言之，左翼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是由重要的、一连串的传播事件所进行和完成的。这与19—20世纪之交由传播铸成、推动了新文化启蒙运动的过程几乎完全一样。但左翼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更具有强大、系统的(国际国内)组织力量和政党力量的直接策划与协调推进。鲁迅一度不期而然地被置于这一切的中心位置。他的强大在于很快就驾驭了原本极为被动的个人处境，反而成为革命文学的主要领袖人物。

1904年4月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读书，摄于日本东京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条鲁迅人生进途的时间聚焦逻辑：鲁迅加入左联的行动和事实，在其个人史、文学史乃至革命史上的标志意义都极为重要而显著，那相当于就是他的1930年的“狂人日记”。稍前，内山书店成为鲁迅的“上海日本”，我看是相当于他的“二次留日”。世纪初一次留日，鲁迅完成的知识构造奠定了他的启蒙世界观；20年代末到30年代前期的内山书店“二次留日”，完成的是鲁迅的以俄国革命、日共的实践与探索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国际左翼、共产主义思想和阶级政治论为核心的知识重构，这明确了他的政治立场站位，最终完成了他的世界观(特别是人生观和政治观)“定向”。略再早些，主要来自日本(思想资源)、爆发于上海(传播中心)的“革命文学”，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结构性生成(应该把“革命文学”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生态和动力机制的一种历史新创)；后期创造社表述的政治诉求(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宣示了政治和社会的理想目标，也是一种绝对价值)，不同于鲁迅表述的文学姿态(不断革命的政治、永恒价值的文学，预示了言说方式和未来预期的某种有限性及不确定性)。但这一切都无碍于新文学以来首次诞生了文学的政治共同体(左联)。而且，在我个人的观点上，分明可以清理出五四(新文学—启蒙文学)、经由革命文学(创造社—鲁迅—左联)、延安文学到达社会主义中国文学(国家文学)的历史轨迹。(有关“国家文学”的论述，请另见我的其他文章，这里不做赘述。)

也是在论争期间，鲁迅和郁达夫联合创办了《奔流》月刊。按照两位主持人的说法，《奔流》主要发表“关于文艺的主张、翻译，以及介绍”，主旨其实就是推广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鲁迅)；“用意是想介绍一些真正的革命文艺的理论和作品”(郁达夫)。一般而言，鲁迅也是在这份自办的《奔流》刊物上首先集中以翻译的方式开始了苏联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接受与研究。鲁迅翻译的《苏俄的文艺政策》就发表在《奔流》上。1929年出版了《壁下译丛》，鲁迅翻译有《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日本片上伸著)、《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苏联卢那察尔斯基著)以及普列汉诺夫等的论著。很显然，在鲁迅的办刊、翻译、写作等文化活动中，都可以看出革命文学论争\运动的实际影响。鲁迅所说的“科学的艺术论”，指的主要就是包括苏联、日本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他是《科学的艺术论丛书》的主要参与者和编译者之一。鲁迅早年的启蒙思想资源取用的路径和方法是“拿来主义”，中老年时期他的革命文学论资源同样也是一种“拿来主义”。但后者的主体性思考和资源取舍选择的动机、目标，显然都要比前者自觉、明确和深刻得多。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的立场及理论意义辨识，成为后者的主要价值考量因素。

《奔流》1928年6月20日创刊于上海，次年12月停刊。月刊，共出版15卷。鲁迅｀郁达夫主编。该刊着重介绍苏俄、欧美等国作家的优秀作品和文艺理论，注重培养新生作家。图为《奔流》创刊号。

宽广一点看，如果说革命文学论争的发生具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鲜明色彩和特定背景，那么鲁迅的思想政治转向也同样契合着这个时代的国际背景和世界潮流。而且，鲁迅的翻译和论述的独特性，因其个人突出的文学性经验和亲历的中国革命实践，表现为更具独立思考特征的一种表达方式。也可以说，鲁迅代表和标志的中国革命文学理论的思想高度及其丰富性意义，深入进了国际背景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的论述核心。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在国际左翼思潮的宏观视域中，沿着马克思主义(文学)意识形态的发展脉络，认识和评估包括鲁迅在内的中国革命文学论述的独特性和独创性，特别是其中的中国经验和理论贡献。我们从《而已集》(1927年)、《三闲集》(1927、1928、1929年)所收年度文章里，可以清晰见出鲁迅展开的中国革命文学论述的基本形态和核心观念。如此一直接续进入了1930年的《二心集》等。鲁迅的左翼新形象面目越来越清晰和确定了，同时他在左翼内部发生的论争和冲突现象，也越来越成为一个突出问题。有时，多少会令人不安，或为难吧。

位于虹口区多伦路的左联纪念馆

生平简谱

1929年9月27日，周海婴出生。

1930年元旦，和冯雪峰合编《萌芽月刊》创刊。2月中旬，列名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并参加了成立大会。3月2日，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当选常务委员；发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演讲。3月19日—4月19日，离寓避祸。4月中旬，左联《巴尔底山》旬刊创刊，列名基本成员。计划编译出版《现代文艺丛书》，译介苏联文学。4到6月间，译毕并出版苏联文艺政策汇编《文艺政策》。5月，与中共领导人李立三会面。9月17日，出席左联发起的鲁迅五十寿辰纪念会。年内译出苏联作家作品多种。

文学传述

1929年，鲁迅个人和家庭生活中的大事，应该莫过于儿子周海婴的出生。据鲁迅自述，海婴之名取自上海出生的婴儿之意，看来也无其他深意。还有，他后来说，许广平的怀孕和海婴的出生，是不小心避孕失败而导致的结果，自己本来并没有生养小孩的打算。还可补充一说的是，鲁迅晚年和年轻朋友谈避孕，称自己一向使用自然避孕法，少有失败的，怀上海婴算是一次失败。即便如此，鲁迅因此做了父亲，且是“老”来得子，总该是高兴的吧。现在他可以按照自己十年前的名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来践行自己的父亲之道了。抑或更多反顾省察《五猖会》《父亲的病》中的父道?再度警示警醒《二十四孝图》《琐记》中所谓人伦亲情的非人性?父道孝道人道，种种难言的郁愤、痛楚和欢愉，都已经刻入了鲁迅的生命，不待详述。

鲁迅50岁生辰全家合影（1930年）

相对于个人私域的社会公共层面，鲁迅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他终于标志性地完成了从“左倾”到左翼最后归之左联的文学政治转向。我一再强调，这是一个确立政治立场的过程。如果说1929年延续了去年的革命文学论争，在鲁迅已经有了一些系统清理自身思想立场的具体成果。体现在他的文学实践上的就是他的一系列翻译。包括前述的苏联卢那察尔斯基以及普列汉诺夫等的著述。鲁迅的理论“补课”已经基本完成。我想可以重申一下，20世纪20年代末苏俄的社会主义文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汲取，对于鲁迅的意义，有点近似留日时期的学习近代西方思想，两者都具有世界观、价值观的基本构造作用。于是，进入了1930年，就是鲁迅的“左联”时期了。

这里要约略明确或区分一下我之所谓“左倾”、左翼、左联的概念。一般来说，“左倾”并不一定含有政治和政党的(阶级)立场站位，相对倾向于一般社会基本利益的价值立场，主要体现一种政治倾向态度，大多是一种批判现实的激进态度，与主观自觉意义上的政党政治立场选择有明显区别，也与政党政治的功利价值观无必然(因果)联系。左翼则是一种自觉的政治立场站位，是政党政治的自觉而有机的组成部分，在观念(意识形态)和组织层面上都有政党政治的明确归属，强调的是政党政治的组织属性，换言之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所属组织(部分)。左联完全就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一个特定、具体的政治和文艺的团体组织，是具有明确政治立场、政治领导和政治目标的文艺组织，其领导核心就是左联内部的党团组织机构(成员)，所有文艺活动和重大决策都必须遵循、服从党的统一和绝对的领导与部署。党的权威和权力在左联组织中至高无上。“党的文艺”观念是左联组织文艺活动的政治核心和灵魂。事实是左联选择了鲁迅，鲁迅也加入了左联，鲁迅甚至还可说就是左联的创始人之一。但鲁迅又不在党内，这使左联成为政治鲁迅和鲁迅文学政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长期性考验，直到鲁迅去世。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正式成立。此前一年，冯雪峰等就和鲁迅一起商筹左翼作家联盟组织。新年伊始，与冯雪峰合编的《萌芽月刊》创刊。创刊后的第3期，《萌芽月刊》成为左联机关刊物。鲁迅连续在该刊发表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这一时期集中体现其思想和立场特征的代表性文章，它们也是后来被视为鲁迅一生中最为重要、最为著名也最具影响力的文章之一。鲁迅和新月派同人的论战，也在此全面展开。此外，鲁迅还译介了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小说名作《毁灭》等。当然，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发言文章《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同样发表在《萌芽月刊》上。此文成为中国左翼文学史上的一份标志性文献。

“左联”成立大会旧址（原中华艺术大学旧址）照片（原窦乐安路233号，现多伦路201弄2号）

《意见》的双重倾向和所指应该是比较明显的。既是对当下左翼文学的一种基本看法和见解，同时也就不能不含有鲁迅对于近两年来的革命文学论争经验的反思和批评，有些言外之意可谓意味深长，内涵并不一般。《意见》开门见山就推出了振聋发聩之论，“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鲁迅接下的自问自答，显示并非故作耸人听闻的惊人之论。他对此已有着成熟的思考和判断。他说，如果脱离实际的社会斗争，空言激烈的“左”的口号，高谈彻底的“主义”之类，一定是毫不足靠，最易右倾。第二，不明白革命的实际苦痛和残酷，革命建设的艰辛和困难，浪漫谛克幻想的革命者一定会陷入失落绝望的困境，甚至成为革命的“反动者”。第三，一切文学者，包括革命文学者，都没有拥有特权的资格和地位，不能成为凌驾于社会大众和劳动阶级之上的特权阶层。自居于劳动阶级之上的知识阶级，一旦在现实中碰壁失败，也会很容易变成为“右翼”。以上三点，几乎就是针对革命文学论者的直接批评和警告提醒。而且预言性地昭示了未来社会主义时期中国文学的主体性问题、意识形态建设、作家创作实践问题等。革命文学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必须身体力行投身直接的革命实践，必须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重建阶级立场，这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左翼革命文学者，否则就会极易走向反面的右翼。可以说，这也是近几年间鲁迅积极自觉地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和苏联文艺理论所获得并形成的系统性革命文学论的核心要旨。所谓科学的艺术论依托的是鲁迅的人生和文学的实践经验，使他能够较为成熟、全面地表达出自己相对完整、系统的阶级论文学政治观和革命文学观。革命文学论争对于左翼\左联鲁迅的诞生，实在是有着显著而巨大的催生作用。以《意见》为主要标志，鲁迅已经成为一个有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武装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者。不仅如此，他首先是一个广义的左翼文学写作者和左翼文学实践者。

《意见》的后半段是对左联革命文学运动开展的几点期待。第一是必须坚持坚定韧性的斗争意志，不可有所小成就故步自封中止前进，必须坚持终极目标和理想的不断追求。不断革命、彻底革命的精神成为鲁迅革命文学的阶级论思考的一种基本观念体现和思维方式。他说：“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它跟着无产阶级的社会的势力的成长而成长，在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很低的时候，无产文学的文坛地位反而很高，这只是证明无产文学者离开了无产阶级，回到旧社会去罢了。”这段话的深刻性在于，鲁迅清晰地说出了革命文学从属于无产阶级整体社会地位和阶级利益的根本关系。并且，这也是检验革命文学的政治性质的一个试金石。脱离无产阶级整体社会地位和阶级利益的所谓革命文学，实质上只能是堕落轮回的旧文学。第二是必须扩大斗争的战线和范围，与旧文学展开全面的斗争，而非仅是革命文学自身的内讧。鲁迅强调的既是斗争的策略，也是斗争的战略。革命文学要夺取的是意识形态的全面话语权，而不是争夺同一阵营内部谁是正确的代表或一尊的地位。第三应该养成革命文学的新势力、新战士，并且用努力持久的韧性精神创造出革命文学的新实绩。鲁迅反对的是浅尝辄止、满足于既得利益的“空头文学家”。这产生不了真正有力量的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第四，鲁迅尤为尖锐地指出，只有共识认同的目标和理想才是革命文学共同体(联合战线)的“必要条件”，必须将“工农大众”的利益目标当作革命文学联合战线的核心价值，以此为纽带结成联合和统一，坚决杜绝盲目或小团体、个人利益的作祟影响。显然，鲁迅所说种种都是有针对性地防止左联重蹈革命文学论争发起者的覆辙。这也是更高意义上的左翼文学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体现。作为曾经的革命文学论敌的鲁迅，在左联成立之时倒是给革命文学者上了一堂革命文学理论和正确政治立场的“党课”。

《鲁迅在左联大会上讲话》陈逸飞 油画作品

在脱胎于传统文学趣味、转型为启蒙文学、个人主义文学直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演变道路上，鲁迅最终建立了自己的根本立场和价值观。文学的价值观和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形成了一个利益相关的共同体。加入左联，意味着鲁迅完成了自己的政治站位立场选择。此后，无产阶级文学共同体内部及其共同利益的歧义论争和斗争，成为鲁迅生命最后阶段的文学、思想和精神人格的重要表达方式。多少渴望和期待、痛楚和隐忍，都在其中，也多不可示人。只是鲁迅道路的主流和基本面向，已经到此完成了他最后的定型。他的痛楚，也就成为他所投身的革命政治的代价。有关鲁迅晚年的分析和研究，在政治和文学的范畴上，都具有了特别复杂的意义，其中的思想和学术的价值，需要自由而从容的语境才能充分探讨。在我个人的能力所及范围内，也是到此并未完成。或许未来还会写一本《上海鲁迅：在政治和文学的湍流中》，就从鲁迅的南下之旅说起，经广州到上海、定居上海，直到去世。走向政治、左翼文学的道路，显然是鲁迅离开北方之后的主要航道，并全程贯穿到了他的晚年和生命的终止。其中的关键是鲁迅如何调适、修正自己个人与左翼政治的关系，如何坚持、捍卫着左翼文学的文学品质及其意识形态性包括其中的政治核心价值实现。上海的鲁迅晚年示范了一种个人色彩和特质的左翼文学实践方式，成为中国现代无产阶级文学发展的一种特殊经验和历史遗产。

 1928年3月16日，鲁迅在上海景云里寓所 

当然还须认识到一个客观事实，鲁迅并没有来得及面对和思考左翼政治获得国家权力后的问题。左翼(政党)成为国家主流权力后将产生什么问题?我们后来发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建设的实践和挑战诸问题，这是鲁迅没有充分或现实条件真正深入思考的问题。鲁迅面对、倾向、参与的是批判和革命的左翼，是遭遇权力的迫害和杀戮的左翼，他站位的是这种对峙和反抗主流权力的左翼。延伸到较长时段看，在中国现代历史语境中，鲁迅的政治思考遗产因其前置条件的自然限制，实际价值仍有所限，不宜过度放大。

从文学和学术层面看，五四新文学后的广义左翼文学直到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文学，其中的(政治)丰富性确实还有待挖掘和呈现。若干年前开始迄今未绝的左右之争、之论，从最初表面的激烈到后来潜流的分歧或模糊，连动机都变得分裂、暧昧或可疑了。但后果最大的影响之一，还是对立场的自觉或被迫的选择，感性或直觉的认知态度在很大程度上相对减弱了对于左右政治实践、经验和理论的冷静、从容的考虑。如果最低限度上，左右之争能以极端方式提醒中立学术立场探讨问题价值的重要性，也许仍会带来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生面。至少避免使得文学和学术只能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正确论证而已。回到常识看，文学和学术最该进行的恰是思想的质疑或再思考。但同时，文学和学术也并不预设特定的反对立场，并不预设反政治正确。尤其是文学的方式，是在以独特的、可能还是内在的矛盾方式表达政治，甚至不惜自我对立，达成一种不确定性的政治(表达方式)。所以，文学常会在(政治)现实中付出始料未及的代价，这几乎就是一种必然的规律。鲁迅文学即如此。鲁迅论文学与政治的权力关系，认为现实中后者总会打压且战胜前者，但最终前者才是获胜者，因两者的价值实现目标不同；文学最终指向的是普遍性、超越性、非功利性的目标。文学不需要也不预设自我颠覆的使命。而后者(政治)的动力在于不断地革命，为了革命的目标，必须功利性地自证正确，在历史流程中必然会爆发自身内部存在着的自我更新、更生的斗争，同时也就包括艰难、残酷的自我否定甚至毁灭。这是鲁迅作为一个伟大文学者的深刻政治思考和逻辑勾勒。限于个人能力，我只能粗浅地认为，左右之争或政治、党派站位的学术功能，应该是有效地帮助我们进一步打开和提升思考的丰富性、开放性，警惕政治封闭的极化和固化，兼收并蓄人类文化的历史积淀和精神成果。学术政治有其原则性、底线性，每个时代的学术都会有政治后果。倒不必在乎一时的起伏进退，历史或人文学术有内在系统的调节功能，治乱也罢，钟摆也罢，只是需要时间。这就是历史，也是现实。鲁迅既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也是一个历史主义者。他能看清政治及与文学的关系，选择了具有政治倾向和站位的文学事业立场的坚守。

生平简谱

1931年1月20日—2月28日，离寓避祸(因柔石等此前被捕)。4月下旬，和冯雪峰编定《前哨》创刊号，发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同时，应史沫特莱约请，为美国刊物作《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8月中旬，邀请日本专家为中国青年美术家讲授木刻技法，并自任翻译。12月中旬，主编左联刊物《十字街头》创刊。

1936年10月8日，鲁迅在第二届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上，左起为青年木刻家：黄新波、曹白、白危、陈烟桥

1932年1月30日—3月19日，因“一·二八”战事威胁，离寓多处避祸。4月下旬，编定《三闲集》《二心集》。11月中下旬，北京探亲。北京期间，演讲多次。本月接待瞿秋白夫妇来寓避难。12月中旬，编定《两地书》，次年4月出版。

1933年1月6日，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议，后任上海分会执行委员。2月17日，参加宋庆龄寓所的欢迎英国作家萧伯纳的午餐会。4月11日，迁居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直到去世。7月，瞿秋白编选作序的《鲁迅杂感选集》出版。10月，出版《伪自由书》。年底，编定《南腔北调集》。

1934年3月，出版所编苏联版画集《引玉集》；为青年木刻家的《无名木刻集》作序等。7月中旬，编定中国木刻选集《木刻纪程》。8月上旬，主编《译文》月刊创刊。8月23日—9月18日，离寓避祸。8月，创作历史小说《非攻》。10月，因《二心集》被审查删除多篇，删存部分篇什改名为《拾零集》出版。12月，《准风月谈》出版；和郑振铎合作印行《十竹斋笺谱》。前后几年里的各种译作、编译、编辑出版甚多。

1935年2月中旬，始译果戈理《死魂灵》，陆续发表出版。5月，《集外集》出版(杨霁云编，鲁迅校订作序)。6月，日本佐藤春夫和增田涉合译的《鲁迅选集》在日本出版。8月，所译高尔基《俄罗斯的童话》出版。9月，编定所译契诃夫小说集《坏孩子和别的奇闻》(次年出版)。《门外文谈》出版。10月，为纪念瞿秋白始编辑其译文集《海上述林》。11月末，完成历史小说《理水》。莫斯科传来解散左联的消息。12月，编定《花边文学》(次年6月出版)；创作完成并编定《故事新编》(次年1月出版)。编辑《集外集拾遗》《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

1936年1月，合作编辑的《海燕》月刊出版。2月，续译《死魂灵》。6月，参与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9月20日，参与联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10月上旬，参观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17日，未完绝笔之作《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19日，病逝于寓所。终年56岁。

 1936年10月19日晨5时25分，鲁迅在上海逝世 

文学传述

上海鲁迅，或者说鲁迅晚年的主流面向，在他的生平简谱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也许我用瞿秋白(1899—1935)编选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的说法来概括鲁迅最后的主要思想和立场归属会最有说服力；其时鲁迅还活着，瞿还是鲁的最亲密朋友之一。瞿秋白是为鲁迅的杂文集写序，主旨当然在于评价鲁迅杂文的贡献和地位，他的评价尤其重在历史文化和社会政治的层面。但在这对于杂文的评价背后，瞿秋白非常明显地是在勾勒和评价鲁迅的人生、思想的历程与变迁，尤其重在对鲁迅政治立场、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历史转型发展的评价。杂文其实是鲁迅社会政治立场的文学性写作方式和表达方式。也就是说，从杂文文体中应该看出的是作为“革命的作家”鲁迅的“杂文政治”和“人生政治”的多重内涵。瞿秋白如此评述和概括：

鲁迅在最近十五年来，断断续续的写过许多论文和杂感，尤其是杂感来得多。于是有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杂感专家”。“专”在“杂”里者，显然含有鄙视的意思。可是，正因为一些蚊子苍蝇讨厌他的杂感，这种文体就证明了自己的战斗的意义。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 (feuilleton)。……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不但这样，这里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词。

……鲁迅是莱谟斯，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谛克的革命家的诤友!他从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怀抱。

鲁迅和当时的早期革命家，同样背着士大夫阶级和宗法社会的过去。但是，他不但很早就研究过自然科学和当时科学上的最高发展阶级。而且他和农民群众有比较巩固的联系。他的士大夫家庭的败落，使他在儿童时代混进了野孩子的群里，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这使得他真象吃了狼的奶汁似的，得到了那种“野兽性”。……他从绅士阶级出来，他深刻地感觉到一切种种士大夫的卑劣，丑恶和虚伪。他不惭愧自己是私生子，他诅咒自己的过去，他竭力的要肃清这个肮脏的旧茅厕。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大家都不免要想做青年的新的导师；而诚实的愿意做一个“革命军马前卒”的，却是鲁迅。

……新兴阶级的文艺思想，往往经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的转变，而开始形成起来，然后逐渐的动员劳动民众和工人之中的新的力量。集中新的队伍，克服过去的“因袭的重担”，同时，扩大同路人的阵线。

……这时期有争论和纠葛转变到原则和理论的研究，真正革命文艺学说的介绍，那正是革命普洛文学的新的生命的产生。而还有人说，那是鲁迅“投降”了。现在看来，这种小市民的虚荣心，这种“剥削别人的自尊心”的态度，实在天真得可笑。

……鲁迅现在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学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三闲事》：《序言》)……

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他终于宣告：“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无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二心集》：《序言》)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着眼于世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背景，在中国近代政治革命的历史流变中，从阶级论的思想坐标定位和阐释鲁迅的世界观、人生道路的演变，这是瞿秋白序言的行文主干。序文写于1933年4月。也在此前后，鲁迅以前人名句书赠了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可证两人相知相得之深。我想强调的是，通过瞿秋白的激情序文，我们可以确认鲁迅对于自己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自觉意识及坚定态度。这也就是我一再说的鲁迅思想发展的主流面和宏观面。

鲁迅书赠瞿秋白联

同时，通过瞿秋白的序文也可以看出，瞿是非常重视鲁迅人生和思想历程中的个人经验性和实践性意义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问题绝非只主要取决于理论性认知的动因。否则就很容易陷进教条主义的泥淖陷阱。从常识可以明白，理论并不能圆满解决或回答全部的实践问题，我们所面对的鲁迅晚年的复杂性并没有也不会就此消失。也许，矛盾性、冲突性的种种不圆满、不统一、不和谐等，倒就此成为鲁迅晚年的更为敏感性或常态化的问题。

也就是说，瞿氏序言的重心和启示还在于，从文化层面的思想启蒙政治向社会革命层面的阶级论政治的转换转型过程中，明显看出鲁迅对于居于社会中上层、拥有文化特权、与权力勾搭、脱离基层底层民间社会生活实感实况的知识阶层、文化精英、上流人士包括昔日启蒙战友的失望、厌恶和极度不信任。他要完成的是自身始于五四时期(《新青年》分化)的一种持续性转型过程：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从知识分子到社会革命者、从思想启蒙到阶级斗争、从个人主义(自由)到普通社会民众和无产阶级解放的政治观念及其立场的转向转型。由此重建鲁迅的个人—阶级政治。这也是一种政治伦理立场。这一个人—阶级政治的核心，正与左翼政治重叠相合。与此同时，个人主义与阶级观念的对峙、互搏、消长、妥协或统一种种，成为鲁迅文学政治生活中的主要矛盾表现。

当然，面面俱到的讨论不是我这本书的方式。十分遗憾的是，鲁迅死得实在太早了。只是，鲁迅的生命过程显示了，他的生命价值包括其文化创造价值、思想创造价值，已经得到了非常充分的实现。他的早逝并不妨碍我们对于他的生命价值的整体性体认和评价。那么，作为一个作家和文学家，鲁迅留下的遗产，一般看来最突出的，除了小说，应该就是杂文了。最后，我也就来再谈谈杂文，鲁迅的杂文。同样，我并不想一般地泛论杂文，我的方式是扼要谈谈有关鲁迅的杂文文体的创新性贡献，可能仅是姑妄言之的一点粗浅看法。

瞿秋白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鲁迅晚年(1935年年末至新年元旦)自己大略统计过他的杂文写作量：“今天我自己查勘了一下：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这段引文是很有名的。即便有人不怀好意地在贬义上称鲁迅为“杂文家”，其实也是对鲁迅杂文写作及地位的一种认定了。

鲁迅是中国现代杂文写作中的典范作家，也是最早以杂文为业、以杂文成名、以杂文奠定地位的典范作家。鲁迅杂文一般可追溯到《新青年》的“随感录”。可见最早的杂文或说杂感，只是《新青年》的一个栏目名称，没什么可以过多阐释的，况且并非只有鲁迅一人才是“随感录”的作者。但此后在新文学的写作中将这一文体持之以恒、发扬光大的作者，当推鲁迅为最著，也最有影响力，并且也是鲁迅才使杂文成为新文学的一种成熟、独立的写作文体。如上述，鲁迅晚年自述，随着写作时间的推移，他的后期杂文数量远要比前期多得多。褒贬参半的杂文家之名，含义歧见。但在鲁迅，他最终是要把杂文抬进文苑的。鲁迅坚信，杂文是一种文学写作，既非政治宣传，也非私人攻讦，尤其是批判性的杂文，其义乃在公仇公义，同时不失为文体的新创。也可以说，从现象上看，鲁迅杂文已经把这一文体的文学性发挥到了极致，同时杂文的文体边界也拓展到了几乎无限性的程度。这给了我一点谈论杂文的启发。

鲁迅左联期间所作杂文的结集

先从简易的方面谈，但也不过主要只是提出一个疑问而已。杂文是一种文学文体吗?我提出这个问题并不在意要求回答，可能我首先就回答不了。何谓文学文体首先就难回答。但不妨从反面思考，杂文算是文学文体的话，会导致什么后果?我们从鲁迅的杂文写作内容和形态来看，可以说完全无法确定其实际边界，毫无限制，甚至，连经验性的边界也没有。也就是说，鲁迅杂文是不存在任何确定性和经验性边界的。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一种文体的边界可以模糊到失去边界的话，这种文体就是一种以跨界为特征而不能以特定文体界定或命名的一种写作文体，也就是杂文的本性就是一种广义的文章体式而非特定或有限性的文体。如此，杂文可以是文学文体，但又绝不是文学文体可以概括、涵盖或命名的。换言之，杂文也可以不是文学文体。如果把杂文看作或定义为文学文体，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文学文体的边界将不复存在。这几乎等同于取消了文学文体的审美性和独立性的存在。而且，文学文体的有效性和确定性，就会从理论和学术范畴中几近消失，无可、无从讨论了。这种后果使我对杂文文体在完全意义上归属于文学范畴充满了疑虑和担忧。总觉得有点冒失。为什么不能把杂文视为文章一体，而一定要将之完全归属为文学文体呢?我以为在逻辑分析以外，也许我们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文学文体优越性的误区，强行或不自觉地把杂文完全划归文学范畴才算心安理得。其实，文学文体固有其特定优越性，但绝不是文体等级制观念合理化的理由。一般意义上，文体应该并无优劣高下，文质相合就是好文章、好作品。否则，非文学文体的文章岂不就会低人一等?这种文体歧视的态度和观念，侵害的其实是所有文体的写作，甚至也包括了杂文和文学的写作本身，它连累到杂文和文学失魂落魄，漫无边界，无所适从，最终丧失文体的基本价值归属和独立地位。满心期待的审美性评价也就跟着落空了。所以，我的看法是没有必要用文学文体来定义和评价杂文，仅视其为文章一体；有无文学性并不重要，但不妨碍杂文也可以是文学作品。将之引入对于鲁迅杂文的评价，我的结论是，鲁迅杂文新创、实践了一种崭新的文章体式，杂文同时扩展了文学性的表现方式，并对文学文体的内涵和外延产生了文体意义上的影响，文体和文学的观念与实践(也有可能)因此形成了文学史的创新突破。

进一步说，杂文对于鲁迅意味着什么?我也无意全面讨论鲁迅杂文的意义，仅从一点，从小说的角度来谈鲁迅的杂文特殊性。先直接抛出我的观点：某种意义上说，杂文是鲁迅小说的替代性文体，或替代性写作方式。

《且介亭杂文》 上海三闲书屋1937年初版影印版

刚说了杂文是文章一体，多以文学性为特征的文体之一，但不宜断然视之为完全意义上的文学文体(作品)，其文学性需要视具体作品而下判断。也就是说，杂文可以不是文学(文体)。文体边界的消失将导致杂文和文学的文体地位及文体价值的丧失。鲁迅杂文的意义在于，由此确定了他不仅是杂文宗师，同时也是文章大家、文学巨匠。后者意味着鲁迅使杂文具有了独立性(文体地位和价值)，也获得了文学性(成为文学史文体)。对此，我尝试简略提供一个具体的也许是并不成熟的理解和阐释的路径。

从文体兴起和创新的角度看，一般多将杂文的来路分为中国传统文体和域外舶来文体的两相杂糅而成，最终成就为中国新文学文体之一种。这种看法自然是很正确的说法，且从新文学早期开始就有了这一观点。大而论之，新文学的所有文体都可以视为中国传统文体和域外舶来文体的两相杂糅而成。新文学文体当然既非传统文体，更绝非外国文体，一定是中外古今文体的现代化、现代性的创新文体。杂文同样概莫能外。所以，时至今日的一切此类说法，宏观上正确，实已无此必要，其中的有效学术价值和理论创见性早已十分稀薄。只是循着这一思路，我觉得需要也可以有一种新的想法来具体聚焦对于杂文的观察视野。如我上述，如果主要将杂文视为文章一体，而不限于文学一体的话，再考虑到鲁迅乃是现代小说之学的治学大家和现代小说创作的开山大师，走进杂文的新路径也许就此隐约出现在了眼前——杂文何妨更近于来自中国的古代小说观念和小说实践的源头。

广义地、“低级下流”甚至不入流地理解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和小说实践的文化含义及地位，就能理解古代小说和现代杂文的历史血缘与文章亲缘关系了。何为小说?中国古代的传统主流观念一向是很分明的。不烦赘引文献，仅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寻章摘句，大致也能引出我的拙见。主要见于《史略》第一篇“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中的引文和鲁迅的看法。虽说最早的“饰小说以干县令”与后来的小说(近现代文学范畴的小说)根本有所不同，此小说非彼小说。其所指，实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但从文化隐含意义上说，这也使得后来的沿用小说一词(概念)不能不烙上了一种文化底层出身的身份痕迹。文化所指惯性也就是语言的约定俗成规律。小说的性质和范围不能不体现为一种向下的价值和地位流向。

1926年毛边版《中国小说史略》

1981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

一是文化等级的低下，这又含有道德地位的判断；二是言说方式(近似文体形式)的粗鄙无文。换言之，就是民间日常生活中的低俗之说吧。这可说是从内容思想到形式表达都对小说做出了价值低评(如果不说是负评的话)的引导和暗示。当后世沿用小说一词时，不能不考虑其既定语义的固有来源所指。这注定了小说的传统文化价值地位。《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著录十家，认为“可观者九家而已”，排斥了小说家。并且还对小说家进行了专门评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可见“小说家”的文化等级和政治等级，都很低下——但同时，也都有社会价值，至少代表了民间底层的粗鄙直言。汉唐之后，所谓小说的分类渐趋繁多，小说写作也随着“文学的自觉”而自觉——这就越来越近于后世、现代的小说范畴及形态了。同时，小说之学渐成专门专家之学。到了晚近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时期，域外西方的现代文学观念及小说形态一统天下，现代小说创作和小说研究(学术)包括鲁迅的《狂人日记》《中国小说史略》就成为中国文学启蒙的示范、经典之作了。

但这种文学观念、作品形态、小说价值观乃至学术标准的历史性转变，也就意味着最早的古代小说渐渐全面退出了后世、现代的文学范畴。又可谓此小说非彼小说也。中国古代小说的流变也就自成一脉、自成系谱的历史——文学正史里倒是找不见、没有小说的地位了。事情就是这么怪哉，一方面是小说全面发展成熟了，一方面则是小说固化了不入流的价值地位。这也为“文学革命”时代胡适重建中国文学史观的“白话文学正宗说”提供了纠正历史偏颇不公正的说辞。

但中国古代小说实际当然并未消失绝迹，只是分途变相发展了。远的不说，它在新文学里还魂附体在了鲁迅杂文上了。古代小说的现代流脉在新文学里明显分流二途，一是借助白话文学(小说)革命之势与域外(西方)现代小说合流而成新文学新小说文体，是之为现代小说；一是在含义、功能和方式上都近似复兴了中国古代小说之义而新创制出了杂文新文体。杂文，就是古代“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刍荛狂夫之议”的小说。现代杂文承袭的就是古代小说的社会批判功能和文体表达形式。当古代小说专业化发展成近现代小说后，古代小说之义之形也渐渐失落了自己曾经的生命体，几乎就沦为最为边缘化、非主流的亚文化写作。但这种文化和历史地位却也无形中强化、造就了它的批判性价值。所谓批判性近乎反主流价值的离经叛道，往往寄生在、托体于非正统的民间思想、民间文艺的形态中。作为主流正统思想和“高等”文体的对立面或参照系，小说的分途流变、分身赋形都完善或获得了自己的新生命，并一举在新文化新文学革命中，经一役而毕全功，成为新的文学正宗主流文体。其中，尤以杂文为最显著。

正如此，我倾向于认为，鲁迅杂文，特别是后期的杂文写作，某种意义上和他新文学高潮时期的小说写作如《呐喊》《彷徨》一样，殊途归一，都是一种小说\杂文的合体或变体写作——杂文即为古代的小说，古代小说复活在了现代的杂文中。换言之，杂文既是新创文体，又是古代小说的现代性回应——古代小说的性格品质汇入了世界现代文学观念及小说文体，融汇创制出了中国现代小说和文章新体即杂文。我以为这是鲁迅杂文的一个历史性贡献。至少有着文学史和语言表达文体(文章体制)上的双重贡献。小而言之，从中可以理解鲁迅后期渐渐放弃了写作现代小说的努力，因为杂文可以充分替代小说的功能——并且是超越了狭义、单纯的文学范畴和意义的更为直接有力的社会政治功能。

《呐喊》

《彷徨》

说到这里，另外有个想法也就冒出头来了。杂文的新创机制和它的最为强大、最为显著的文体功能有关，即杂文是最适宜用于笔战的一种现代报刊文体。与一般政论、议论或随笔、散文不同，杂文是一种以时论为旨趣、关涉社会利益、面向广泛人群的论说文，写法上集议论或散文的所有特性于一体，尤以当下社会关怀的具体批判性为主要表现特点，动机立场的倾向性十分鲜明，所以杂文的写作或广义的生产机制必然与社会问题、现实批判、思想论战有关，即杂文之作是有实际对象和具体论敌的。这就要求杂文必须以其社会价值的最大实现为传播目标。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对杂文的写作方式和表现技术的要求，即杂文必须注重文艺性的方式和技巧，文质并备兼美，以增强杂文的论说力。犹如瞿秋白说的鲁迅杂文：“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词。自然，这不能够代替创作，然而它的特点是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应社会上的日常事变。”概言之，这是杂文作为现代文体的兴起、成立的根本原因和社会基础，否则便难免会如孔子所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因此，论说鲁迅杂文的文体创造性贡献，尤须注重杂文的孕育、诞生、成长、成熟的社会文化机制作用——文艺性的笔战(社会批判)。

这也就意味着，杂文的成立当然与鲁迅有关，但鲁迅杂文的贡献不是他个人单面建立的，也不仅是他的杂文单独建立的，我们应该在“笔战的关系”中看鲁迅杂文和中国现代杂文的成立，即鲁迅是与他的笔战论敌一起共创、共建了现代杂文。杂文固是广义散文、文章一体，但它的狭义功能或最显著的功能则是一种批判性主旨的笔战文体。杂文是在(鲁迅一生的)笔战中成长成熟起来的。因此，必须同时重视、充分评价鲁迅笔战论敌对于杂文的贡献。于是，类似《西滢闲话》这类文章、论敌也就有了新的价值评价视野。须注意的是，这并不是在重做是非对错的价值重估甚至翻案文章，也不在单纯评价《西滢闲话》之类的内容或形式的价值，而是从特定文体的新创历史关系着眼立论，以为《西滢闲话》等和鲁迅杂文一起构建了杂文生长壮大的社会关系环境和文体生产机制。我的重点在谈杂文成立的动力机制，并不在重新评价各自的作品本身价值。

也许我并没有充分说清、论证鲁迅杂文和中国古代小说的文体血缘关系，而且还应该要将所谓论敌关系之于杂文的重要性予以更加展开、翔实的文学史讨论。但现在也不着急吧，先试着提些疑问猜想也无妨。一时无正解的困难姑且留待日后解决，纠结过甚并无大益。给自己松绑，缓缓手，转入收尾的一个话题吧。

人到晚年，朋辈离散渐成常态，悼亡之作往往出自中老年写作者之手。鲁迅的悼亡之作有好几篇，包括晚年的《忆韦素园君》《忆刘半农君》等，都是名篇。临终之年还有《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这样的大手笔。其实《白莽作〈孩儿塔〉序》甚至《海上述林》上下卷的序言，也都可谓悼亡之作。此类文章中堪称一生绝笔、还是未完成的绝笔之作《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同样是与悼亡题旨深切相关的名篇。也许因为前不久刚写过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这一篇就有点不一样的侧重了，看已成的主要内容，更像是与“我”有关的回忆之作了。“我”在留日时期正是太炎先生的入门弟子，而且还可称是“革命师弟”。那么视之为鲁迅自抒胸怀平生的生命绝唱，也可以吗?

1931年2月7日柔石等5位左翼作家被秘密杀害，鲁迅得知噩耗后于悲愤中写下这首《无题》。

左联五烈士（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李伟森）

《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是追忆留日时期的“排满”革命生涯。已成篇幅中着笔最深刻的是“辫子”的话题。这正是当年太炎先生领导“革命”所针对、聚焦的标志性符号。可惜，文章几乎是刚开场就中断了。从文中提到的“排满的学说和辫子的罪状和文字狱的大略”等，还有中断处提到的黄克强(兴)，我倾向于认为这篇主旨本该是为抒发壮怀激烈的政治情怀的生命绝唱。晚年鲁迅的政治走向和立场，临终时的人间告白，鲁迅已经不需要再掩饰自己的人生归属了。生命终点的感怀而深情的回忆，也就是一篇返身自顾的《为了忘却的纪念》文字吧。

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史上所称的“左联五烈士”都提到了。尤其白莽柔石，不仅是鲁迅的文学后辈，而且可称政治上的革命同志。他们的死，赋予了这篇文章悲愤交加、苍凉压抑的叙述基调，但同时，义无反顾、一往无前的政治姿态并未有丝毫改变。甚至，这篇悼文也是一篇宣言，再次宣告了鲁迅的政治站位和他的信念：“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吧。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鲁迅显然是有政治信仰的，这种信仰使他成为一个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包括现在，鲁迅知道白莽柔石们是赴刑而死的。他在为他们留下这些文字的同时，也为自己写下了墓志铭。临终前，他还有过一篇叫《死》的准遗嘱文章，其中说道：“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这也是一种“为了忘却的纪念”吧。他对未来有期待。无怪乎从此之后，鲁迅总会在中国的重要时刻被提起，被纪念。鲁迅研究还成了一种专业学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1989—1990)就是写鲁迅的。呜呼!鲁迅已死。我们以为走在鲁迅的方向和道路上，但不清楚是否倒离鲁迅越来越远了，甚至背道而驰。留待以后再说吧。

本文原刊于《文艺争鸣》2022年第4期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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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网络    编辑：景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