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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评 | 霍尔纪念周·霍尔与我们

2017-02-09 朱杰 文艺批评 文艺批评

霍尔纪念周


编者按

 1987年,霍尔写下名文《葛兰西与我们》,这篇文章仔细回顾了英国文化研究与葛兰西的历史性相遇,以及这一相遇对英国文化研究所造成的深远影响。对于中国的文化研究来说,其与霍尔的历史性相遇,同样意义深远——但事情的另一面在于,出于各种原因,中国大陆对于霍尔及其文化研究的理解,似乎既缺乏整体感,又缺乏历史感。本刊今天推出的这篇文章,作者朱杰即试图从“知识生产方式”和“理论方法进路”两个角度,一方面将霍尔及其文化研究实践重新放回当时当地的语境之中,一方面在霍尔等人的既往实践与我们今天的现实处境之间重新建立某种紧张关系,由此重新激活“我们”与“他们”进行对话的能力。 

霍尔与我们

朱杰


霍尔以其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卓越工作而知名,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然而对于霍尔来说,他在此前的活动似乎同等重要:从牛津大学毕业,旋即加入“第一代英国新左派”运动之中,对战后英国的“文化”问题展开讨论[1]——而“文化研究”的诞生,也正在其中:“对我来说,当与战后英伦社会及文化变迁的性质有关的讨论开始的时候,文化研究也就真的开始了。”[2]


当此之时,英国文化研究的实践阵地,主要是“社会”,而不是“校园”。也正是有了这样一段“前史”,当此类“外界”的探讨逐渐失去其存在条件、文化研究也“迁入”伯明翰大学之时,霍尔才会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当外在世界里的对话不可延续之时,文化研究中心就是我们撤退回的那个地方。我们中的一些人——特别是我——总是在盘算再也不回大学里去了、再也不进那个门了。但是在面对真正重要的工作可以展开的地方时,你总得做出一些实际的调整。”[3]



之所以说它意味深长,是因为这段话里流露出这样一些信息:第一,我们都为霍尔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取得的成就感到钦佩,但在他本人的回忆里,这个地方,毋宁说只是前行无路之时的无奈选择,因为霍尔本人实际上并不打算将大学作为自己的长久阵地;第二,一旦大学成为无奈而又可以展开“真正重要的工作”的地方,霍尔便随即做出“实际的调整”——这就不禁让人好奇:霍尔所谓的“实际的调整”,究竟意味着什么?那是相对于什么的“调整”?“调整”之后的霍尔状态如何?或者我们还可以继续追问:这样一种“调整”,是否有可能将霍尔从“前行无路”的尴尬中解救出来,从而甚至“以退为进”?

 

1


我们的追问,其实可以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开始:与一般“著作等身”的学者、教授不同,终其一生,霍尔“单独署名”的著作仅有一本【《艰难的复兴之路》(The Hard Road to Renewal)】,他的其他著作,大多与人共同署名【从早期的《流行艺术》(The Popular Arts),到伯明翰时期的《借助仪式的抵抗》(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监控危机》(Policing the Crisis),再到开放大学时期编写的《做文化研究》、《表征》等】;事实上,较之著作,霍尔更多的还是文章,但其登载刊物,除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期刊和后来的出版物(详见后文)外,又包括《大学与左派评论》(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新左派评论》、《今日马克思主义》(Marxism Today)、《新社会主义者》(New Socialist)、《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等政治色彩更为鲜明直接的出版物——上述两点,使得霍尔的著述呈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集体性(所以有大量的合著文章);第二,介入性(所以试图在更具直接政治性的刊物中开辟发言空间)。


这当然绝非仅仅只是霍尔“个人”的选择,其中彰显的,恰正是霍尔本人对于文化研究的独特理解,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知识产生态度,霍尔指导下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教学和研究实践方面,都呈现出颇具独创性的样貌。


众所周知,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创建于1964年——熟悉历史的人们自然知道,1960年代,整个世界“革命政治”风云激荡,大学校园更是这风暴的中心——伯明翰大学自然不是例外,而此一局面,对于刚刚建立的文化研究中心,也造成了不小的冲击:根据霍尔的回忆,“1968年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存在着。集体工作、集体写作、学生骚动、学生更改课表、质疑课表等。这一切,就是参与性(participation)发生时的精神所在。”[4]霍尔在此提到了其时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与学院政治的相互激荡及其后果,对此我们可再略作了解:首先,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试图践行教员与学生之间的平等,有事大家商议(所以每周会有全体大会,商讨中心的诸多行政事宜)——其最独特之处,就是由教员和在读学生共同组成小组,以对申请来中心就读和研究的人员进行面试。其次,中心的教学,主要采用研讨班(seminar)的方式,以求教学互动、广泛讨论;第三,同时也是中心的最大特色,即它根据研究兴趣将学生分组(如媒介小组、文学小组、历史小组、亚文化小组、国家小组、教育小组等等),教员亦按兴趣广泛加入其中,小组成员平时一起读书、讨论,在此基础上集体执笔写作,年终之时,每个小组还要在中心举行的会议上做小组报告,以加强各个小组之间的交流。[5]关于这最后一点,霍尔在后来的总结中曾有过详细解释:

 

……知识工作不只包括研究了什么、所用理论和方法,甚或所得到的暂时结果。它同样与实践本身——它是怎样展开的——有关。中心在此一时期……同样试图创造出某种新的知识实践类型并赋予其某种组织形式。特别是,它试验了这样一些方式,以使所有成员——学生和教员——都参与进对此一实践的形塑,以及将此一实践置入特定组织环境中运作的决定和责任分担之中……


此处,我们可以设想某种孤单的、隔绝的、个人化的且竞争性—占有性的形式,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就是被如此设想和施行的。关于如何试着去生产知识,我们中的大多数——包括那些被招入中心的年轻人——所学到的,的确也就是这些。对我们来说,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一种过时的古代“知识生产方式”(知识的手工或工匠方式),它与现代知识工作的状况以及知识劳动的真正分工已经彻底不合。我们尝试用不同的方式对其加以取代。……概而言之,这里所包括的,是使得知识工作在其实际的实践形式中更具集体性的尝试:围绕着工作集体而非……彼此竞争的知识分子群体系列来构筑研究及学习和项目小组。这就包括这样一些总体的贡献,即每个人都以他或她自己的方式、在他或她自己的兴趣范围内,同时也对发展该领域总体的知识负责;它还包括这样一些更为困难的操练,即真正的知识分享,对尚处于关键、初始表达阶段的观点加以暴露,以及以集体小组的方式研究和写作这样更为艰巨的任务尝试。[6]


英国伯明翰大学


我们在此看到的,的确正是英国“新左派”以及“68革命”的某种回响:“集体”而非“个人”、“合作”而非“竞争”、“分享”而非“独占”,凡此种种,根据霍尔的介绍,都是形塑了中心独特知识生产实践的核心理念和力量,在此“摸着石头过河”的不断尝试中,文化研究也开始从无到有、“边打边像”——这也正如后来者所观察到的:


“我们并不清楚中心内部的合作是事出偶然还是自有必要,但它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中心实践的基本组成部分。兴趣不同、术业各异的人们,围绕一个共同的学习目标,和积极影响世界的共同愿望走到一起。关于任何给定话语,需要做的工作都是大量的,互相分开的研究和互相学习,就成为其工作——改变世界——成功的关键。除了以集体的形式,我们很难想象文化研究还能以怎样的方式展开。”[7]



不仅如此——从出版物方面来说,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也别具特色:从最初很不正式的“临时论文”(occasional paper),到较为正式、定期出版、带有构建文化研究学人共同体意图的“文化研究工作论文”(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同时,为弥补定期出版物在回应社会问题方面的迟缓,中心又推出“蜡印临时论文”(Stencilled Occasional Papers),它们价格低廉、装帧简朴,除正式售卖之外,也在师生之间私下流通——就其形式而言,这三者所共同强调的,都是“临时性”,而这当然是对“文化研究”之“工作”性质的最好说明。此外,中心还曾尝试写作更加面向学院外民众的“传单”,虽然并不成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伯明翰的文化研究出版物,涉及到多种不同的写作和成形方式,其临时性、规模和机构倾向也多有差异;与此一“社会性”相配合的,是中心对某种“流通伦理”的追求,即使得中心的出版物以尽可能低廉的价格来达成范围尽可能广泛的传播,而这,又是与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不拘泥于学院、积极干预社会的志向密切相关的。[8]也因此,在谈及中心出版的“工作论文”时,霍尔所强调的,正是其“介入性”和“尝试性”:


“它们不该被解读为关于‘文化理论’【(Culture Theory)此一专横跋扈、包揽一切的大写单数术语,我们在此一时期从未用过】的、已经完成了的、确定的表达,毋宁说,它所给出的,乃是对这样一群学生、教师及研究人员非正式知识生活和实践的一瞥,这群人试图找到将‘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文化本身的意义、地位和建构性角色,以及在令 35 43995 35 15534 0 0 2033 0 0:00:21 0:00:07 0:00:14 2938人兴奋的战后快速社会变迁中‘文化’的重要性——此一历史聚合点,形塑了中心早期的工作,且其早期的多数理论化工作也需被置于此一语境之中——加以观察、思考及‘理论化’的新方式。它们乃是这样一些事情的踪迹,即将个人论文工作和研究围绕某些共享主题和概念黏合起来的尝试,将一种刚刚开始发现其方法论和批判语言、其独特的观念群体、内部融贯性、概念框架和范式议题的知识探寻领域创造出来的斗争。如果做一症候式解读,则它们提供了观察与某种正在兴起之中的批判工作领域有关的构成性工作方法和实践的洞见——从‘甲板之下’到后来成为‘文化研究’的‘锅炉房’之旅的入口。”[9]



这也就是说,从一开始,中心所追求的,就不是“全面”、“深刻”、“阳春白雪”的所谓“学术性”——毋宁说,为了快速且有效地对有关“文化与社会”的议题做出回应,“介入性”、“临时性”、“尝试性”方是更为切题因而需要大力张扬的素质。这同时也意味着,与“学术论文”乐得在“象牙塔”里孤芳自赏不同,中心的“工作论文”所瞄准的,正是大学围墙之外的那个世界——因为正如霍尔后来所提示的,


“在很多场合,我,以及英国文化研究,特别是中心里的其他人,都试图描述一下我们对于中心正在展开的知识工作的想法。我得承认,尽管我读过许多更为详尽和精致的解说,对我来说,葛兰西的解说依然最接近于表达我认为我们正在试图做的事情。”[10]



在另一处地方,霍尔更为明确地解释说:

“我们试着……在这条艰难道路的两边用力——让我们对核心且相关的议题和问题发言,即使其原初表达需要某种并不即时可得的专家语言;同时,在可能的时间和地点,承担起这样一种绝非容易的任务,即将我们自己翻译进某种更为广泛可得的语言之中。那些尝试过此一组合的人,知道后者绝不仅仅是一项技术任务。它不仅与对‘共同经验’——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召集有关,它还与建构、锻造知识与实践之间的统一这一积极尝试有关。这也就是葛兰西所谓基本的‘组织性’任务和功能:‘有机’知识分子的组织和联系功能。……中心的斗争,不是为了对其所是加以确证……,而是为了不断变得更为有机。”[11]


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是意大利共产党领袖。他的文艺理论著作大多写于狱中,战后得到广泛的传播和研究。他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观和克罗齐的“艺术即直觉”的观点,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提出创立“民族-人民的文学”的口号,对文学与社会生活,作家与时代、人民,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艺批评的任务,作了精辟的论述;同时对许多古典作家和20世纪重要的文学现象作了分析和论述。葛兰西奠定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著名著作《狱中札记》。



因此归根结底,中心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所试图打造的,正是葛兰西意义上的“有机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一方面能与体认“现代君主”的力量,一方面能深入人民群众的“常识”之中“火中取栗”;一方面在艰苦卓绝的“阵地战”中寸土必争,一方面蓄积力量、打造新的“集体意志”;一方面自觉坚守自身“教育者”的职能,一方面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因为“人人都是哲学家”。在这样的人看来,知识不再是标识自身身份、获取文化资本、赢得社会特权的工具和手段——毋宁说,知识的作用,正在于它的实践性、斗争性、创造性;它是“批判的武器”,它的目的,在于为最终的“武器的批判”奠定“民族的—人民的”基础。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霍尔指导下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其知识生产的实践,完全无法被纳入1980年代以来迅速大行其道的新自由主义高校经营之道【在英国,是所谓“研究评估考核”(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中——事实上,中心(其时已被“重组”为“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之所以最终在2002年被伯明翰校方关闭,正是因为其在“研究评估考核”中得分较低:当知识的工具化和大学的管理化愈益成为主流时,以打造“有机知识分子”为己任的文化研究遭到排斥,其实也并非多么让人惊讶的一件事情:对此,一位曾经的中心学员不无感慨地写道:


“如果我说《文化研究工作论文》;开放大学课程单元;《今日马克思主义》;《情报》(Soundings);如果我再给这个单子加上给“时代符号”(Sign of the Times)小组做演讲、担任《新时代》(New Times)日间会议讨论小组的主席,或接受日本期刊的访谈,那么将此类活动与斯图亚特·霍尔的著作联系起来,就是完全合适的。人们可能会评论说,上述这些,没有一项对科研评估有用。……但如今鼓励任一年轻学者将他或她自己的时间投入这些活动之中,却并非明智之举。当下一次科研评估来到时,他们将没有东西可填。”[12]



2


关于霍尔、关于文化研究,还有一种看似“合理”的说法,即霍尔本人并算不上具有“原创性”的“理论家”,文化研究本身在这方面也没有什么特出贡献——的确,霍尔,以及文化研究,其在理论方面似乎的确更多地只是“学习”和“挪用”,然而我们似乎还是可以追问:这样的“学习” 和“挪用”,是否也是有标准可循的?如果有的话,其标准如何?还有,这样的标准,是因何确立的?


关于“理论”,霍尔曾有这样一些名言:

 

我不是对大写的理论(Theory)感兴趣,我是对持续的理论化(theoring)感兴趣。[13]

 

真正值得拥有的理论,不是你说得很溜的那种,而是你得去击退的那种。[14]



霍尔在此做出了一些有趣的区分:“大写的理论”与“理论化”、“说得很溜的理论”与“得去击退的理论”——如果说“大写的理论”意味着某种一劳永逸的“普遍真理”,那么“理论化”指示的,就是某种永远直面扑面而来的问题、总是处于过程之中,因而“只得走”下去的自觉姿态;如果说“说得很溜的理论”意味着对于理论与实践之间完全“契合”的自满,以及对于言说快感的充分享受,那么“得去击退的理论”指示的则是某种清醒的“切肤之痛”,以及自身经验与外在理论之间某种暗自也惊心动魄的“肉搏”:我们在此看见的,似乎正是某种关乎理论的“拿来主义”。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对于理论,霍尔的态度为何会如此?


在一篇谈“方法”的文章中,霍尔从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中,读出了文化研究足堪借鉴的“方法论”:

 

“有差异的统一”(differentiated unity)这个概念,乃是……马克思之方法在方法论和理论上的关键。这就意味着,在考察任何关系或现象时,我们必须对其内部结构——就其差异性而言它是什么——和那些它与之配对并构成某些更具包容性之整体的其他结构,都有所领会。具体性和关联性——结构之间的复杂统一——都须由对具体关系和聚合点的具体分析得到证明。如果关系是互相接合的,但因为其差异依然保有具体性,那么这种接合,以及它所依赖的决定条件,必须被证明。它无法依照某些本质主义的辩证法规律被无中生有地召唤出来。由此,有差异的统一在马克思的意义上就是具体的。该方法由此就在理论分析中将具体的经验性指涉(concrete empirical reference)保留为更具特权且不可被溶解的“时刻”,而又没有因此使得自己成为“经验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15]



在霍尔的解读里,指导着马克思理论工作的基本原则,正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它正意味着对一切形式的“化约论”和“还原论”的拒斥;意味着一方面有对于宏观“结构”的充分自觉,一方面有对于微观“具象”的充分尊重——也就是有对于连接着这二者的“语境”的充分同情;意味着一方面拒绝任何“普遍真理”的轻易解说,一方面又不仅仅依赖“经验”而流于“经验主义”:“结构中的具体”与“具体中的结构”的辩证统一。





“方法”既是如此,文化研究对待理论的态度自然也与之应和:正如有人所观察到的,

 

中心与理论的关系总是更为实际的;理论更多是被当作工具箱而非神圣对象——实际、具有反思性和语境意义上的具体性。理论本身并非目的。文化研究,至少中心试图加以实践的文化研究中理论的部署,总是为某种政治规划服务的:在为转变现存语境并想象全新未来打开新的可能性的尝试中,你得获得对于目前语境(或者最终被称为聚合点的东西)的更好理解。而此一关于语境的更好知识,要求的是马克思所谓“借助理论的迂回”。在通往不同未来的路途中,理论绝对是必需的工具(概念、抽象),因为在给出对目前语境之不同(某种程度上也是更好)分析的尝试中,理论乃是关键的因素或实践。但理论的发展——其所声称的“完整性”——决不可只从理论的角度加以界定;它只可在与这样一些事物的关系之中得到协商,即它被召唤来加以回应的语境……,以及部分体现了中心对于文化研究规划之理解的特殊努力——即复杂性、具体性以及对于化约论的拒绝。[16]



所谓“借助理论的迂回”,其所提示的,正是文化研究“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区分:为了理解特定的“语境”,我们须做一定程度的“迂回”,而要“迂回”,作为“手段”的理论就不仅必需而且必要;然而在此过程中,“手段”不该凌驾“目的”之上——此类辨析,最终所指向的,究竟还是中心对于文化研究的理解:“我们能够从此一理论工作史中看到的,乃是寻求这样一种理论实践的努力,该理论实践,能够为对历史聚合点的激进反化约论分析,提供基础并使其落到实处。”[17]


霍尔以及文化研究对于所谓“聚合点”格外重视,这当然是受葛兰西的影响,众所周知,所谓的“葛兰西转向”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文化研究的基本样貌,但是,葛兰西对所谓“聚合点”的论述,究竟又是在什么意义上与文化研究的规划互相契合的呢?对此,霍尔曾有清晰的解释:

 

关于葛兰西,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正是他对历史时刻具体性的进入。它对我来说如同某种规则。既然这里不是意大利,那我们就不能从字面上学它。你得做出自己的努力,以使葛兰西对英国有效。他的好处,就在于他的具体性:意大利语境中宗教、地区、文化、历史政治和农村因素的复杂交织。


但还有第二个方面,我发现它是葛兰西最为有力的地方:对于聚合点的分析。聚合点正是某种多元决定。这也就是说,对聚合点在其中运作的层面的分析,乃是这样一种分析,在其中,本来可以被分析性地分开的各种不同因素不再能够被分开,因为它们处于某种多元决定的关系之中。你可以回头分析性地区分出经济,或者政治,但在那一层面,葛兰西给我的东西并不多。所有这些因素在一个无法重复的时刻、在一种无法重复的状况中凝缩为一体,他给我的,就是理解这种凝缩的方式。此一对聚合点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是理论性的,因为它界定了分析在其中运作的层面,但它同时也是具体的、具有历史具体性的。除了经济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我总是最为犹豫的方面,就是那些从理论上经常最为吸引人的方面:它允许你闯入历史聚合点的杂乱之中,然后告诉你,真的,如果你能从更长的时段、从总和与趋势的角度来理解事情,那么它最终会奏效的。我不是要否定这种层面的分析,但令我感到兴趣的,是下一个更具规定性的阶段(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


它与更看重某种层面的分析、更看重某种分析目标有关。我不是对资本主义本身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资本主义在1960年代为什么是那个样子的——或者在1990年代是这个样子的——以及为什么我们必须将这些时刻理解为文化、政治和其他因素的多元决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18]



因此葛兰西意义上的“聚合点”,一方面不再视文化为对“经济基础”的简单反映(所谓“上层建筑”),而是真正将文化当做问题,并将其置于与政治、经济等的“多元决定”关系之中,这就赋予了文化研究已相当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它对于“历史具体性”的直视,又正与马克思的基本方法一脉相承,因此,与“我不是对大写的理论感兴趣”相同,激发霍尔兴趣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是处于特定“聚合点”上的那种资本主义形态——所谓的“具体情况”;而“具体分析”则始终意味着“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交锋、龃龉甚至矛盾,这也就意味着,“理论”分析本身不是目的,它不过是用来帮助社会实践的工具——“有机知识分子”不能光有“理论”,他/她更需要有面向现实的“紧张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霍尔对于美国的文化研究颇有微词:


“如果文化研究在美国语境中获得了相当的体制化,它就可能……将关于权力、历史、政治的关键问题给形式化,以至于乌有。矛盾的是,我所谓的理论上的熟溜意思正好相反。如今,在美国文化研究中,没有什么时候我们不能广泛无边地对权力——政治、种族、阶级和性别、镇压、主导、排除、边缘、他者等等——加以理论化。文化研究中,几乎没有什么未被如此理论化的。然而,人们也有一些略显唠叨的疑虑,即对文化研究自身话语一边倒的文本化,也以某种方式将权力和政治构筑为只与语言和文本性本身有关。我不是要说,我认为权力和政治的问题不是必须且总是归属于表征之中、不是总是话语的问题。然而,将权力构筑成为便当的、漂浮的、使得权力与文化的操演和关联空无意义的能指的方式,是存在的。这就是我在文化研究……的机构化过程中看到的危险时刻。”[19]



我们在此看到的,毋宁说正是某种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回响:“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0]当代理论的发展,无疑为世人提供了越发精致的“批判的武器”,然而另一方面,随着文化研究的日益“机构化”,此类理论“不及物”的特点也越发彰显:漂亮、熟练的理论操演,似乎愈益成为大学校园里的自娱自乐,它也许将世界“解释”得头头是道,但这似乎同时也暴露了它在“改变”世界方面的萎顿、怯弱。文化研究发展至今,似乎也越发陷入此类陷阱之中,去霍尔等人1970年代的伯明翰实践远矣:在霍尔看来,今日欧美世界的文化研究,

 

它不仅变得更加理论化、更加概念化,而且它还将理论的生产作为其主要目标之一。但它从来就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发展出我们可以借以思考的、作为工具箱的理论和概念。你所思考的,也并不是文化。你所思考的,是整个社会构型,文化,不过是某种更具特权的棱镜。在传统社会科学或马克思主义中,文化被降格了。在中心,它得到了升格,以表明从这个观点出发,你能就整个社会说点什么。……


……文化转向、理论转向、1968之后法国理论的爆炸、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索绪尔,等等。整个领域都变了。但该领域的变化,使得文化研究更加向内转而不是向外转、更加专注于理论的实体化而非作为理解工具……的理论。


其次是政治。……所有这些事情中都包含着某种政治。它与政治党派或签署什么东西无关。关键是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同样乃是内在于权力之中的,此类信仰催生了某种文化政治。……它回到了文本之中,而我们则想将它从文本中拉出来。……


大量的文化研究和批判理论著作一般认为,一旦你揭穿了某种本质主义,任务就完成了。你已经表明了它是矛盾的。你已经表明二元论行不通。那你还能做什么?在外面,本质主义还是呼啸而过,就同以前一样。……


不是说解构行为有什么错,而是说解构完了还得回来。你得去影响真实世界、具体世界中的实践,你得去影响人、关系和机构以及它们在真实世界中的作为。所以你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21]



“解构”、“文本内部的解构”、“理论穿透力极强的文本内部的解构”,这一切当然都非常重要,但这还只是事情的一半:事情的另一半,是葛兰西般“理智上的悲观主义、意志上的乐观主义”、是真实世界中的真实实践、是改变世界的理想烛照之下的艰苦斗争、是为了一个更好的社会而扎扎实实的奋斗——如果文化研究不是这样,那它又有什么意义呢?

 

结语


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


霍尔从社会“撤退”到校园,开始指导文化研究中心的日常学习和研究工作,其所做出的“调整”,在各个方面都带有“新左派”运动的鲜明印记:教学的民主化、写作的集体化、研究的政治化;它不追求“学术”的精进和高深,而是焦灼地“介入”、积极地“尝试”;它的目的,不在成就学院里的知识精英,而是试图打造真正能够“上传下达”的“有机知识分子”。这样一种自我期许,当然也深刻地影响了其研究“方法”:时刻牢记“改变世界”的最终目标,不以“理论”本身为目的,不装腔作势、不故弄玄虚;既有大的关怀,又不轻视任何现象——“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追求一劳永逸的轻松解释,而是秉持“持续理论化”的自觉,永远对特定时空中的特定现实葆有敏锐的洞察:在1970年代的特殊语境中,这样的调整,似乎的确为霍尔打开了一条“以退为进”的通道。一旦情况有变,霍尔即果断开始又一次“以退为进”的“迂回”。[22]


身处新自由主义高校“治理”体制愈加严苛的今日中国大学校园、同样试图从事文化研究,霍尔及其同人在1970年代的文化研究实践,无疑可以让人产生诸多思考:一个有着“左翼”倾向、致力于对今日中国的文化状况做出有效分析的人,他/她究竟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她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发言方式才算有效?这样的发言方式与流行的高校教学、科研评价体制之间是怎样的关系?面对大学体制化的压力,他/她应该如何应对?如果希望自己的分析能够有效、有力,那么他/她又该如何处理思考的相对落后性与介入的即时性之间的关系?他/她又该如何一方面重视理论在帮助分析、思考方面的重大作用,一方面又不至于被理论牵着鼻子走,甚至陷入理论崇拜,在理论的生产和再生产之中沾沾自喜、心满意足?他/她又该如何培养、维护自身的“现实感”?最后,在“持续理论化”的自觉中、在“改变世界”的实践中,他/她又该如何克服大学体制、理论学习所可能造成的行动上的无能与无力,真正成为有效“干预”社会的“有机知识分子”?……


我以为,霍尔及其同人的实践,至少为上述这些问题的解答,指明了某种可能性,以及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条件和实现空间。

 

2014年7月 海口


本文原载于王晓明、蔡翔主编:《热风》(第九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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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关于霍尔此段时间的活动,可参看Stuart Hall, ‘Life and Times of the First New Left’, New Left Review, 61, 2010.

[2] Stuart Hall, ‘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risis of the Humanities’, October, Vol. 53, 1990.

[3] 同上。

[4] ‘Stuart Hall Interview’, Cultural Studies, Vol. 27, No. 5, 2013.

[5] 《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2013年第7卷第5期刊行“CCCS专辑”,收入该刊对诸多中心同仁的访谈,其中涉及中心教学、研究实践的地方尤多,有兴趣者可参看。

[6] Stuart hall,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entre’, in Stuart Hall, Dorothy Hobson, Andrew Lowe and Paul Willis ed., Culture, Media Langua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p. 43-44.

[7] Hudson Vincent, ‘Space for Cultural Studies’, Cultural Studies, Vol. 27, No. 5, 2013.

[8] Ted Striphas and Mark Hayward,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or the Virtues of grey literature’, New Formations, Vol. 78, 2013.

[9] Stuart Hall, ‘Preface’, in Ann Gray, Jan Campbell, Mark Erickson, Stuart Hanson, Helen Wood ed., CCCS Selected Working Papers(Volume 1)(London: Routledge, 2007), p. xi.

[10] Stuart Hall, ‘Cultural Studies and Its Theoretical Legacies’, in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 ed.,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 Routledge, 1996), p 267.

[11] Stuart hall,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entre’, in Stuart Hall, Dorothy Hobson, Andrew Lowe and Paul Willis ed., Culture, Media Langua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 46.

[12] Angela McRobbie, ‘Stuart Hall: The Universities and the “Hurly Burly”’, Lawrence Grossberg, Angela McRobbie, Paul Gilroy ed., Without Guarantees: In Honour of Stuart Hall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00), pp. 217-218.

[13] Stuart Hall, ‘Cultural Studies and Its Theoretical Legacies’, in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 ed.,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96), p. 150.

[14] 同上,pp. 265-66.

[15] Stuart Hall, A ‘Reading’ of Marx’s 1857 Introduction to the Grundrisse’ , in Ann Gray, Jan Campbell, Mark Erickson, Stuart Hanson, Helen Wood ed. , CCCS Selected Working Papers (Volume 1) (London: Routledge, 2007), p. 94.

[16] Lawrence Grossberg, ‘Introduction: CCCS and the Detour Through Theory’, in Ann Gray, Jan Campbell, Mark Erickson, Stuart Hanson, Helen Wood ed. CCCS Selected Working Papers (Volume 1) (London: Routledge, 2007), p. 34.

[17] 同上。

[18] Osborne, P. and Segal, L., ‘Culture and Power: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Radical Philosophy 86, 1997.

[19] Stuart Hall, ‘Cultural Studies and Its Theoretical Legacies’, in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 ed.,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96), p274.

[20] 卡尔·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2页。

[21] ‘Stuart Hall Interview’, Cultural Studies, Vol. 27, No. 5, 2013.

[22] 霍尔自承,他之所以离开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前往开放大学,正是因为前者逐渐丧失了“做文化研究”的可能性,而在开放大学“那种更加开放、跨学科、非传统的环境中,我这一代的某些政治愿望——在非学院环境中与普通人、与女性和黑人学生交谈——便有机会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我觉得,这里存在着这样的机会,即将产生于中心温室研究生工作环境中的文化研究高等范式,移至更为民众的水平,因为开放大学的课程,是开放给那些没有任何学院背景的人的。如果你试图使得文化研究的观念与之共存,你就得去翻译这些观念、就得愿意在那个更加民众和可入手的层面写作。我希望文化研究向那样一种挑战开放。”【Stuart Hall, ‘The Formation of a Diasporic Intellectual’, in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 ed.,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96), p.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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