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孟登迎：“文化研究”中国化的可能性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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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作为一种源自英国左翼知识界的独特学术思潮、思想范式和知识实践，本身具有鲜明的议题开放性、情势分析性和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等特征。自从它被当作一种“新兴的学术思潮”引入中国大陆学界以来，已被多门专业和学科的研究者竞相采用。但是在一些对“文化研究”抱有较高期待的人看来，大陆的文化研究似乎依然未能在研究中国本土问题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相反，学术界呈现给人们的，大多是简单挪用各种文化研究的方法和维度对文化文本或文化表征进行“流畅”解读的平庸成果。鉴于此，近年来有多位学者开始对“文化研究”进入中国大陆学术界的历程、发展实绩和当前困境进行梳理和探讨。尽管这些探讨在推进“文化研究”中国化这一目标上基本一致，但立论点和策略指向都多有差异。本文作者认为，我们既需要对英国文化研究所代表的文化研究传统和精神做全面的理解，又需要尝试着去确立中国文化研究面临的特殊处境，对在中国开展文化研究的“难题性”（problematic）和可能性进行更谨慎的检视。主要的难题之一便是，如何提升研究者自身的政治自觉，如何认识和解释中国当前的社会文化结构。最后，作者还提出若干文化研究“中国化”的思路。

感谢作者孟登迎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作者：孟登迎

“文化研究”中国化的可能性探析

“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作为一种源自英国左翼知识界的独特学术思潮、思想范式和知识实践，本身具有鲜明的议题开放性、情势分析性和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等特征。自从它被当作一种“新兴的学术思潮”引入中国大陆学界以来，已被多门专业和学科的研究者竞相采用。但是在一些对“文化研究”抱有较高期待的人看来，大陆的文化研究似乎依然未能在研究中国本土问题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也就是说，未能对占支配地位的各种意识形态（比如国家威权主义、占有性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和拜金主义）和压迫性的文化结构（现实的劳动和生存文化被权贵所把持的商业大众文化所遮蔽、扭曲和移置）产生根本性的冲击和扭转。相反，学术界呈现给人们的，大多是简单挪用各种文化研究的方法和维度对文化文本或文化表征进行“流畅”解读的平庸成果。鉴于此，近年来有多位学者开始对“文化研究”进入中国大陆学术界的历程、发展实绩和当前困境进行梳理和探讨。1尽管这些探讨在推进“文化研究”中国化这一目标上基本一致，但立论点和策略指向都多有差异。随着学界对于英国文化研究和中国现实文化结构的认识日渐深入，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文化研究中国化是一项长远而艰巨的事业，需要更多同仁的不懈努力和艰苦探寻。

  

霍尔

 

一、“中国化”背后的英国语境

我们用“中国化”这个提法，意味着“文化研究”有英国渊源和传统，在美国和澳洲有普泛化的扩展，在港台或其他地区有独特的呈现。换句话说，在讨论文化研究中国化（本土化）之前，需要对英国文化研究所代表的文化研究传统和精神做全面的理解，然后再尝试着去确立中国文化研究面临的特殊处境。

国内对于英国文化研究成果的关注、译介和研究，自上世纪末就开始了。代表性的译介和研究著作有：2000年大陆出版的最早一本《文化研究读本》（罗钢、刘象愚主编），2006年出版的《文化研究精粹读本》（陶东风主编），2011年出版的《英国文化研究：事件与问题》（黄卓越主编）以及2013年出版的《重返伯明翰：英国文化研究的系谱学考察》（徐德林著）等。另外，近十年还出版了30多部直接与英国文化研究相关的译著以及大量的译文和学位论文。面对数量浩繁的各种文化研究成果，回望英国“文化研究”传统及其万花筒式的全球扩散历程，估计没有哪个学者能对“文化研究”下一个精确的定义。著名学者戴锦华在演讲中干脆将文化研究称之为葛兰西文化领导权争夺意义上的“文化游击战”，而陈光兴在给台湾官方学术管理部门提交的报告中说文化研究“涵盖空间、理论、翻译、女性、身体、同志、后殖民、电影、媒体、大众文化”等五花八门的学科领域。2这些描述极富形象感和行动感，精辟地展现了英国文化研究在经历了多次扩展和全球性扩散之后的纷繁情状，但似乎都不打算对“文化研究”做明确的界定。

  

文化研究读本

 

鉴于此，为了更好地讨论“文化研究”的中国化问题，我们不得不对英国文化研究所代表的文化研究传统再做进一步梳理。依照“文化研究之父”斯图亚特•霍尔的回忆，英国文化研究直接得益于1956年之后迅速崛起的英国新左派知识分子的推动，其主要的政治动机是试图解释和应对二战以后英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和国际政治形势。文化研究的几位早期推动者基本上都出身于工人阶级或帝国的边缘地带（非英格兰或殖民地），且大都在二战期间或之后以“奖学金男孩”的身份、史无前例地进入了名牌大学的人文科系。不无反讽的是，有幸进入名校的机遇非但没有激发起他们向上层精英社会努力攀爬的雄心，反而激发了他们对于传统经典人文学术体制（“高雅”而僵化）的质疑和反叛，促成了他们对于自己原来所属的底层阶级文化或边缘（殖民地）文化的自觉认同，培育了他们反资、反殖、反帝的情感与从事成人教育（服务劳工阶级）的共通经历。文化研究作为对马修•阿诺德和F.R.利维斯“伟大”精英文化传统的反叛，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反学科的知识实践”。经历了20世纪60-70年代的扩展，文化研究其实引发了华勒斯坦所说的那种对于现代学科的分化史、规训制度（disciplinarity）及学科权力的全面批判。3

以上所述英国文化研究得以兴起的历史语境，有助于我们理解英国文化研究的一些基本观念和实践方式。首先一点涉及对“文化”概念的界定。雷蒙•威廉斯不再接受“文化”就是“被思考过和被谈论过的最好事物”这类精英文化观念，也无法接受文学教育就是对英语文学“伟大传统”的细读，转而认为“文化是平常之事”4、“文化体现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或一个群体的某种特殊的生活方式”。5他对文化的这种重新界定，直接将文化从思想（精神）层面拉回到了平民社群的现实生活当中。威廉斯与理查得•霍加特和E.P.汤普森类似，不但肯定了那些以工人阶级社群日常生活方式呈现的文化样态的存在意义，还进一步强调了工人阶级社群文化独有的那种参与型文化政治、共享型政治想象和美学趣味。英国文化研究第二个突出的地方就是对文化主体的能动性的强调。英国新左派重新解释了文化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他们并不认为文化及文化主体是一种被动的、受经济基础决定的存在，而认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是相互渗透的，并且重视文化（尤其底层民众创造的文化）本身具有的那种能动的、积极的反抗力。

英国文化研究第三个突出的地方就是能不断地吸收欧陆理论，直面英国社会现实变化在文化上呈现出的新表征，而且出现了霍尔这位重视文化表征复杂性和结构性的大批评家。霍尔敏锐地注意到日常生活方式日益呈现出符号表征化的特点，他倾向于把文化视为对某个群体整体独特生活方式进行符号化展现的风格或仪式，由此将人们对于文化研究的理解向前又推进了一步：文化研究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符号化表征的批判性解读。难能可贵的是，霍尔又借鉴并整合了阿尔都塞的“过度决定”（overdetermination）观、结构因果论、意识形态与主体建构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博弈理论以及其他欧陆批判理论，注意到了消费社会来临和符号化表征泛滥对于普通民众的深刻形塑和文化压迫，尤其强调要对文化表征背后复杂接合起来的社会结构性矛盾进行复杂化的情势分析（conjunctural analysis）。霍尔由此完善了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对象选择策略，即，不只是对一般的符号表征进行解读，而是要对那些能够呈现社会结构性矛盾的复杂化的符号表征进行深入的情势分析和批判性解读。

阿尔都塞

由此出发，霍尔就将文化研究及其从业人员的政治使命明确化了。概括来说，文化研究旨在对社会权力关系以及表达这种关系的符号再现体系进行揭示，试图以批判性的解读方式为受排斥的弱势群体寻找新的抵抗思想和抵抗策略。霍尔的学生、美国文化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劳伦斯•格罗斯伯格也认为，“文化研究不但试图理解权力组织结构，而且试图理解各种生存、斗争、抵抗和改变的可能性。它当然争论的不是作为任何情况下的现实，而是作为一种对批判工作、政治对抗甚至历史改变的出现而存在的必要设想。”6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化研究成了学术研究的政治，它必须在学院内外不断寻求生存与斗争的新空间。在笔者看来，它的核心工作也许更多是要对作为一种符号呈现形态的文化的内在矛盾性进行分析，它需要更多关注那些被精英（或高雅）文化所掩盖、遮蔽、蔑视或欺骗的弱势群体自身创造的“正当的”文化生活。7当然，需要申明的是，尽管文化研究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把被遮蔽群体所处的那些矛盾的文化处境揭示出来，但它似乎不同于那些自信地下定论的激烈的“文化批判”；它的最终目标似乎主要在于推动社会各阶级（层）走向文化互谅、互助和互动交流，而不是单单为了做出直接明确的立场或价值判定。为此，文化研究必须对各种制约人们、使得人们难以理解和接受这些互动性的政治诉求的消极条件（如，制约人们同情地理解弱势群体的各种刻板化的意识形态定型）进行剖析和解构。

我们之所以要对早期英国文化研究的历史和基本特征做如上梳理，之所以强调文化研究应该从文化中表征中看到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强调它应该有阶级（层）结构和阶层互动意识，一个重要的原因和事实就在于，国内外目前流行的很多文化研究成果已经缺失了这些结构性的关注，甚至已经沦为霍尔和詹姆逊所批评的那种为了突显简单“正确”的身份政治而大批量生产的“口技式”的、枝节性的“文化研究”。

二、文化研究“中国化”面对的本土难题

国内学术界在介绍国外“文化研究”的同时，近年来也越来越关注中国国内（甚至大中华区及东南亚各国）的文化研究实践，编辑出版了多部讨论中国文化研究现状的著作，还举办了一些以“文化研究的中国化”为专题的研习会议。前者如薛毅编《乡土中国与文化研究》（2008）、孙晓忠编《方法与个案:文化研究演讲集》（2009）、王晓明编《中文世界的文化研究》和《从首尔到墨尔本: 太平洋西岸文化研究的历史与未来》（2012）等书，后者如重庆大学高研院在2016年暑期举办的第一届“热风”文化研究研习营——“文化研究的中国化”。本人有幸参与了这个研习营的学术活动，与青年教师、在读研究生和一线社会运动实践者进行了一些交流。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希望更深入地了解英国文化研究的历史脉络、理论融合、政治诉求和实践经验，同时迫切期待将英国文化研究的基本理念和方法应用到中国广阔的当代文化研究实践当中去。这当然是一件令人鼓舞的大事，但我们同时也得明白：大家越是迫切，越需要加深对文化研究基本特征的认识，越需要对在中国开展文化研究的“难题性”（problematic）和可能性进行更谨慎的检视。

“热风”文化研究研习营

“难题性”的说法直接来自霍尔对文化研究方法论的独到概括。他认为应当把文化研究看成一种独特的“难题性”，看成一种与现实产生互动、对现实提问和介入现实的知识方式。8这个词很可能是他从阿尔都塞的理论术语中借用过来的。不论汉语学界将problematic译成“总问题”、“问题框架”、“问题意识”、“问题式”、“问题域”或者“难题性”，我们都应该明确：它指是并不是普通思想史和意识形态范围内被不断提及的那种所谓的“问题意识”，而直接涉及到知识实践与现实境遇的直接碰撞，涉及到这种碰撞所造成的新的提问处境和提问方式。9换句话说，文化研究不是要在理念领域去建立一种新的“理论”，或者是运用某种现成的理论对考察对象进行简单的“批判”，而是要在已有的思想阵地进行一种全新的知识实践，让思想和理论与现实境遇产生真正的碰撞，最终完成改造世界和改造知识者本人的双重使命。由此可知，文化研究具有很强的在地接合性，它与“如何向现实提问题”、如何与现实矛盾互动等实践指向有着直接的关联，是一种让理论与实践始终保持张力并充满新知和探索的知识活动。这么说来，要想推进“文化研究”的中国化，单靠大量译介国外学者的已有成果，或者仅靠大批量地生产那些缺乏文化研究自觉意识和现实批判力度的学术成果，肯定是不够的。目前面临的主要任务，也是主要的难点，就是如何提升研究者自身的政治自觉，如何认识和解释中国当前的社会文化结构。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文化作为一种表征整个社会变迁的综合症候，自然也经历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变革。很多人曾经以为知识分子群体能对这一变化历程做出全面的判断，但事实证明，这一群体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就逐渐失去了自己在八十年代曾经担当的那种真切探讨国家和社会公共变革的热情和资格，许多人在号称“人文精神讨论”的学术争论中丧失了人文精神。紧接着在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先是技术型、实用型知识人分离出去争当“知本家”，随后是人文社科知识分子就中国改革的现状和前景产生了针锋相对的争论，出现了思考深度非常有限的所谓“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再往后，知识分子几乎都被各种“项目”和“人才工程”分门别类地给收入囊中，很多学人忙于应对各种数字指标和考评，再也无法或无意深入地关注公共政治了。仅存的一些数量不多的喜欢关注公共议题的学者，基本上分化为国家主义、威权主义、民族主义、“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之类的小圈子自说自话，已经很难就某一个论题展开真正的争论了。因此，如何认识当前中国社会的结构特征以及相关的文化症候？成了一个难题。

对于这个高难度的问题，估计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永远不可能再有什么可以服众的“定论”了。笔者参阅了相关学者的观点，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倾向于把中国社会问题放在跨国资本与民族国家相互博弈（既竞争又利用）、民族国家内部阶层利益剧烈分化的大格局当中来看待，并由此看出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进程呈现出两副看似矛盾却相辅相成的面相：一方面是威权政治、市场经济和私有化叠加促成了官、产、学三界精英的一体性结构，同时伴以持续增长、吏治腐败、贫富分化、个人自由主义理念以及消费文化的勃兴；另一方面，由于这种状况与中国20世纪的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追求产生强烈反差，加之全球金融危机的疯狂劫掠所激起的普通民众对于资本主义的重新批判，曾经多年遭受冷遇和边缘化的社会主义思想，悖论般在民间知识界和一些底层民众文化当中得到了复活和成长。10

与这种结构性的社会矛盾和文化对抗相适应，整个社会在文化表征层面必然呈现出五彩缤纷的复杂景观。一方面，从公共传媒中依然可以看到大量的捍卫社会主义革命理想、大力推进社会改革之类的宏大修辞，但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影像都被商业和资本的内在逻辑给置换掉了，娱乐、游戏、心理按摩、美食、置业、健身……等等话题其实充斥着数以百计的电视频道和各大门户网站。一方面不断推崇并更新生产和消费的最新增长数字，但另一方面却把普通劳动者越来越置于边缘化的隐形位置，在黄金时间、黄金档和黄金地段的广告中竭力突显“成功人士”的旺盛物欲和“高雅”文化追求。换句话说，与社会的剧烈分层相配合，文化层面也完成了相对明晰的分层和区隔。大量的中产和有产阶层越来越不愿意去了解底层民众的实际生活和精神追求，而底层社群对所谓高等人群及其文化追求的厌恶感也在与日俱增。几年前国内某著名电视台搞过一档收视率极高的相亲节目，一个勤奋努力的打工男青年信心满满地走上舞台，由于没房、没车、没个头、没风度也没学历，在被动接受十位时髦女郎从头到脚对他的轮番品评和“审判”之后，受尽奚落和嘲弄还最终被全部“灭灯”。在这个节目以前的某个档期中，曾有一女郎公开声称，她“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后座上笑”。黄纪苏先生看后不无愤激地评论：“由亿万劳动者出资、由各级政府掌控、由各路文化精英伙同各色男女流氓操办的大众传媒，都争先恐后地讴歌财富，肆无忌惮地嘲笑劳动，针扎锥刺着底层民众逼仄而灰暗的人生视界。”11这句话生动地勾勒出了当下中国流行文化生产在社会阶层和价值观急剧分化方面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也揭示了社会文化分层的严峻事实。如果更多的青年人被这种人为的新结构所奴役，那么被奴役的将不只是物质，还有人的精神和思维。人们为了不想既在物质上被奴役，还在精神上被奴役被羞辱，需要从各种各样的劳动人民的文化创造（既有作为历史传统的也有作为现实生长的）中寻找新的灵感。令人欣慰的是，伴随着文化上的分层和区隔，在民间社会出现了与这些权钱支持的大众商业传媒迥然不同的劳工文化。比如，成立于2002年的“北京工友之家”，多年来从高唱打工歌曲维权、办打工子弟学校、创办打工博物馆、举办“打工春晚”、创建新工人培训基地再到开办公益企业同心商店和同心农园，一步一步走来，不断地向社会传达着劳动光荣、合作互助有望等难能可贵的新思想和新情感。这说明一部分觉醒的底层工农已经看清了商业权贵文化的操纵和欺骗性，自己走上了创造文化的新路。

 

黄纪苏

当然，绝大多数展现在大众公共传媒中的文化景观，实际上是各种政治价值观和文化元素的复杂接合物，所以很难用一种单纯的政治立场或思想标签来标识它们。比如，一部号称“弘扬主旋律”、获得“五个一工程”资助的战争题材大片，往往传达的政治主题很可能隐含着对社会主义革命史的曲折否定，很可能在宣扬个人英雄主义和市侩哲学。而一个身份证屡遭老板扣压、工资屡被拖欠的打工青年，也很可能是一个痴迷于购买新款苹果手机、喜欢花大价钱洗染自己头发、追逐影视明星的狂热的“杀马特型”粉丝。处在如此复杂、隐显交织、多重组合的文化镜像当中的社会主体，会受到多种暧昧的价值观和美学元素的形塑。要想对他（她）们所展示出来的文化图景做出合理的解释，需要我们从全局结构和具体接合点的各个方面做出超常的知识努力和人生体谅才行。反观国内数量浩大的文化研究成果，会发现很多还停留在对流行文化（文本）的多元解读层面。这些研究成果虽然也在借用英美文化研究经常使用的阶级（层）、种族、性别、代际和性向等术语来解释中国当代的文化现象，有的还热衷于从权力、身体、感觉（尤其是视觉和听觉）、欲望、物欲和消费等方面来讨论大众文化消费问题，但大多缺乏相对明确的社会矛盾结构和阶层文化对抗观念，其分析往往无法深入到社会结构层面，无法深入到符号表征得以生产和传播的复杂流程当中，容易成为论题狭窄、方法论明晰而“流畅”的文本解读“习作”，无力冲击支配性的社会主流文化结构和意识形态。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如何解释中国当前的社会文化分层、价值观分野以及相应的文化斗争，显然是摆在中国文化研究界同行面前的核心难题。更何况，文化研究还有知识学解释之外的使命，它还要探索如何才能介入、参与和重建新型的社会文化结构，推动一个美好未来社会的建设。这当然是另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涉及到文化研究者自身的政治使命感和行动能力，此处暂不多表。

三、文化研究“中国化”的路径试探

如上所述，文化研究的“中国化”势在必行，而这项任务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不但要求我们能对中国当下的社会文化结构和文化分层做出合理的解释，还要求我们能以前瞻性的国际视野和本土问题意识为中国社会文化的未来改善做一些身体力行的工作。这项工作千头万绪，急需大家共同努力。本人深感责无旁贷，因此不揣浅陋，提几条思路仅供大家参考。

  

       葛兰西

 

（一）要充分估计到文化研究作为“反学科实践”的艰巨性，努力拓展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和传媒分析等相关学科之间的融合。从表面上，目前通行的科研项目管理体制、专业系科分类体制和学术发表平台机制，是制约文化研究反学科实践的明显束缚。但实际上，最难的还是反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本身所牵涉的深层学术问题。因为，如果要进行跨学科或反学科，我们至少先得深入了解一门专业学科，同时又得有文化研究的政治立场、思想高度和跨学科视野，还需掌握文化研究独到的阐释方法，这样才有可能立足于学院学术，最终冲击它的僵化格局。正如霍尔所言（借用了葛兰西和恩格斯的类似说法），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只有比别的所有的知识分子更有学识和智慧，才能提出真正可以与现实碰撞的高质量论题。文化研究从分析文化表征出发，探讨的是社会结构的病灶，要对文化表征及其生产过程做出切实有据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更何况，除了学科融合之外，文化研究还有一个试图介入和促成社会问题解决的未来向度，将此纳入文化研究会面对更多的困难。当然，大家也可以置疑：促成社会问题的解决是文化研究者要干的事吗？他们有能力干这些事吗？ 

（二）重视文化研究者自身作为“有机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问题，进一步探讨文化研究者与其他阶层的有效互动问题。前面已经提到，面对中国社会分层和文化分层的现实，从事文化研究的知识分子自身的立场也会发生改变。我个人觉得目前的文化研究队伍已经出现了一些自觉的政治分流，这是时代提供的一个契机，我们得去自觉选择到底应该融入哪种文化空间。我们还要不要、还能不能坚持所谓“中立、旁观、冷静、专业”的立场？能不能摆脱自己预设的中产阶级想象，能不能不要把其他阶层（尤其是广大的底层）仅仅作为自己的科研对象？是不是应该与某些阶层（尤其是底层）从情感和生活方式上紧密地互动起来？或者说，还有没有“批判性的有机知识分子”（critical organic intellectual）？他们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文化政治角色选择？为了尊重不同阶层的文化诉求和文化尊严，促进不同阶层的文化互动，有机知识分子自身的身份位置如何调整？我们是不是应该破除掉在精英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理论学术与政治实践之间的设置的一些二元对立（对举）式的前提预设？

这里重点谈一谈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的有效互动问题。当我一说到要走入或切近底层民众，总有知识界的朋友担忧：这样会不会陷入“民粹主义”？这种担忧自然可以理解，但说明在他们的头脑中预设了一种精英与民粹的静态区别。实际上，这种预设是很成问题的。从我有限的观察和与工友的多次交流来看，知识分子与底层之间完全是相互启迪和相互教育的关系，知识分子在一定层面上可以对另一端（底层民众）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在另外一些层面上它可能也要受到底层民众的影响。我们不能说底层民众完全就不能表达自己的问题，也不能说知识精英完全不能对底层民众产生影响。我认为知识精英肯定可以对底层民众产生影响，但就看用什么方式，要看他们与民众交往的程度，还要看他们对底层民众文化的了解和认知程度。恰恰因为这两个群体存在明显的错位，又有互相交流的真诚愿望，如果真的到了可以互动的火候，互动起来还是非常生动有趣的。这种情形是佳亚特里•斯皮瓦克所谓的“底层能说话吗？”这类悲观质疑完全不能涵盖的。

北京工友之家

如果我们深入一步去了解那些被主流表征所遮蔽的群体，就会发现他们自身有很强的文化符号创造能力——他们不需要甚至也不屑于单向接受知识分子传达的信息。比如“北京工友之家”就有自己表现文化的独特形式，它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实体（乐队、博物馆、剧场、图书馆、文艺创作、二手服装店、同心学校），而且能组织工友以集体方式来庆祝或欢度各个法定节日（从打工春晚、元宵节、“三八女节”、“五一劳动节”、“六一儿童节”到“国庆节”、“中秋节”、“元旦”等）。说老实话，目前市民也未见得有机会以集体方式欢度这些节日，他们大都将那些富有政治凝聚意义的节日过成了单子化家庭的旅游消费节。工友们所创造或坚持的这些文化形式，在我们所谓的主流精英文化展示中是被边缘化的，甚至是被有意遮蔽掉了的。每逢节日，电视上放的多是自驾车或乘飞机中产旅游者遭受堵车误机之琐事，人们根本不知道这些被遮蔽群体的文化创造力在这些节日里也正好得到了解放和释放，为广大工友提供着可以促成他们互助友爱的鲜活的精神食粮。

所以，我们拒绝接受“民粹”这种指责，也提醒知识界不要贸然使用这个词。强调有机知识分子的介入性，并不是要求知识分子完全相信民众的所有表达，正如霍尔所言，他绝不会完全投向民众，也不会投向理论权威，甚至不会完全信任已经有稳定思想的自己，这种“不作担保的”姿态就是他所说的“与天使摔跤”和思想“搏斗”，它既是理论意义上的，也是现实意义上的。

（三）在研究对象的选择和建构方面适时调整研究者自身的角色。上面提到文化研究者不能把其他阶层（尤其是广大的底层）仅仅作为自己的科研对象，而必须融入后者的文化结构当中。这就带出一个新问题：文化研究者要不断调整自己与研究对象的关系。研究者身兼解释者与推动者的双重身份，既要能融入结构，成为结构中人，又要努力从结构中走出来，出入有度，保持批判性的思考。一方面，要深知自己所属学科的历史脉络、研究立场及方法的优劣，发挥自身所属学科的研究优势，争取能够发现那些可以体现社会现实文化内在普遍矛盾结构的具体的表征系统，并努力对其做出富有辩证张力的复杂解释。另一方面，要努力寻找新的文化创造主体和新的文化创造空间，尊重研究对象的自主性，“走群众路线”，充分释放研究对象的能动性和创造力。

四、结语

伴随中国社会文化结构正在发生的剧烈变革，各种新兴的民间社会运动、新的文化主体、新的文化空间已在生成当中，而且有些已经呈现出勃勃生机。我们必须走出大都市中产阶级消费文化和学院派视角的束缚，走向广阔的城乡互动视野和新工农群体的伟大实践创造。复杂多变的现实对文化研究已经提出了更高的理论挑战，我们不能再信奉什么“流畅”的理论了，也不能再“流畅地”使用现成的“理论”了，应该像霍尔那样欢迎伟大的现实与我们已有的理论认识之间出现的新的结构性张力，不要再回避和掩饰思想上的困惑，不断让国外理论在地化、脉络化、具体化。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为复杂地呈现社会文化的矛盾结构，才能实事求是地描绘出文化研究应有的解释之道和改造之途。

我们相信，中国现实的多变、复杂与丰富给中国本土文化研究呈现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文化研究的新时代即将到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理论的谦逊，俯下身子走入民众，走向田野，开辟出更多接地气的实践研究来。

原文发表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年第6期，现经作者修改后增补注释10，以此为准。

感谢公众号“城市与乡村文化研究中心”授权转载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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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邹赞编辑的《思想的踪迹: 当代中国文化研究访谈录》（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收录了自己对16位中国当代学者的访谈，有多位提到了文化研究的中国化或本土化问题。另可参见王晓明、盛宁、云国强、吴靖及笔者的相关论文。

[2] 陈光兴，“文化研究在台湾到底意味着什么？”，参见孙晓忠编《方法与个案：文化研究演讲集》第104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

[3] 可参考华勒斯坦等著《学科••知识•权力》和《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1999、1997年版）等书，尤其是沃勒斯坦（即华勒斯坦）著《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4] Raymond Williams, Resources of Hope: Culture, Democracy, Socialism,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989, p.3.

[5] 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90.

[6] Lawrence Grossberg,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Future Tens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8.  

[7] 关于被压迫群体能否真正创造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创造富有社群互助和分享意识的新文化和新生活，霍尔和霍加特显然没有威廉斯和汤普森那么乐观，但他们对被压迫群体的创新力至少都持有肯定立场。

[8] 参阅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两种范式》，孟登迎译，载陶东风、周宪主编《文化研究》（第14 辑），第304页。

[9] 参阅陈越编译《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编译后记”相关解释，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48页。

[10] 此处参考了祝东力《经济转轨的前景——<中国与社会主义>》一文中的部分观点，该文发表于台湾20《批判与再造》杂志2005年版。

[11] 黄纪苏《灯都灭了》，转自《杂文月刊》2011年第4期，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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