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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评 | 李广益:史料学视野中的中国科幻研究

2017-05-17 李广益 文艺批评

内容提要

本文将中国科幻文学史分为清末民初、民国中后期、十七年时期、黄金时代、新时期等五个阶段,逐一考察和评析了各阶段的史料状况、搜集整理工作以及相关研究的进展。作者认为,史料工作对于中国科幻研究意义重大,而目前每个阶段、各种类型的史料整理都存在严重不足,应以书目、作品选、研究资料为核心,切实推进史料建设,为中国科幻研究的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和不竭源泉。


感谢作者李广益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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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类型文学和文化,科幻的审美特性通常要用光怪陆离、恣肆汪洋、天马行空这样的词汇来描述,而史料学要求的却是脚踏实地、体察入微、严谨细致的朴学工夫。二者看似不搭调,然而,在科幻研究这个新兴的学术领域,如果对史料的发掘、整理、考辨、分析缺乏重视,投入不足,不仅对特定研究对象的考察将遭受极大的局限,整体上也会失之空泛、浮浅。在有着深厚文学史传统的中国现代乃至当代文学研究界,论从史出、文史互证的研究范式向为显学,史料建设早已硕果累累,但具体到科幻文学这一方面,则相关史料远未得到充分清理,凭借坚实的史料基础别开生面的研究更是不多见。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史料学的视角考察相关学术资源和成果,为从事中国科幻研究的学界同仁提供一点线索和参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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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工作对于中国科幻研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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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工作的重要性,可以正反两例加以说明。中国科幻文学始于晚清,因而有“百年中国科幻”之说。对于类型文学而言,其来龙去脉、始源之作,自然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而相关叙述的清晰度和准确度,可以说是学术品质的重要表征。在这方面,叶永烈、饶忠华、武田雅哉、林健群等学人通过持续努力,使《月球殖民地小说》、《新法螺先生谭》、《电世界》、《新野叟曝言》等一批具有相当分量的晚清科幻小说于故纸堆中重见天日,实有开疆拓土之功。[2]其中,叶永烈发掘出刊载于《月月小说》上的《月球殖民地小说》,并将这部小说发表的1904年推定为中国科幻诞生之年,是尤为重要的成果。晚清部分之所以成为中国科幻研究领域成绩最为显著的一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先行者在史料搜集方面积累了丰硕成果。事实上,后来者尽管在研究的宽度、深度上大大超越了前人,但其基本论述对象并未突破前人勾勒的范围。与之相应,对晚清科幻小说的认识,同样深刻受惠于陈平原、夏晓虹在其编纂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中收纳的晚清时人对“科学小说”的评议。史料是研究的基石,是维系研究领域生机的源头活水,科幻文学学术史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而周作人关于科幻小说的论述未引起充分重视,足证中国科幻研究在史料利用方面仍有明显疏漏。周作人《科学小说》一文,写于1924年9月1日,后收入《雨天的书》,1925年12月由北京新潮社初版印行。在这篇文章中,周作人反对用科学小说代替童话作为儿童读物,因为能够“引起一个诗的思想,暗示一个美的感情”的童话是儿童们“精神上的最自然的食物”,而科学小说却容易在儿童心中造成“不易矫正的谬误的印象”,并且“科学小说做得好的,其结果还是一篇童话,这才令人有阅读的兴致”。[3]《科学小说》虽然篇幅不长,却涉及科幻小说的审美特征、科普功能及其与儿童文学之关系等重要理论问题。此外,文中还提到1902年由梁启超译介刊载于《新小说》的法国科学小说《世界如何终局》(梁译《世界末日记》)、凡尔纳作品以及清末民初的乌托邦小说。以作者新文学大家之地位兼内容之丰富广泛而论,该文堪与鲁迅的《月界旅行·辨言》相埒,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但在鲁迅其文已经得到高度重视(虽然相关讨论仍缺乏深度)、科幻研究者反复征引之时,《科学小说》却几乎无人问津,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相当遗憾的事情。[4]

 

英文版《世界末日记》中的中国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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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文学史料工作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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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末民初(1902-1920)


1895到1920年初大约25年的时间,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转型时代”[5],长期以来中外学界均对该时期怀有浓厚的兴趣,对科幻这种新的文学文化现象尤为关注,清末民初科幻研究因此颇为兴旺,在质量和数量上都相当可观,武田雅哉、陈平原、王德威等著名学者陆续贡献了重要著述。尽管如此,该时期科幻文学文本的搜集整理工作仍未竟全功。从叶永烈开始,历经海内外多位研究者的持续积累,现有书目(至1920年,含著译两部分)已达300余部(篇)的庞大规模。[6]但即便以一般的学术标准来衡量,这个书目仍然是十分粗糙的。其体例经最后一位整理者梁华之手已有较大进步,深层问题如完整性、遴选标准等则悬而未决。2006年笔者和林健群在网络上公布的《清末民初科幻小说书目汇整》之所以大幅度增加作品篇目,是因为笔者在通读日本学者樽本照雄编写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齐鲁书社2002年版)后,将根据标题判断可能是科幻小说的一批疑似篇目录入备考。后经笔者于京沪多家图书馆翻检原文,补录篇目中相当一部分得到证实或证伪,但仍有不少无从查证。当时决定将半成品公之于众,是考虑到整理者资源、精力都有限,不知何时才能完工,与其将现有成果搁置电脑硬盘,不如野人献曝,“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7]多年来,这份书目在提供线索的同时,因其芜杂、混乱给后来者造成诸多不便,亟待进一步清理。



清理工作所需解决的问题,除了清末民初书刊查阅不易(随着近年来各地图书馆古籍文献数字化工作的进展,这一困难已经大大缓解),还有文类边界的模糊。其一,著作与翻译混淆。晚清时人缺乏版权意识,有翻译外文作品据为己有者,有袭用外人构思不以为意者,亦有在原作基础上“豪杰译”、“译述”、“衍义”(典型如吴趼人之《电术奇谈》)造成译作相对原作发生很大改动、内中创作成分无法忽视的情况。创译交织现象,涉及到文学文化交流中一系列的重要问题,既是史料工作难点,也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热点。除上述书目外,陈明哲、姜倩等学者提供的科幻小说中译本目录也很有价值。[8]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晚清科幻翻译往往通过多次翻译才从源文本抵达中文,如《月界旅行》就历经法(凡尔纳)-英(译者不详)-日(井上勤)-中(鲁迅)的三次转译。[9]这种“翻译旅行”无疑是文学文化研究的绝佳生长点,但前提是对源文本、译本和相关史料进行系统的收集和整理。



其二,科学小说与科幻小说之别。“科学小说”最早是梁启超在《新小说》连载《海底旅行》这部翻译小说时使用的文类命名。在此之前,梁氏在《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中列有“哲理科学小说”一类:“专借小说以发明哲学及格致学,其取材皆出于译本。”[10]由于梁启超的示范作用,科学小说风行一时,成为晚清文学革命中引入中国的一种主要的小说类型。但细察清末民初“科学小说”名下作品,不难发现,在“与科学有关”这一浅表共性下,可分为两类,一类借故事讲解科学知识,可谓“科普小说”,另一类畅想受科技进步影响的中国与世界,实为与今日理解相近的“科幻小说”。如欲坚持后设视角以确定研究对象,则“科普小说”应单列一类,作为科幻小说研究的重要参照。


其三,科幻小说散布在多个门类中。相当一部分后人看来确属科幻小说的作品,发表时并未归于“科学小说”之列,因而只考察“科学小说”中的科幻小说是不全面的。例如,受时代精神以及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的影响,晚清政治小说有强烈的乌托邦倾向。这些被标记为“政治小说”或“社会小说”的作品,有的包含大量科技想象,有的则仅仅是社会幻想或社会寓言。这就涉及到社会幻想小说能否归入科幻这一重要理论问题。但无论如何,科幻与乌托邦的亲缘关系是不容忽视的,发掘、整理乌托邦或社会幻想文学的工作应与科幻文学史料工作相伴而行,甚至本身就是后者的一部分,而这就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此外,史料的出版状况也不甚理想。在故纸堆中发现有价值的文本,固然完成了史料工作最基本的任务,但若不进行必要的整理,将其转化为容易获取和查阅的现代出版物,相关研究仍会遭遇诸多不便。迄今只有两部清末民初科幻小说选集出版,即于润琦主编并点校的《清末民初小说书系:科学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和叶永烈主编的《大人国·中国科幻小说世纪回眸(第1卷)》(福州: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1999年),所录多为短篇,总计不过二十余篇。长篇作品分散在《中国近代小说大系》《晚清小说大系》《中国近代珍稀小说》等丛书中,个别重要作品如《新石头记》《新纪元》《新中国》等还有多种单行本出版,但质量参差不齐,有的校注精详,保留了原始文献的题注、眉批、插图等重要信息,也有仅录正文、错讹频出者。相当多短篇和部分长篇(重要者如《梦想世界》、《飞行之怪物》、《新野叟曝言》等)还没有任何再版本,相关研究受到很大的局限。今天的清末民初科幻研究已经在向纵深发展,对一些重要文本的考辨和阐释以及对其生产和传播机制的分析深化了我们对该时期中国科幻文学文化的认识,但与此同时,另一些重要文本得到的关注还迹近于无。

 


(二)民国中后期(1921-1949)


以创作实际情况而论,晚清科幻和民初科幻在主题和手法上有较为明显的差别,应当分开论述。不过,学界长期以来视新文化运动为现代文学三十年的起点,史料工作和进一步的研究以此为分水岭,科幻文学亦不例外。新文化运动或五四运动之后科幻文学史料整理的状况完全无法与对“清末”、“民初”这两个时段的研究相比。即便是资深科幻爱好者或研究者,对民国中后期科幻的了解也局限于劲风的《十年后的中国》(1923)、老舍的《猫城记》(1932)、许地山的《铁鱼的鳃》(1936)和顾均正在抗战期间创作的四篇科幻小说。资料匮乏,论者也就难为无米之炊,甚至多年来只能徘徊于“五四之后无科幻”这样的命题。


令人欣慰的是,近期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任冬梅等青年学者取得的成绩,为民国科幻研究带来了新的气象。任冬梅发现,尽管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地位和影响远不如晚清时期,民国科幻仍然保持着相当活力,不惟威尔斯等科幻名家的作品被大量译介到中国,中国作家的创作也远比此前所知丰富。一方面,在清末民初就已成名的包天笑、徐卓呆等鸳鸯蝴蝶派作家,一直保持着对“科学小说”的兴趣,在《小说月报》《小说世界》《星期》《红杂志》《新上海》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科幻小说。另一方面,不少以启蒙为己任的科普工作者仍有以“经以科学,纬以人情”的文学创作“导中国人群以进行”的期待,因而在《科学世界》《科学趣味》等科学期刊和《中学生活》等面向学生的刊物上笔耕不辍,著有数量可观的科学小品和科幻小说,后者中有一部分可称之为科普型科幻小说,以传播科学知识为宗旨,不惜“以意害辞”,在文中插入图表、公式或大段讲解科学原理的文字。可以说,清末民初科幻创作的两个主要趋向,即社会展望和科学普及,在民国中后期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放眼未来社会的作品,既有延续乌托邦一脉的“理想小说”,也出现了恶托邦、反乌托邦这样的新类型,形式和内容都更为丰富,其中《月球旅行记》《千年后》等颇有分量的长篇科幻小说尤其值得关注。致力传播科学的作品,虽然在文体试验上未必成功,但作者的科学素养较其前辈更为深厚,构思行文更加严谨,其探索亦有不可忽视之价值。因此,史料工作接下来的重点应当是市民、学生、教师、学者均感兴趣的科普书刊和定位于市井的通俗报刊——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也并非游戏人生,至少其科幻创作言之有物。有趣的是,学者翻检文献有时会产生“副作用”,如日本学者上原香发现,《和平的梦》收录的《在北极底下》、《和平的梦》和《伦敦奇疫》等三篇小说实为顾均正从《惊奇故事》(Amazing Stories)等美国科幻杂志“移植”到中文、并根据自己的科幻小说观进行了改写和补充的译作。[11]这一重大发现无疑会冲击甚至颠覆此前对顾均正科幻创作的评价。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任冬梅在1926年第13卷第1期《学生杂志》发现的顾均正佚作《无空气国》,又为我们展现了顾氏科幻的新面貌。[12]总的来说,在史料发掘的基础上,民国科幻研究大有可为。


《中国漫画》1936年12月号封面

 

此外,在翻检文献的过程中时常可以看到一种特殊的史料——科幻画。晚清科幻小说多提到“飞车”,对之有各种各样的想象。究其来由,首推海外游记和近代报刊中对热气球的记载。其时,“气球”经常被说成“飞车”,这既是传教士故意为之,[13]也有介绍者道听途说的缘故。[14]而在图文并茂的《点石斋画报》上,没有见过实物的画师根据以讹传讹的描述画出图像,就误打误撞地创作出最早的中国科幻画。[15]这类以飞车、飞船、潜艇等为主题的科幻画,在晚清报刊上时有出现,具有独特的风格,可以让我们以直观的形式体会到晚清时人遭遇现代科技时的震惊和遐思。[16]其后由晚清入民国,现代工业和科学教育渐次发达,一些文艺刊物的封面和插图带有鲜明的科幻色彩甚至明确以科学幻想为主旨,有外国爱好者称之为“中国柴油朋克”(Chinese Dieselpunk),甚为传神。[17]治中国科幻史者颇可“左图右史”,引之辅助论述甚至详加研讨。

 

(三)十七年时期(1949-196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较过往更为紧密,执政党以组织、制度和政策等方式对文艺领域进行系统的指导和管理。文艺创作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建设这一时代潮流对科幻文学发展产生了明确而深刻的影响。晚清以来异彩纷呈的政治幻想,此刻只能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方向上一花独放,至少公开出版的作品不得不遵循这一路径。这自然对创作构成了很大的限制,夭折的《共产主义畅想曲》便是明证。与之相对,由于现代化、工业化建设亟待大力发展科技,国家高度重视科普工作,科普型科幻小说与科学诗、科学童话、科学小品一同以“科学文艺”之名得到支持和鼓励,发展迅速。这个时期的科幻小说具有二重性质,从其出版平台可见一斑。科幻小说是受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认可、具有合法性的文学门类,因而郑文光的《黑宝石》得以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各地人民出版社也相继出版科幻小说选集。与此同时,科幻小说又主要是少年儿童读物,创作、批评的主阵地在《中学生》《少年文艺》《儿童时代》等少儿向刊物,其他一些著作和论文也多以少儿为本。综合上述情况,在搜集史料时应着重检阅青少年和儿童报刊和书籍,但又需向三个方向延伸,一是科学普及和科技发展相关文献,二是整体性的文艺政策和思潮,三是这个时期得到大力引介、对中国科幻产生深远影响的苏联科幻小说及相关论著。日后名列中国科幻“四大天王”的郑文光、童恩正、刘兴诗等作家早在十七年时期就已经崭露头角,开始形成独特的风格,其早年经历和创作都应予以重视。以郑文光为例,其早期作品与文革后作品多有关联,如《从地球到火星》(1954)之于《飞向人马座》(1979),《火星建设者》(1957)之于《战神的后裔》(1984)。对《战神的后裔》这部巅峰之作的研究者来说,该作雏形、在五十年代就已经赢得国际声誉的《火星建设者》以及作者郑文光在政治运动中的遭际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在中国科幻发展史上,外国科幻的译介始终具有重要影响,十七年时期也不例外。与20世纪上半叶不同的是,新中国建国后,全方位“以苏为师”,高度重视吸收苏联的思想文化成果,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也以苏联文学为重中之重,而“科学幻想小说”恰恰又是其中的重点之一。[18]作为国家主导的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苏联科幻的译介不仅数量多,而且系统性强,不仅出版了阿·托尔斯泰、别利亚耶夫、叶弗列莫夫等众多名家的作品,还翻译了主张“和时代并进”、塑造“新人”、爱国主义等创作原则的《论苏联科学幻想读物》等理论著作,对中国科幻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叶永烈、刘慈欣等几代科幻作家的启蒙读物都是苏联科幻小说。[20]因此,十七年时期苏联科幻小说的译介是研究同时期中国科幻小说所不可忽略的文学背景,但至今我们仍未把握其全貌。[21]今后应在文献工作的基础上考察苏联科幻在主题、手法、风格等方面对中国科幻的影响(这种影响显然不局限于十七年时期),并注意探究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如:俄文术语“科学幻想”(научная фантастика)取代晚清以来国人一直使用的“科学小说”并最终定名为“科学幻想小说”,经历了怎样一个过程?[22]“科学小说”和“科学幻想”各自代表的科幻小说观有何差异?[23]


叶永烈  刘慈欣


十七年文学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属于“当代文学”的范畴,不过如今距离新中国诞生已有一甲子,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早已提上议事日程,十七年科幻研究也需要强调历史意识。该时期出版的科幻作品和相关材料保存情况相对较好,但系统的整理、辑录工作尚未开始。更令人遗憾的是,亲历新中国科幻早期发展的作家、编辑、读者逐渐步入晚年,许多人未曾留下只言片语便已凋零,从史料的角度看不啻为莫大的损失。这在根本上是因为十七年科幻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重视程度不够也是一大原因。其实,若不画地为牢,因科幻文学归入儿童文学之属而轻视之,实可据此从“科学”这一独特角度切入建国之初文学文化和社会思想,从而有所作为。倘若进一步把并非以小说或文学形式出现、却富有科幻或乌托邦色彩的各种著述纳入考察范畴,研究者就会拥有更为丰富的研究对象和更加开阔的学术视野,相关研究自然会生发蓬勃的生命力。因此,吴岩教授开展的“中国科幻口述史”项目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希望能够持续下去并整理出易于使用的文字材料。[24]


还要指出,目前对文革时期科幻创作“一片空白”的认识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叶永烈的《石油蛋白》1976年发表在《少年科学》第1期的时候文革尚未结束,还与文革时期地下文学有关,有待进一步查考。


(四)黄金时代(1976-1983)

 

这个时期特别是从1979到1982年,堪称“科幻的春天”。十七年时期便已奠定地位的科幻作家们重出江湖,以叶永烈为代表的青年作家初出茅庐,共同成就了中国科幻史真正意义上的黄金时代。《人民文学》再次刊发科幻小说,其中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还历史性地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与同时获奖的《班主任》、《伤痕》一起进入了文学史名篇的序列。放眼出版界,不仅《少年文艺》《儿童时代》《科学画报》等老牌刊物恢复刊登科幻小说,《少年科学》《我们爱科学》等新锐刊物跃居科幻重镇,以《科学文艺》为代表,1979年后陆续创刊的“四刊一报”(《科学文艺》、《智慧树》、《科幻海洋》、《科学时代》、《科幻小说报》)以及《科幻世界》《科学文艺丛刊》等一大批科幻小说专业杂志更为科幻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而坚实的平台。1981年发表的作品多达三百余篇[25],并广布于上述刊物、其他综合性文学杂志乃至普通报刊,一方面足为科幻繁荣之明证,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搜集史料时检索范围应具有相当广度,尽量避免遗珠。在这方面,叶永烈写于1983年的《中国科幻小说概述》(附有包含115部作品的书目)既是弥足珍贵的黄金时代全景扫描,又是史料工作的典范。[26]



相对而言,理论批评文章比作品更容易被遗漏,当时和之后汇集出版的机会又大大少于后者,对这方面材料的发掘整理工作需要切实展开。十七年时期就已经出现对科幻进行理论研讨的著作,如王国忠的专著《谈儿童科学文艺》(1962)、郑文光的几篇文章以及苏联科学文艺理论译著。不过科幻理论批评直到文革后才真正兴盛起来,出现了叶永烈的《论科学文艺》(1980)这样的全面系统的论著和黄伊主编的《作家论科学文艺》(第1、2辑,1980)、《论科学幻想小说》(1981)等一批论述广度和深度都较为可观的论文集。发表在科幻报刊、学术期刊的论文和众多科幻作品选集(特别是饶忠华主编的年鉴式选本)的序跋也是很有价值的材料。同时,由于许多科幻小说具有儿童文学属性,不少科幻作家兼为科普中坚,《科普作家谈创作》(1980)、《科普创作概论》(1983)、《科普创作论丛》(1983)等收录科普作家创作谈和理论研究的书籍以及该时期儿童文学研究著作中,讨论科幻的内容都很丰富。兴盛的理论批评,反映了文类自觉的生成和创作反思的拓展,并进一步推动了相关思考的深化,使“科普工具论”、“科”与“幻”的关系、科幻的形式与内容等重要命题逐渐成为讨论甚至论争的焦点,并直接影响到作家的创作,时至今日回响不绝。因此,这个时期是中国科幻文学批评史、思潮史需要浓墨重彩书写的篇章。尤其是81-83年间由科普界延烧到文艺界、导致科幻文学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饱受挫折的那场大论战,虽有叶永烈在《是是非非“灰姑娘”》(2000)以亲历者的视角呈现全貌,但还没有得到更加全面细致、真正具有学术性的论析。多数参与者依然健在,研究者如将文献整理、考析和作家、批评家访谈结合起来,串联科幻小环境和文艺、政治大环境,当能以这场论争为枢轴,对建国以来科幻文学的发展形成贯通性的理解和把握。



该时期在史料层面上出现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作品版本。晚清民国时期的科幻作品少有再版者,版本差异还不成为大的问题。而共和国的第一代科幻作家跨越十七年、文革和改革开放等几个政治社会状况相当不同的时期,其早期作品(包括未发表的作品)在文革后重新刊登或收入选集出版时,多有经历删节、扩充、改写等各种形式修改的情况,这就使对照不同版本的研究成为考察其创作过程必须进行的工作。例如,叶永烈在文革期间发表的《石油蛋白》,1979年收入其科幻小说集《丢了鼻子以后》时,被更名为《奇异的蛋糕》,文中的文革印记(如“七·二一”工人大学毕业生、工农兵女学员、“五七指示”等)一扫而空,细节描写和行文修辞也得到润色。又如童恩正的《古峡迷雾》(少年儿童出版社,1960)本是短篇小说,1978年由少年儿童出版社重新出版时扩展成了13万字的长篇小说,强化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主题,在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两方面都做了很大的调整。[27]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发表媒介的变化,改革开放后或新时期科幻文学中的版本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众所周知,刘慈欣的名篇《全频带阻塞干扰》有“中国版”和“俄罗斯版”两个版本;《超新星纪元》早在1991年就已完成,但未能发表,历经多次修改后终于面世的2003年作家出版社版与初稿有显著差异,其后的2009年重庆出版社版又在03版基础上增加了“交换国土”的内容。[28]而韩松的研究者需要面对更多的难题——韩松已发表的作品多经删改且不论,其涉及性、政治、暴力或进行了形式探索因而难以正式发表的大量作品部分深藏硬盘,部分流传于网络并形成诸多异文。这些由网页承载的未刊稿,多半既无创作时间、也无修改痕迹,很有可能作者自己也难以分辨孰为正本。严肃的科幻研究者,应具备敏锐的版本意识,细致处理各种传统的和新出现的版本问题——这既是学术品质的保证,同时也能催生大量有意义的论题。

 


(五)新时期(1984-)


卷入意识形态斗争并因此遭到行政力量打击之后,科幻文学的生存空间大幅度萎缩,专业报刊纷纷夭折。不过,《科学文艺》(1989年更名为《奇谈》,1991年再次更名为《科幻世界》)仍然坚守阵地,并最终迎来了科幻文学的复兴。要把握1984年以后中国科幻的发展状况,《科学文艺》显然是至关重要的索引性刊物。当然,1994年创刊的《科幻大王》(2011年更名为《新科幻》、2015年停刊)、2005年创刊的《九州幻想》、2005年创刊的《世界科幻博览》(2007年停刊)、以及生存时间更短的《科幻·文学秀》等刊物也在中国科幻的历史中留下了或深或浅的印迹。[29]总的来说,从1984年直到最近几年前,登载科幻作品的报刊数量并不是特别大,获取较为便利,阅读渠道也较多。相似地,依靠《全国总书目》等年鉴性书目,准确掌握每年出版的科幻图书也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学术和商业出版的发展促进了科幻研究的史料积累,这里介绍较为重要的两种:


1、《中国科幻小说世纪回眸丛书》(福州: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1996年)



这部丛书共六卷,第一卷涵盖清末、民国时期,第二到四卷收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幻小说,第六卷选自1949年10月起的港台科幻小说,是第一部全面回顾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的作品集,具有“大系”的性质。编选者叶永烈既是亲历中国科幻数十年的著名作家,也是善于搜集资料的研究者,故编选质量很高,充分考虑了入选作家作品的代表性,并且“选入的作品,一般用初版本……尊重原著原文,不作修改”[30],长篇小说以存目形式介绍。作为丛书代序收入第一卷的《中国科幻小说发展简史》,引证丰富,论述精到,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该丛书唯一的明显缺憾是收入作品时未标明出处。


2、《现代中国科幻文学主潮》(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年)



迄今为止最全的中国科幻文论集,分为“科幻与科幻小说观”、“科幻与儿童文学观”、“中国科幻研究”、“外国科幻观察”四编,收入了100多篇各个时期发表的科幻理论批评文献,是中国科幻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不过,如欲把握中国科幻文学思潮的百年演变,则许多重要文献没有收入,且篇目次序不利于观察,而从检阅科幻研究的角度考虑,又明显缺乏全面性和前沿性,对港台和新世纪以来的学术成果关注甚少。更加遗憾的是,该书没能提供一份哪怕是最基本的20世纪中国科幻理论批评目录。


除此之外,《中国科幻小说精品屋》丛书(饶忠华主编,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97-2001年),漓江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从2001年开始持续出版的中国科幻年选,《中国科幻银河奖作品精选集》(姚海军、杨枫编,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等重要作品选集也是研究者应当留意的材料。


该时期史料工作的难点在于印量少或发行渠道与过去不同的非正式出版物或非实物史料。具体说来,可分为如下三类:


1、内部发行书刊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科幻热潮中,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科学文艺委员会就在叶永烈的推动下于1981年创办了内刊《科幻小说创作参考资料》,共出四期,收录了一批很有价值的文章,其中部分并未在公开场合发表。类似的材料还有北师大的吴岩教授1991年因科幻文学课程教学需要而编辑的《科幻小说教学参考资料》(一卷本)。九十年代中期,科幻氛围再度高涨,北京、天津的科幻爱好者分别创办了《立方光年》(1995年4月创刊)和《超新星》(1996年5月创刊)这两份质量很高的同人刊物,此外如山东、河南、四川、云南、新疆等地都有科幻迷自编刊物,一时如同雨后春笋。相应地,《科幻世界》杂志社办有供其会员组织科幻迷俱乐部内部交流用的《异度空间》(1996年6月创刊),《科幻大王》也办有同样性质的《无限地带》(1999年创刊)。[31]


最重要的一本内刊,当属现任《科幻世界》副总编的姚海军1988年10月创办的《星云》。虽然这份刊物的办刊条件非常简陋,在第14期之前都只能用蜡纸油印,但却十分珍贵。首先,如其自言,《星云》是“中国第一份科幻同仁刊物”。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期刊多为“同仁刊物”的情况不同,建国后的文学报刊绝大部分都是纳入国家行政管理体系的官办刊物,上文中提到的专业科幻报刊莫不如此。《星云》这样的同人刊(fanzine),无法公开发行,反而更能反映科幻爱好者乃至作家群体的本真状态。其次,《星云》自创刊号起登载理论批评文章,从第21期起更改版为“中国科普作协科幻小说研究会内部通讯”,始终密切关注着中国科幻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学术期刊的功能,这在学术界几乎无人问津科幻的年代意义重大。最后,九十年代整体登上历史舞台的“新生代”科幻作家大部分与《星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其中不少人还在《星云》上发表过文章。无论是对“新生代”科幻作家的个案研究,还是对这个作家群体进行纵览综述,都离不开《星云》这份很长时间里堪称中国科幻爱好者精神家园的内刊。



2、科幻社团资料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科幻社团或科幻迷组织便已出现。[32]较晚近的科幻社团则以高校学生社团为主,主要开展科幻作家讲座、科幻电影放映、科幻征文比赛等各类活动。九十年代末以来,高校科幻社团相当活跃,在中国科幻从“小众通俗文学”走向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世纪逐渐成长起来的“后新生代”或“更新代”青年科幻作家和批评家,大都有参加乃至主持科幻社团的经历。因此,对当下科幻的研究,无论是文学还是文化层面,都应重视高校科幻社团,尤其是北师大、北大、清华、南开等几个规模较大、历史较长、活动丰富、办有或办过会刊、会员在校期间和毕业之后成果较多的社团。不过学生社团往往不太注意资料的保存和整理,这在互联网时代尤为突出。如能支持、鼓励社团修史,以此为动力持续进行编写大事记、整理会员作品和作家讲演稿、访谈老社员等工作,积累的研究资料将会十分可观。


3、网络科幻创作和批评


自从互联网兴起之后,无论是科幻创作和批评,还是科幻爱好者之间的交流,都获得了极大的自由。由于网络阅读、发表和通信的即时性、自由性和低成本性,科幻界出现了许多新的面貌。


其一,作家的网络书写。许多作家和批评家在个人网站、博客、微博等处发表了大量书评、创作谈、回忆录、科幻动态、理论研究乃至原创作品,不拘一格,直言不讳。这些文章一部分原先在实体出版物上发表过,也有一些与之相反,先在网上发表,再由报刊登载。由于两个平台存在严肃性和自由度的不同,几乎每一篇文章的网络版和实体版都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研究时需小心比对。而另一些因各种原因根本没有实体版的网络文章,更是容易遗漏的资料。对于研究者来说,完整收集目标文献已经不易,而要厘清原始出处和发表时间,经常会遇到比面对纸质文献时更大的困难。


其二,网络科幻文学。同样是网络创作,这类作品与上述主要发表阵地仍为实体书刊的作家在网上写的作品有很大不同,往往在起点中文等文学网站连载,动辄数百万字,结构较为松散,文字也欠锤炼,更有科幻内涵稀薄的问题,但因为篇幅没有限制,情节足够丰富,也有充裕的空间塑造和发展人物形象,仍然吸引了大批以休闲娱乐为目的的读者。像这样拥有可观受众的文学创作,科幻研究者不应视而不见。不过,网络科幻良莠不齐的状况和卷帙浩繁的篇幅的确令人望而生畏。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在是否设立网络科幻奖项这个问题上举棋不定,某种意义上正体现了评价这类科幻作品的难度。[33]


其三,网络同人书写。和前述纸质同人刊物相比,网络刊物只需热心者投入时间精力即可维持,又极易流通,生命力更强、影响更大,收集起来也更方便。不过,与低成本以及制作和发行的自由度相对应的是旋起旋灭的脆弱性。在已有的网络刊物中,《边缘》和《新幻界》是较为出色的两种,尤其是后者,2009年创刊以来,已经陆续发行32期,举办过幻想小小说征文大赛,并以灵活的方式出版了《新幻界壹周年精选集》等数本实体科幻选集,成为中国科幻的又一个重要平台。[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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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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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从史料角度对中国科幻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的一番粗略考察。这样的梳理跨度很大,自不免挂一漏万,贻笑大方。笔者勉力为之,主要是为了抛砖引玉,推动研究中国科幻史各个时期的学界同仁们在史料方面有所作为,为中国科幻研究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最后,提出几项笔者认为意义最为重大、可作为史料建设主要目标的工作,供大家斟酌:


1、《中国科幻全书目》


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后,中国科幻文学(原创部分)的总量约有数千篇(部)。只要统筹得当,以团队工作、分段整理的方式编纂书目,需要的时间不会太长。整理完成、出版行世后,可考虑在重要学术网站或新建一个网站发布网络版,以利传播。随着史料工作的进展,遗落的篇目还将陆续被发掘出来,与此同时新的篇目在不断出版之中,书目网络版可以不断更新。[35]翻译作品目录和理论批评目录的编纂工作应当随之进行。


2、《中国科幻文学大系》


鉴于晚清就出现了《月球游》、《电球游》等科幻戏剧,其后特别是新中国的科幻作品亦不局限于小说体裁,全面回顾中国科幻文学的丛书似不宜命名为“小说大系”,可在小说之外别立戏剧、诗歌、散文(或小品)、童话、电影剧本、翻译、理论批评、史料索引等卷,以求齐备。此外,近年来学术界出现了要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等大型现代文学选集中收入通俗小说的呼声,科幻热潮对此动向有所贡献。研究者应重视这一契机,抓紧整理各类作品和批评文字,并遴选出重要篇目。


3、作家研究资料


对于重要作家,尤其是已经作古的作家如郑文光,应整合出版与之相关的各种研究参考材料,如生平资料、创作谈、研究论文、年表、著作目录、研究资料索引等。作家年谱、传记、回忆录也需要着力进行。


本文原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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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本文论述大体以大陆地区科幻文学为限,港台等地状况(特别是1949年后部分)留待日后考察。关于台湾科幻文学史料,可参考黄海:《台湾科幻文学薪火录》(台北:五南,2007年)、傅吉毅:《台湾科幻小说的文化考察(1968-2001)》(台北:秀威资讯科技,2008年)。写作过程中,参阅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吴岩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科幻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批准文号:04BZW012)的部分未刊成果,特向吴岩教授和任冬梅、高寒凝、梁华(梁清散)等项目参与者表示衷心感谢。张峰(三丰)、贾立元(飞氘)、李俊(宝树)等友人亦提供了宝贵意见和资料,在此一并谨致谢忱。

[2] 杨蓓:《晚清科幻小说研究述评》,吴岩主编:《贾宝玉坐潜水艇——中国早期科幻研究精选》,福州: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年,第6-9页。

[3] 周作人:《科学小说》,《雨天的书》,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74-177页。

[4] 以笔者所见,只有武田雅哉和林久之对周作人的科学小说论有所评析,但仅指出他对科学小说所谓的“科学启蒙”使命表示怀疑。《中国科学幻想文学馆》,东京:大修馆书店,2001年,第232-234页。

[5] 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二十一世纪》(香港)第52期,1999年4月,第29页。

[6] 梁华编:《近现代科幻小说书目(1870-1949)》,见吴岩:《科幻文学论纲》,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年,第237-302页。

[7] “书目繁杂,现今只能暂合众人所录,以成一较全书目;嗣后欲逐步将书目所录之小说查阅一过,去伪存真,最终得一确凿可信之书目,备后来研究者之用。然此工作耗时必久。余与林君计,不妨即刻将此书目公开于网站,虽甚粗糙,然若有心人得之,亦可作为一初步指南。清末民初期刊书籍散落各地,吾二人无从尽观,甚望有兴趣探讨晚清科幻者就自己方便查阅之图书馆或书店探访,或可得有重大价值之孤本残篇,如是则科幻研究幸甚。”林健群、李广益:《清末民初科幻小说书目汇整》,科幻理论网,2006年7月21日,http://www.pkusf.net/readart.php?class=&an=20060721232113,2015年4月22日。

[8] 陈明哲:《凡尔纳科幻小说中文译本研究——以<地底旅行>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翻译研究所,2006年;姜倩:《幻想与现实:二十世纪科幻小说在中国的译介》,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外文学院,2006年,第154-212页。

[9] 参见拙作对此过程的初步研讨。李广益:《幻兴中华:鲁迅留日时期科幻小说翻译研究》,《汉语言文学研究》2010年第4期,第88-93页。

[10] 《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新民丛报》第14号,1902年8月18日。

[11] 上原香:《论顾均正对美国科幻的吸收融合:以<在北极底下>为例》,“中国科幻文学再出发学术工作坊”论文,重庆,2014年5月。

[12] 任冬梅:《发现顾均正第五篇科幻小说!》,2012年10月18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8759a701018igx.html,2015年4月28日。

[13] 陈平原:《从科普读物到科学小说——以“飞车”为中心的考察》,《中国文化》第13期,1996年春季号,第119页。

[14] 《中国教会新报》第58期(1869)刊载的《创造火飞车》一文称:“近有火飞车之事,极为新奇。美国金山来信云,美国新创一火飞公所,已造一火飞车,车长三丈七尺,深一丈一尺,阔八尺,首尾尖而中宽,尾有舵,左右有二翅。不用轮而用翅,奇矣;用翅而能借火力以飞,又奇之又奇也。”此“火飞车”显非气球之形制。

[15] 陈平原、夏晓虹编注:《图像晚清》,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74-177页。

[16] 可参阅武田雅哉:《飞翔吧!大清帝国——近代中国的幻想科学》,任钧华译,台北:远流,2008年。

[17] 参见lord_k, “Chinese Dieselpunk”, 2012年9月12日,http://www.dieselpunks.org/profiles/blogs/chinese-dieselpunk,2015年4月28日;SF,“30年代的中国柴油朋克插画”,2012年9月14日,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2756485/, 2015年4月28日。

[18] 周发祥等:《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 十七年及“文革”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32-34页。

[19] 胡捷等:《论苏联科学幻想读物》,王汶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叶永烈:《中国科幻小说发展简史》,见叶永烈主编:《大人国·中国科幻小说世纪回眸(第1 卷)》,福州: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1999年,第14-16页。同期出版的理论著作还有《论科学普及读物与科学幻想读物》(李赫兼斯坦著,祈宜译,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58年)、《技术的最新成就与苏联科学幻想读物》(略普诺夫等著,余士雄等译,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年)等。

[20] 叶永烈:《华丽转身(上)》,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年,第139-140页;刘慈欣:《科幻小说是基于科学、基于想象的文学》,白烨编:《中国文情报告(2012-201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66页。

[21] 前述姜倩所编撰的《二十世纪科幻小说中译本目录(1900-1999)》收录了十七年时期翻译的苏联科幻小说29种,但这只包括单行本,大量刊载于报纸和杂志的译本尚未得到统计,并且《地狱的火焰》(1956)等单行本也被遗漏在外。

[22] 迟至1957年,仍有作者在使用“科学小说”一词。叶永烈发表于文革期间的《石油蛋白》也被冠以“科学小说”之名。Rudolf G. Wagner, “Lobby Literature: The Archeology and Present Functions of Science Fiction in China,” in Jeffrey Kinkley (ed.), After Mao: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ciety, 1978-198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9 and n. 33. 从注19列举的理论著作名称亦可看出,俄文научная фантастика一度被翻译成“科学幻想读物”。

[23] 有西方学者指出,“这两个术语实质上并无大的区别。但是,习惯上把西方国家的这类文学作品称为‘科学小说’,而把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类作品称为‘科学幻想’。”他认为,“科学幻想文学作品最显著的特征是它以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为根据对未来作乐观主义的假想“。常言:《苏联的科学幻想小说》,《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第1期,第137页。

[24] 参见吴岩博客中“中国科幻口述史”系列博文(http://blog.sina.com.cn/wuyan98)。

[25] 饶忠华、林耀琛:《中国科幻在探索中前进》,饶忠华主编:《中国科幻小说年鉴·科学神话(三)》,北京:海洋出版社,1983年,第1页。

[26] 叶永烈:《中国科幻小说概述》,《叶永烈文集》(第31卷),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474-507页。这一时期,叶永烈还应外国友人之邀,为Neil Barron主编的Anatomy of Wonder: A Critical Guide to Science Fiction (2nd ed., New York: Bowker, 1981)撰写了概述中国科幻的“Chinese SF”一节,为《轨迹》(Locus)、《基地》(Foundation)等科幻杂志撰写了多篇介绍中国科幻发展状况的文章,相关信息可在http://sffrd.library.tamu.edu/检索。

[27] 梁清散:《中国科幻文学史稿》第四编,未刊稿。

[28] 据2014年8月18日刘慈欣以电邮形式对笔者询问的答复。

[29] 参见Sansanfeng:《中国科幻杂志极简史(1979-2013)》,2014年6月20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43c94c0102gxme.html,2015年4月29日。

[30] 叶永烈:《总序》,见叶永烈主编:《大人国·中国科幻小说世纪回眸(第1卷)》,第4页。

[31] 参见刘健:《20世纪90年代中国科幻爱好者杂志综述》,《读书文摘》2015年第4期,第26-28页。

[32] Sansanfeng:《中国科幻杂志极简史(1979-2013)》

[33] 首届星云奖未设网络科幻奖项,第二届设有“最受手机读者欢迎科幻小说奖”,实际上是颁给网络科幻的奖项,第三届设有“最佳网络原创科幻作品奖”,明确奖励网络科幻,但第四届又取消了网络科幻奖项,第五、六届也没有恢复。参见星云奖官方网站“星云网”的“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历届回顾”, http://www.wcsfa.com/review.php,2015年4月27日。

[34] 参见《新幻界》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xinhuanjie,2015年4月29日。

[35] 资深科幻爱好者、香港大学建筑学院研究员张峰(三丰)提出了一系列极有价值的数据库建设构想并身体力行,其构想部分已经付诸实践,包含:科幻图书书目数据库、原创小说篇目数据库(以上两种参见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41146007/)、科幻作家作品年表/年谱(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6238963/)、中文科幻对外翻译数据库(http://tcsff.org/)、科幻同人期刊数据库、翻译小说篇目数据库、科幻奖项数据库、科幻研究论文数据库。著名科幻编辑姚海军亦做过一些图书书目整理工作,如刊载于《星云》1999年第2期的《1998科幻出版回顾》,评论家刘健(吕哲)则在同人期刊的收集和整理方面卓有成绩。以上信息均由张峰于2015年4月23日通过电邮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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