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孟繁华：“逆行者”的声音——韩少功新世纪散文随笔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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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韩少功是当代中国重要的作家。他的重要不表现为显赫和光环，而是沉潜在文学史的深处。本文作者孟繁华老师从思想深度、文学视野和形式自觉三个方面讨论了韩少功新世纪之后的散文随笔，并得出结论：韩少功是一个文学的“逆行者”，他的声音因此与众不同。在孟繁华老师看来，韩少功的“乡村记忆”亲切而顽固，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与乡村经验如影随形，重返“八溪”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的选择。《山南水北》是韩少功改变生活方式之后的一部最重要的散文，是他“再次上山下乡”第七个年头面对读者的真情告白。同时，韩少功还是一个具备世界眼光的作家，在《守住舞蹈的秘密》和《渡口以及波西米亚》两篇随笔中，他延续了全世界有良知的作家关怀穷人、关注发展中国家和弱势族群的伟大传统。总体上看，韩少功的散文随笔以理性思辨见长，大大强化了散文随笔的思想性，对散文发展有着重要贡献。这与他对生活的思考有关，与大量的阅读以及和同代人对话的热情有关，也与韩少功在文体上对随心所欲文无定法的热衷有关。

本文原刊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2年第5期，感谢“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公众号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孟繁华

“逆行者”的声音——

韩少功新世纪散文随笔论要

我隐约感到，韩少功和张承志、史铁生等生于1950年代前后的作家，一代生于黑暗与光明交替时代的作家——成名于1980年代——也是新旧交替时代的作家，偶然的历史遭遇却为共和国的文学，或者说为共和国的思想和情感的深度及其表达，为这个时代留下了最深刻的文学印迹。我相信，从1980年代走过来的青年，特别是文艺青年对他们绝不会陌生，几乎没有谁没有读过他们的作品。他们是辉煌的1980年代的一部分，也是我们1980年代文化记忆的一部分。

韩少功

张承志

史铁生

1980年代韩少功的主要成就还是小说创作。1990年代他更引人瞩目的是思想随笔一类的文字。我曾写过《庸常年代的思想风暴——韩少功九十年代论要》[1]一文，文章既是对那个时代“人文精神大讨论”的一种回应，也是对那时的韩少功思想站位的评价。1990年代初期，“我隐约感到，在失魂落魄、随波逐流或争相向大众文化市场献媚的潮流中，在簇拥明星或大款为时尚的年代里，新的思想风暴同时顽强地孕育于时代的边缘。它被金钱攫取力驱动的人们所忽略或无视是可以预料的，但它却在文学界一些朋友中默默流传和被谈论。这场思想风暴不是人为的策动，不是揭竿而起的偶然冲动，面对虚假的世界，它是来自‘灵魂的声音’，是决不同流合污，决不妥协屈服的新理想主义精神的示谕；面对失魂的文坛，它是一场‘精神的圣战’，是对在感性的谎言中狂欢奔突的城市漂浮物们决斗的战书。精神领域，不在于蜂拥起哄的人多势众，有几个清醒而顽强的头脑便足以让堕落倾向者提心吊胆、心惊肉跳”[2]。而此时的韩少功——

在“灵魂纷纷熄灭的‘痞子运动’正成为我们的一部分现实”的时代，他热情地赞赏了张（承志）、史（铁生）二位作家的另一种声音。这是《灵魂的声音》。在这篇言辞激烈、态度坚决的文章里，韩少功又一次宣言式地发表了他对时代与文坛的看法。它似乎没有多少“新意”，毫无惊人之语，大都是老生常谈式的旧话重提。但是，在一个缺乏灵魂的文坛，在一个“耻言理想”“蔑视道德”“情感正在沙化”的文坛，他发现了张承志、史铁生们的意义“在于反抗精神叛卖的黑暗”，“说出了一些对这个世界诚实的体会”。这当然不是搔首弄姿取悦于看客的姿态，这是看够了新既得利益者的圆滑善变之后，回身四顾越过各式“痞子”而听到的一个文化大国的灵魂之声。在他们的作品里人们看到的是绝不逃三避四的批判力和有虔诚信仰的当代文人情怀。显然，韩少功以自己的方式加入了这场持久的“精神圣战”。[3]

这一描述或评价现在看来多少有些夸张或言过其实。但在“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年代，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修辞方式。1990年代已经结束，但1990年代的问题并没有结束。或者说，我们现在遇到和处理的思想、文化和精神领域的问题以及使用的占统治地位的关键词，大多还是1990年代留下的“遗产”。因此美国史学家卢卡克斯说20世纪“是一个短暂的世纪”。从1990年代至今，几十年过去了，社会思想文化环境（或布迪厄意义上的场域）还是生活在这个环境具体的个人，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左和右，进步和落后，现代和传统等等，越来越说不清楚，越来越成为一笔不明不白的糊涂账。作为一个有思想能力的作家，韩少功也有变化，他的变化可能是行走方位或生活方式选择的变化，但作为一个思想文化领域的“逆行者”的形象并没有变。逆行者，首先要有强大的思想能力，并在思想的过程中获得快感；他要有特立独行的人格，敢于为天下先、而不是人云亦云之辈。在我看来，19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时代的韩少功，在知识界的思想情感也普遍顺应市场经济大潮的情况下，韩少功是一个“逆行者”，是一个批判者。新世纪以后的韩少功，似乎改变了他的表述策略，对某些事物他不再直接表达看法，他更多的是用“曲笔”，甚至是行为方式。现在，很多场合将写文章也叫“发声”，发声就是发出呼声，阐发见解。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可以说是韩少功的“声音”构建了新世纪韩少功在精神领域“逆行者”的形象。

1

重返山乡：山乡的变与不变

《山乡巨变》是周立波1956年至1959年先后写出的反映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周立波也难以超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写作模式，这当然不是周立波个人的意愿，在时代的政策观念、文学观念的支配下，无论对农村生活有多么切实的了解，都会以这种方式去理解生活。这是时代为作家设定的难以超越、不容挑战的规约和局限。但是，周立波毕竟是一个跨时代的伟大作家。我曾经对周立波有过这样的评价——

如果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可以说，周立波的创作，由于个人文学修养的内在制约和他对文学创作规律认识的自觉，在那个时代，他是在努力地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他既不是走赵树理及“山药蛋”派作家的纯粹“本土化”，在内容和形式上完全认同于“老百姓”口味的道路，也区别于柳青及“陕西派”作家以理想主义的方式，努力塑造和描写新人新事的道路。他是在赵树理和柳青之间寻找到“第三条道路”，即在努力反映农村新时代生活和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转变的同时，也注重对地域风俗风情、山光水色的描绘，注重对日常生活画卷的着意状写，注重对现实生活人物的真实刻画。也正因为如此，周立波成为现代“乡土文学”和当代“农村题材”之间的一个作家。[4]

在《山乡巨变》中，周立波描述了那个时代的巨变。这个巨变不仅是时代生活的巨变，同时也在巨变的讲述中建构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因此，《山乡巨变》才有可能被后来的文学史家命名为“十七年”的“三红一创保山青林”“八大经典”之一。但是，生活的逻辑总比观念的逻辑更有生命力。当半个多世纪过去之后，韩少功再次回到八溪——那里距离周立波笔下的清溪乡应该并不遥远——

童年里的北斗星在这时候出现了，妈妈或奶奶讲述的牛郎织女也在这时候出现了，银河系星繁如云星密如雾，无限深广的宇宙和无穷天体的奥秘哗啦啦垮塌下来，把我黑古隆冬地一口完全吞下。我是躺在凉台上吗？也许我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太空人在失重地翻腾？也许我是一个无知无识的婴儿在荒漠里孤单地迷路？也许我是站在永恒之界和绝对之境的入口，正在接受上帝的召见和盘问？……[5]

《山南水北》，韩少功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

与周立波《禾场上》《山那面人家》中出现的场景相似，韩少功写道：

融入山水的生活，经常流汗劳动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自由和最清洁的生活？接近土地和五谷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可靠和最本真的生活？我被城市接纳和滋养了三十年，如果不故作矫情，当心怀感激和长存思念。我的很多亲人和朋友都在城市。我的工作也离不开轰轰城市。但城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已越来越陌生，在我的急匆匆上下班的线路两旁与我越来越没有关系，很难被我细看一眼；在媒体的罪案新闻和八卦新闻中与我也格格不入，哪怕看一眼也会心生厌倦。我一直不愿被城市的高楼所挤压，不愿被城市的噪声所烧灼，不愿被城市的电梯和沙发一次次拘押。大街上汽车交织如梭的钢铁鼠流，还有楼墙上布满空调机盒子的钢铁肉斑，如同现代的鼠疫和麻疯，更让我一次次惊悚，差点以为古代灾疫又一次入城。侏罗纪也出现了，水泥的巨蜥和水泥的恐龙已经以立交桥的名义，张牙舞爪扑向了我的窗口。[6]

这是与山乡有关的抒情诗，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对乡村迷恋和赞美的证词。读这样的文字让人情不自禁想起的，是屠格涅夫《乡村》中对故乡的赞美和陶醉——

哦，自由自在的俄罗斯乡村生活，是多么富庶、安宁、丰饶啊！哦，它是多么的宁静和美满！

六月的最后一天，漫漫一千俄里之内，都是俄罗斯大地——我的故乡。茫茫长空匀净地碧悠悠；只有一片白云——仿佛是在轻轻飘浮，又似乎是在袅袅融散。微风敛迹，天气暖洋洋的……空气就像刚刚挤出、还冒着丝丝热气的牛奶一样新鲜！[7]

这是不变的山乡。但另一方面，熟悉八溪村的韩少功，显然也看到了另一种“山乡巨变”。这个巨变，我们在许多虚构和非虚构的作品中已经耳熟能详。这就是乡村的“空心化”。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有的甚至过年也不回来，留下的人影日渐稀少。“山里更显得寂静和冷落了。很多屋场只剩下几个闲坐的老人，还有在学校里周末才回家的孩子。更有些屋场家家闭户，野草封掩了道路，野藤爬上了木柱，忙碌的老鼠和兔子见人也不躲避。”“寂静使任何声音都突然膨胀了好多倍。外来人低语一声，或咳嗽一声，也许会被自己的声音所惊吓。他们不知是谁的大嗓门在替自己说话，不知是何种声音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闯下这一惊天大祸。”

韩少功对城市生活的厌倦，与时尚青年“说走就走”的旅行不同，与迷恋诗和远方，去西藏，去可可托海的远足不同，当然更与成功人士或中产阶级“到乡下去”大异其趣。这些人说到底还是与时尚有关，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操控有关；另一方面，韩少功的返乡与城市的“创伤记忆”没有关系。他在《回到从前》一文的注释中写道：“1997年至1998年，笔者因批评文坛某些现象而招怨，于是某小说被几位论争中的对手指为‘剽窃’‘抄袭’‘完全照搬’，成为上百家媒体热炒的新闻。”如果是这个原因，那么韩少功的返乡之旅就与现代文学史上离乡出走城市，饱尝创伤体验后又重新讴歌乡村的思路如出一辙了。《山南水北》的插图里，有一幅韩少功“在农家聊天”的照片。他坐在一个矮凳上，裤腿挽到膝盖，穿着一双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常见的“解放胶鞋”；他吸着香烟，面带微笑。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由衷的笑，心满意足的笑。而不是他所说的那种都市里已经平均化了的笑，有某种近似性和趋同性的笑。他说：“下乡的一大收获，是看到很多特别的笑脸，天然而且多样。每一朵笑几乎都是爆出来的，爆在小店里，村路上，渡船上，以及马帮里。描述这些笑较为困难。我在常用词汇里找不出合适的词，只能想象一只老虎的笑，一只青蛙的笑，一只山羊的笑，一只鲢鱼的笑，一头骡子的笑……对了，很多山民的笑就是这样乱相迭出，乍看让人有点惊愕，但一种野生的恣意妄为，一种原生的桀骜不驯，很快就让我由衷地欢喜。”[8]因此，重新下乡，于韩少功来说完全是一个自然和自主的选择。他说“我喜爱远方，喜欢天空和土地，只是一些个人的偏好。我讨厌太多所谓上等人的没心没肺或多愁善感，受不了颇繁交往中越来越常见的无话可说，也只是一些个人的怪癖”[9]。但是，韩少功毕竟是著名作家，是社会公众人物。因此，他个人的行为方式一经在社会流播，便会迅速发酵并在阐发过程中形成诸多评论。《山南水北》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授奖词说，这是“一部壮观的散文长卷。韩少功将认识自我执著地推广为认识中国，以忠直的体察和宽阔的思考，在当代背景下发掘和重建了乡土生活的丰沛意义”。在我看来，这是对《山南水北》最为贴切的评价。事实的确如此，韩少功通过个人的行为方式在引导我们生活的价值目标：不要一味地向前、向富有、最后向无所事事两手空空猛跑，生活有时也需要停下脚步，甚至向来路的方向看看。我们过去缺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就会认为物质越丰富生活就越幸福，贫困和饥饿给了我们顽固的记忆和对世界、对幸福的理解。当我们渴望的这一切部分地实现之后，我们发现事情远远不是这样。于是他看到的，是乡长贺麻子，“业余萨满”船老板有根，神算神医“塌鼻子”，流浪狗“三毛”，庆爹，“知情者们”，失明的“满姨”，“农痴”等等，山乡有了这些人，就有了无尽的故事。这些故事构成了八溪的日常生活，当然这是“重建”的日常生活，在这样的日常生活中，“丰沛的意义”才一览无余。《山南水北》出版之后，在文学界、媒体和读者那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一年，他还获得了《南方都市报》“第五届华语文学”年度杰出作家，授奖词说：“《山南水北》，作为他退隐生活的实录，充满声音、色彩、味道和世相的生动描述，并洋溢着土地和汗水的新鲜气息。这种经由五官、四肢、头脑和心灵共同完成的写作，不仅是个人生活史的见证，更是身体朝向大地的一次扎根。在这个精神日益挂空的时代，韩少功的努力，为人生、思想的落实探索了新的路径。”

2017年10月，韩少功创作四十周年汨罗乡亲见面会在韩少功夫妇知青地汨罗罗江镇举行，韩少功观看采访他知青时代一起相处的老乡的视频，当看到老乡都想他回来看看时，眼里噙满泪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2017年韩少功创作40周年汨罗老乡见面会

韩少功和张承志、史铁生等有“知青”经历的作家一样，他们的“乡村记忆”亲切而顽固。他们的创作从一开始就与他们的乡村经验如影随形。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带着那个时代的清新、纯洁和“文艺范儿”走进了我们的文学生活，改写了文学几十年一以贯之的刻板无趣穷困潦倒。他们让文学有了思考，有了魂魄，也有了超越现实的浪漫和想象。韩少功是这个文学群体的主要作家。他的小说《月兰》《西望茅草地》《飞过蓝天》《风吹唢呐声》《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一直到他重要的长篇小说，都与他的乡村有关。《山南水北》对韩少功来说，这是他改变生活方式之后的一部最重要的散文，是他“再次上山下乡”第七个年头面对读者的真情告白。从1968年上山下乡后的三十年，韩少功突然掉过头来，重新返回那个叫作“八溪”的村庄，这当然不是简单的重复——当年是不得已，那是一代青年共同的命运；现在是他自己自主的选择，这显然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后的选择。这个选择是“逆行者”的选择。“逆行者”这个词近年来用得多，因为我们遇到的事情太多，特别是遇到危险的事情太多，比如无处不在的“新冠病毒”，比如重大的水灾、火灾、恐怖活动等等，大多数人唯恐避之不及。但必须有一些大勇者“逆行”，他们承担了拯救者的角色，要救助那些遭遇了危险和不幸的人们。如是，将韩少功作为一个“逆行者”来评论，显然是一种比喻。李敬泽认为，韩少功是知行合一的，他力图提供另一种对中国的认识路径，他力图将被轻率删减的乡村意义加入正在迅速更新的对中国的想象和认同中去。

2

放眼世界：方法和眼光

韩少功有两篇随笔非常重要。一篇是发表于2016年《十月》上的《守住舞蹈的秘密》，一篇是发表于2017年《钟山》上的《渡口以及波西米亚》。这两篇文章分别收进了《漫长的假期》和《人生忽然》两个集子中。在编排上，《漫长的假期》以“远方”命名；《人生忽然》则以“读大地”命名。无论是“远方”还是“读大地”，都是一种象征，与“辽远”“阔大”“无边无际”有关。它示喻了韩少功的眼界，也示喻了他对历史讲述方式的看法和看世界的角度。这个方法和角度，是超越了文化而具有了文明意义的。我们知道，文化是相对于政治、经济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它是不断丰富、发展变化的；而文明则是文化长期积淀的精华部分，它虽然也在发生变化，但是相对稳定。文明是我们了解和把握世界更大的框架，有何种文明，才会有何种文化。文明是使人类脱离野蛮状态的所有社会行为和自然行为构成的集合，这些集合至少包括了以下要素：家族观念、工具、语言、文字、信仰、宗教观念、法律、城邦和国家等等。由于各种文明要素在时间和地域上的分布并不均匀，产生了具有显而易见区别的各种文明，具体到现代，就是西方文明、阿拉伯文明、东方文明、印度文明四大文明，以及由多个文明交汇融合形成的俄罗斯文明、土耳其文明、大洋文明和东南亚文明等在某个文明要素上体现出独特性质的亚文明。

《漫长的假期》，韩少功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

《守住舞蹈的秘密》是写拉丁美洲见闻的文章。包括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以及阿根廷等。看似一篇游记，实则是对拉丁美洲历史和世界历史讲述的辩难。关于拉丁美洲的历史，西方人撰写的《全球通史》有他们的说法，但是，这些说法却难以掩盖南北经济的巨大落差，两个美洲分道扬镳渐行渐远的后果。哥伦比亚安第斯大学的教授认为——

拉丁美洲看上去越来越像“西方”的一大块郊区。在这一片文盲充斥的广阔地域，几十个国家捆在一起，其科研投入总量也仅及美国的1/200。地区经济巨头阿根廷，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也不及韩国的1/6。就大部分国家而言，工业还处于初级加工的低端，大学里的理工系科很不像样，或干脆没有，怎么也办不起来。巴西的钢铁、汽车、飞机一直领跑拉美经济，但也挡不住来自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的进口品大规模覆盖，从天上到地下，眼看就要占领消费者们的全部视野。

另一方面，经济的落差并没有妨碍“穷且快乐”。意乱情迷的拉美，五光十色，激情四射的拉美，不仅盛产美女、诗人和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家，而且盛产大牌国际球星，没有经济奇迹也照样热血沸腾。西方缔造的现代性不是拯救世界唯一的良方，“反现代”的现代性，也创造了另一种幸福。墨西哥多次民调显示出的全球最高幸福指数就是证明。当然，韩少功一定不会忘记要为“贝隆夫人”艾薇塔写上一笔。这倒不在于那首“阿根廷，不要为我哭泣”已经响彻全球，重要的是，这个出身卑微，后来在政坛大放异彩的女人，是穷人的偶像。她曾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工厂、学校、医院、孤儿院之间，为提高阿根廷的社会保障、救济、劳工待遇、教育水平等问题疲于奔命。她信誓旦旦要改善阿根廷底层人民的生活，而且永远站在穷人那一边，成为他们最好的朋友与旗手。同时，她积极维护女性权益，为女性争取选举投票权。但是，那难以兑现的承诺因过于理想化而幻灭。也许艾薇塔童年的经历并没有真正化为一种悲天悯人的信念，她所做的一切更像一种发泄，为穷人呐喊，也并非出自痛彻肺腑的怜悯，却更像是对富人的报复和蔑视，以及为真正成为大人物所寻找的平衡点。如同彩虹之旅，她似乎在燃烧自己的生命，来表演着她的奢华和夺目。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也是拉丁美洲，也是拉丁美洲的历史。但却并没有、也不会在《全球通史》中被讲述。因此，历史讲述的秘密昭然若揭：历史基于时间，却始于讲述，或者说，讲述开创历史。历史的生命就是讲述，历史是用来说的，历史是说出来的，历史在言说中存在，不被说的就不存在。在行为造事的意义上说，人是历史的创造者，所以，人是历史的主体，但在述事而建立精神索引的意义上，历史的主体是语言。如果是过去所做的事情，那么历史的主体是人；如果是所说的过去事情，历史的主体是语言——被说的历史已经转化为一个文明甚至人类共享的精神世界，不再属于个人行为或记忆。那么，什么是历史的选择标准？或淘汰标准？作为现实的年轮，历史关心的是：什么往事需要一直保存？什么精神可以成为遗产？什么制度是现实的根据？什么问题始终具有当代性？显然，历史具有共有性和共享性，因此，在理论上说（实践上或有偏差），历史记载的是值得一个集体去追忆的事情或需要继续保值的经验，正是历史叙事创造了集体经验和集体记忆，也就是一个文明的生命事迹，既包括辉煌成就也包括苦难教训。如前所论，历史做不到如实，甚至人们也不愿意历史完全如实，而更重视拥有精神和思想附加值的历史，因此，历史总是创造性的叙事，是文明基因的生长形式，它给每一代人解释了“我们”从哪里来、是什么样的、有什么伟大事迹或有哪些愚蠢的失败，它塑造了可以共同分享的经验、一致默会的忠告、不言而喻的共同情感和作为共同话题的记忆，总之，历史承载了可共同分享的故事，这些故事又成为解释生活的精神传统。正是通过历史，一种文明才得以确认其传统和精神。[10]赵汀阳的历史哲学给我们以极大的启示。这就是历史与时间的关系，历史与言说的关系，历史与文明生死的关系。

《渡口与波西米亚》是韩少功另一篇重要的随笔，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他看世界的方法和眼光。这是一篇写布拉格的随笔。韩少功与布拉格似乎有不解之缘。1980年代他就翻译了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本书对中国文学和读者来说意义重大。用韩少功的话说，中国与捷克是两个很不同的国家，但都经历过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看看捷克作家怎样感受和怎样表达他们的社会生活，对中国的作家和读者应该是有启发的。也就是从那个时代起，米兰·昆德拉在中国声名鹊起，他的著作几近成了畅销书，以至于在中国孕育了后来的专门研究昆德拉的专家。昆德拉的小说和他的《小说的艺术》深刻地影响了起码两代中国作家。而且是昆德拉告诉了我们对“媚俗”的警惕和批判。他在《耶路撒冷演讲·小说与欧洲》中说：所谓“媚俗”，就是用美丽、动人的语言表达固有观念的愚蠢。它惹得我们为自身，为我们平庸的感受与思想一掬热泪。在五十年后的今天，布洛赫的话变得更加具有现实性。由于必须讨好，也即必须获得最大多数人的关注，大众媒体的美学不可避免地是一种媚俗美学；随着大众媒体包围、渗入我们的整个生活，媚俗就成了我们日常的美学与道德。直到不久以前的时代，现代主义还意味着一种对固有观念与媚俗的反保守主义的反叛。今天，现代性已经与大众媒体的巨大活力相融，成为现代人就意味着一种疯狂的努力，竭力跟上潮流，竭力与别人一样，竭力比那些最与别人一样的人还要与别人一样。现代性已披上了媚俗的袍子。即便现在看来，昆德拉对媚俗的警觉仍然是有效的忠告。

米兰·昆德拉与《小说的艺术》

（米兰·昆德拉著，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

《渡口与波西米亚》讲述了一个现代文明局外族群的历史，这是一个流动的族群，一个传承着欧洲艺术之魂的族群，当然也是一个居无定所颠簸流离格外受到歧视的族群——

曾与捷克合为一国的斯洛伐克，至今保持了全球最高的罗姆人比例，但数百万波西米亚先民毕竟早已流散四面八方，把故地让给了更多白种人。他们为什么要走？为什么总是以路为家走向地平线？也许，作为他们最后的故乡，中欧平原这一地区缺少足够的粮食。这里一马平川，绿荫满目，风景优美，却没有春夏季风这一重要条件，没有生成淀粉和发达农业所必需的“雨热同季”，因此只能靠放牧、采猎维持较低的人口保有率。也许，中欧平原这一地区也缺少高山、大河、沙漠、海峡等天然的军事屏障。在一个冷兵器时代，一个几乎全靠人肉方阵相互铣削以决定胜负的时代，辽阔的波西米亚夹在西欧、斯拉夫、奥斯曼几大板块之间，任列强的战车来回碾压，太像一片天然的角斗场，一项大量删削人口的除数，很多弱势者只好一走了之。[11]

对这个极具个性的族群，是文学艺术给予了其极大的关注。雨果著名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的吉普赛女郎埃斯梅拉达，比才歌剧《卡门》中的女主角，普希金长诗《茨冈》中的草原人等，这个幽灵般的族群得以被艺术化地表达。无独有偶，当年，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曾这样记述了他作为小说家领取以色列颁发的文学奖项时的发言：

以色列将它最重要的奖项颁发给世界文学，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实，而是源于一个长久的传统。事实上，正是那些伟大的犹太人，远离他们的发源地，超越于民族主义激情之上，一直表现出对一个超越国界的欧洲的高度敏感，不是作为一块领土的欧洲，而是作为一种文化的欧洲。即使非常不幸地，犹太人被欧洲伤透了心，却仍然忠诚于这个国际性的欧洲，于是，以色列，这个犹太人重新找回了的小小祖国，在我眼中俨然成了欧洲真正的心脏，一颗奇特的、处于身体之外的心脏。

无论是犹太人还是波西米亚人，他们有过相似的经历，那是一言难尽的颠簸流离。韩少功后来的讲述看似游离了波西米亚人，但却接续了昆德拉的犹太人。这个人是卡夫卡。与昆德拉的童年在父亲的书房里读过的不一样。作为犹太人后裔的卡夫卡，虽然“是一个富商的儿子，却曾蜗居于黄金小巷，其实是各类杂役混居的连排宿舍，低门矮窗，狭小如穴，并在破房子里写出著名的《乡村医生》。这后面的苦涩隐情不能不让人猜想。他曾给父亲写过一封多达百多页的长信，但始终没有将信发出，直到自己死后才被人发现。这后面的故事也想必让人唏嘘和心酸。不管怎么样，种种迹象表明，他活得越来越腼腆、沉默、孤独、脆弱、惊慌、神经质，在照片上的表情如同死囚”。他犹如布拉格的一个影子一样微不足道。于是，卡夫卡迷恋的不是上流社会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卡夫卡后来结识了一个同事的儿子、十七岁的青年古斯塔夫·雅诺施。雅诺施后来成为一个在国内小有名气的音乐家和作家。他以他青年人的敏感，察觉到卡夫卡是一个不寻常的作家和思想家，他主动和卡夫卡接近，留心记下他的一系列谈话内容，像爱克曼整理歌德谈话那样整理成书。书中记载卡夫卡说——

我喜欢作坊里的工作。刨花的气味，锯子的吟唱，锤子的敲打声，这一切都让我着迷。下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到晚上，我总感到十分诧异。

雅：“晚上您一定很累。”

卡：“我是累，但也幸福。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纯洁的、摸得着的、到处有用的手工艺更美好的东西了。除了木匠铺，我在农村和花圃也工作过。那些工作都比办公室的徭役美好、有价值。表面看来，办公室里的人要高贵一些，幸运一些，但这只是假象。实际上，人们更孤独，更不幸。事情就是这样，智力劳动把人推出了人的群体。相反，手工艺把人引向人群。可惜我不能到木匠铺或花圃里干活了。”

雅：“您不会放弃这里的位置吧？” 

卡：“为什么不呢？我梦想到巴勒斯坦当农业工人或手工工人呢。”

正如韩少功关注的国家是仍在发展中的国家，或者有过屈辱历史的族群一样，他关注的作家，比如米兰·昆德拉，卡夫卡，也都是有穷人关怀的作家。对穷人的态度，无论是国家还是作家，是一个检验的尺度。在这方面，韩少功延续了一个伟大的传统。这个传统未必是左翼的传统，而是全世界有良知作家的共同关怀和情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后来会有韩少功的八溪之行，为什么后来会有《山南水北》。

世界主义的眼光，就是居高声自远的眼光，就是对外面世界了解的眼光。这种了解与经济的“功利主义”没有关系。经济的功利主义就是要瞄着那些强势的发达国家，或者不那么强势国家的市场。作家要了解所谓强势文化或文学国家，这些国家的文化和文学当然也要了解，而且每个人都是自觉不自觉地首先去了解的。韩少功也一定是这样，比如他对美国文学或英法文学的熟悉和了解。但是，在全球化的时代，地方性知识和少数族裔文化，是使世界文化保有多元性的基础和前提。因此，那些有眼光的作家，一定会更加关注不同文化类型国家的文化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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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随笔，就是自由写作

散文或随笔，是现代文体，或者说在现代经过不断的探索、试错、拓展和构建起来的一种文体。这一文体是自古有之，但在古代多为“应用文”，比如《典论·论文》分为诗赋、奏议、铭诔、书论，四科八种；《文赋》分为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等十种；《文心雕龙》分为诗、赋、赞、颂、檄、移、铭、诔等。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学体式是经过现代百年变革形成的一种文体。散文随笔的变革，也是一种在不断建构形式，不断突破藩篱，不断探索书写内容，不断进行对话和争取更大自由中完成的。对散文随笔文体自由的理解，就是对文学的理解。韩少功对这一文体的发展有重要贡献，他的散文随笔以理性思辨见长，大大强化了散文随笔的思想性。南帆说：“许多迹象表明，‘思想’正在韩少功的文学生涯之中占据愈来愈大的比重。如何描述韩少功的文学风格？激烈和冷峻，冲动和分析，抒情和批判，浪漫和犀利，诗意和理性……如果援引这一套相对的美学词汇表，韩少功赢得的多半是后者。‘思想’首先表明了韩少功的理论嗜好。”[12]但他的理性和思辨又完全超越了居高临下的说教，他不强人所难，他更多的时候是辩难。是针对历史或现实的具体问题——我们曾经忽略或突然遭遇问题的讲述。这与他对生活的思考有关，与大量的阅读以及和同代人对话的热情有关。我发现，他经常提到的作家比如张承志、史铁生等，都是有强大思想能力的作家。这种对话关系不仅相互激励，而且相互启发和提升。因此，莫言评价韩少功说，中国的文学界很少有思想家，但韩少功必列其中；王蒙评价说，韩少功是富有思辨能力的好手，亦叙亦思，有描绘有分解，他的精神空间和文学空间纵横古今天地，耐得咀嚼，值得回味。这都在说明韩少功散文随笔具有的强大理性思辨的特征。

另一方面，是他在文体上对随心所欲文无定法的热衷。比如《渡口以及波西米亚》，这是一篇写布拉格的随笔。19世纪末20世纪初，布拉格涌现出一批举世瞩目的作家。卡夫卡（1883—1924）、布罗德（1884—1968）、恩斯特·魏斯（1882—1940）、韦尔弗（1890—1945）都是生活在布拉格讲德语的犹太人。共同的社会处境，使他们成为朋友，文学史上称他们为“布拉格派”。孤独和压抑是他们作品的共同基调。他们在文学上各自都作出了贡献，其中最杰出的是卡夫卡。因为这个学派和卡夫卡、布拉格成了“个人主义美学的故乡”。人的主体性，强调个人的地位和价值。但是，在个人主义美学的故乡，个人首先遭遇了困境。比如卡夫卡的小说。几十年过去之后，中国的人的主体性神话也逐渐幻灭。这当然是后话——

当年弗兰兹·卡夫卡也许就是这样走出了查理大学，斜插过小树林，经过那家印度人的餐馆，下行约两百多步，再经过那个德国人的钟表店，进入瓦茨拉夫广场。在街口拐角处，他照例看见了操弄手摇风琴的卖糖老汉。

他也许继续沿着碎石铺就的老街向前，在一盏盏煤气街灯下走过，嗅到了那家土耳其店铺里咖啡和甜圈饼的熟悉气味，然后远远看见了市政厅大楼高高的尖顶，还有旁边的伯利恒教堂。他照例捂嘴咳嗽了，咳到自己几乎头炸欲裂的时候，听到了钟楼上自鸣钟应时的当当敲响。

一辆马车摇摇晃晃窜下来，溅起街面积水并惊飞几只鸽子，引来某个临街阳台上的狗吠。他几乎绕过了老城广场。就在广场那边，赫然耸立的市政厅大楼上，人们再熟悉不过的四个人物塑像，分别象征这片土地上四类群体：“欲望”“虚荣”“死亡”“贪婪”，其中最不堪的“贪婪”当然派给了犹太人——卡夫卡恰恰就是这样一个。

散文、随笔历来有虚构的传统。《史记·项羽本纪》的“梁王以目视之，彼可取而代之”，《聂政列传》中的“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极哀”“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显然是虚构。这还是信史。因此，只要进入叙事，进入讲述，就是虚构之一种。但那时文体形式还是有大体界限的。但《渡口以及波西米亚》第二节的笔法应该是小说的笔法。从弗兰茨·卡夫卡的出现——走出了查理大学，斜插过小树林，经过印度人的餐馆，甚至闻到了土耳其店铺里咖啡和甜圈饼的气息，一直到卡夫卡绕过了老城广场，都是韩少功的想象。如果再有个女郎或逃犯的出现，就是小说无疑了。韩少功想象中的卡夫卡，如此的细致，他不会落下哪怕一个微小的细节。一个人对什么人会如此的无微不至，如此的深情款款。那一定是他欣赏的人，敬重的人，崇拜的人。这个人就是卡夫卡。他们在精神气质上一定有契合之处。另一方面，我们在韩少功纵横自如的笔下，也深切体会到了纵横自如天马行空写作的自由和通透。文无定法，韩少功写的不是教科书，随心所欲信笔由缰便也自成一格。

但是，韩少功还是忍不住和昆德拉一起反思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性格，布拉格事件发生时——

文化蹂躏并不能驱退乡巴佬的坦克。布拉格这一次照例表现了足够的抗议、不合作、沉默与冷目、地下电台舆论战，但除了查理大学一个学生企图自焚抗议，辱国现实似乎仍未得到多少物理性的改变。这种情况竟一直持续到二十多年后苏联自行解体，多少有些沉闷。人们如果稍微把目光移开一下，就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同是被苏军侵占的国家，贫穷得多的阿富汗，既没多少科学也没多少工业的一个亚洲小国，却能坚持长达七年的游击战，仅凭借他们的头巾、赤脚、馕饼、肩扛火箭筒以及一册《古兰经》，就打得外来的现代化强大军队灰头土脸，到处丢盔弃甲，最终被迫签约撤军而去——与之相比的布拉格是否少了点什么？[13]

《人生忽然》，韩少功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

这应该不止是对布拉格软弱性格的质疑或不满吧。在《个人主义正在危害个人》中，韩少功转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些旅行者在南美洲森林边缘目睹过一幕：一次不慎失火，使荒火像一挂红色的项链围向一个小山丘。一群蚂蚁被火包围了，眼看黑压压的一片将葬身火海，甚至已在热浪中散发出灼伤的焦臭。突然，意料之外，这些无声的弱小生命并未坐以待毙，竟开始迅速行动，扭结成一团，形成一个黑色的蚁球，向河岸突然哗哗哗地滚去。穿越火浪的时候，蚁球不断迸放出外层蚂蚁被烧焦的爆裂声，但蚁球不见缩小。全靠烧焦的蚁尸至死也不离开自己的岗位，至死也相互紧紧勾连，直到整个蚁球最终冲下河流，在一片薄薄的烟雾中，赢得部分幸存者的成功突围……然后，他感慨万端：在这个蚁球前，人们也许会感慨万千，联想到人间的志士英烈，那些在灾难或战争面前曾经真实的赴汤蹈火、义无反顾、奋不顾身、惊天地泣鬼神的人。稍稍不同的是，作为一种高智能动物，能够打领带、读诗歌、订外卖的直立智人，可能还比不上蚂蚁那里的奇妙、敏捷、默契、团结一致，竟无任何懦夫和逃兵。[14]

对卡夫卡的想象和抒情没有妨碍他的理性思考。他的见识，使我想起了我们至今持久不衰的“历史文化散文”，这是一个重要的散文现象。我不能断定韩少功的《守住舞蹈的秘密》和《渡口以及波西米亚》是否可以纳入“历史文化散文”的范畴进行讨论，但我明确感受到的是，他们讨论的国别、历史内容以及时间跨度大不相同，但如何解释他们面对的历史和其间的人与事，在方法论上并无差别。但是，就见识和犀利而言高下立判，能够达到韩少功这类文章水准的凤毛麟角。

他的文集里还收有很多演讲。在他的演讲题目中，我发现韩少功有惊人的阅读，他谈文学、谈艺术理所当然，他谈语言、谈音乐也靠谱。关键是他还可以到各所大学谈生态、谈民族主义、谈赚钱、谈新科技、谈神学、谈人工智能等等，涉及哲学与现实，精神与物欲，艺术与技术，善良与罪恶等等。目光所及无所不包，思想之强悍，逻辑之严密，语言之犀利，令人叹为观止。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你要反驳他时却会感到为难。2021年，韩少功出版了他另一部散文随笔集《人生忽然》。他在分享会上做了这样的解释——

“忽”字在汉语里面有几种解释，一个是快，忽然就是快。我今年已经快七十岁了，回头一想这个日子真的是过得快，所以忽然的这种感觉就是迎面扑来。第二“忽”有一种恍惚。回头看很多的事情，随着时间流逝以后，有一些印象不确定、不清晰，有一种恍恍惚惚的感觉。第三种含义“忽悠”。我们从事文学工作，文学有的时候在传达很多人生信息的时候也可能是一些花言巧语，把我们自己忽悠了，把读者给忽悠了，所以我们经常要反省，我们的写作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哪儿给别的朋友，别的读者带来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们不要当一个“大忽悠”。[15]

智者仁者才会“日三省吾身”，这是韩少功声音的一部分，也是韩少功形象的一部分。敢于做思想文化领域的“不合时宜者”需要勇气，更需要能力。2020年我应十月杂志陈东捷主编的邀请，参加汨罗举办的“屈原文学奖”的评奖并应邀作为颁奖嘉宾。在汨罗见到了少功先生。我们一起参观了汨罗正在发掘中的战国时期的罗国遗址，参加了文学研讨会，一起为获奖者颁奖。少功穿着一件风衣，吸着香烟，和汨罗的作者亲切地交谈着。他显得自然，诚恳，云淡风轻。

本文原刊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2年第5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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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孟繁华：《庸常年代的思想风暴——韩少功九十年代论要》，《文艺争鸣》1994年第5期。

[4]孟繁华：《周立波：“伟大的艺术家是时代的触须”》，《光明日报》2018年11月30日。

[5]韩少功：《月夜》，《山南水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49页。

[6]韩少功：《扑进画框》，《山南水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

[7][俄]屠格涅夫：《乡村》，《屠格涅夫散文精选》，曾思艺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57页。

[8]韩少功：《笑脸》，《山南水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3页。

[9]韩少功：《回到从前》，《山南水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0页。

[10]赵汀阳：《历史之道：意义链和问题链》，《哲学研究》2019年第1期。

[11][13]韩少功：《渡口与波西米亚》，《人生忽然》，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33、41页。

[12]南帆：《诗意之源——以韩少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散文为中心》，《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5期。

[14]韩少功：《个人主义正在危害个人》，《人生忽然》，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68页。

[15]应妮：《韩少功推出全新散文集〈人生忽然〉与读者分享人生智慧》，中国新闻网2021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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