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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邵燕君
本刊特推出“网络文学研究专辑”
特邀邵燕君老师主持
近来，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走红极大提振了网文界的自信，另一方面，也提供了一个反身自认的机会。借由“他者”的目光，我们才能更加准确地认清自己的核心属性，找准文化定位。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从全球媒介革命的视野，来考察中国网络文学的“走出去”，更要在这一视野上，考察中国网络文学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在中国网络文学发展进程中，“女性向”最具革命性。当年，伍尔夫说，女人写作需要一间“自己的房间”。并且，还要“五百镑年金的支票簿”。其实，有房子有钱仍旧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个屏蔽了“男评委”的“自己的空间”。至少对中国女性来说，这样一个“女性向”空间是进入网络时代才得到的。在这个“异托邦”里，女人们从满足自己羞耻的欲望开始，突破着性别的藩篱，逐渐发展出一种“网络女性主义”——它和1980年代从西方引入的女性主义属不同脉络，是土生土长的，不精英，却相当激进。这是一场静悄悄发生的性别革命，在幻象空间的深处，YY恣意生长。然而，一旦女人们从潜意识里站了起来，又有谁，用什么手段，能把她们重新推下去？
——邵燕君
网络文学研究专辑目录：
1、邵燕君：《从乌托邦到异托邦——网络文学“爽文学观”对精英文学观的“他者化”》
2、吉云飞：《网络时代 何为文学？》
3、薛静：《穿越重生小说中的现代价值》
4、陈子丰：《女频网文阅读与读者的女性主体建构》
5、王玉玊：《论‘女性向’修仙网络小说中的爱情》
6:、高寒凝：《‘女性向’网络文学与‘网络独生女一代’——以祈祷君<木兰无长兄>为例》
7:、肖映萱：《‘女性向’性别实验：以耽美为例》
8、《美国网络小说‘翻译组’与中国网络文学‘走出去’——专访Wuxiaworld创始人任我行》
9、吉云飞：《‘征服北美，走向世界’：老外为什么爱看中国网络小说？》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文艺批评
邵燕君
从乌托邦到异托邦
——网络文学“爽文学观”对精英文学观的“他者化”（下）
三从乌托邦到异托邦
最早将福柯“异托邦”理论引入对中国当代文学分析的是王德威教授，2011年他以“乌托邦”（Utopia）、“恶托邦”（Dystopia）、“异托邦”（Heterotopias）等概念来解读刘慈欣《三体》为代表的中国晚清以来科幻小说的社会位置和意识形态功能[i]。
近年来，随着大陆学者对这一个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发现这一发表于福柯早年（1967年）但一直未及充分阐发的理论，对于其后兴起的网络时代有着极强的预见性，特别适合用于作为阐释网络文学的重要理论资源。在国内有关福柯“异托邦”思想的研究中，目前最全面系统的成果当属张锦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专著《福柯的“异托邦”思想研究》，本文有关“异托邦”概念的论述基本以该著为参照[ii]。
福 柯
根据张锦博士的考辨，福柯共在三个地方提到“异托邦”这个概念[iii]。福柯对“异托邦”的定义，一直是参照着“乌托邦”这个我们比较熟悉的概念的。如在《词与物》的前言里，福柯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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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位移植（les hétérotopies）[iv]是扰乱人心的，可能是因为它们秘密地损害了语言，是因为它们阻碍了命名这和那，是因为粉碎或混淆了共同的名词，是因为它们事先摧毁了“句法”，不仅有我们用以构建句子的句法，而且还有促使词（les mots）与物（les choses）“结成一体”（一个接着另一个地，还有相互对立地）的不太明显的句法。这就是为什么乌托邦允许寓言和话语：因为乌托邦是处于语言的经纬方向的，并且是处在寓言（la fabula）的基本维度中的；异位移植（诸如我们通常在博尔赫斯那里发现的那些异位移植）使言语枯竭，使词停滞于自身，并怀疑语法起源的所有可能性；异位移植揭开了我们的神话，并使我们的语句的抒情性枯燥无味。[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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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托邦与乌托邦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乌托邦是在现实中不能实现的想象性空间，而异托邦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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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文化中，在所有文明中，都存在着这样一些真实的场所、有效的场所，它们被书写入社会体制自身内，它们是一种反位所的场所，它们是被实际实现了的乌托邦，在这些场所中，真实的位所，所有能在文化内被发现的其他真实的位所被同时表征出来，被抗议并且被颠倒；这些场所是外在于所有的场所的，尽管它们实际上是局部化的。因为这些场所全然不同于它们所反映，它们所言及的所有位所，所以，与乌托邦相对立，我称它们为异托邦。[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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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学之所以被分为“严肃文学”和“消遣文学”，其中最重要的区别标准是作品有没有乌托邦指向。正因为有着乌托邦理想社会的参照样本，“严肃文学”可以烛照出现实的黑暗，从而“引起疗救的注意”，并且进行“掀掉这人肉的宴席”的社会革命动员。所以，“严肃文学”是“撄人心”的。而“消遣文学”则是抚慰人心、麻醉人心，编织虚假的梦境，以使“顺民”顺从。
然而，在福柯看来，乌托邦才是安慰人心的。因为，它在语法结构、知识结构、思维结构上，都与统治者在同一逻辑体系内，处在“语言的经纬方向”上，处在“寓言（la fabula）的基本维度”中。乌托邦是现实社会的改良版，它基于对现实的不满，但提出问题的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都在当下逻辑的延长线上。并且，是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乌有之乡”，作为“理想国”的“彼岸世界”被允许永远不可抵达。总之，乌托邦是以一种人们熟悉的寓言和话语的方式允诺，为人们提供通往想象之地的“康庄大道”和“优美花园”的“安慰”。
而“异托邦”则是“扰乱人心”的，因为它根本就是“异质空间”，它损坏语言，摧毁句话，阻断“词”与“物”的连结，使语言枯竭，于是让人们反思知识生成的方式，揭示出“神话”背后的“真理游戏”。并且，无论是“文本空间”还是“现实空间”，“异托邦”都是在现实中实际存在的，它们或由于边缘（如儿童乐园）或由于具有某种特殊的功能（如疯人院）而被允许存在，被嵌入社会体制自身内。它们是一种“反位所的场所”，外在于所有的场所，但实际上又是被“局部化”的。因而，它能表征出整体场所的逻辑，以其自身的异质性存在进行毁坏、颠倒、抗议。
在五四时代，乌托邦还是能够提供强大的现实动力的。在革命者的心目中，理想国不是乌有之乡，而是有具体的社会制度形态的（共产主义），并且有现实的反抗道路（暴力革命）。而在“短的20世纪”（汪晖）[vii]终结之后，乌托邦越来越成为了“空洞的能指”，它与现实之间那条想象的“康庄大道”已经被阻断，对犬儒主义的批判也仅仅是一种惯性。福柯此时提出异托邦理论来质疑乌托邦，既是他一生反抗实践理论的总结和突破，也有其具体的历史背景。
在笔者看来，异托邦之所以能在乌托邦之后为人类反抗提供“另类选择”（或至少是另类想象）的可能性，并非因为它比乌托邦更有反抗性，而恰恰是因为，它不以反抗为目的。它对“主流逻辑”的毁坏、表征、抗议、颠倒，全部来自于它的异质性——不知道、不关心、不care，自己和自己玩。中国的网络文学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异托邦。它在新世纪之交诞生之际，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主流文学”正因全世界进入“启蒙的绝境”而陷入深层困境。
但网络文学“自己和自己玩”并非是想“背对文坛”，而是“主流”不带他们玩。最初活跃在网络的作者，大都是过不了期刊门槛的“文青”。而一旦有了自己的空间，他们也就不必像“期刊新人”那样接受各种规训——既包括体制规训，也包括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先锋文学、纯文学等各种“伟大文学传统”的规训。2003年VIP收费制度建立以后，网络文学的生产消费机制形成了内循环，不必再到线下出版体制寻求“正果”，也更加明确自己商业化类型小说的主导定位。以后再加入网络写作的“80后”“90后”作家，很多人对主流文坛的种种潮流规范完全陌生，他们的文学资源也主要来自中国古典文学和欧美日韩ACG文化，“新文学”以来的“主流文学”传统恰恰是被绕过去的。
从另一角度说，网络文学这么大一块营盘这么长时间内之所以被允许“自己和自己玩”，正是得益于媒介变革的技术阻隔。待到网络文学受到“主流”的关注（2008年前后）和严格管理（2014年“净网行动”）以后，网络文学已经不但拥有了“最主流的读者”，也形成了建立在新媒介基础上的自成一体的生产机制和评价体系。此时，网络文学被要求承担主流文艺的意识形态功能，承载“正能量”，于是“寓教于乐”的精英文学观才与“爽文学观”短兵相接。
有人把异托邦理解为一个解构的概念，其实，它和解构主义没有关系[viii]。在福柯看来，“异托邦”不是一个偏居一隅的“另类空间”，而是一个具有中介性、模糊性的连接性的功能地带——形而上学的世界是建立在经验世界的经验秩序的基础上的，在这两极之外，还存在着“第三个区域”，这就是“异托邦”的世界。它“正是在这里，因不知不觉地偏离了其基本代码为其规定的经验秩序，并开始与经验秩序相脱离，文化才使这些秩序丧失了它们的初始透明性，文化才放弃了自己即时的但不可见的力量……”文化“充分放纵自己以确认：这些秩序也许不是唯一可能的或最好的秩序。”[ix]秩序既然是被建构的，就不是稳定的，就是有条件的；既然不是唯一的，甚至未必是最好的，就有被改写的可能。
五四精英的反抗是试图打破旧有的社会秩序，建立一个更合理的新秩序，继而通过寓教于乐的文艺形式教育人民形成新的秩序经验（如工人、农民当家作主、妇女翻身得解放），这是一种典型的乌托邦实践。然而，如果铁屋子注定不能打破，是否可以想象能有一个另类选择的梦境？那里“熟睡”的人们并没有昏死，而是“穿越”到了虚拟的世界，各自建造自己的乐园。
对于虚拟世界的快乐麻醉，精英是一直非常警惧的。最经典的想象就是赫胥黎《美丽新世界》里的“快乐剂”，以及电影《黑客帝国》里的“幻觉插管”。然而，造成那种恶托邦结果的到底是快乐还是极权？这种法兰克福批判式的想象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的：统治者铁板一块，无所不能，被统治者一盘散沙，消极被动。统治者不但统治着“原子”们的白天，还统治着他们的夜晚，不但规划他们的意识还规划着他们的潜意识，规划的方式无非就是寓教于乐的模式。然而，如何反抗呢？靠精英们的“呐喊”吗？如果现实造反的路走不通，能不能从“梦境造反”开始？这需要有“别样的空间”，网络媒介的出现正提供了这样的空间。
《黑 客 帝 国》
在翟振明看来，“尽管许多评论者对未来电子革命的其他方面评价不一，但他们几乎一致认为虚拟实在和赛博空间通赫胥黎描述的美好世界正好相反：它将前所未有地激发人类创造力并且分散社会权力”[x]。在这些“异托邦”里，“原子”们重新聚合起来，将他们聚集在一起的力量正是欲望——网络部落是“趣缘群体”，他们因共同的爱好乐趣组成有机的社群。“异托邦”的抵抗性不在于自身有多么强大，而在于它们多如牛毛，却非一盘散沙。福柯说，“异托邦”是复数。虚拟的世界不再受时空和资源的限制，惹不起，躲得起，你玩你的，我玩我的，大家各玩各的。并且，“异托邦”是与现实并存的，“不与主流对抗的方式的边缘存在”，是其抵抗的基本方式。
当然，以上的想法是十分乐观的。首先，网络不是化外之地，随着网络越来越成为主流媒介，也很快引来了资本的大举进军和监管的全面加强。当然，比起手抄本、复印机的时代，网络媒介确实提供了更便捷的地下渠道。不过，这个问题不是本文要讨论的。笔者这里关心的是，即使有了“别样的空间”，如何建造“别样的梦境”？在欲望空间里，人如何摆脱权力关系？当欲望的闸门被彻底打开后，人类会走向何处？中国网络文学十几年的实践，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回答。
四“子宫”与“培养皿”
中国网络文学“野蛮生长”的十几年间，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欲望空间，生长于全球化时代的几亿青年人的“原始”欲望，在这里得到大量的、反复的、极致的满足和刺激。甚至可以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广泛参与的、最高频率的欲望狂欢，各种类型文的层出不穷，其实正显示欲望沟壑的阡陌纵横。对此，基本“看不懂”的师长辈、文化精英们忧心忡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令人特别欣慰的是，经过最初一段时间的“黑暗行走”后，网络文学普遍开始出现“触底反弹”，走出基础欲望层面的“初级YY”，走出“丛林法则”，进行价值重建[xi]。
网络文学的出路在于提升，这早已是网文圈内的共识。“提升共识”的达成不仅出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和ACG文艺的挤压（作为印刷文明的“遗腹子”，网络文学在满足人们的感官欲望方面并不占有优势），也是网络文学发展的自然趋向。按照马斯洛的理论，人只有满足了基本需求之后，才会生出对更高层次需求的渴望，而且，必然会生出高层渴望，因为，那些已经得到满足的需求，不再能成为激励要素。
在发展进程中，有两种非常积极的心理建设功能发挥着重大作用，一种是堪称“全民疗伤机制”的释放抚慰功能，一种是借助“设定”建构“虚拟世界”而达成的心理养成功能，笔者把前一种功能比喻为“子宫”，后一种功能比喻成“培养皿”[xii]。“子宫”和“培养皿”形象地显示出网络文学作为“异托邦”的性质——表征着主流社会的秩序，同时，毁坏、抗议、颠倒。特别是第一次得到“自己的空间”的“女性向”文学，更进行了各种具有性别革命意义的突进，包括“女尊”、“女强”“耽美”在内的各种类型文在性别定位和性别关系上进行了大量的颠覆性实验，一些“小众文”的激进程度令人瞠目结舌。这种从欲望深处生长出的“网络女性主义”特别接地气、有生命力。[xiii]
福柯说，“批判是不被统治到如此程度的艺术”[xiv]，对于发达资本主义文化下的女性来说，是如何反抗已经发达到如此艺术程度的统治。当一切压迫都以如此舒服的方式出现，当枷锁变成紧身衣，变成A4腰和微整容，反抗压迫就如撕裂皮肤。于是，我们只能退回子宫，从象征界退回到实在界。在那里，没有纯情少女，也没有天生荡妇；没有女神，也没有女汉子；没有全职太太，也没有灭绝师太……一切欲望都可以恣意生长。
要想脱胎换骨，必须回到“子宫”。而当新的生命生长出来以后，又需要一个“培养皿”。这一次是女人——准确地说，是“网络独生女一代”——自己立法[xv]。她们中间的很多人从小被当作花木兰一般养大，待到“壮士十年归”时，却被污名化为“女汉子”，被打回“剩女”原型。多亏还有一个“二次元”的空间，在那里，她们自己设定世界规则，自己做自己的父母，自己富养自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需要自己去肩住黑暗的闸门。
在福柯看来，确立“物的秩序”并非如人们所想的是一个单纯理性科学的过程，而是以感性为前导的，充满了诗意和可修改性，“没有比在物中确立一个秩序的过程更具探索性、更具经验性（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xvi]。反过来说，任何最幼稚的经验也是非自明的，也是经过形式化的。他强调经验形式（forms of experience）的概念，以对抗康德的先验形式。
如果说最卑下的服从不是对权力的服从（奴隶），而是对权力规则的服从（奴才），最深切的服从也不是意识层面的服从，而是潜意识里对快感模式的认同（寓教于乐）。外在社会的权力秩序内在地结构着我们的欲望本能，要改变在经验秩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神圣秩序（比如男尊女卑），就必须首先改变经验秩序（比如男强女弱），而作为经验秩序的基础的则是经验形式（比如受虐快感），最终会落实到性幻想形象和性爱模式（比如“霸道总裁爱上我”）。
要问反抗从哪里开始？能不能就从满足开始？既然“受虐快感”已经被打造成我们的快感本能，就让我们千百遍地在“总裁文”里体验“虐恋情深”。让我们谦卑地接受“面瘫男主”的花样施虐，百般调教。终于有一天，我们腻了，烦了，受够了，轻轻一推，他就倒了。于是“总裁文”变成“甜宠文”，高冷禁欲的白子画（《花千骨》）变成暖甜蠢萌的玉言（《我家徒弟又挂了》）。[xvii]原来，男神也可以这样温暖，原来，恋爱也可以不作死，一生一世不分开，简简单单没伤害。或许我们看多了“甜文”，又想看看“虐文”，但我们知道我们只是想“虐虐”而已，那不是我们天生的情感模式。
“培养皿”具有很强的乌托邦性质。福柯甚至说，异托邦就是实现了的乌托邦[xviii]。只是在以往的文学创作中，乌托邦通常处在想象的边际，而在网络文学中，乌托邦设定是一切的开始。这就是世界的基本原则，开篇既定，然后几十万、几百万的故事慢慢展开，一分一毫的经络连通，一丝一缕的血肉长成。人们在漫长反复的阅读中，逐渐熟悉了这个世界，也习惯了这个世界。
有些设定真是相当聪明，比如，耽美，通过幻想两个男人的性爱去探讨更加平等的亲密关系，于是，轻易跨越了男女不平等的障碍。两个男人之间的攻受关系一开始还仿照“男强女弱”设定成“强攻弱受”的模式，很快便有各种组合，如“强攻强受”“弱攻弱受”“弱攻强受”“美攻强受”……以后的ABO文[xix]，更从根本上打乱了男女生理结构[xx]——就如启发福柯产生异托邦思考的所谓的博尔赫斯笔下的“中国分类法”，一旦从根本上改变了物的排列顺序，改变了语法和句法，“性别本质主义”就无从说起了。
这样的“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有关系吗？表面上似乎没有，但事实上，现实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都在影响着“虚拟世界”里的设定。比如，2011年出台的《婚姻法》最新解释被很多人认为减弱了对妇女权利的保障，女性的不安全感加强，于是我们看到在各种类型文里，“男女关系”的稳定性设定被明显加固了，2015年盛行的“甜宠风”，更强行设定“一生一世一双人”。2015年初，包括中央电视台春晚在内的官媒屡吹打压女性之风，公开讽刺“女汉子”，号召高知女性不要和男人抢工作，回家做贤妻良母。网文却反其道而行之，盛行将“女神”称为“男神”，女频热文《木兰无长兄》（祈祷君，晋江文学城）中，“没长胸”的木兰不但当了尚书郎，还抱得美男归。B站（Bilibily 弹幕视频网站）上，“性转”视频流行，女人们撑起“巾帼大业”[xxi]……
如果不能改造世界，就让我们先改造世界观吧。当你在“二次元”的“培养皿”习惯了被爱被尊重的感觉，回到“三次元”的现实世界，至少可以对“直男癌”、各种“渣男”、各种有形无形的压迫具有更高的识别力，更低的忍受度。一旦你从潜意识中站起来了，又有谁能用什么方式把你重新推下去？
结 语
正如王德威借助“异托邦”的概念所强调的：“科幻文学作为一种文类，带给我们乌托邦、恶托邦的一些想象空间。还有，这种文类存在于我们的文学场域里面，它本身的存在就是一种异托邦的开始。它不断刺激、搅扰着我们：什么是幻想，什么是现实，什么是经典或正典以内的文学，什么是次文类或正典以外的文学，不断让我们有新的思考方式。”[xxii]
网络文学的出现更搅动了文学的“正统秩序”。使“精英文学”被“他者化”了，一些“永恒”的概念与逻辑被“历史化”了。如果宽泛理解，对于社会“正常秩序”而言，“五四新文学”、“新时期文学”、“1980年代的纯文学”和新世纪前后发展起来的网络文学一样，都是可以视为“异托邦”，并且都有自己的“乌托邦向度”。它们之间的关系未必是线性的取代关系，而是都可以同时作为“异质空间”存在。甚至在不久的将来都进入网络空间后，仍可以彼此互为“他者”“复数”，互相“呈现、表征、抗议甚至颠倒”。
完
本文获得2016年度《中国现代文学丛刊》优秀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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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i]王德威先生于2011年5月17日在北京大学做了题为《乌托邦，恶托邦，异托邦——从鲁迅到刘慈欣》的演讲，演讲稿分三期在《文艺报》上连载(2011年6月3日、6月22日、7月11日)。
[ii]张锦：《福柯的“异托邦”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在正式出版之前，张锦博士允许我们阅读书稿，就有关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并特别撰写《毁坏、抗议、表征和颠倒——论“福柯的‘异托邦’”》一文，作为本专辑研究的重要理论支持，由于篇幅限制、期刊性质等原因，未能同期发表，笔者将其中重要观点引入本文，特此致歉致谢！
[iii]福柯首次提到“异托邦”概念是在1966年出版的《词与物》一书的前言中。他第二次提到这个概念是在同一年一个题为“乌托邦与文学”的系列广播节目中，在这里他主要讲述了儿童如何在常规空间中创造出特殊的既是想象的又是真实的游戏空间，同时，他也提到了度假村、墓地、监狱、疯人院等他后来主要研究的非常规空间，即“反空间”（counter-space）。福柯第三次提到该概念是在1967年建筑学研究会的发言《其他的空间》一文中。
[iv]les hétérotopies 一词在这里被译为“异位移植”，但是为了和“乌托邦”的翻译相照应，我们选用“异托邦”的译法。
[v][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前言，第5页，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
[vi][法]米歇尔·福柯：《其他的空间》，收入福柯、哈贝马斯、布尔迪厄等：《激进的美学锋芒》，周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2页。
[vii]参阅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
[viii] 2016年4月23日，法国巴黎第八大学阿兰·布洛萨教授在清华大学做“福柯与异托邦”的讲演时，在问答阶段说，“异托邦”这个概念和德里达的“解构”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反而和德勒兹的“创造”概念有很大的关系。“异托邦”是福柯创造出来的概念，“这个词是非常脆弱的、实验性的，用这个词似乎是在做一种思考试验，用这概念来促使我们思考，来寻找别样的空间。提出‘异托邦’最大的意图是批判的功能，让我们的思想以一种批判的方式运作，打开一个新的反思的空间。”感谢中国社科院汤明杰博士在译稿正式发表前与我们分享演讲PPT，感谢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林品整理演讲记录。
[ix][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前言，第8页，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
[x]翟振明：《无有之间——虚拟实在的哲学探险》，孔红艳译，序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xi]参阅本专辑薛静论文《穿回古代，重审“现代性”的诞生》。
[xii] 此处用于比喻的“培养皿”概念，原指一种用于微生物或细胞培养的实验室器皿，研究者根据设计方案提供有关物质条件以得到培养结果。
[xiii]参阅本专辑肖映萱论文《“女性向”性别实验：以耽美为例》。
[xiv] 汪民安主编：《福柯读本》，13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xv] 参阅本专辑高寒凝论文《“木兰要当尚书郎”：“网络独生女一代”重赋木兰辞》。
[xvi] [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前言，第7页，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
[xvii]参阅本专辑王玉玊论文《从“虐恋”到“甜宠”：“女性向”修仙网络小说中的爱情》。
[xviii] 米歇尔·福柯：《其他的空间》，收入福柯、哈贝马斯、布尔迪厄等：《激进的美学锋芒》，周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 22页。
[xix]ABO是中文地区对“Alpha Beta Omega Dynamic”这一短语的缩写。它是同人写作中的一种特殊设定，假设人类除了男女的性别区分之外，还有副性别，分为Alpha、 Beta和Omega三种，这样人类共有6种性别组合形式。ABO设定将人类社会的既有性别秩序推翻，而代以全新的另一套权力系统，因此使得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性取向、性行为、性表达和各种性相关的成见和刻板印象反复地得以重新审视，推翻或者重新建立。参见郑熙青编撰“ABO设定”词条，郑熙青、肖映萱、林品：《“网络部落词典”专栏之三“女性向·耽美”文化》，《天涯》2016年第3期。
[xx]参阅本专辑陈子丰论文《作为经验的幻想：网络文学中的女性主义问题》。
[xxi]“性转”是以一种故意调换男女性别的方式，打破性别本质主义造成的刻板印象。比如，2016年3月在B站上传的同人视频《巾帼大业》（UP主芦柑）即通过剪辑的手段，把原视频作品中的男性变成女性（如以章子怡的形象指代蒋介石），女性变成男性（以陈坤的形象指代宋美龄），用Herstory 代替History，串起巾帼英雄的“建国大业”。类似的热播性转视频还有《伪·三国群像》、《甄嬛传》等。参阅韩思琪：《娥眉石黛写青史——<巾帼大业>与“性转换”文化》，微信公众号“媒后台”2016年4月26日推送。
[xxii]王德威2011年5月17日北京大学演讲稿《乌托邦，恶托邦，异托邦——从鲁迅到刘慈欣》，《文艺报》2011年6月3日、6月22日、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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