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材料与注释》研讨专辑 | 鲁太光：寻找“文学”的文学史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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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注释》：

“一种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

研讨专辑

《材料与注释》是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在2016年推出的一部当代文学研究新著。该书包括“材料与注释”与“当代文学史答问”两个部分。前者是洪子诚教授对于1950至1970年代的六篇重要文学文献（包括讲话、社论与检讨等）做出的注释，他自述其追求是“尝试以材料编排为主要方式的文学史叙述的可能性，尽可能让材料本身说话，围绕某一时间、问题，提取不同人，和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情境下的叙述，让它们形成参照、对话的关系，以展现‘历史’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后者则是他以答问的形式表达的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的最新思考。

该书既延续了洪子诚教授一贯的冷静与精深的研究风格，同时也为当下的当代文学研究打开了新的学术视野。2017年3月11日，北京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组织召开了“洪子诚《材料与注释》研讨会”。会议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召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杨与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李浴洋主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国艺术研究院等高校与研究机构的20余位学者与会。参会嘉宾围绕《材料与注释》的形式与内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与方法以及洪子诚教授的学术思想等议题展开讨论。会后，姚丹、姜涛、鲁太光、李静、石岸书与罗雅琳六位将各自发言修订成文，形成了这组笔谈。本刊特予刊发，以飨读者，同时以期引起进一步讨论。

目录：

01  姚丹  诗与真——《材料与注释》中的“主观”与“客观”

02  姜涛  检讨“真诚”之迷思：作为原理性的思考

03  鲁太光  寻找“文学”的文学史写作

——读《材料与注释》兼谈文学史研究中的情感问题

04  李静  《材料与注释》：“历史化”的技艺与经验

05  石岸书  叙述的“后退”——从《中国当代文学史》到《材料与注释》

06  罗雅琳  50—70年代文学研究中的三种“真诚”

寻找“文学”的文学史写作

——读《材料与注释》兼谈文学史研究中的

情感问题

鲁太光

编者按

这种“材料与注释”的新颖文体，让我们重温建国至新时期这一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极其重要的文学阶段，生动地再现了当时文坛的一些事件，尤其是一些细部情节。

由于“历史情境”的重建，这些纸上的文字也鲜活了起来。与其说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是“作家/文学缺席”的研究，不如说是“寻找作家/文学”的研究。

感谢作者鲁太光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我决定从“印象”出发，开始《材料与注释》的评论写作。

2001年秋至2004夏，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当代文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学位时，洪子诚早已是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名家名师，所以他的课——印象中，他很少开大课，总是开一些专题研讨性质的选修课，就在当代文学教研室上——总是人满为患。那时候，一有他的课，不管有没有选上，我和几位同学总是挤去听。我在课堂上感受到的，是他的严肃、严谨、严密，是他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我硕士毕业前，洪老师就退休了，从那时起，就很少见到他了，但每当他有新书出版或新作发表，我总是找来阅读。我从中感受到的，依然是他的严肃、严谨、严密以及宽厚，或许，还有点退休之后的洒脱与从容。但这次，在阅读《材料与注释》时，除了感受到他一如既往的严肃、严谨、严密与宽厚外，我竟意外地发现了一种新质：青春，或，活力。

洪子诚

在阅读本书中的文章时，我眼前常常闪现洪老师的面孔，尤其是眼睛。在这一贯沉静的脸上，尤其是一贯沉静的双眼中，有时候，我竟能看到一丝狡黠/反讽的神情，尽管这神情总是一闪即逝——比如，在《1957年毛泽东在颐年堂的讲话》中，在引用毛泽东“马、恩驳杜林，很用了一番心思。但是当了政的斯大林就不一样，批评不平等，很容易，像老子骂儿子。‘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批评不要用当政的权力，需要真理，用马克思主义，下工夫，是能战胜的。”这段讲话作“材料”后，作者又如是“注释”道：“毛泽东这里说的那种利用当政权力‘老子骂儿子’式的批评，自然不仅存在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也存在于许多时候的当代中国。毛泽东这篇讲话在这个问题上，就显露出其内在矛盾。”这个“注释”，可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既举重若轻，又相当犀利。在书中，这样饱含机趣与机锋的文字时时可见。有时候，我又从这脸上、眼中看到于他而言极其少见的不满或怒意——比如，在《“当代”批评家的道德问题》中，在引用牛汉的文章反驳林默涵批评冯雪峰“辱没鲁迅”的言论后，作者又“补充”了一段“并非多余的话”：“虽说不应将‘道德’问题与社会环境剥离，但也不应将一切推到外部环境，认为个人无需担责。也不必做什么忏悔吧，至少是有那么一点不安和愧疚，哪怕是沉默静思也好。”读到这里，我似乎看到洪老师的脸慢慢红起来，越来越红——这是他不满的表征。这种真气流露的文字，在书中也不少见。有时候，我又感受到他不厌其烦地组织“材料与注释”的精心与耐心，感觉他就像一个沉浸于魔方游戏中的儿童一样，直到“玩”出理想的组合，才惬意地停下来。对他而言，这理想自然就是经由“材料与注释”组合而形成的文本，能最大限度地还原、复活当代文学史上那些不能忘记的人与事。在这“组合”的过程中，我还时时能感受到他对语言艺术的讲求。可以说，在这本书中，他既是在求真、求诚，也在求诗、求美。这样的精气神，融会贯通，使我们体验到了一种少见的青春与活力。如果不是熟悉他的人，很难想象这样的文字会出自一位七旬长者之手。

我上面所说的内容，不能说不重要，但客观地说，这只是这部书的“副产品”，或者说，只是这部书溢出的内容。对于笔者来说，这部书的重要性，更多地体现在作者创造了一种极其富有活力的文体。

这部书名为“材料与注释”，顾名思义，材料在书中极其重要。换个说法就是，这部书的价值，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在材料的稀缺或难得上。比如，根据《1967年<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一文透露的信息我们知道，作者的部分材料来源于1967年初春自己参与编写《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时“从作协档案室里取出的一些内部资料”，包括：“为批判王实味、丁玲、艾青、罗烽，中国作协党组1957年8月7日翻印的统一出版社1942年出版的小册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他——延安新文字狱真象》；1957年9月中国作协编印的《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部分发言》；中国作协1961年8月《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修正草案）》，也就是所谓‘文艺十条’；1962年‘大连会议’的全部发言记录；冯雪峰的《有关1957年周扬为‘国防文学’翻案和<鲁迅全集>中一条注释的材料》（1966年8月8日）；中宣部文艺处和出版处‘文革’初期批判林默涵之后，林默涵1966年7月15日写的检讨材料<我的罪行>；造反派收缴、查抄的几位作协领导人（邵荃麟、严文井、张光年等）的笔记本；邵荃麟1966年8月19日写的《关于为30年代王明文艺路线翻案的材料》；张光年1966年12月9日提交的交代材料<我和周扬的关系>；中国作协革命造反团1967年4月8日编印的《周扬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篡改和反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材料选编》；中国作家协会联合斗批筹备小组1967年6月编印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邵荃麟三反罪行材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白羽三反罪行材料》；等等。”正是由于这些材料稀缺，以至于当时我和其他老师就意识到，“事情也不是那么简单，也可能另一时间存在不同阐释，所以我们才会商议，分头将作协提供的部分内部材料，用复写纸抄录每人一份保存（我自己保存的部分，现在有的已经丢失）。”可以说，材料的稀缺，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特色。

左：邵荃麟；右：刘白羽

不过，对今天的研究者来说，这些材料固然稀缺，但只要肯下工夫，大多数还是能找到的，因而，本书的价值，或者说活力，更多地来自于作者对材料的使用，因而，作者怎样使用这些材料，即怎样组织这些材料，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对此，作者也有所交代。在《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一文中，作者说自己的出发点“不是要全面讨论这个事件”，“而是对若干了解到的材料，加以编排和注释，来显现事情值得关注的某些方面。材料处理和注释的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事的背景因素，另一是对同一事件，不同人、不同时间的相似或相异的叙述。让不同声音建立起互否，或互证的关系，以增进我们对历史情境的了解。”这就是说，作者的重点在于凸显“历史情境”，而其方法，则是通过材料的组合，让不同的声音“互否”或“互证”。尽管这只是作者对这篇文章编写体例的一个说明，但实际上，这是本书主体部分——“材料与注释”——的主要编写方法。需要提示的一点是，为了更好地突出“历史情境”，或者为了表达作者的看法，有时候，作者还要对“注释”进行“批注”。比如，在《1966年林默涵的检讨书》中，作者在林默涵借用陈伯达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进行自我批评，说自己“文人无行”，“有奶便是娘”，成了“贰臣”，“就乐为彭真奔走”这则“材料”之后，除了在“注释”中将陈伯达的讲话原文列出外，还更进一步，“批注”道：“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大谈封建时代忠君守节的‘贰臣’问题，这颇为怪异；而讲这番话的陈伯达，不久也身不由己地被列为‘贰臣’式的人物受到批判。” 这样的“批注”，往往一语中的，是点睛之笔。总而言之，经由作者之手，这些重新编排的“材料”，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研究文体，极具现场感、带入感，让人读后，很快就有“身临其境”之感。

这种“材料与注释”的新颖文体，让我们重温建国至新时期这一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极其重要的文学阶段，生动地再现了当时文坛的一些事件，尤其是一些细部情节。由于“历史情境”的重建，这些纸上的文字也鲜活了起来，有了画面感，而当时文学场中的一些主角，比如周扬、丁玲、冯雪峰、夏衍、林默涵、张光年、邵荃麟、康濯等，似乎也活了过来，穿越时空，次第走来，让我们对他们有了极其直观的认识。比如，周扬的“变色龙”特色，比如林默涵的“不忏悔”形象，比如张光年的“才华”及其“才华虚掷”给人带来的错位感，比如邵荃麟的“辛苦”与焦虑，比如康濯的“反复无常”、左右逢源……

左：周扬、丁玲

右：林默涵

在所有这些人物中，让笔者印象最深的，是丁玲的“文人意气”与周扬的“老谋深算”。《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一文，就活灵活现地再现了这一点。由于连续申诉，也由于整风的大形势，1957年，在1955年被定为“反党集团”的丁玲平反在望。在阎纲的回忆中，这时丁玲的举止和心态，跃然纸上：“（我）1956年刚到作协《文艺报》的时候，丁玲正为审干一案上告中央，中国作协负责甄审。年底，评论组组长杨志一带我到颐和园去云松巢探望丁玲（副主编侯金镜后来对我说，杨志一和我是《文艺报》党支部临时委派的，作协党组让每个支部都要派人看望丁玲）。丁玲平卧在躺椅上养神，听说《文艺报》来人了，不屑一顾，扭过头去，一言不发，问她什么，她不吭声，傲气十足，我大为惊诧，戳在一边发愣。”一个“傲气十足”，一个“戳”字，把丁玲的文人意气及其给阎纲（当时还是刚刚工作的年轻人）带来的尴尬感、挫败感描摹得纤毫毕现。认为丁玲“傲气”的，并非阎纲一个人，在《思痛录》中，韦君宜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她在比较周扬与丁玲时曾如是说：“从人来说，我对周扬是较有好感的。因为他不摆架子，对待我这样的年轻干部也很亲切，而丁玲则有一点傲气。这句话，我对郭小川说过。他说，他也跟我有同感。”由此可知，此时因负责起草丁玲事件“结果结论”左右为难而感到“困难极了，同时也烦极了”，“精神上尤其特别疲惫”，感觉“这简直是一种刑罚”的郭小川，在日记中写下“对于丁、陈，不知怎的，我有一种厌恶之感。无论怎样，我是不同情他们的”这样的话，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因为，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丁玲尽管“有理”，但却不一定“有利”，因为她不善于团结人，或者更世俗些，拉拢人。

而丁玲的对立面——周扬，不仅“不摆架子”，“亲切”，给人“好感”，而且又是怎样的运筹帷幄、心思缜密啊。就在丁玲平反之事中，他一方面安排人去探望丁玲，间接缓和矛盾，另一方面又绞尽脑汁，想在给丁玲摘掉“反党集团”的帽子后再找一顶新帽子——经过在“词句上打圈子”，他如愿以偿，给丁玲找到了一顶“对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的帽子。如果我们也像周扬一样在词句、概念上“打圈子”，仔细琢磨一下这个新罪名的内里，我们就会发现这对丁玲是多么的不公，乃至“阴暗”，因为，与“反党集团”相比，这个新罪名虽然轻了，但轻得极其有限——从“对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再向前走半步，走一厘米、一毫米，就又是“反党集团”了，而且，用周扬的话说，这样他们就把“团结的旗帜主动地掌握在手里”了，“如果丁玲、陈企霞愿意团结，愿意考虑党组新草案的意见，党组对于55年的批判也可以作适当的自我批评。要是他们坚持，不肯承认一点错误，那就是他们自己违反整风指示的精神和团结的原则，我们就处于主动了。……”读着这样的文字，不仅不寒而栗。这等于是把丁玲、陈企霞置于进退不得的两难境地。这样的结论，比不更改好不到那里去。随着大形势从整风向反右转变，周扬等人也立刻从道歉转向反击，其间，他们的运筹帷幄、进退有据，特别是他们对冯雪峰的欺骗和构陷，更是令人叹为观止。正是在这样的风风雨雨中，人物的灵魂浮现出来。

然而，作者之所以创造这样一种充满活力的文体，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摹刻这些文坛人物的形象与心灵。毋宁相反，作者之所以再现这些人与事，主要是为了凸显“已经政治结构化的文艺权力阶层，借助路线之争在权力分配上的较量”这样的“历史情境”。丁玲与周扬的较量，就是典型的“权力分配”之争。其中的残酷与无情，令人咋舌。新时期之后，在对文艺灾难进行反思时，有的人习惯于将责任往别人身上推，往上推，一直推到中央头上，推到毛泽东头上，但读着《材料与注释》中的相关文章，我常常想，如果文艺界少些权力之争，少些宗派主义，少些文人意气，少些睚眦必报，少些互相构陷，或许，建国以后的文艺界会少些冤案，少些伤害。这并非是为其时的政治环境和权力结构辩解，而实在是因为我们上面提到的这些人——当然还有不少没有提到的人——就是这种政治环境和权力结构的组成部分。

建国以来文学空间与历史环境

作为建国后文艺界的“实权派”，周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权力的核心地带，因而，可以说周扬是反映这一权力斗争的一面镜子。《材料与注释》中的多篇文章，比如，《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1962年大连会议》《张光年谈周扬》《1966年林默涵的检讨书》等，也都涉及到周扬，或者以周扬为中心展开叙述，所以，在周扬身上，可以看到这场此起彼伏、持续推进的权力斗争的诸多面向。我们在这些文章中看到的多是周扬的“变色龙”形象，是他在权力斗争中运筹帷幄、进退有据的形象。在这些斗争中，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细节就是周扬对1930年代发生的“两个口号”之争的态度与作为。为了摆脱自己在这场论争中的不利地位，周扬可谓绞尽脑汁，在与丁玲、冯雪峰的较量中，借着反右与己有利的形势，不仅拼命打压丁玲、冯雪峰等，而且还精心策划、组织了系列批判活动，以扭转自己的历史形象，把自己塑造成这场论争的受害者，为此甚至不惜制造伪证。这件事情一方面反映了周扬的老谋深算，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反映了他的隐忧与恐惧——“鲁迅在当代迅速‘政治神化’的情境下，30年代与鲁迅的关系问题，成为周扬确立其权威地位难以绕开的障碍。”而事情的发展也果然印证了周扬的隐忧——在“文革”中，他还是被这个障碍给绊倒了。这也再次显现了这场持续不断的权力斗争的残酷。

至此，作者的核心问题——梳理建国以来文学空间日益逼仄、文学活力日益衰退的历史过程，呈现其“历史情境”，进而探究其成因——也就浮现出来。有研究者批评洪子诚的文学史写作是“作家缺席”的文学史写作。比如，郜元宝就认为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明于礼仪而陋于知人心’，对文学史所包含的精神文化心理的实质性内涵——作家的精神谱系——缺乏直剖明示。”他还进一步分析说，在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处在不同文学与政治关系、以不同的精神文化为背景、创作了隐含不同意识结构之作品的作家个体精神状态，甚至他们粗略的形象，都不约而同湮没了。”郜元宝的批评，虽然针对的是作者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这本“旧作”，但似乎也适用于我们讨论的《材料与注释》这本新著，只是，需要做一点文字替换，即，在笔者看来，与其说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是“作家/文学缺席”的研究，不如说是“寻找作家/文学”的研究。

表面上看起来，将“缺席”替换为“寻找”，似乎无足轻重，甚至近于文字游戏，但实际上其中包含的问题意识，或者说，对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存在问题的研判，却明显不同：在郜元宝的论述中，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作家/文学”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而由于写作策略或方法的缺陷，导致洪子诚的文学史研究虽然“巨细无遗地记录了文学与政治的整体关联”，但却忽略或湮没了本应在文学史研究中居于重要地位的“作家/文学”，即“作家缺席”是其文学史研究方法存在问题的“后果”；而在笔者的理解中，“作家缺席”并非洪子诚文学史研究的“结果”，相反，是其“原因”，即，在洪子诚的视野中，在“中国当代”原本是有“作家/文学”的——尤其是在其前身“中国现代”，但由于不断激进的“一体化”进程，那个原本丰富、“多元”的文学世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尤其是50—70年代的文学史上，逐渐被压抑、边缘化，乃至渐次萎缩、消失了，因而，他的文学史研究就是为了把导致“作家/文学”在当代消失/缺席的原因找出来并予以克服，以便重建一个“作家/文学”多元共生的文学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说洪子诚的文学史研究是“寻找作家/文学”的研究，而非“作家/文学缺席”的研究。

洪子诚曾这样界定自己“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关键词“一体化”：“首先，它指的是文学的演化过程，或一种文学时期特征的生成方式。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过程中，各种文学主张、流派、力量在冲突、渗透、消长的复杂关系中，‘左翼文学’（或‘革命文学’）到了50年代，成为中国大陆惟一的文学事实。也就是说，‘中国的“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经由40年代解放区文学的“改造”，它的文学形态和文学规范……在50至70年代，凭借其影响力，也凭借政治的力量的“体制化”，成为惟一可以合法存在的形态和规范。’其次，‘一体化’指的是这一时期文学的生产方式、组织方式。这包括文学机构，文学团体，文学报刊，文学写作、出版、传播、阅读，文学的评价等环节的性质和特征。显然，这一时期，存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文学世界。对文学生产的各个环节加以统一的规范、管理，是国家这一时期思想文化治理的自觉制度，并产生了可观的成效。第三，‘一体化’所指称的再一方面，有关这一时期的文学形态。这涉及作品的题材、主题、艺术风格，文学各文类在艺术方法上的趋同化的倾向。

在这一含义上，‘一体化’与文学历史曾有过的‘多样化’，和我们所理想的是‘多元共生’的文学格局，构成正相对立的状态。”如果将洪子诚对“一体化”理解的三个层次/维度——文学审美、文学制度、文学演进——倒过来看，不仅能清楚地观察到其文学史研究的核心所在，而且也能窥察到其文学史研究的关切/动机所在：出于对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50至70年代文学）审美维度单一、审美内涵不足、审美能力退化的不满，作者才追究导致这一状况的文学制度，而研究文学制度则必然会考察中国当代文学的演进过程。再联系到作者“在当代的文化激进力量那里，‘一体化’总是一个不可能有终点的目标。它的实现与维护，与对想象中的一种纯粹文学形态的追求相关。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纯粹’的标准和具体形态，也会不断调整更易”，“因此，为着‘一体化’而对文学派别、文学文本加以划分的工作，也就不会休止。从40年代的‘革命文艺阵营’和‘反动文艺阵营’，到50年代的‘社会主义文艺路线’和‘反社会主义文艺路线’，到60年代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和‘文艺黑线’等等，其冲突的尖锐、紧张不见减弱，反更呈激烈的趋势”等论述，我们说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是“寻找作家/文学”的研究，应该能够成立。

这种“寻找作家/文学”的思路，依然是《材料与注释》的主导思路。本书主体部分“材料与注释”中的8篇文章，除了还原“已经政治结构化的文艺权力阶层，借助路线之争在权力分配上的较量”的“历史情境”之外，更在于通过还原这种权力较量的“历史情境”以呈现建国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空间越来越狭窄、活力越来萎缩的“一体化”困局。为此，在对周扬主导的文艺路线进行反思时，作者还指出了一条与周扬主导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不同的、更为激进的文艺路线，即与毛泽东的激进政治实践相呼应的文艺路线——其终极表现是“文革”期间以《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为指导的文艺路线。

1966年2月2日--20日，江青以受林彪"委托"的名义，在上海邀请部队的一些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座谈，就写成《纪要》。

不过，与作者以前的著作有所不同的是，本书还扩大了“寻找”的范围，即除了寻找“作家/文学”之外，还寻找“失落的人性”，寻找“失落的道德”，寻找“失落的人文精神”——在作者看来，这种激进的政治、文艺实践，不仅挤压、窒息了文学与审美空间，而且还极大地挤压、窒息了人性、道德、精神空间。为此，在文章中，作者虽然对当时文坛上的“风云人物”不无批评，甚至严厉的批评，但也对他们保留了相当程度的理解与宽容，不仅对“变色龙”周扬是这样，就是对“反复无常”、“令人作呕”、“臭名昭著的投机分子”康濯，作者也给予了最大限度的理解，因为，“这虽属于个人品格，但一定意义上，也是某种社会、政治制度的产物”；因为，“在一个‘言论的强迫统一’的社会里，‘优秀的人注定只能沉默，大多数人则学会讲两种语言：一种在他们自己的四壁里的本来的语言，以及一种不是本来的，在公共领域里说的语言’。不追问社会情境、制度，不解析权力的性质和运作方式，只严苛地纠缠个人道德，只能说是轻重不分。”也正因为如此，作者对在这种“一体化”的局促政治、文艺空间内相对独立地保持了知识分子人格与品德的邵荃麟、冯雪峰，甚至给予了无声礼赞。

毋庸讳言，这种“寻找”极其必要，必须高度肯定其价值。然而，问题也正出现在这里，即，我们必须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这种“寻找”在开阔了我们的文学、心灵空间的同时，是否又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我们的文学、心灵空间呢？或者说，我们在为已有的文学方式、文学流派、文学力量、文学生态、作家作品被压抑、遮蔽乃至抹杀鸣不平时，更进一步，我们在为理想的文学生态和生存方式大声疾呼时，我们是否也应该为历史上类似的行为，具体地说，在这里就是为新中国成立后建立新的人民文艺的探索与实践保留一定认识空间呢？甚至应该为建立这种新的文艺形态而付出的心血保持一定的敬意呢？

由于治学的严谨与严密，由于视野的开阔与兼容，由于方法的辩证与周全，甚至由于对“不同的左翼作家的当代命运”“复杂得多”的遭遇及其“各个层面的‘悖论’情境”的理解与同情，使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开放性、客观性、复杂性，甚至犹疑性——在得出结论之前，对自己的理论框架与材料运用是否合理，是否合情，都要进行检讨，因而，我们上面提出的问题，在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痕迹最少（不是没有痕迹），但由于这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症候性的问题，因而笔者还是想“借题发挥”，进行追问。而追问的切入点，还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我们“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基本上致力于文学的纯粹化，即致力于将文学从政治中独立出来，或者说，致力于将政治从文学中驱逐出去，然而，美国著名左翼文艺理论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却提醒我们注意“第三世界文学”中的政治性因素，因为，在他看来，“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化都不能被看做是人类学所称的独立或自主的文化。相反，这些文化在许多显著的地方处于同第一世界文化帝国主义进行的生死搏斗之中——这种文化搏斗的本身反映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受到资本的不同阶段或有时被委婉地称为现代化的渗透。”他由此认为“所有第三世界的本文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本文当做民族寓言来阅读”。他还分析了这种政治性因素在“第一世界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中的不同之处。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文化的决定因素之一是西方现实主义的文化和现代主义的小说，它们在公与私之间、诗学与政治之间、性欲和潜意识领域与阶级、经济、世俗政治权力的公共世界之间产生严重的分裂。换句话说：弗洛伊德对马克思。”这种分裂使政治在他们的小说里，“用斯汤达的规范公式来钱达，是一支‘在音乐会中打响的手枪’（意指十分不协调）。”而由于没有这种公与私的分裂，即弗洛伊德与马克思的分裂，使“第三世界的本文，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方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他由此提出“作为第三世界作家的问题，也就是知识分子作用的问题”，他认为：“在第三世界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永远是政治知识分子。”

笔者之所以详细引用杰姆逊的文章，不过是为了表明这样一个观点：如果我们具有杰姆逊所说的政治感或“寓言”意识的话，那我们就不会为了“寻找”新的“文学”而将建国以来所致力于创建的“人民文学”驱逐出中国当代文学史，因为，在这样的视野中，不仅“人民文学”的“精品力作”，比如田间、郭小川、贺敬之等的诗歌，比如魏巍、刘白羽、杨朔等的散文，比如赵树理、柳青、梁斌等的小说，特别是他们的代表作《三里湾》《创业史》《红旗谱》等是那么醒目的存在，就是其时的“草根写作”，也引人注目，比如“1949—1966年”的“工农兵写作”，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因为，这是在开创一种崭新的文化空间——在各种工农兵群众文化活动背后，“都隐含着一个信念：工人阶级乃至劳动人民不仅在政治、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也要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三里湾》、《创业史》、《红旗谱》

因此，“培养工农作家的任务，也被提到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议事日程上”，“这背后也有一个文学想象：工农兵不仅应该是文学的主要描写对象、接受对象，更应该成为文学的创造者，这样才能全面地确立工农兵群众在文学上的主体地位。”为了建立这样的文化、文学空间，付出的心血可谓巨大。由于是在文盲、半文盲的基础上开展这项工作的，因而这首先是一个工农教育的过程：“从1949年至1960年，短短十年间，先后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扫除文盲运动，总计扫除文盲9940万人，全国人口，特别是工农兵群众的文盲比例大幅度下降。”为了培育出“真正的平民文学”，还创建了一整套文化制度：“除专门成立培养工农作家的中央文学研究所，从中央到工人集中的大城市，纷纷成立文学创作小组，举办短期训练班，开设文学讲座，建立通讯员制度，所有的报纸杂志、所有的出版机构，都向工人的业余创作开放。更有很多专业作家以极大的热情辅导工农作者写作，形成了一个时代的风气。1956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出席的青年作者约500人，其中82%来自工厂、农村和兵营，他们中间后来就出现了一批以唐克新、胡万春、万国儒、阿凤、高玉宝等为代表的工农兵作家。”尽管这样的实践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尽管这样的实践由于历史的转折而夭折了，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忽视其中蕴含的文化诉求与理想，以及能量。

从左到右：唐克新、胡万春、万国儒、高玉宝

如果再进一步，将问题从文学领域延伸到社会层面，则我们对创建“人民文学”这一实践的“历史情境”的认识或许会更“真实”些，因而对“人民文学”的理解也或许会更宽容、公道些。在一本讨论文学问题的文章中，我们无法也不能对其时的社会问题进行全面检讨，但就《材料与注释》一书所关注的文学事件而言，其时间点一是1955、1956、1957年整风、反右期间，一是1962年大连会议期间，再就是1966至1976年的“文革”阶段。如果细读这些文章，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些文艺事件背后，都有现实的“魅影”。《1957年毛泽东在颐年堂的讲话》《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两篇文章的背景就是“整风”、“反右”，或者说，是由“整风”转向“反右”，而“整风”、“反右”更大的背景则一是国内的“官僚主义”问题，以及与之伴生的建国后迅速滋生的新的阶层分化和腐化问题，二是国际上的“波匈事件”。这两大背景深刻地反映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实践面临的内外困境：官僚主义和腐化问题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合法性，“波匈事件”也给中国以极大刺激，因而需要“整风”以调解或化解这一矛盾，然而，波谲云诡的国际环境与风云变幻的国内形势，反而扭曲、转移、扩大了这一矛盾，相应地，“整风”转向“反右”，而“官僚主义”等问题则延宕下去，在一定的时期再次发作——在某种程度上，“文革”也是这个问题延宕的后果之一。而在《1962年大连会议》中，与会者在发言中多次提到集体与单干、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的矛盾，即由农村“人民公社”所引发的一系列矛盾与问题。如果深追下去，就会发现这实际上牵涉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局促的政治、物质空间问题。往大处说，这涉及到新中国的独立问题——这是中国革命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国家现代化问题，其中的艰难困苦，非常人常情所能理解。总之，在笔者粗浅的认识中，官僚主义和国家独立始终是上世纪50—7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梗”。如果对这个“梗”有所体认的话，则我们对其时的实践或许会宽容些，至少，不会将经由中国革命而来的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之展开与曲折解读为由于“救亡压倒启蒙”而导致的封建主义的借尸还魂：“特别从五十年代中后期到‘文化大革命’，封建主义越来越凶猛地假借着社会主义的名义来大反资本主义，高扬虚伪的道德旗帜，大讲牺牲精神，宣称‘个人主义乃万恶之源’，要求人人‘斗私批修’做尧舜，这便终于把中国意识推到封建传统全面复活的绝境。”这样，便也不会在“‘四人帮’倒台之后”，“‘人的发现’、‘人的觉醒’、‘人的哲学’的呐喊声震一时。五四的启蒙要求、科学与民主、人权和真理，似乎仍然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量而重新被人发现和呼吁，‘拿来主义’甚至‘全盘西化’又一次被提出来。”对于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来说，则是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时，就不至于一面排斥“人民文学”，一面寻找“人的文学”。至少，在寻找“人的文学”时，对“人民文学”应该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应该给予它一个合理的文学史位置。

应该补充的一点是，在中国当代历史中“寻找”文学、“寻找”人道、“寻找”道德等之所以成为“新时期”以来人文研究领域的主潮，原因有很多，但情感结构无疑是其中最为值得重视的一个原因。概要地说，这是一代学人，甚至是一代人的情感挫折——借用文学界的说法，就是“伤痕”——在研究领域的“理性显现”。即“新时期”以来逐渐成为人文学界中坚力量的一代学人（现在大多已是古稀老人了），在50—70年代大多处于“恰同学少年”的青春时代，他们肯定想和在革命之火中涅槃的新中国一起，绽放自己的青春，然而造化弄人，在一场接一场的“运动”中，他们大多命运多舛，屡遭波折。可以说，他们没有绽放的青春，却有蹉跎的岁月。因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这段不正常历史，从而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反思，这是自然而然的，因为，这既是在“寻找”个人的青春，也是在“寻找”一代人的青春，更是在“寻找”国家的青春。其中的责任与担当，当然重大。

对于洪子诚老师来说，也是如此。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时，他刚刚22岁出头；到“文革”结束的1976年，他正好37岁。可以说，他的青春岁月都是在“运动”中度过/蹉跎的。在“学术叙录”中，他曾如是回顾自己的青春岁月：“1966年6月，‘文革’开始，回校参加运动。写大字报，参加‘战斗队’，批判自己，也批判别人（印象较深的是贴大字报批判严家炎先生有关小说《创业史》的观点）。1969年9月，到江西南昌鄱阳湖边的鲤鱼洲北大‘五七干校’劳动。先后担任七连（中文系、校医院、图书馆系合编）的‘打柴班’（供应伙房燃料）、“大田班”（种植水稻）的班长。属中文系一等劳力。开过手扶拖拉机；两次开进水渠里，一次从鄱阳湖大坝翻下。因未能挺身抢救拖拉机，在场部作过检讨，受到通报批评。1971年夏秋‘干校’撤销时，在南昌火车站当搬运工，负责干校物资、收获稻谷的火车装运。10月回到北京，到第二年夏天，在学校后勤劳动：从江西运回的稻谷脱粒，在西城区清运挖防空洞的渣土，担任学校冬季供暖的锅炉工，在图书馆工地当小工……”2005年写下这份“叙录”时，作者已经66岁了，岁月冲淡了记忆与情绪，但即使如此，我们也不难从这简短的文字中读出岁月无法磨蚀的忧伤与无奈，以及痛定思痛后的自嘲与反讽——尽管已经比较淡薄，但却挥之难去。

这种情绪其实很能说明问题，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的情绪，而是一代人的情绪，而当情绪以“集体记忆”的方式释放出来时，就具有了一定的理性色彩。对于洪子诚老师来说，唯一的不同或许在于，由于性格等原因，当初“接受”这种情绪时，可能并不比别人少和慢，而在“释放”这种情绪时，他却可能比别人缓慢、艰难、痛苦得多，或者用他“自谦”的话说，他的“情形不同在于”，“原有阅读、生活经历的单薄，即使简化、清理的压力有所缓解，也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释放出来。由是，在80年代以来的三十年间，他们沉稳、镇定，而我则为着改善被统一价值熨平的心灵，处于持续焦灼的心态之中。”可问题也正在于此：尽管艰难，我们却必须从这种失败的情感结构中走出来，否则，我们所看到和呼唤的，很难说是完整的情感与“文学”。

我知道，对一代年已古稀或已近古稀的学界前辈提这样的要求有些不敬，甚至有些残忍，但我还是坚持这样做，因为，一方面我们是“学者”，尽量理性地面对历史，面对现实，面对他人，尤其是面对自身，是我们的本分；另一方面，由于当下社会的断裂，在对历史的认识上越来越撕裂、对立——在人文学界也是如此，尤其是在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上，这种两极对立的“情绪”越来越明显：肯定中国革命者，越来越不愿正视中国革命残酷及其失败的一面；否定中国革命者，则越来越不愿正视中国革命合理及其成功的一面。在这样的撕裂中，我们很难有正确的历史认识，也很难有清晰的现实意识，自然也难以有相对可靠的未来判断。鉴于此，我期望接收革命遗产者，首先要正视革命的债务；而清理革命债务者，则首先要正视革命的遗产。在很大程度上，这不仅是我对洪子诚老师表达的困惑，也是我的自我期许。

（本文原刊于《汉语言文学研究》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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