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王德威：在“遭遇”与“纠缠”中拓展文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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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1年12月15日，王德威教授于陕西师范大学作了题为“‘遭遇’与‘纠缠’：当代小说与叙事学”的线上讲座，本文是该讲座的整理稿。在文字排比的世界里，各种符号、象征等，形诸于一种关系的构置中，时近时远，有时深不可测，有时似乎触手可及。王德威教授认为借用量子物理学中的“遭遇”与“纠缠”二词，能够更为深入地探析文学的意义生成问题。文学的阅读开启了各种可能的、不同的“遭遇”和“纠缠”。在“遭遇”和“遭遇”的主题之下，来自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学背景的作者，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基于这一思考，王德威教授从多个角度对当代小说进行了解读。他认为在这些“遭遇”和“纠缠”里面，在一个疫情肆虐的时代里，要维持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就不只是医疗的问题，也是伦理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想象力的问题，这些都在小说中得到了特别的呈现。

本文原载于《大西北文学与文化》第七辑，转载自“现代文学史料”公众号，特此感谢！

王德威

在“遭遇”与“纠缠”中

拓展文学空间

小说里的“遭遇”与“纠缠”，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浪漫又不太浪漫的话题，事实上这是有所本的。“遭遇”与“纠缠”，也许对于阅读当代中国与整个华语世界的小说能够提供一些新的面向，这也是我论述的出发点。

首先需要解释一下这两个题目，一个是“遭遇”，另外一个是“纠缠”，此二词到底何义、所谓何来？我在对应的英语词汇里，选择了encounter来作为“遭遇”的翻译，事实上encounter这个词，在中文语境里也可以译为奇遇、邂逅、冲突等，它主要意味着是一种接触的现象或状态，在这样的接触状态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建立，不仅如此，人与物、环境之间的关系，甚至更广而阔之地来说，人和这个世界或是整个宇宙之间的关系得以建立，所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定义。如果在理论方面稍微深入地探讨的话，encounter这个词，也意味着是一种因为接触或遭遇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可能。这种可能，它或许爆发出各种不同的交会的状态，有时是正面的，有时则未必。但无论如何，“遭遇”意味着是一种行动的发生，一种线索的延展，还有一种关系的各种各样的牵连而呈现的可能性。这种“遭遇”有的时候可能会带来新的问题、新的挑战，但是，无论是在人际关系还是人与环境、人与世界的关系里，它也形塑了各种不同新的位置和新的这个形态以及立场。对于这个词，其实如果一定要从理论的延伸来讲，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德勒兹，这位非常重要的法国的思想家就在前些年的所谓后现代理论盛行的时候，曾经把encounter或者“遭遇”定义为一种运动、一种想象，一个事件或是某一种物质，也甚至是在相遇或相撞击时候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或分或合的现象——有时紧密纠缠，有时相互游离，但不论如何，有一种动能、能动性或者是情动性因此而产生了。所以“遭遇”这个观念，不必是由西方的思想者或文学评论者的发明、发现，中国传统中各种各样的关键词就已经提醒我们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词汇。但是，此时此地，我们该怎样再一次去思考“遭遇”或者“遇合”的观念？这是有特别意义的问题。今天，我们都处于一个全球疫情袭击的状态之下，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担心是不是可能被病毒所侵染，有时也因为其他连带的关系不知不觉地进入到了一个可能疫情的状态里——或是因为疫情而出现种种麻烦，或者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被隔离等。所以在这一段时间，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事物的关系的确变得特别复杂，而且是一种特别具有疏离性和差异性的一种复杂。在疫情之后，我们怎样去衡量人与人的关系,怎样再进一步去接触——不只是接触人和人，包括接触人和生物或是人和各种各样的所谓病毒，乃至世界上其他形形色色的关系？这都是在“遭遇”这样的一个关键词范围里面能够给予我们思考的方式。

王德威教授在陕西师范大学讲座

第二个关键词是“纠缠”，其译词其实是约定俗成的，即 entanglement，这个词很特别，它是现代量子物理学里面一个非常特殊现象的专有名词，指的是在量子力学里面，当几个粒子在彼此相互作用之后，由于各个粒子所拥有的特性已经综合成为总体的性质，无法单独个别地描述、计量或是分离的时候，那就只能用整体的、系统的性质来描述这种撞击或是纠缠的现象，这被称为量子纠结或是量子纠缠。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两个或是多个粒子在分离的状态之下仍然有一些看不见的牵引力量穿梭其中，而这种穿梭的速度，有时甚至比光速都要快千百倍。所以，看起来似乎已经分开、分离的两个各不相干的粒子，其实在纠缠状态下它们仍然若有似无的产生了很多连接。将这样的一个量子物理学的观察结果，扩而广之地运用在对于社会或社会跟我们的生存环境的关系的考察方面，我们也可以说有些时候各种各样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就是这样千丝万缕地纠结在一起，你以为理清了很多的关系和秩序，你以为清理了各种各样的立场、不同的眼光或者是知识的范畴，但事实上也许仍然有许许多多的“纠缠”不断在你我所感触的、所认知的、所理会的状态之下继续进行着。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所谓“缠结”的现象，在过去传统的牛顿力学里面是找不到的，而这些发现以及围绕在周边的种种理论形成了一个理论架构，譬如爱因斯坦、 Schrödinger（薛定谔），等物理学家都参与了进来。从1930年代以来，对量子物理学的纠缠现象就不断有新的发现或者是理论上的建树，而到了1970、1980年代以后，不论是在社会学还是在人类学方面，乃至于现在更广义的理论研究的过程中，entanglement，这种无限的缠结现象都成为我们在观察各种各样关系的生成或分离的可能性时所得到的一个结论。所以，我利用entanglement来作为另外一个进入当代华语世界小说的一个切入方式。

在我所想要探讨的话题里面，“遭遇”和“纠缠”都可以变成一种所谓隐喻式的解读方式。我想要探讨的无非是文学的发生必然有它的意义，但为什么在这样一个虚构的场景里面居然能看出很多人生的真相或是真理？文学的产生在虚跟实之间的调换上又可能发生什么样不同的关系？这些话题，我觉得是可以以“遭遇”和“纠缠”来进一步发挥的。

在文字排比的世界里，各种符号、象征等，形诸于一种关系的构置中，时近时远，有时深不可测，有时似乎触手可及。所以，它所投射的各种各样阅读、文学以及文学里的世界以及文学以外的世界，其实非常繁琐、复杂。进一步而言，我们今天去看中国文学，除了体认这些文学在约定俗成的意义上反映了社会人生、促进了人间真善美的发展，或者是歌颂了人性的光辉等，同时，也能看到文学本身的复杂性是如此的深刻，让我们有兴趣不断去探讨它深层所可能发生的各种各样关系的连接，而这些关系的连接不只是让我们对于所谓以人为出发点的一个人间社会的理解，同时也更在当代，让我们对人和物、人和环境、人和世界和宇宙有更多的一些思考。也就是说，除了通常理解的传统写实主义这样一个大的理论及认知世界的框架之外，文学也可以是一种“遭遇”的经验，是对“遭遇”的探讨，它本身就是一个各种各样复杂关系的呈现。

因为这样的接触与碰撞，一个新的议题、一种新的关系发生了，这个关系在鲁迅那里，就引发了他在《祝福》里对人死了以后到底有没有魂灵的问题的思考，也有了知识分子和民间这些被侮辱和被损害者之间的关联，出现了那段非常动人的对话。另外像《在酒楼上》，小说写五四运动之后，曾经学生运动中的热血青年，回想他所经历的种种，颇有往事不堪回首之感。一个偶然的遭遇，再次带出了鲁迅对于一个时代，对于从革命启蒙到其后的一种深刻的感伤或反省。以这样的原型来看，20世纪有太多的小说在处理这种偶然的相逢与遭遇。这一过程里也碰撞出了一种新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火花，譬如在白先勇的经典小说《冬夜》中，曾经的五四运动的两位参与者，五十年之后，在台北的一个下雨冬夜重逢了。他们一个从海外归来，一个在台湾蹉跎了一生，这两位当年的老战友于是思前想后，重新思考一代中国人的命运。另外，莫言的《白狗秋千架》也是放在鲁迅《祝福》或《故乡》这类返乡偶遇模式里再一次进行塑造的，讲述在1980年代经过了一场惊天动地的运动之后，人与人之间再重新去定义彼此关系的故事。另外像刘大任，这位曾经保钓运动的健将有篇小说《且林市果》，小说题目为一地名，指纽约中国城的一个小广场，在这个地方，小说中的叙事者和曾经一起参与保钓运动的老战友重逢了，共同在百无聊赖中回首往事。在上述论述中很容易看出，我们期望把这些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学背景的作者，经由“遭遇”这个主题，真正地让他们在一堂文学课上遭遇了，白先勇、莫言、刘大任和鲁迅在一起，他们的碰撞可能产生出怎样的火花？

在文学阅读里面，如何重新去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所谓的hospitality和hostility，这是我们最开始所设置的一个入门的阅读的经验。接下来就可进入“遭遇”的第二个主题：遭遇外人，遭遇异乡人或者是异族朋友。在这个意义上，我所设置的这个主题，也就是与少数民族的“遭遇”，这是我们都在关切的一个话题。在五十六个民族中，虽然汉族占最大多数，但是汉族如何与其他民族之间产生互动，其实是非常深刻同时也需要不断辩证的一个话题。这些来自于不同的文化族群的作者，他们自己可能都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会在大学课堂上，因为彼此的作品而遭遇、碰撞。他们包括阿来，是嘉绒藏族；包括李娟，一位生长在新疆的汉族作家；也包括夏曼·蓝波安，他是台湾的达悟族作家——达悟族是台湾原住民人数最少的一个族群，只有大概五千人不到，他们生活在兰屿岛上。最后，还有1950年代一位重要的台湾作家钟理和，他是客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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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

李娟

夏曼·蓝波安

钟理和

生长在新疆的李娟，在她的几部作品中都描述了她在阿勒泰地区和不同族群的友人或者素不相识家庭相互磨合的经验。李娟现在已移居海南，但是我想在过去几年，她可能是华语世界特别受到重视的一位年轻作者，她个人的新疆经验值得讲述。另外像更为人所知的阿来，他的故乡是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离汶川不远，他是嘉绒藏族，其实是藏族中既边缘又特别的一个支脉。阿来今天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者，但是他也很理解自己身份的一种游离性。他通常被介绍为是藏族作家，而事实上，阿来其实只是一个广义的西藏文明一个边缘支脉的作者，他甚至不能阅读藏文，而他的父亲则是穆斯林，所以阿来有着很复杂的血缘背景，也能体会到不同族群之间的遭遇与磨合之间那一冗长和艰难的过程，因此他在很多作品里面也都在处理这样的话题。他有一个短篇小说叫作《野人》，讲述了阿来在返乡的过程中所听到的一个野人传说，这个野人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当看到外人，比如不认识的异族之时，我们通常会说他们是野人甚至野蛮人，相对来凸显、夸大自己的文化身份。这种简单的二分法是不是能够真正描述任何的文化遭遇之间的你来我往的关系，其实是有待思考的。所以阿来在这个方面给予了我们非常多的启发。

再比方说夏曼·蓝波安，他生活在台湾东南方一个非常小的岛屿上，台湾原住民人口本来就非常少，只有五十几万人，占台湾总人口的百分之二点几而已，而达悟族的总共也就四五千人而已，可谓少数中的少数。所以达悟族人一直认为自己是所谓边缘的边缘。但是夏曼·蓝波安回到台湾本岛，接受了不同的教育之后，他理解到了他个人的族群本身文化的特殊性。虽然岛上生活艰苦，但他还是选择回去，展开了他的渔猎生活，试图做一个延续他部落文化的一位观察者、书写者。夏曼·蓝波安其实有很好的教育背景，他现在基本用汉语来写作，这也是一种文字上的“遭遇”，他需要考虑如何用所谓主流的汉语来表达非主流族群的生活经验和情感认知，这是夏曼·蓝波安所致力的一种写作方式。在他的写作中，夏曼·蓝波安逐渐地觉得也许他不一定要和汉族的主流文明来做出相互辉映的必然性。如此，他就会想他的祖先是否可能也是来自于太平洋里海岛之间的所谓ostrition，也许在千百年前，这些海洋中的某些岛屿上的部落，驾一叶扁舟来到了台湾边缘这个叫兰屿的小岛上，并形成了一种特别的文化。所以当他在想象寻根的过程里，夏曼就说我的根不在陆地上，而必须在大海上寻找。他写过一本非常精彩的有关航海的报道文学，讲述了他自己如何翻越千山万水来到了南美洲，来到了南美之外的大洋里，参与进捕鱼的行列，在大海上驰骋翱翔，希望经过岛和岛之间的连锁再一次去探寻想象中的祖先所来之处，最后他找到了库克群岛，觉得也许他的祖先来自于库克群岛。不难看出这是非常特别的纪实文学，所叙写的是想当然的寻根之旅，但是也有他个人的一种非常情怀在里面。尤其特别的是，这本书里面最精彩的一段是有关羌族的叙事：夏曼·蓝波安作为一个达悟族的航海者，他在南太平洋的捕鱼过程中，有一次在渔船上遇到了几个从四川来到南太平洋协助捕鱼的羌族少年。这些少年在来到南太平洋之前从来没有看过大海，但是听说捕鱼是能挣钱的行业，也许两三年之后赚足了钱，他们就可以回到故乡，娶到一个老婆。所以，他们来到了这个和自己完全没有渊源和关联的太平洋上的一艘台湾人所经营的捕鱼船。在船上，这些羌族少年和一个达悟族的老航海人相遇了，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相遇的故事，但是这些少数族群，在离开家乡千万里之外，他们的相逢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火花。这是我所设计的第二个主题，即当我们把遭遇的范畴扩大，除去我们周边的人与人的关系之外，怎么去看待不同族群的生活环境，或者是不同身份之间的一种互动和交往，所以这当然是另外一种“遭遇”。

在这种“遭遇”之外，还可以把范围扩大。在近代中国，中国人和洋人的“遭遇”，真是一段充满了血泪的经历。其中也就有了关于所谓崇洋、媚外和仇外以及治外法权之间复杂关系的一条动线，也就是当中国人遇到外国人的时候，怎么去看待这些外国人？他们是洋人还是洋鬼子？在这些相互交往互动的过程中，所牵涉的不再只是简单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和外交的相互阐述、相互接触的关系。在这些关系里，往往有所谓extrality即治外法权的问题，尤其是在1940年代之前中国的准殖民或是半殖民的地方，像上海、香港等。因为殖民权力的统治所形成的区域里，各种各样法律的执行并不遵循着整体的法律，而成为了一个可谓逍遥于中国法外的另外一种法权的所在地，所以这种权力运作的关系以及政治之间你来我往的互动，形成了“遭遇”的问题，它更偏向于外交和政治的层面。可以香港作家马家辉和山西作家李锐的两部作品作为例证，与之对照的则是张爱玲1940年代的《倾城之恋》。马家辉的《龙头凤尾》已在大陆发行出版；李锐是一位重要的作家，他的《张马丁的第八天》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本作品，我很愿意推荐给大家。两部作品所叙故事都有点复杂，简单来说，马家辉的《龙头凤尾》将时间聚焦于1941、1942年，处理的是在时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落入了入侵的日本人手中，而变成了二度殖民的状态之下，中国人怎么去面对一些洋人不论是善意的或者是恶意的行为，怎样在这一历史的关口里去定义自身存在的意义。有时我们仇外，有时又崇洋媚外，那怎么去在这样的一个处理内与外的关系之间找到自己的定位，这是我们所要强调的。

《龙头凤尾》

马家辉 著
新经典文化2016-6

《张马丁的第八天》

李锐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1

李锐的《张马丁的第八天》讲述的是1900年在庚子事变的前夕发生在山西的一场教案：两位从意大利来到山西传教的天主教传教士和当地义和团式的一群起义的农民之间发生了斗争，其中一位年轻传教士即小说主人公张马丁被“误杀”。之后，当地农民的领导者迅速被定罪，而就在农民领导者被处死之前，这位据说已经被杀死的传教士张马丁，居然悠悠地又活过来了。这是一个很传奇的过程。但是，张马丁死而复活的这个故事，却被他们的教会所遮蔽了，因为教会希望张马丁的死能够坐实当地这些农民反抗的事实，进而借刀杀人，把这些农民赶快处死，斩草除根。这是一个非常纠结的关于中国民间和传教士相互斗争的关系。当然，故事的最高潮是完全出人意料的，这里我只能透露一个线索，那就是张马丁这个年轻的传教士良心发现，他拒绝和教会同流合污，他认为他既然活过来就应该告诉大家，他其实并没有在前面一场暴动中被打死或被杀死。但却因为这个原因，他反而被教会逐出了门墙，被定为叛教者。随后，一个风雪交加的晚上，张马丁在一种几乎没有意识的状态里碰到了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居然希望跟他有一夜亲密经验。这个女人是谁？张马丁，这个向上帝或者向他的主，宣誓守身的这么一个纯洁的年轻的意大利传教士和一个中国女人之间可能发生什么样的故事？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电影题材，故事的结尾我就不再透露了。

这个山西教案是历史上的真实事件，而且这些穿着中国式衣服的传教士，的确为中国的福音传播做出了奉献。结果当时太原教案一爆发而不可收拾，共杀了传教士将近两百人，中国的教民及家属罹难的超过一万多人。主导这个教案的不是别人，就是山西巡抚毓贤。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老残游记》里也出现过。在庚子事变之后，他被刺死，所以李锐根据这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写出了虚构的《张马丁的第八天》，小说非常传奇，同时也再一次地把我们引领到了1900年中国现代性的那种耻辱和创伤的经验，也呈现了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怎样你来我往，互相地定义彼此位置而所付出的血泪的代价。所以这个故事，我个人觉得非常值得阅读。

马家辉在《龙头凤尾》中，把焦点放在了香港被日本人所占领之后所发生的林林总总的事情。小说里，明线是一个从苏格兰到香港当警探的洋人和香港黑帮老大之间的相互斗法，但是，你正以为这只是一个传统的所谓黑社会故事，加上一些日本人在香港的各种各样倒行逆施的描写，故事可能就这样结尾了，那马家辉却告诉你，不是的，因为在苏格兰警探和黑帮老大之间却发生了不可告人的爱情关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禁忌的话题。马家辉用这样一种非常扭曲的战争里的同志关系，写出了当时社会里形形色色的中国人的不同状态。这部小说采取了非常特别的书写方式，叙事本身特别流畅，而我要强调的却是这个故事其实借用了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的模式：香港的陷落成全了两个微不足道的男女，这是《倾城之恋》的大纲，好像是为了要成全范柳原与白流苏这对庸俗的男女，一个大城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人遭受痛苦。而到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马家辉却套用了张爱玲的这个模式，讲述了香港被日本人占领三年零八个月期间，一段不可思议的扭曲的感情关系，而这种感情关系对于马家辉来讲，却仍然值得感伤和珍惜。一个大城市颠覆了，成千上万人的痛苦，也许就是要成全这一对乱世里不可能的情侣。如何写大时代里小人物的故事？我想两位香港背景的作家，都是写出了他们各自“倾城之恋”式的一种诠释。

在所谓的“遭遇”过程里，我们需要一个空间才能让“遭遇”发生，但在这个不上不下、不里不外的模棱两可的空间里面，又怎么去定义我们存在的身份及位置？这就要说到另外两位作家，一位是双雪涛，他的《平原上的摩西》就我所知，已经改编成电影马上就要上演了；另外一位是台湾出身的朱天心。这里我要特别介绍双雪涛的短篇小说《列宁格勒》和朱天心的中篇小说《古都》。这两个人有什么关系？他们怎会被同时来讲述？正是因为某种不可能，我们让他们在文学的场域里有了可能的对话机会，而对话的基础正是他们怎么处理一个看着好像是最熟悉的地方，但又觉得像是一个异托邦，一个很生分的、不可思议的奇妙之地，这其实就是不争不抢、不里不外、似是而非的一个场域。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又可讨论这两位作家分别如何和世界文学对话的过程。

《平原上的摩西》

双雪涛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7

双雪涛的《列宁格勒》，其实是脱胎自苏联1930年代最有名的诗人之一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题名。而朱天心的《古都》它所致敬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川端康成，而她等于是把“古都”又重新写了一遍，所以这是另外的一种encounter，一种磨合。最终结果如何，我想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案例。先看双雪涛。近几年来，东北文艺复兴成为一个时新的话题，形成了“新东北作家群”，其中像双雪涛、班宇、郑执等，都是比较突出的作家。因为我自己也有东北的家庭背景，所以感觉特别兴奋，这是一个新的世代的作家的诞生，这些作家不约而同地叙写了成长于1990年代的青年人，更进一步来讲，是他们在成长的过程所面临的故乡惊天动地的巨变，即下岗工人潮。众所周知，东北地区曾经是重要的农业、工业基地，是“共和国的长子”，但到了1990年代，国有化的制度改换之后，带来了程度空前的离职下岗的社会变动。双雪涛、班宇、郑执这三位作者，他们直接、间接与他们的父兄都是下岗潮的受害者。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成长，这些当时的少年，他有怎么样的一种刻骨铭心的经验？少时双雪涛家所在的铁西区，曾经是许许多多工厂林立的地方，但是后来一切都破败了。在艳粉街，落魄的市民把这里当做退路，进城的农民把这里视为起点，在这样的环境中，双雪涛写了一个他故乡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乡一方面很亲切，另一方面又特别疏离而诡异。在《列宁格勒》这篇小说里，双雪涛写了他少年时的一次糊里糊涂的探险，在一天下午，他来到了一个被抛弃的大煤矿厂，这是一个非常荒凉神秘而诡异的地方，少年双雪涛经历了他人生一次最惊心动魄的考验。整个故事为什么和“列宁格勒”这四个字发生关系？这就牵扯到双雪涛特别有意地把这个故事嫁接到列宁格勒的典故上——列宁格勒就是圣彼得堡，曾经的圣彼得堡在这个苏联的黄金时期改名为列宁格勒，代表了当时社会主义的许多美好的乌托邦理想。《列宁格勒》也是一首诗，作者就是前文所提到的前苏联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你回到这里，快点儿吞下/列宁格勒河边路灯的鱼肝油。”（北岛译）这是一首读者都曾经耳熟能详的讲述列宁格勒经验的诗歌，但在双雪涛的作品里，列宁格勒，却成为一种不堪回首的往事或往时经验的一种别称、一种密码或一种暗号，他让我们再一次回到曾经的那个乌托邦的想象。小说最后，揭晓了为什么小说名字叫作《列宁格勒》，原因是少年双雪涛在那个下午的冒险过程里不小心到达的一个煤矿厂区，这个废弃厂区原来的名字叫作煤矿四厂，在恍惚之中，年轻的主人翁双雪涛以为他看到的字是列宁格勒，而厂区悬挂的斑驳标牌却只是写了一个“煤矿四厂”而已。这里面有曾经的那样一个乌托邦的想象和如今破败的现实强烈对比，也有一个少年对于梦的追寻，还有他在追寻过程里所遇到的一个最恐怖的考验。双雪涛也在呼唤列宁格勒的写作中，思考一代东北子弟和他们的父兄因为这个整个社会制度的变迁而沦落的过程里那种成长的遭遇与生活的艰难。

朱天心，用另外一种方式记述了一个所谓外省第二代在台湾1990年代惊天动地的政治变化中所遭遇的一种冲击感。众所周知，朱天心来自于台湾最有名的文学家族，朱西宁、朱天文、朱天衣、朱天心这个家族所有的成员都是作家或是翻译者。别有趣味的是，朱天心和朱天文在她们的少年时代，曾经参与创办过一个文学刊物，叫做《三三集刊》，围绕其周围形成了一个文学集团，而这个文学集团后面的精神导师正是胡兰成。胡兰成和张爱玲早在1946年就已经离婚，之后各自有各自的遭遇，此处不再多说。只是到了1970年，朱西宁却因为崇拜张爱玲的关系也开始崇拜胡兰成。1970年代胡兰成至台湾讲学，却被揭发出他曾是抗战时期的汉奸，走投无路之际，朱西宁居然把胡兰成接到自己家里来供养，由此引生了一段文坛的传奇。胡兰成风流倜傥，曾经迷惑了张爱玲，到了他的晚年，他居然成为了朱天文、朱天心的文学启蒙导师，这是整体的背景。朱家父女，在台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现象，也代表了一代由大陆到台湾的文学姻缘的一种延续。

《古都》

朱天心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1

但是到了1990年代，台湾岛上的政治生态有了惊天动地的改变。而朱天心作为一个在眷村里成长的女作家，突然了解到她的父辈所代表的那样一种政治的憧憬和对中国那种永远的乡愁，原来在台湾的另外一个时空里已经过时，不再被认可，她有了强烈的失落感。《古都》中的故事就是从这样的失落感开始的，讲述了一个中年的台湾女作家，也许就是朱天心自己，到日本京都想要去和她当年的同学有一个简短的重逢，但是这位同学居然没有现身，这位台湾女作家只好又回到了台北；到了台北，她不甘心就这样结束这段没有结果的访日之旅，所以她用了一个日本人在1940年代所绘制的台北地图，以一个伪装的日本人的视点，把所熟悉的台北市的大街小巷又重新走了一遍。这是一个特别奇怪的小说情节，小说就是讲日据时期的台北经过了四五十年时间的磨洗，到了八九十年代已经变成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了。而在这种情况之下，朱天心不禁发思古之幽情，想象着曾经台北可能的美好。并且这个台北又被她拿来和川端康成的京都作为一个对照对象，所以这里有各种错综复杂的所谓“遭遇”的经验。到最后，所有的经验必须累积到对中国文明的一种非常极端浪漫的向往之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纠结的故事。我希望用此来说明，不论是双雪涛的《列宁格勒》，或者是朱天心以京都作为背景的《古都》，都诉说着在一个不同时空里成长所付出的那种创痛的代价，以及对于历史何去何从的思考。所以我觉得是很有野心的作品，也特别值得大家的关注。

《夜晚的潛水艇》

陳春成 著
麥田2021-10

还要提出两位作家，他们各自以在古寺的奇遇来书写对历史时间变化的一种感受，探讨的是在时间上怎么再去重新定义一个逝去的、不可再追回的时间的错综感觉。一位是台湾作家李渝，另一位是陈春成。后者的《夜晚的潜水艇》大概是去年年底到今年在中国大陆文学界的现象级作品了，陈春成原来是土木工程系的毕业生，现在则泉州的专业作家，90后的他只有30岁，但是风格非常老练。行文中有很多匪夷所思的奇思妙想，《夜晚的潜水艇》，光看这个题目就觉得很特别。在两个故事里面，都是以一个古寺的遭遇来作为故事的牵引。在李渝的《江行初雪》里，是因为五代十国的《江行初雪》这样一张画的启发。小说主人公在“文革”之后大陆重新开放的时候，来到江南的一个小镇去重新探寻家族往事，并找寻传说中古寺的过往。他到一个庙里去，听说有一个菩萨特别漂亮，好奇心让他进一步去探索。结果他在庙里遇见了一个老妇人，而这个老妇人有一段惊心动魄的往事，包括了一桩不可思议的谋杀案。陈春成的故事讲述的是自己在泉州的故居被拆迁之后觉得没有任何依靠了，他自己有一把钥匙，认定一定要藏在最秘密的地方，作为向过去时光的道别，他于是来到了竹峰寺。听说这个寺里有一个传奇的古碑，这个碑上的书法几百年来深受人们崇拜，但是这个古碑也在“文革”中不知所终。

《應答的鄉岸》

李渝 著
洪範出版社1999-4

这两个故事都谈到了艺术作为对历史创伤救赎的可能性，一个是古碑书法，一个是佛像，在这样的故事里面，两位作家各自书写了他们的心事。李渝曾经在保钓运动的时候，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参加学生抗议政府反越战的运动，在当时，很多台湾和大陆的年轻留学生也被这一股时代的激情所影响，参与了当时拥护中国，尤其是拥护中国革命运动的事件。因为这样的政治参与，李渝和同辈的许多运动参与者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时过境迁，当李渝1980年代来到了他朝思暮想的中国时，却面对着一场最恐怖的真相的发掘，最后她在赵干《江行初雪》的画里有所体验。中国的苦难千百年来始终如此，但是也许在艺术化的过程里，我们看到了最平凡的人生，也就是这样不断地承接着春夏秋冬，最朴素的生命韵律缓缓地向着历史的未来展开。同样的，在陈春成的故事里也是一样，他最后把钥匙是否能够藏在古庙里最安全的地方？或者陈春成最后能否找到传说中最伟大的古碑？故事在最后的确是让读者拍案叫绝，就有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遭遇”。这个地方怎么去藏东西？把这个东西藏在没有人能够找到的地方，但这个藏也是一种传世的行动，希望在这时所藏的东西能在另外一个历史的时空里再一次地出现。这两个作家都是在他们的作品里面寄托了对于救赎生命的不易和历史残暴的感慨，并从艺术中找到了某一种体悟的可能，所以我觉得这是作品值得欣赏的地方。

下面进入“纠缠”，其实“遭遇”跟“纠缠”两者当然是可以相互为用的。但是在“纠缠”的部分，我们能进一步地看到作家把个人和世界的关系怎样延伸到另外一种向度。比方说张贵兴，在他的《野猪渡河》里面我们看到了马来西亚的婆罗州在1940年代被日本人占领了之后，中国移民起而抗暴的惨烈故事。但是，故事真正的主角却是婆罗州丛林里面无所不在的野猪，这是小说的焦点。相对于此，石舒清这位来自宁夏固原的穆斯林作家，在《清水里的刀子》中处理的是一个老人在他的妻子亡故之后和一头牛之间相濡以沫的关系。这个故事阐述了老人和他养的一头牛之间的深情，以及他这头牛不得不被牺牲为他亡妻的贡品的过程。这是一个非常有民族地方色彩的故事，曾经被改编成为电影。宁夏固原过去是一个比较贫穷的地方，但在那里却又最纯粹的宗教信仰，并衍生了人和动物之间的深情。

《野猪渡河》

张贵兴 著
聯經出版公司2018-9

《野猪渡河》中，婆罗州的一个华侨少年见证了婆罗州的殖民历史：婆罗州曾经有过的王国以及三年八个月占领时期中国移民或其他开垦者所受到的迫害。不论是石舒清小说里的那头牛，或者是《野猪渡河》里成千上万的野猪，这些动物进入到了人世间以后发生了特别复杂的人与物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是需要讨论的重点。

“纠缠”的人际关系则更为复杂，不再只是简单讨论人和动物或植物和环境之间的互动而已。台湾作家吴明益在他的小说《云在两千米》里，讲述了台湾已经绝种的云豹突然神秘出现，一个登山者就此和云豹之间所发生的人兽之间的恋爱故事。而陈济舟是来自于四川，在新加坡接受教育，现在仍然在哈佛大学继续学业的一位年轻作家，他的作品讲述了一个四川少年在新加坡成长的艰难经验，这个少年在他经验的最极端变成了一个大怪物。所以我们看到生态流变的问题，所要强调的就是物种的变化不再是肯定的人是人、物是物的泾渭分明的关系。种种的“纠缠”，让我们理解到人跟物之间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或不可能的集结的关系。吴明益是台湾或者是华语世界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说中呈现了关于生态、关于各种各样的人跟环境之间的过程。在《云在两千米》这个故事里讲述的就是云豹据说是已经绝种了，但是故事主人公不信这样说法，他不断去找寻云豹的下落，而最后似乎在一个最神秘的午夜里，有一头豹子出现在他的帐篷外面，并且云豹和人有了云雨的关系。整个故事在传奇或者是可信或不可信的聊斋式的演绎过程中，最后居然又投掷到另外一种层面：小说的最后，阿宝终于发现云海上没有人存在，但有个外表高大的树木，树中心蕴藏有一个深邃巨大的森林世界，里面也有一只云豹繁衍的后代。可以说这是一个魔幻小说，也可以说这是从事生态研究的作家的奇想，所以这个故事有太多的层次值得我们仔细探讨。

《苦雨之地》

吴明益 著

新經典文化2019-1

《永發街事》

陳濟舟 著

聯經出版公司2019-1

这里谈到的千丝万缕的纠结和纠缠，的确让故事一层又一层不断地翻出新的让人惊诧的阅读经验。在我个人阅读海峡两岸的文学经验里，吴明益的写作方法，目前的大陆同辈作家里我还没有看到类似的写法，所以我个人也非常愿意推荐。再说到陈济舟，他的小说《物种和起源》讲的是一个从四川到新加坡的少年种种生活上的不适应，最后让他有了像卡夫卡《变形计》的经验——有一天这个不快乐的四川少年在新加坡小岛上一个蓄水库里失踪了，第二天有一种很怪的巨蜥出没在蓄水湖的旁边。少年难道变成了蜥蜴吗？故事并没有给出答案，但却提醒我们，就在你以为你掌握了所有的知识、分门别类，把各种各样的现实跟超现实做出清楚规划的同时，你其实可能并不知道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纠缠”早就把人和物、环境还有各种各样奇诡的变换扭曲在一起，让你无时无刻不理解到我们人对于世界认知的有限性，充满了无限可能的世界仍然有待新的发掘。

“纠缠”的过程里面当然少不了鬼故事。譬如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韩少功《归去来》，还有台湾的左翼作家陈映真《归乡》，在这些作品里，人和非人、人和鬼之间的定义变得特别暧昧。迟子建是当代由东北而来的最重要的一位女性小说家，《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是她的一篇极为精彩的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小说家在她的先生亡故之后万念俱灰，来到了一个煤矿小镇，这个煤矿小镇里面充满了悲伤的故事，充满了因为煤矿灾变而留下来的无数寡妇。小说家遇到了一个神秘的女子，这个神秘的女子行为放荡，但是似乎有着巨大的忧愁难以告人。借住在这样一个女人的家里，小说家因为好奇，晚上起来看到了一个密封的房间，她把那个房间的门打开了，看见了一个冰箱；又因为好奇，她把冰箱打开了，发现了一个不可告人的事实。这个故事其实有很多的层面，所谓的“鬼”到底是什么？这个再一次引起了读者的注意。知道迟子建故事的读者会了解到，生活不能没有魔术，小说就是一种变魔术的方式，使死者可以生，生者可以死。《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有太多悲伤的故事，实际上迟子建在写作这部小说之前，她自己的人生发生了一场撕心裂肺的大变故，她的先生在意外车祸中过世了，这个故事正是写来纪念她的先生。所以这是一个悼亡的故事，但是在小说家的处理之下，却成为了深邃的不断变幻着讲述人和未知世界不断来回的一种“纠缠”的过程。陈映真是台湾左翼作家里最重要的代表，在《归乡》这篇小说里，讲述了台湾和大陆在1987年开放了两岸探亲之后，曾经被国民党征召到大陆进行最后的国共战争的一群台湾士兵在解放之后因为种种原因拘留在大陆，过了几十年之后再度返乡的过程。这其实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台籍老兵生活了多少年之后回到故乡，故乡的人却再也不能够理解他是从哪里来的了。而更惊人的是他的身份早已被注销，他在故乡台湾其实已经是个“鬼”了，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也包括了家族各种各样的恩怨。对于两岸关系的处理，尤其对国共斗争里面牺牲的年轻一代，不论是台湾或是大陆的曾经的老兵，陈映真有着非常深刻的一种怜悯，所以这部小说是向他们致敬的。在这个故事里，千丝万缕的人间的关系、海峡两岸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经过一种像是鬼故事但其实是人间故事的结构娓娓道来。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迟子建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归去来》

韩少功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归乡》

陈映真 著

昆仑出版社

2001

最后，还可以有两个主题。一个是当代的科幻小说家陈楸帆，他是目前在大陆除了刘慈欣和韩松之后的后起之秀，还有台湾的一位科幻小说家纪大伟，他们处理的是后人或者后人类的、超人的故事。在他们创作的两个故事里，纪大伟讲述了现在各种各样所谓“变脸”的过程：《膜》讲述的是科幻环境里面怎样换肤变脸、怎样把我们的身份完全改变的传奇故事。而陈楸帆的小说《巴鳞》讲述了在人跟动物之间的一种生物被圈养在一个人的家里，作为人的叙事者去接触这个名为巴鳞的怪物，而从与怪物的互动过程里了解到人本身的一种自名得意的虚荣以及难以言说的脆弱性。这两个作品都牵涉到了科幻小说的元素，都对人到底是何种存在这个命题有深刻反省，因此进入到了所谓后人类写作的过程里。陈楸帆2013年写作的《荒潮》以故乡潮州作为背景，讲了一个女性机器人抗暴的故事，想象极为丰富。同时也把当代中国在资讯爆炸的时代因技术所带来的灾害融合在一起，讲述一个后人类式的故事。纪大伟的故事当然有情色的一面，呈现了在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无论是性别身份、生理身份，还是社会身份的不断变异中所产生的一个似幻似真的后人类的一种现象。

在疫情肆虐的时代里，我们每天都是在传染与散播的阴影之下，不断找寻自我保护的方法，也不断在隔离和被隔离的一个状态里面，希望找到某种安身立命的方法。今天人们的网上相会是不是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方式？在一个传染和散播的时代里，传染只是一种病的传染吗？它是不是也代表了一种资讯无所不在的能量？散播或传播是不是也正是一个隐喻，代表了各种各样的病毒，也可能是一种资讯上的病毒？virus这个词可能是生理的病毒，也可能是资讯或是电脑的病毒。所以在这种重重隐喻之下，以对“病毒”、疾病的讲述结束“遭遇”与“纠缠”的探讨，也许有其特别的意义。我所介绍的两个作品，一部是当代中国大陆最重要的科幻小说家韩松的三部曲《医院》，一部是台湾当代重量级的作家骆以军的《匡超人》。《医院》三部曲讲述了一个健康人到医院所经历的卡夫卡式的故事。原来没有生病的人，医生说你有病你就真的有病了，这种医院是进得去却再也出不来，于是有了各种各样的轮回，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到最后，这个火星上的医院仍然让潜逃者没有任何机会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韩松写作这部作品也有佛教的妙趣，他告诉我们人生下来就在一个医院里面，这个世界就是医院，医院就是人生，蕴含了很多隐喻，是非常庞大的科幻小说。我们知道，骆以军的想象天马行空，你永远不会预料到他的作品会带来什么样可怕的、奇怪的、可笑的遭遇。在《匡超人》里，骆以军自称讲了他最个人的故事——一个关于他身体被传染的故事。一般的病大家都可以讲出个所以然来，但这个病实在是有点难以启齿，这个病发生在他的生殖器后边，被感染了之后，一开始以为是一个小小的伤口，不晓得是否因为不干净的护理所引发，最后，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他的生殖器居然变成了可怕的卡夫卡式的梦魇式探险的开始。他胯下有一个小小的感染的窟窿，而这个窟窿最后把他带向了天体里面。从一个生理上的疾病，最后居然把我们引到了一个天体物理学的探险故事。他想象的窗口里好像有一个看不见的金属天线，我们在那洞口里像矿工不断的挖掘，越挖越深，但不知道这个病毒在哪里。然而，它让骆以军的身体轴心抽空为一个很深的洞。这个洞在我们来看像一个活物，每天都往人们不知道是什么境地的反物质或暗黑宇宙长大、深入，变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既可笑又可怕的恐怖科幻小说。那个洞太大了，这是反物质的观念，在那破裂感、撕碎感、死命痛苦的黑暗空无中造出了第二个破洞，变成了哲学家似的反省的故事。这篇小说读者看了既着迷又觉得不好意思，也正说明了在瘟疫蔓延的时代里，我们每一个人面对自己的身体，面对着不可得知的病毒的抗疫过程里所面临的种种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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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

纪大伟 著

华艺出版社

2003-8

《巴鳞》

陈楸帆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3-9

《荒潮》

陈楸帆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9-8

《医院》

韩松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6-6

《匡超人》

駱以軍 著

麥田出版公司

2018-1

以上整个的论述用最简单的话来说，是将关于环境研究或者是量子物理方面的最初步的一些理念带入到我们对于文学的阅读中。文学的阅读开启了各种可能的、不同的“遭遇”和“纠缠”。在这些“遭遇”和“纠缠”里面，在一个疫情肆虐的时代里，要维持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就不只是医疗的问题，也是伦理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想象力的问题。

本文原载于《大西北文学与文化》第七辑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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