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孟繁华：历史叙述的另一幅面孔——评王尧的长篇小说《民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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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谣》/王尧 著

译林出版社2021年版

编者按

《民谣》是评论家王尧老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出版一年来，热评不断，孟繁华老师认为，这是因为《民谣》提供了一些新的审美元素和新的小说创作经验。首先是作品进入历史的方式隐含在小说叙事人王厚平漫不经心的讲述中。叙述的淡然，那种然于心的从容和淡定，体现着一代人的见识和态度。王厚平在讲述历史和前辈的过程中，同时塑造了被讲述者和讲述者自己的形象，其云淡风轻的讲述具有鲜明的价值立场。这也这部《民谣》以不动声色的力量所在。其次，《民谣》的历史叙事是隐含在生活的细节之中的。小说讲述话语的年代或话语讲述的年代，构成了极大的反差。王尧综合了现代小说的各种笔法、语调、节奏、修辞，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小说语言和风格。小说“杂篇”中有众多不同文体，如书信、揭发信、诗歌、检讨书、倡议书等，以仿真的形式再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气氛。孟老师认为，这种形式在后现代严格来说已称不上形式革命，但重要的是《民谣》为历史叙述打造了另一幅面孔，为我们带来了新的阅读体验。

本文原刊于《文艺报》2022年11月30日5版，转载自“ 文艺报1949”公众号，特此感谢！

孟繁华 

《民谣》出版已经一年多了。一年多以来关于《民谣》的评论、议论几乎没有停止。对《民谣》的评论和议论，早已超出了“评论家写小说”的新闻或花边。更多地是围绕王尧关于“小说革命”及其小说创作实践展开的。这当然是一个问题的两各方面：既然倡导“小说革命”，又有小说创作的文本，自然集中在创作主体王尧身上。《民谣》的影响不仅在文学界的议论中，同时它也获得了不同的奖项，上了各种小说排行榜。其中最抢眼的莫过于获了“施耐庵文学奖”。

王尧

那么，《民谣》究竟有那些新的审美元素，王尧究竟提供了那些新的小说创作经验？这可能是我们更关心的。在我看来，《民谣》之所以值得我们重视和讨论，大概与这样几点有关：首先是作品进入历史的方式，这种方式隐含在王厚平王大头漫不经心的讲述中。王厚平从1972年5月讲起，那个年代处在一个历史阶段中，对这段历史有各种各样的叙述。《民谣》的特别之处就在于，王厚平的叙述几乎是不动声色漫不经心的。叙述从那个名句——“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开始，这个中性的比喻句没有任何含义，没有隐喻没有反讽，却示喻了小说叙述的基调。它像一个乡间闲散的漫游者。《民谣》开始了。小说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和故事，因此它是难以归纳、难以简介的。小说非常酷似一幅巨大的、用现代手法绘制的国画：近处看它是细碎的，所指不明的；但只要退到远处，那些细碎的画面连接成整体时，画面的内容清晰地呈现出来。那个名曰莫庄的村庄处在云谲波诡的历史皱褶中，日子看似云淡风轻，但内在的紧张几乎没有消歇。外公、祖父以及家族其他成员历史或经历，王厚平在讲述过程中也间接地经历了一遍。这种叙述的淡然，不是置身度外的冷漠，而是经历过后了然于心的从容和淡定，这是一代人的见识和态度。因此，虽然年少的王厚平，你不能说他一无所有两手空空。他是在讲述历史和前辈的过程中，塑造了他自己。《民谣》的这一点，是一个创造。王厚平通过讲述不止塑造了被讲述者，而且塑造了讲述者自己的形象。关于70年代的历史叙述，司空见惯的是以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或“先知先觉者”的愤懑，构成一段“不堪回首”的民族或个人的苦难史。《民谣》则在举重若轻不疾不徐中，还原了那个荒谬的年代并给予致命一击。

历史是通过细节表达的，但最容易被历史淹没的也是细节。1999年我曾经读过喻明达先生的《一个平民百姓的回忆录》。喻明达是一个地道的平民百姓，他出身于大地主家庭，做过森林调查员,机关公务员,林场技术员,工厂采购员等,多次参加“社教”,“四清”和防汛抗洪,挖矿修路;并当过“五七战士”,做过“插队下放”的“新农民”。于1980年“病退”后为生活所迫,曾“下海”经商,1997年以后又因病退出商界,随女儿喻杉闲居北京。在书中，喻明达讲述了许多我们不了解的关于文革的细节。比如，就在武斗最激烈的时候，他作为一个普通的林场技术员或采购员，工资以及各种票证，都会及时地发放到他的手里。那个时候国家包括具体单位的机制是怎样运作的？好像到现在也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这就是历史的细节。还有今年刚刚看过的幺书仪的《寻常百姓家》，幺书仪也是通过一个家族的迁徙、变迁的细节，在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中，在寻常百姓的生活细节中，反映或表达了社会历史的风云际会。这些作品一改国族命运的书写为家族命运的书写。虽然是一种非虚构的形式，但在文学观念上，他们是一脉相承的。《民谣》是小说，在这个意义上《民谣》回归了“小说”。我们知道，从梁启超的1902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后，小说逐渐变成“大说”。小说不再表达或反映世情，也从“志怪”“杂史”“传奇”“琐闻逸事”“言情”“神魔”等内容中脱离出来。而和“新民”“新政治”“新道德”联系在一起。这种“大说”一方面革新了小说的内容，强调了小说改变国家民族命运的“动员”功能；一方面也培育了读者对于这种功能的阅读期待。这种情况一致延续到80年代初期。

《一个平民百姓的回忆录》

/喻明达 著

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寻常百姓家》/幺书仪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

《民谣》的历史叙事，是隐含在生活的细节之中的。比如王家油店的那场大火，这是王家家道中落的转折点。但是，当外公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说的是“多亏那把火烧了你们家的油店”。外公的言外之意是：如果没有这把火，爷爷奶奶的家庭成分就不是贫农了。这个不经意言说的细节，揭示了人与命名的关系。就像陈昌平的《汉奸》中的落魄文人李征被命名为“汉奸”，莫言《地主的眼神》中孙敬贤被命名为“地主”一样。李征不是汉奸，但一旦命名为“汉奸”，他的命运就彻底被改变了；孙敬贤是坏人，他即使不被命名为“地主”，他也是一个坏人。一把火烧了王家的油店，却是王家的因祸得福。生活和命运的不确定性，就隐含在这一言难尽的讲述中；小说的叙事调子虽然漫不经心，但内在的变化不时如波澜汹涌而至。比如写下雪天张老师拉二胡《赛马》：“我们跟着张老师的旋律到了草原，我们听到了骏马的嘶鸣，听到了奔放的马蹄声。张老师手上的弓子在琴筒上跳跃时，突然一声琴弦断了。我当时的感觉，一匹马在奔跑中摔倒了。张老师说：‘太冷了，太冷了，这根弦冻崩了’。”然后讲述者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听到张老师拉二胡。第二天中午，在学校门口，穿着公安服装的两个同志把张老师押上了一辆吉普车。”张老师的罪名是偷听敌台。无论讲述者还是别的同学，显然非常感伤，这是一次诀别式的分别。大家再也听不到张老师的琴声了。

莫庄和王家的家族史，王厚平是在一种轻描淡写的讲述中完成的。这种轻描淡写当然只是一种姿态。王厚平是一个神经衰弱患者，一个头疼病患者。病患身份的“人设”对讲述者至关重要。这一身份表达了作家没有言说的许多信息，同时为作家和讲述者用多种小说技法讲述提供了得心应手的机缘。我们在《民谣》中可以看到现代小说作家的不同回响。比如沈从文、废名、林海音、汪曾祺甚至鲁迅；也可以看到博尔赫斯、弗洛伊德或者福克纳。王厚平经常做梦或经常处在梦中：“我白天或夜间都会做梦……然后再做梦……我梦见自己在凤凰垛附近迷失了方向，到处是鬼火。从那一天开始，我经常做梦，甚至在白天也做梦。恐怖的是，我并不觉得我遇见的、闪过的是梦。”对王厚平来说，他遭遇的不是梦境，而是梦魇。这个细节不仅符合王厚平的病患者身份，同时也是他1972年间的少年记忆，这一个人记忆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于是，王厚平云淡风轻的讲述，就具有了鲜明的价值立场。这也这部《民谣》以不动声色的力量所在。

《我的菩提树》

作者: 张贤亮

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 

出版年: 1994-06

讲述话语的年代或话语讲述的年代，构成了极大的反差。或者说，“杂篇”中的不同文体，如书信、揭发信、诗歌、检讨书、倡议书等，以仿真的形式再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气氛。我们知道，语言最能表达一个时代的特点，它以最具体的方式呈现了渗透到了我们的思维和精神世界。再现这些文体“化石”，就是对一个时代的文化考古；注释则以“后视角”激活了当年的文化记忆。1994年出版的张贤亮的《我的菩提树》使用的就是这一形式。小说的主体是对当年日记的重新诠释。讲述话语的年代因有了时间距离，对历史有了新的认知可能，对话语讲述的年代才有可进入历史的讲述。因此，小说是由作家和小说人物王厚平一起完成叙述的。王尧综合了现代小说的各种笔法、语调、节奏、修辞，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小说语言和风格。如果这是“小说革命”，那么王尧已经达到了个人的期许；但是，在我看来，小说在形式上的革命到了“后现代小说”，业已终结。试图在形式上“革新”小说的想象是对“小说革命”过于乐观了。文学艺术可以“革命”，这个革命只能借助高新技术，借力声光电的视觉效果。小说在形式上也就这样了。即便《民谣》有“杂篇”“外篇”，也只是处理或补充历史的一种方式或手段，还构不成“革命”。当然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民谣》作为小说，它为历史叙述打造了另一幅面孔，它为我们带来了新的阅读体验，提供了小说写作新的经验。在小说创作面临极大困境的时代，这已经足够了。

本文原刊于《文艺报》2022年11月30日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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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素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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