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吴志峰：荒岛上的黎明与黑夜 ——相遇王小波

点击上方“文艺批评”关注我们

编者按

王小波身上可资我们继承的：有人对诗意的追求，这是对宇宙虚空与黑暗的永恒反叛，是对一切无视人性的机械生活和天然宿命的抗争；有对智慧的热爱，这既是一种自含快乐的事业，又是一切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更有一种永不从屈服与顺从中获得安慰、永不被生活障碍骟掉的生命斗志。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因心脏病突发辞世，今日是王小波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本刊特推出此文，以此纪念王小波先生。

感谢作者吴志峰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2017/4/11

荒岛上的黎明与黑夜

——相遇王小波

王小波逝世二十周年祭

作者：吴志峰      

几年前，我还在自己家乡的初中教书。那时候刚师范毕业，二十岁不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觉得这世上的一切都等着我去做。总之，对未来抱有无限的希望。另外，我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也怀着无比的热情。想到在读书时所积攒的所有知识和想法，马上就要派上用场，就激动得整夜睡不着。然而没过多久，我就发现，即使是在乡下一所初级中学，也藏有着那么多的黑暗。因而逐渐地，除了与那些学生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感到了无边的空虚与压抑。

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独自在那张破书桌前，一遍一遍地看那些在师范时省吃俭用买回的几本书，听窗外夜游的恶鸟的怪叫。我就像被抛弃在一个荒岛上，和外界没有任何联系，不能和任何人交流，买不到新书，也看不到新书。可在那样的困境中，遇到那样的生活与工作上的困惑与障碍，我是多么想与人交流，多么想诉说与倾听啊。然而我所有的，只有一些古典诗词，古典小说，加上鲁迅的《呐喊》与《彷徨》。于是白天上课，或下田里干农活，晚上就一次一次沉浸于古诗词的柔婉与精美中。然而，学生一个个辍学，学校对教师上课的规范化，以及身边的所闻所见等等，这一切所激起的愤慨又时时使我不能心安。而我所能看到的，除了弥漫于《孤独者》与《在酒楼上》中的深沉的悲哀与彷徨，就是《红楼梦》中的无限的悲凉与感伤，仍至虚无。这一切的美都是我的慰藉，同时也加快着我的衰老，强化着我的悲哀与无力。有一段时期，实在找不到任何新书可看，我翻出了爷爷去世后留下的《圣经》。然而，那个世界虽然有点不一样，也没有给我任何有启发的新东西，只是越发使我觉得生活就像一个无法打破的牢笼。

那时候，我常常想到死。许多次夜半醒来，徘徊于窗前，残月当空，世界一片寂静。注视着远方无尽的黑暗，我想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美好的梦想，我都没法去追求；还有许多平凡的想法，却没法去实现。然而我所能看到的书，都使我年轻的生命快速地枯萎。那对我个人来说是怎么样一个噩梦呀。有许多次，我就那样徘徊至黎明，仍不愿睡去，因为在黎明的一瞬间，对着金色的朝霞，我才能稍稍体会到一点生活的热情和希望。然而总的来说，我就像活在王小波后来谈到张爱玲时所说的“幽闭”的环境中，并且面对一切无聊和障碍，我渐渐地像张爱玲一样：“有忧伤，无愤怒；有绝望，无仇恨。” [1]

后来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从远方的朋友处借得一本《黄金时代》。回家后，自然是当作金色的蜜饼一样，不肯一下子就胡乱吃掉，因为太久没有见到过新书了。于是当夜深人静，我闭门开窗，第一次读起了王小波的文字。

那种新鲜是无法形容的。那文字都如金色的流沙，而且是用清辙的溪水冲洗过的河沙，清朗又干洁，粒粒都发出黄灿灿的光芒，又且带着沙石的质地，似乎只要让它们相互碰撞一下，就能发出脆亮的响声。而更让人奇怪的是，看完了《黄金时代》之后，我所有的感伤与无力都不见了。让我着迷的，不是《黄金时代》中的性与有趣，而是那么一种渗透于字里行间的生命的倔强和新奇的反抗。它在狂欢式的嬉笑中，展示给我另外一种人生态度，那就是：不再自哀自怜，不再沉迷于无力的感伤和绝望；不论生活中有多么大的障碍，都要反抗，而反抗的第一步，就是要提醒自己，即使现实生活中充满了难以克服的障碍，都不要只顾哀怨，以至沉迷于感伤、忧郁和绝望。也就是首先不能让生活给阉了，而要永远保持一种年轻时代的生命斗志。

“王二”在讲到自己的“黄金时代”时说：

 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 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 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缓受槌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的像挨了槌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的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捶不了我。[2] 

这里虽有回顾时的领悟，以及对自我的提醒，但挺然而立的更是一种意志昂扬、斗志不息的个体生命的大纛。而且我觉得，王小波终其一生，都守住了这不倒的旗帜。

《黄金时代》写的是“文革”时期的故事。在那样的生存环境中，王二和陈清杨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显示着生命的生猛，昭示着不屈的反抗。这反抗最有力之处，就在于其对一切“无理的压制”的精神上的不妥协，一种“什么也捶不了我”的狂劲，一种对在“受捶”环境中变得柔弱、绝望以及随之而来的生命的萎缩的超越。

尽管从实践上来说，王二与陈清扬的反抗与颠覆不大可能，但王小波通过自己的书写，揭示出了一种面对人生障碍时的另类精神取向。在这种精神中，我们看到的不再是生命的暮气沉沉，而是嬉笑式的反抗和生命的极致的飞扬。有了这种生命的强力意志，真正的反抗才有了可能。有了这种对照，我们会发现，生活中的各种压制与障碍都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压制与障碍在我们身上所造成的无力感和哀怨式的绝望这些生命的毒素。

自那以后，我想尽一切办法搜寻王小波的文字，并渐渐地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他的作品有了较整体的印象。那些日子是怎样的难忘呀。在一天的劳作之后，我不再于沉浸于“人性中的软弱部分”，而是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活，重新追问为什么生活是这样，在这样的环境中我该做些什么。结果我什么也想不清。于是我决定，我要去远方，去寻“别样的人们”，去寻那些问题的答案……

这些都是以前的事情了。提起它，只是想说明，有时候一本书对人的影响可以是多么大又是多么奇特。

又是深夜，四周阒寂无声，窗外茫茫一片。我再次坐在桌前，重新阅读着王小波，寻找着他从荒漠中走出的脚印，探寻着他的文学与人生之路。

1

要较深地了解一位作家，有一个重要问题必须追问：文学对他有什么意义？也就是说，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生命消耗在文学创作上。

在后来回顾式的文章《我为什么要写作》中，王小波把自己的写作当作一个“熵减”现象，是对一种绝对定律“熵增”的反叛。因为“熵增”会使“大家都顺着一个自然的方向往下溜，最后准会在个低洼的地方会齐，挤在一起像粪缸里的蛆。”[3]尽管他后面又说，他写作是因为他觉的自己有写作的才能，我们仍可看出前面一句话里所包含的意思：人生不能只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还需要另类的创造。但我觉得这些话都说得过于轻巧。任何一个大作家在决定用一生去学习艺术时，总是离不开对生命本源的追问，以及由此而来的个体生命的阵痛。

在王小波早期作品《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中，我们看到一个自我精神觉醒了的青年不安的、焦灼的思索。

《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

在我小的时候，常有一种冰凉的恐怖使我从睡梦中惊醒，我久久地凝视着黑夜。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死。到我死时，一切感觉都会停止，我会消失在一片混沌之中。我害怕毫无感觉，宁愿有一种感觉会永久存在。哪怕它是疼。[4]

请输入标题     abcdefg

这是怎样一种痛苦的觉醒啊！在这种痛感的种子中，已经蕴藏着一种对永恒的期望，或更准确地说，蕴含着对黑暗与虚无的反抗的萌芽。然而：

《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

长大了一点的时候，我开始苦苦思索。我知道宇宙和永恒是无限的，而我自己和一切人一样都是有限的。我非常非常不喜欢这个对比，老想把它否定掉。于是我开始去思考是否有一种比人和人类都更伟大的意义。想明白了从人的角度看来这种意义是不存在的以后，我面前就出现了一片寂寞的大海。人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些死前的游戏……[5]

请输入标题     abcdefg

 如果个体生命面对永恒时感到意义的虚无，而又不能甘心麻木时，它必然要寻求生命的出路，要带着“毕竟心难平”的倔强与虚无对抗。诗人产生了。

《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

 在冥想之中长大了以后，我开始喜欢诗。……它有一种水晶般的光辉，好像是来自星星……真希望能永远读下去，打破这个寂寞的大海。我希望自己能写这样的诗。我希望自己也是一颗星星。如果我会发光，就不必害怕黑暗。如果我自己是那么美好，那么一切恐惧就可以烟消云散。于是我开始存下了一点希望——如果我能做到，那么我就战胜了寂寞的命运。[6]

请输入标题     abcdefg

于是我们开始看到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坐在蓝湛湛的天空下，就着皎洁的月光，在镜子上一遍又一遍地涂抹着自己的诗句。

我不需要刻上我的名字。

名字对我无关紧要。

我不希望人们知道我的名字，因为我的胜利是属于我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世界是机械的，无情的。它永恒沉默地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行。它对各种稀有苍生无动于衷。而诗，作为人类精神的飞扬，是人类面对永恒沉默的吟唱，是面对虚无命运的不甘，是浪漫与热血跟机械和无情的对抗。诗，就是浪漫，就是终极意义上的反叛，就是人的主体精神的证明。如果一个人能写诗，能有诗意的抗争，他就战胜了虚空的宇宙，寂寞的大海。他不需要留下自己的名，就如王小波说的：

我不需要刻上我的名字。名字对我无关紧要。我不希望人们知道我的名字，因为我的胜利是属于我的。[7]

 作为对虚无世界的反抗，许多人选择了写作。然而黑暗与虚无的鬼影，时时在他们的作品中徘徊。读着这样的作品，联系到现实生活中的障碍，人们往往会愈发地沉郁下去，感到黑夜茫茫，噩梦难破。尤其是在中国古典的审美意境中，在传统儒释道相糅的游移不定中，人世无常的慨叹及悲情、哀怨往往成了人们对生命障碍的唯一反应。更甚的是，这种种情绪态度己经高度地审美化，紧紧地抓住了人们“人性中的软弱部分”。在中国，最发达的美学或许是悲情美学。既使是在绝望中抗争的战士鲁迅那里，也带有着挥之不去的阴冷的鬼气。认识到“唯黑暗与虚无仍是实有”（鲁迅语）是深刻的，且会带来精神上无比的创伤。这创伤甚至会使人的生命之火熄灭（或许王国维可以算作这类人中的一个？）；也可能激起深沉阴冷的反抗（如鲁迅）；更多的可能，是激起张爱玲式的哀怨无力或周作人式的退隐与做闲。而这一切在王小波那里激起的，却是顽童式的叫阵，毫不减弱的生命的烈焰。

而其中作为不屈服的反抗的精神，在早期他的书评《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一文对“硬汉”的钟情中就显露了出来。[8]我前面提到，在王小波身上有一种顽强不屈的反抗精神，这反抗并不表现为悲壮。或者说，它超越了那种“趾高气扬的压制——无可奈何的悲哀或悲壮”的模式，而代之以“压制的无可奈何——反抗的嬉笑洋溢”模式。这一不同的“压制——反抗”模式，在各国博大的民间诙谐文化中可以找到其渊源。在文学中表现最充分的，当然是拉伯雷和塞万提斯的小说。不用过多论证，我们就能知道，王小波在精神气质和小说风格上，得到这二位不少的滋养。

早期以手稿形式流传的《绿毛水怪》，写的是一个很传统的、青梅竹马不成眷属的纯情感人而又让人悲叹的故事。然而，这动人的故事、迷人的感情是通过转述形式完成的。就正如《唐吉·诃德》中的爱情故事一样，这种转述中包含着一种张力。在转述的语调中，既有对难忘往事、美好感情的悲悼、感伤式的留恋，又有对这种悲悼与留恋的超越与审视。这不是完全的否定，而是自我感情的对象化，是对自我沉迷的一种挣脱。

在老陈讲述那个动人又感伤的故事时，王小波时时跳出圈外，让老王一脸坏笑地来审视行进中的故事及讲故事者的情感。最后讲到情人由于误解而永远离去，老陈眼里噙满了泪。而老王却满脸奸笑，说他是编故事。于是老陈揍了老王。王小波以下面让人忍俊不禁的话结束了小说：

可是你们见过这样的人吗？编了一个弥天大谎，却硬要别人相信？甚至动手打人！可是我挨了打，我打不过他，被他骑着揍了一顿----世上还有天理吗？[9]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王小波一开始写小说就灌注了自己的强力精神，反对对感伤的过度沉迷。他虽能体会到这种感伤的美好，然而他不愿在此停留。这种对感伤的挣脱是一种对未来开放时空的向往，是对生命要飞扬前进的催促，是生命之流的不甘停歇。这样一种强力精神，与王小波将自己置身于博大的“民间”是不无关系的。当然，这里的“民间”是巴赫金论述拉伯雷时所指的民间。[10]它是在时间上永恒延续、在空间上充斥宇宙的“大生命”。在拉伯雷与塞万提斯或王小波的小说中，它是作为一种永恒人类的背景衬于作品态度之后的。（在古典文学中，以青年清新的力量去冲淡悲悼、感伤的作品，例如契诃夫的《樱桃园》。读这一剧本，你能感觉到一种人世的沧桑，想要留住的，却终究要离去，不管那一切曾经是多么美好。然而同时，你又能感觉到年青的心却那么轻快，可以兴高采烈地忘记过去，充满信心与希望地走向未来。于是在感伤中，我们尽管为一代人的苍老而唏叹不已，却又为一批批的青年人涌上人生舞台而为“大生命”欣喜。当然，在契诃夫那里，超越是清新、欢快的。在王小波那里，超越是幽默、一脸坏笑的。而“笑”与博大民间生命的关联，在巴赫金那里有很好的论述。这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有创造力的“笑”。）

她本能地憎恶任何虚伪，

赞美光明

王小波不停地追逐着自己的梦想，磨练自己的金笔。他希望有一天成为天上的星星，用自己灿烂的诗的光芒，来对抗宇宙的虚无与黑暗。《战福》、《这是真的》、《歌仙》、《变形记》、《猫》这些短篇小说，[11]是他一个个尝试的足迹。在这些作品中，他尝试过多种创作模式，但都没有找到适合于自己的路子。不过，在这些试笔中，我们却能微微看出作者的想象才能，以及对传统叙述的颠覆倾向（如对《刘三姐》的反写，以及对《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反写等）。

王小波的处女作《地久天长》，发表于《丑小鸭》杂志1983年第7期。说它是他的处女作，不只是说它是他的第一篇正式发表了的作品。在我看来，一位作家的处女作，往往是他文学技巧最朴实而生命情愫最真挚的作品。这样的作品，都如涉世未深的少女，饱含着青春的热情。她睁大着一双清纯的眼睛，收尽生活中的新鲜、丰满，并放射着处子的对人生中最可贵的希望与价值的珍爱与敬意的光芒。“地久天长”是一种祈祷与祝愿，在这深情的祝愿中，珍藏着王小波青春时代的可贵的一切。这是一次埋藏、一次告别、一次对逝去的青春与友爱及梦想的致意。小红就是青春与美好的化身，“她本能地憎恶任何虚伪，赞美光明，在我们困惑的地方，她可以毫不费力地指出什么是对的。”[12]在她身上，王小波投射了自己青年时代所向往的单纯与美好，自信与无畏。（虽然“毫不费力”地明辨是非，是中年以后的王小波所要极力否定的。）[13] “她绝对温存，绝对可爱，生机勃勃，全无畏惧而且自信。我从她身上感到一种永存的精神，超过平庸生活里的一切。”[14]在王小波以后的作品中，所有的女主人公都失去了这样的单纯与美好，但那些“王二”却都继承了小红的一些品质：“王二”在所有的障碍及“非理性话语”面前，表现得生机勃勃，褒有着无畏的反抗与对世事判断的智力上的天然自信。

在这篇优美纯情的处女作中，年青的王小波并没有掩饰自己对一切美好东西的向往与珍爱，也没有如后来作品中那种在高压下变形又自信的调笑与佛头着粪式的反讽。可以说，王小波写完这篇小说之后，就告别了青春，告别了青春时代对美的叹惜与感慨，告别了青年人对人生中令人心痛的美的反复咏叹，和对未来的不安的希冀。以后，人们将再也看不到他内心的情感波澜与对终极问题的追问，看不到他心底所珍爱的、近乎令人绝望的唐吉·诃德式的对美好人世的向往，再也看不到如下的倾诉: 

天空的蓝色，还有上面的游云，都滔滔不绝地流进我的胸怀……我开始倾诉:我爱开阔的天地，爱像光明一样美好的小红，还爱人类美好的感情，还爱我们三个人的友谊。我要生活下去，将来我要把我们的生活告诉别人。我心里在说：我喜欢今天，但愿今天别过去。[15]

2

有人说，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在于他不再专注于写自己。这句话未免有点以偏概全。然而，一个人的步入成年，却真的往往以不再谈论自己个人的内心情感和体验为标记。即使有时谈论起来，也往往是对象化了的、审视性的，而没有了年青时的沉浸与热烈。王小波继续在磨砺着自己的文字与想象，他要以光芒的诗句对抗黑暗与虚空的宇宙的大愿并没有忘却。《唐人故事》是他在留美期间的文学试验。其中《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开创了他溶铸古今、双线重奏、夹叙夹议、穿插行进的叙述风格。而那些奇特的唐人故事，则成为他以后文字洗炼、想象飞扬、人物活健的《青铜时代》的胚胎。《唐人故事》是王小波写作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他以后主要作品的叙述风格与故事框架都在这里孕育。

步入成年以后的人，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他往往会发现，活在这个世界上，宇宙的虚空与黑暗并不是人所要面对的唯一可悲障碍，他要面对的是更多、更现实的具体社会情境中的障碍。这些障碍更是人一生中任何时候都无法回避的，它们是我们的生存环境，是我们一生注定不愿其有，却又不得不整天面对的。它们像无形的压力，时刻塑造着我们的生活，挤压着我们的心灵。面对它们，一切宇宙的虚空与黑暗都显得那么飘渺与遥远。从而，一切试图对那无尽的虚空与黑暗的反抗，都绕不过对它们的克服。人无法直接对宇宙的虚空与黑暗发力，任何人的反抗，最终都将落实到对具体生存环境中障碍的反抗。

当王小波回国以后，再次要以诗的光芒对抗宇宙的虚无与黑暗面时，他的作品里已因现实生活状况的“压力”而充满了一种对现实的紧张反应。他的“时代三部曲”虽是他以嬉笑的方式“打破寂寞的大海”的光芒四射的诗篇，却因作者现实生活的处境，渗透着强迫性的反弹力，这些反弹力无形中成了“时代三部曲”的向度，也构成了它们内在的对现实的紧张的对话。

在话语场中成长成形的人，时刻都能感受到某些话语的亲和性或压抑性，这些话语都包含着特定的价值判断，代表着特定的立场。它们或挤压、攻击着你，使你觉得不驳倒它们，就立不住脚跟，行无所本、止无所依；或赞同着、吸引着你，使你觉得它们支持着你所做的一切，认同它们就更能怡然自信、心安理得。对于一个个性鲜明、自我高度觉醒者来说，他往往感觉到自我与外界话语差异性的一面，并在与之紧张的对抗中“反显”着自我。相反，那些只知道认同，从来感觉不到外界话语压迫性、差异性一面的个体，往往在无声中生活，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自我无意识状态，他所用于标识自我的，是他自己也无从认识的话语。另外，人的存在与成长之所，虽然都是一个个“现在”，但“现在”总是从历史中走出，向未来走去。每个个体的自我都由其记忆中的历史、此在性的判断、预测中的未来所构成。他的话语中无一不含有对过去、现在、未来三者的判断与立场。他的话语中无一不渗透着对这三者向他所展示的赞同与威胁、亲和与压抑的认同或对抗。

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在文学特色上有着自己的品格，它们又因着创造主体的历史性价值取向和现实立场而渗透着自己的历史性价值取向与立场。《黄金时代》一辑（包括《黄金时代》、《三十而立》、《似水流年》、《革命时期的爱情》、《我的阴阳两界》）从特有的角度展示着“革命时代”人们的生存状况。不论是以性的自然张扬和灿烂喷薄及“不能证明自己无辜，就证明自己不无辜”的黑色逻辑，在事后对个体记忆中压抑性的历史进行颠覆和超越，并最终“反显”出主体的从不屈服和狂欢式的反叛（《黄金时代》等）；还是以性心理学的话语重新叙述历史，从而造成对“革命”宏大叙事的解构，完成对“革命”话语的颠覆（《革命时期的爱情》）；或者以“施虐/受虐”的游戏模式透视“革命”时期的压迫与屈辱，从而消解“革命”话语的严肃性、威严性，达到对历史中压抑性话语的对抗（《革命时期的爱情》等），都展示了王小波与自己个人记忆中的历史的对话。而对话时他自己所站的立场正是政治自由主义的立场：反专制、反对对个体生活空间的无限制压缩与强制性干预、反非理性狂热的激进主义。在这些小说中出现的往往是“领导”、“军代表”、“工厂”、“生产队”。

3

对历史的反思，往往容易成为对当下与未来道路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的辩护。八十年代对“文革”的声讨与批判，为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提供了天然的合法性。当时所聚起的所有反弹力都指向了走“西化”的道路。经济自由主义给人们许诺下一个与“专制”相对立的“自由”的“美梦”，只要资本与商品自由地流通，就会有“看不见的手”去调制一切，并最终形成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当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毫无反思地鼓吹这一切时，从作为“中国的未来”的美国归来的王小波，却凭自己的经验与本能觉察到这一切的虚幻性。《白银时代》及《黑铁时代》以灰色的调子，给人们展示了在未来商品技术时代人们的生活状况。在“未来世界”里，资本与商品替代了政治权威，人都成了“单向度的人”。那是一个只有“熵增”的世界，人被商品与商业机构所驭。作为人的精神的证明的艺术，成了艺术公司里批量生产的商品（《白银时代》），人都成了无任何梦想的人（《南瓜豆腐》）。这些小说里经常出现的是“上司”、“老板”、“公司”、“技术部”。但是，在这些作品里，因为作者的单纯艺术立场（诗性立场），反衬出的只是未来工业社会里的生活的无聊单调，及技术与物品、社会机构对人的侵蚀。可以说，当中国正在大踏步要奔向现代的时候，王小波因其在美国的经验（还有其对无情世界的本能的、艺术的反叛），看到的是“后现代”社会的诸多弊端。

但王小波却没有把握到当下中国社会的其它问题。这无疑与他无意识认同政治自由主义的立场有着密切关联。社会在改革期所出现的不公正等具体问题，并没有进入他的视野，自由主义的话语因而也就没有对他的自我形成一种压力。他所感觉到的压力来自“后现代”社会的纯技术性、物质性和人的诗意的消失。从这一角度来说，秦晖先生认为王小波对现实的批判似有“慢一拍”的遗憾（“因为王小波去世前的中国已不是个乌托邦狂热下的中国，以权谋私的原始积累过程已取代虚伪的‘道德理想国’而成为新的‘现实’”）[16]，还只能说是说对了一半。因为，其实王小波当时对现实的批判还有“快半拍”的嫌疑（或许在现在看来，又并不“快半拍”了）。王小波从中国的“文革”时期直接走入“后现代”的美国。对于中国来说，他只有对过去的记忆与对未来的想象。

当然，这些并不是说，王小波在创作意图上就主动抱有以上那些诉求。相反，他认为文学创作首先要完成的不是说教，也不是批判（这些都可交给杂文去做，他后来也确实另外这样做了）[17]，而是要创造诗性的光芒，及超越一切无聊单调生活的想象的诗意世界。然而，主体的一种话语在现实中碰壁，他的所有话语中都将渗透着这种碰壁后的反弹力，强迫症似地要在所有话语中夹杂进主体的反驳与对抗。

他的《青铜时代》脱胎于《唐人故事》。本是一种想象激情与对文字的爱好的产物。然而，因着自我感受到的生活的障碍，在再次叙述时都被逼入了一定的对抗与反驳的“暗力”。对性的忌言、对智慧的漠视、对有趣的反对，都是作者在当下现实中所感受到的对抗性话语。于是，在《万寿寺》中，我们看到的是对性的强调；在《红拂夜奔》中，我们看到的是近于贫嘴的有趣；在《寻找无双》中，我们被告之有一个关于“智慧”的遭遇的隐喻。[18]

其实，《青铜时代》给人印象最深的仍是主体的自由张扬、毫无感伤和狂欢嬉笑、想象的奇特和镶嵌于其中的人类某些确实困境。较之以往的小说有所不同，《青铜时代》中的人物是非典型化的，事件与情境也是单元式的（这与传统现实主义对人的典型性观念有所不同，也与所有建立于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本质化的“人性”观有根本的不同；事件中人物也不同于上述两种情况中的人物，只是以“现实的合理性”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因而事件本身也不是用理性的逻辑所能把握的）。从而主体可以借无定性的人物，自由来往于各单元事件和情境，想象的魅力与精神的自由因此被发挥到极致。而王小波的文字到此时己趋于化境，干净利落、文字质地光洁如青铜、粒粒泛光。可以说，《青铜时代》是王小波小说的巅峰之作，也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它在当代小说之林中，可以说是横空出世，并将经住时间的考验。

收入《白银时代》（包括《白银时代》、《未来世界》、《2015》三部中篇）一辑的小说，或因其小说在当下不断被毙的原因，而充满了对艺术本质的争辩；或因其在美国的生活经历，以及对技术与政治的合谋将对人的诗性（人在机械无情的自然面前的主体性的表现）产生戕害的想象，而充满了对未来世界的焦虑。

《白银时代》里贫嘴的玩笑，性的游戏及叙事的不断中断与重复，暴露出了王小波后期小说的失血苍白。而郁结于心中，纠缠于字里行间的，则是对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稿件被毙之理由的耿耿于怀，也即对什么是真正的小说的竭力辩说。在小说中，“我”是就职于写作公司里的职业作家，“我”的稿子被毙的原因总是一个：脱离生活。而小说中我的《师生恋》一遍遍地被要求重写，正展示着“我”对小说作为构造多样可能性观点的实践，这种实践对抗着小说不能“脱离生活”的专制又单一的小说家教条。然而，由于专制性的教条如此单一、僵化，同它的对抗因而也走向了反面的极端，最终确然落入了敌手的陷阱，整篇小说散漫又苍白，丝毫没有了生活的丰富与血肉。这是当小说要面对某一种压力而作者本人却不甘心时，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小说在这里变成了争辩，变成了气急败坏的反击手段。在现代理性二元对立思维的条框中，对手越僵化单一，争辩者本人也越僵化单一。王小波的写作终于因此失去了它在一开始时的丰满与充盈、从容与自信，以至想象的广阔飞扬和行文的自由洒脱。

在《未来世界》上半部中，王小波用己经熟烂的叙述技巧，编叙着平行的两个故事。“叙述的迷宫”己然显得单调。作为故事“动力因”的是对于“历史”与“虚构”被权力操纵的愤懑，以及对自己写作所犯“直露”毛病的指责的难以心平气和的戏拟。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同样一件事，如果你说是小说家的虚构，问题就很严重；假如说成历史事实，问题就轻微，但还是有问题；假如你说它是高深的隐喻，是玄虚的象征，是思辨的需要，那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19]

然而这些“叙述”形式与“向度动力”的肌理，却被王小波一贯的“施虐/受虐”的性游戏和诸多细小的黑色笑话填满。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王小波在“舅舅”的身上有意无意地投射了一种对人世的淡漠，对自己所最钟爱的数学和艺术之追求的疲惫和兴趣的消退。仿佛活到此时，数学与艺术本身作为一种活于世上的支点已显的不胜其力。或许这正是王小波生命力与创造力走向衰竭的预兆；也或许，王小波切实开始感受到，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光靠数学（或科学）与纯艺术，并非就能承受得起“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不管怎么说吧，

我同意作者的意见，

的确存在一种小说的艺术，

这种艺术远不是谁都懂得。

这篇小说的下半部则在“未来世界”中构造了政治权力与公司组织（或说商业机构）相结合后的奇特生存环境。在这里，商业与权力挂钩，官僚机构与技术统治相合，思想压制与“社会治疗学”相配。嬉笑反讽中，暗含着王小波对中国政治制度与商业运行规则相互交合之后果的某些预见与担忧。然而耿耿于怀的，仍然是对自己作品所受的“直露”与“影射”指责的气愤与反驳。

《2015》依然是以化管制为游戏的模式，写艺术家“舅舅”的“可懂又没有人能懂”的故事。其中充满了对“什么是艺术的真谛”的焦虑与追问。一方面，艺术创作活动与生命力（在王小波的小说中以尘根为象征）一样，是对一切机械、无个性东西的反抗，是人的精神的证明；另一方面，从本体论的角度，谁也搞不懂究竟什么才是艺术。物化了的艺术作品，与用电脑技术制造出的图画，从物的角度来说似乎毫无区别，这令王小波心焦。这说明，王小波在艺术实践上虽然展示了主体精神的高扬（如前文所说），而在思辨上却陷入了艺术本质论的死胡同。艺术“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王小波对艺术渴望的动因中，原本暗藏着这一艺术的定义。而在极度的疲惫之后，在对空洞的艺术过分强调之后，王小波却以他过于发达的理性思维框住了艺术。然而，要用一个本质化的概念来捕捉艺术的真谛，本身就是悖论。艺术是人的精神，人的精神是对一切僵化定义与机械世界的反抗。任何对人的无情又教条的规定都会激起人的反抗，任何对艺术的教条式的、僵化的定义都会引起艺术的反叛。其实王小波的小说中处处含有对潜在评论家、文艺编辑者、文学同行、社会主流话语等对小说所作规范性叙述的竭力反驳。他太在乎自己的个性，而又面对太多的规范性话语，以至他的小说文本只是一种解构文本，充满了戏谑、诙谐、反讽、不正经与故作的“混蛋像”。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王小波的小说是时代逼出来的。“白银时代”是艺术失落的时代。

而《黑铁时代》一辑（包括《大学四年级》、《黑铁时代》、《黑铁公寓》）则想象了在国家政权与技术合谋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处境。住入黑铁公寓，将过着黑暗的毫无自由的日子。但王小波又刻意把这它写成一贯的“管制——配合”的游戏。施虐/受虐的模式在这里褪尽了灿烂的性的意味，因而显得灰暗，不容乐观。这是黑色的《1984》。

4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王小波的文学观与文学实践之间的矛盾；以及与此相关的，存在于他的杂文与小说之间的张力，存在于王小波身上的两种力量的张力。

在中国，作为对“文革”时期文艺过度政治化的反弹，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独立”话语得到不断的加强。然而，这里的“文学独立”话语在大家无意识的表达中隐藏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形式的主体性”，即文学具有独立自足的普遍规则，艺术创造属于特定的独立范畴；它有自己的王国，在其中，它遵循自己特有的规律，有自己自足的评价体系，从而作品的好坏不依据任何外在的评判标准。另一种是“人性的主体性”，即文学并非是具体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反映，它的最高成就表现在揭示“普遍人性”方面的独立价值；也即文学是与意识形态无关，只与永恒的、普遍的人性相关的艺术。而正如韩毓海所指出的，其实这两种“主体性”，即形式理性和“人性”的观点，分别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现代话语的组成部分，是它们矛盾的表述。[20] 但是它们又都统一于理性所具有的“客观普遍性”信念。是理性认识方法引申为艺术创作方法。

在王小波对文学的论述中，充满了对艺术本质的追问，并明显有将艺术本质化的倾向：

不管怎么说吧，我同意作者的意见，的确存在一种小说的艺术，这种艺术远不是谁都懂得。[21]

在王小波的杂文或观念中，有要认定小说是什么样子的倾向。如前文所说，这是一种想用本质化概念捕捉“艺术”的理性主义方法。而在王小波小说的字里行间充斥着的，却是人的主体对客观规律性的对抗与超越。在他的作品中飞扬的正是非规范的、超出普遍规则的“人的精神”。这正是近代以来，王国维、鲁迅等人所注重的另一种“文学独立”性：人对普遍理性法则的反抗和叛逆，文学作为人“与天相抗”之精神的独立性。[22]

我们可以说，王小波在艺术观念与艺术实践上的矛盾，与他的杂文与小说之间的张力是一致的。这是一种扩张性的、可能导致专制的理性与人的自由精神、艺术本性之间的张力；或者说，纯粹理性与艺术之间的张力。他的杂文中，虽有对智慧的纯粹爱好与追求，但更多的是一种科学主义的态度。甚至在涉及伦理问题时，也不是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与人文关系中去讨论，而是用客观的、静态的“科学手术刀”去做“冰冷”的解剖。[23] 他的杂文有一种理性的清明与简洁，但这种清明与简洁的代价是，失去将问题置入一定的历史情境与社会结构中去考察的复杂性。这是科学理性对人文学科的入侵（关于王小波的杂文，我将另著文论述）。通过他的杂文，我们能得到许多清醒头脑的“解毒剂”。但同时在他的杂文语气中，我们似乎能感觉到一种潜隐的“理性的专制”。

而在他的小说中，如我前面所说，充满了对教条与单一化的专制的抗争。并且，写小说本身对于王小波来说，就是对一种绝对定律“熵增”（注意：“熵增”是一科学术语）的反叛。

生活于这个世界上的人类，必须“脚踏实地”，面对生存与生活中的各种现实问题。为了应对世界与改造世界，我们不断地去寻求存在于世界中的各种“客观规律”。为此，世界必须有理性，人性中也必须有理性，并且它们必须能相互认识。这就是近代理性主义的基本信仰，它的认识论来源于此，它对自身能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自信也来源于此。[24]然而，现在已很少有人再对这一理性的信仰抱有哪怕一点反省态度（近来的后现代理论家，如德里达、福柯等人对理性的解构，也都只是限于人文学科领域，所用的方法更多地是受语言学的启发[25]）。对于休莫所提出来的“人性的断裂”的质疑，大家已完全不理不采了。大家忘了，对理性的“信仰”本身并非“理性的”。然而，即使将这一点置之不论，如果世界与人性中果真存在“普遍一致”的理性，那么人类所面临的，只能是“冰冷的客观世界”与不可更改的“宿命般的前程”。

但人毕竟是“人”，他不但有“脚踏实地”的现实功利的需要，同时也有“仰望苍穹”的诗意的追求（所谓“神思”[26]）。人用于确立自我的，只能是与世界的相异；是创造出不同于“教条世界”与“功利化世界”的“理想世界”或“人的自由的世界”。人的主体性必然表现为“人的精神”的飞扬，以及对世界的宿命般规律的抗拒。

在王小波身上，很集中地反映了以上两种力量之间的张力。一方面，王小波受了系统的现代科学训练，从常识的角度难以不遵从科学理性。他还从“文革”的过于狂热的“理想主义”所造成的现实灾难中，看到“非理性”对生命本身的戮害，从而认识到只强调“诗性”而不遵从“理性”的可怕后果（在对“文革”的批评中，王小波并没有像有的青年学者那样，简单地将之说成是封建主义的复辟，而是将其与诗意的“非理性”联系起来。在小说中，更是有意将其写成是一种诗意的“瞎浪漫”[27]）。另一方面，王小波凭着其作为人所具有的主体性精神，对由单一理性造成的当代社会越来越功利化、技术化抱忧虑与批判态度。因而，在他叙述“文革”的小说《黄金时代》中，色调明亮，精神高扬；在他叙述未来工业社会的小说《白银时代》与《黑铁时代》中，色调灰暗，神气沮丧。

可以说，极端的“理性”实际上是“非人性”的。

另外，从认识论的角度讲，纯理性的反映论有将事物本质化的倾向，从而容易造成理性的专制。这在王小波用“聪明——愚蠢”的模式来讨论一些社会问题时表现的尤为明显。而艺术作为人的精神的飞扬，反抗着理性的绝对与专制，抗拒着由理性所规定的“天然宿命”，并为人类前途的多种可能性提供无穷的想象。

由此可说，当代青年在对王小波认同时，或许只是取其一端。当代自由主义学者在借王小波的“理性”与“自由” 鼓吹“自由市场”与“理性社会”时，却不可不将王小波身上所存在的矛盾与张力考虑进去。王小波本人没有明确表达过但却存在于他身上的张力，是在阅读王小波时所不可忽略的地方。

5

不管怎么说，王小波总算是为中国当代小说提供了独特的、有个性的艺术品，创造了他自己的诗意世界。

到此，王小波可以说己接近自己的早年梦想：以诗的光芒对抗宇宙的虚空与黑暗。他就要在荒岛上迎接黎明了！然而，人依然要借助他人的光芒才能照亮自己。可是，他的稿子被压了，他的书一直处于审查中。对于一位许久以来只坐于书斋的文人来说，这无疑是他所能感到的唯一黑暗。但这黑暗随着王小波的瘁死，而一下化为白昼。他的书一瞬间被无数人阅读，他所竭力反驳的一切，一夜之间全都倒塌。人们似乎都在他身上找到了自己的认同：有趣，反对一本正经；性，反对道德判断；个人自由，反对集体制约……。王小波用于标识自我个性的话语，突然成了时代的无意识认同。[28]

但正如我上文所说,细心一点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大家对王小波的认同是有选择性的。所被认同的只限于“黄金时代”与“青铜时代”里的某一方面，而“白银时代”与“黑铁时代”却似乎没有得到很大的共鸣。这只能说明，大家正无意识地处于大步走向“白银时代”与“黑铁时代”的途中。

同时，其实任何一个人在标识自我的时候，都难免陷入另一种无意识之中。当王小波站在所谓“自由主义”立场批判“文革”时，他正陷入“自由主义”的无意识话语之中。当社会改革出现不公的时候，他在一己的立场上，体验到的只是专制（出版制度中的专制）。当然，政府制度中的许多专制因素在此无疑也起到了同谋作用：它把对真正严重的社会问题的关注点，引向了在自由市场中已经漏洞百出的检查制度，使得往往过于关注自己的知识分子只看到了“旧时代”的还未退去，却看不到新的不公与压迫早己粉墨登场。当由于社会的不公造成无数求知与工作机遇的不平等时，他看到的是聪明人与蠢人的差异（在王小波对人的批判中，更多地是用这一“聪明——愚蠢”的模式，而忽略了造成人与人之间差异的社会性原因。[29]当然，这也与他在分析社会问题时的“唯科学主义”方法有关）；当由于社会的不公正的积累效应，而产生富人与穷人的生活巨大“差异”时——其实是“不平等”，他所看到的是文明人与低素质者在生存方式上“选择”的不同[30]。这些我将在对他的杂文论述中仔细分析。

回想他早年因自己的担忧与不平而写的《这辈子》，我突然感到,一个知识分子极容易因自己地位与处境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立场,以及思考社会的方式。我们还记得，当王小波还是一个青年的时候，他有着许多幻想,想求知、想创造、想用诗的光芒对抗宇宙的虚空与黑暗，要在荒岛上迎接黎明。然而，这一切，对于一个整天因生活而劳作于泥土中的农人或插队知青来说，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在《这辈子》中，王小波以梦的方式，设想了老陈一生因生活而困于土地上的可怕情境，展示了他对处于社会底层人的单调、劳苦生活的恐惧，并为之感到切肤之痛，喊出了心底的不平与希望：

老陈推着小车站在东山上，心里想着：我们活着是为了谁？为了儿孙吗？要是过得和我一样，要他干什么？为了自己吗？是为了吃还是为了穿？只是为了将来还有希望。可是希望在哪儿呢？都把我们忘了。我们要吃饱，我们想不干这么使儿的活。我们希望我们的老婆不要弄得像鬼一样。我们也要住在有卫生间的房子里头，我们也要一天有几个小时能听听音乐，看看小说。[31]

当以后王小波用“聪明——愚蠢”模式、“生活方式选择的不同”来言说中国当下的现实时，我不禁总有一个设想：设想王小波依然抱着要“在荒岛上迎接黎明”的豪情与梦想，然而却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并且如我的许多学生一样因贫困而辍学，最终又不得不像老陈一样，睡在猪圈边，每天推“七百斤”的粪上“45度”的山坡，还要养一家老小。[32]我想，如果他处于这样的状况中，肯定仍会保有对知识与智慧的无比热爱、对自由的急切向往。但如果那样，他所感受的茫茫黑夜自然又会有不同的具体所指了。

王小波毕竟有着更好的机缘，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与奋斗实现了一生的梦想，知道了一些想知道的道理，见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创造了一些美丽的诗篇。然而，对于那些被大家“忘了”的人、那些因生活的不合理而整天只能为基本的生活保障而劳作的人们、那些一样有着自己的追求与梦想的人们，对于他们来说，生活依然是一座没有黎明的荒岛。他们能深深体会到王小波一再引用的塞利纳的诗中的绝望：

我们生活在漫漫寒夜，

人生好似长途旅行。

仰望天空寻找方向，

天际却无引路的明星！[33]

在这里，我或许只能说一句王小波不爱听的话：如果作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依然只顾自己个人的人生出路，这个社会就永远不会有普照的阳光。

然而，对任何一位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我们都不能只批判其在时代面前暴露的缺点，却不继承他所留给我们的财产。

王小波身上可资我们继承的：有人对诗意的追求，这是对宇宙虚空与黑暗的永恒反叛，是对一切无视人性的机械生活和天然宿命的抗争；有对智慧的热爱，这既是一种自含快乐的事业，又是一切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更有一种永不从屈服与顺从中获得安慰、永不被生活障碍骟掉的生命斗志。有了这些，我们也可以学着他的语气说一句：发了些牢骚，心情好多了，我觉的我还是我，我要拥有一切美好的东西，我还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我要为此而奋斗……

（注释省略）

二OO二年八月于广东葵冲

原载《艺术广角》2009年第2期

完

 

 

明日推送

苏妮娜：改编未能抵达之处——从《嫌疑人X的献身》的中国版谈起

 

或许你还想看

♥

本期编辑：公子琰

文艺批评

微信ID：Wenyipiping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