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霍尔纪念周·新自由主义之后： 对现状的分析

霍尔纪念周

编者按

本刊将连续刊出霍尔及其同人关于“新自由主义”的三篇批判性文章。一方面，肆虐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及其实践，正构成了今日全球社会正义与进步事业的最大威胁；另一方面，在对“新自由主义”进行分析时候，借用王晓明老师的话说，霍尔的“眼光依然很犀利，不但从政治和经济角度展开讨论，更从文化角度（他用的词是‘消费主义’）提出特别的分析”。可以说，这样的分析，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中国，依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今天刊出的，是第三篇。

◆ ◆ ◆ ◆

新自由主义之后：

对现状的分析

◆ ◆ ◆ ◆

斯图亚特·霍尔

多灵·梅西（Doreen Massey）

米歇尔·鲁斯汀（Michael Rustin）

朱杰/译

《情报》（Soundings）[1]杂志的创刊编辑着手对我们的在线宣言给出框架性分析

2007—8年的银行业危机和信用紧缩，及其在全球范围内所造成的经济后果，使得自1980年以来主导世界三十年的新自由主义体系或曰全球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陷入内爆之中。与毒债（toxic debt）范围的日渐明显相伴随的，是信贷和同业拆借（inter-bank lending）的渐趋枯竭、开支的放缓、产量的下降以及失业率的上升。该体系极端通胀的金融部门——它所投机的资产，在很大程度上与真实的商品和服务经济无关——引发了一场经济危机，而这场危机的灾难性后果，尚处于展开过程之中。

我们相信，主流的政治论争既没有认识到此次危机的深度，也没有认识到随之而来的激进再思考的需要。构成了过去三十年间社会和政治安置（social and political settlement）之基础的经济模式正在解体，但更为宽泛的政治和社会共识却明显岿然未动。我们因此给出本文的分析，以对论争有所贡献，希望它能帮助左派人士对我们如何转换论争参数有更多思考，希望它能使得论争参数不再关注小的治标性、恢复性手段，而是能为朝向全新政治时代以及什么构成了好社会的全新理解的运动开出新路。[2]

在三十年的时间里，新自由主义体系已经为跨国公司、投资机构和投机资本家产出了巨额利润，它还使得新的全球巨富积累起了巨额财富，与此同时，它极大地增加了贫富之间的差距，且深化了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在收入、健康和生活机会方面的不平等，其规模为二战爆发之前以来所仅见。北美和西欧——迄今为止全球经济体系的发电机——的增长率已低于战后早期年代，而那时各社会阶级之间的权力更为均衡。制造业已急剧萎缩，而金融服务和服务经济正经历温室式扩张（a hot-house expansion）；同时，权力和资源正经历从公共到私有、从政府到市场的大规模转移。“市场”已成为社会关系的模板，而交换价值则成为唯一的价值。在应对我们星球的环境危机、气候变化以及对可持续生活的威胁方面，西方政府已表现出它们的脆弱和优柔寡断，除非从它们自己的——市场——角度，否则它们就拒绝解决这些议题。

同样地，金融危机已经被许多西方政府用来作为进一步保护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工具。它们采取了严厉的“紧缩措施”，它们宣称，此乃减少产生于1980和1990富矿年代（the bonanza period）之赤字的唯一途径。它们对不那么富裕的社会成员的收入、生活标准以及生活状况展开攻击。在英国，削减计划使得工资冻结、津贴封顶、公有部门的就业率受损、地方政府遭到侵蚀。它鼓励私人资本挖空福利国家，并拆除健康、福利和教育服务结构。危机“解决”的包袱，被不均地转嫁到劳动人民头上，它所瞄准的，就是那些易受伤害的边缘群体。这包括低收入的单亲家庭，贫困儿童，负有多重家务责任而又尽力兼职的女性，靠养老金生活的人、残障人士和精神病患，福利政策的受益者和廉价公共住房的“依赖者”，失业的年轻人（尤其是黑人青年）以及学生。青年活动中心（Youth facilities）被关闭；依靠公共便民设施来寻求社会幸福感的市民，发现自己遭到了剥夺。抛开其惩罚性、倒退性社会效果不说，从它自己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策略也命定失败，因为其主要后果，将是需求的严重下跌以及税收的瓦解，而这又将使得正在下行的经济螺旋愈加恶化，而赤字却不会有丝毫的减少。

换言之，危机本身被用来强化从穷人到富人的再分配。不宁唯是，它还为沿着市场路线对国家和社会影响深远的进一步重构提供了不在场证明，与此类重构相伴的，则是一系列受意识形态驱动、意在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改革”。它鼓励对社会问题采取私人的、个体化的解决路线。这都使得左翼做出这样的论述——是寻求新的道德和经济安置的时候了，变得更加重要。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面向

此一新自由主义统识，无论是盛况空前还是陷入危机，都有其全球意涵。动态、扩张的资本主义体系自有其战略性地缘政治律令。新自由主义寻求的，是全球范围内对生意有利的气候。它要求的是低税制、有限的国家干预以及在获取市场和关键资源方面的不受限制。它吁求的是内部的安全、遏制外部敌人的能力，以及管理其人口的强力统治者，它可以与这样的统治者达成交易并对其施加影响。它制造出对于更为民主的别样实验的敌意。对于西方——受美国引导——建构起的同盟、集团和基地网络来说，这些原则指导着它的战略、加固着它的基础。中东就明确显示出，维持一般而言有利的行动条件——确保影响区域（美国/以色列联盟）、处理军事挑战（伊朗、巴基斯坦）、弹压政治不稳（“非洲之角”[3]地区）并挫败威胁（塔利班、基地组织、阿富汗）——与特定的资源“攫取”——比如石油（伊拉克、海湾地区）——同等重要。

新自由主义特定的全球性格，乃是其初始军械库的一部分——例如我们可以通过1980年代以来的华盛顿共识[4]看到这一点——同时，它也是其历史特殊性的因素之一。它是这样一种全球化，在其中，新型金融资本主义至关重要（而伦敦则在其发明和传播过程中居于核心位置），且其关键动力之一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对可以投机的新资产（通过诸如被出口的私有化计划、使得商品期货市场螺旋式升降、买进大片土地等手段）的搜寻。

但新自由主义并未征服一切。它创造出一个差异巨大且很不均衡的世界并在其中运作。它早期的——经典——实验室是智利，但东南亚“小虎”们的崛起，却是国家资助的发展（绝非官方新自由主义菜单）。尽管有1989年的西方胜利论，俄罗斯依然保持着其特殊性——寡头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混杂，又与威权主义交织一处。中国同样力争界定一种不同的模式；目前它将集权的政党控制与对外资的开放，以及内部剧烈的地理上的流离失所和广泛的社会冲突，与飞快的增长率和成千上万人的脱贫相结合。的确，在许多采信了新自由主义正统的地方，冲突已经开始爆发。人们经常赞许的、拥抱了市场共识的印度，正展现出新精英与穷困人口之间的格外不和，以及围绕其现行经济战略而展开的多重且持续的冲突。其他的主要斗争场所，包括玻利维亚的水和汽油战争，以及泰国的“穷人”抗争。拉丁美洲进步政府与草根社会运动之间正在兴起的接合，乃是对此前新自由主义政策所造成之影响，方式不同、程度不等的回应。改变全球化运动（alter-globalization movement）已开始发声。到目前为止，这还不是某种简单的胜利。

里根与撒切尔

实际上，新自由主义的多样性和冲突，乃是其当前碎裂的因素之一。中美之间的经济（不）均衡既是互补性的核心机制，也日益成为不稳定的源泉。欧元区的危机，亦是全球结构中重要的薄弱环节。欧洲精英势力（毕竟是三驾马车[5]）没能设计出某种可以解决各成员国之间不均衡发展问题的金融架构，如今，它正试图将不可避免的灾难归咎到各成员国自己（或其中一些）身上。它们由此就造成了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对立、煽动起了危险的民族主义，而精英们的罪责却被有效地掩盖了起来。它是这样一个地理上的戏法，即它将政治前沿从互相冲突的经济和社会利益，转换到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冲突，它还沿着民族主义的路线，模塑着这些人民的自我认同。

与此同时，在更长的时段内，经济权力正在发生向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的构造性位移，它带给它们日益增长的信心，以及逐渐强烈的、在国际舞台发声的诉求。贸易，以及更为一般的对话和接触，正日益绕过整个北大西洋地区。同时，尽管即使在最穷的地方百万富翁的数量都在增长，在许多国家，尤为明显的就是次撒哈拉非洲（sub-Saharan Africa），贫困正在增加、营养不良广泛流行（部分地是食品价格投机的产物）、生态环境被毁、政治动荡不定。围绕着能源和矿产资源控制权的战争正在展开。面对压倒性的、于己不利的外部压力和限制，政府无力处理教育穷困、饥饿、营养不良、疾病和健康流行病等问题，或者抵抗西方消费主义、军火商和自由职业雇佣兵。

“压榨”导致地方、部落、民族与宗教派系暴力，内战，军事政变，武装民兵，童子军，“种族清洗”以及种族灭绝式强奸（genocidal rape）的增加；这些事件转而又促成了跨越边界的以及国际间的移民，平民由此逃离战争区域，住进难民营或到国外寻求庇护。西方战略学家宣称，“失败（或正在失败）的国家” 【failed (or failing) states】乃是安全的主要威胁，但这些国家本身经常就是新自由主义和西方入侵的不合理结果。而失败的国家这一概念，则经常被用作某种意识形态武器。

最近，北大西洋精英们对危机的回应使得事情雪上加霜——例如，其对价格和货币水平的影响。全球不稳和危机隐现的事实，绝没有修正新自由主义的攻势。如果智利是其早期阶段的实验室，那么希腊就是对其的贯彻实施更为变本加厉的实验室，而阿拉伯之春则可能被恢复到为市场势力开出新领地的境地。最近拉美地区的洪都拉斯和巴拉圭有受到美国鼓励的政变，紧随其后的，便是对境外资本的极大让步。

意识形态与冲突

当前的经济危机，乃是事关潜在断裂可能性的时刻。北大西洋世界先于新自由主义时期的福利国家“安置”，已于1970年代瓦解，随着冷战的结束，对于我们应该采取何种路线前进，在竞争中取胜的是撒切尔和里根的新自由主义。此一结果并非不可避免。社会安置与统识制造之间的冲突，乃是彼此竞争的社会力量的产物。在福利国家时代，工人阶级的确获得了经济上的收益。财富得到了适度的再分配，平等主义和社会权利变得更加深入人心。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分享受到极大削弱。但此一转变，却不可容忍。其运作的全球化程度与日俱增，这部分地（是其诸多决定因素之一，此外还有私有化及金融化）乃是修复资本所占剩余价值份额日益下降的一种手段。对撒切尔主义“向社会开战”的抗争、伦敦和其他城市围绕民主政府的冲突、全球南方的斗争、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对人头税的抵制，以及各个地方对有组织的劳工权利的争取——所有这些，都是决定接下来何去何从的斗争中的关键时刻。被裹挟进横跨社会生活不同领域斗争之中的社会力量，向来便是利害攸关。

当前的新自由主义安置，同样包括对于早先事关社会民主安置的常识性假设的再造。任何一种社会安置，为了让自己为人接受，都甚是关键地以使得一整套信仰——无可争辩的理念、深信不疑的假设（以至于它们是假设这一事实，都极少受到揭发）——深入人心为基础。就新自由主义而言，这一套理念围绕着“市场”被推定的天然性、竞争性个人的首要地位、私有相对于公有的优越性打转。人们一般将此一安置整体上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此乃这一套理念赢得统识地位——它们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常识——的结果。尽管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忠诚乃是该总体共识的关键部分，在使得权力、利益和特权之政权的复辟和重生获得合法性方面，该理论本身即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也是事实。

如我们所见，新自由主义的规则镶嵌于这样一种常识之中，该常识从物质方面和想象力方面将所有人征召进某种金融的、市场的世界观之中，当这些指导原则为那些利益服务的时候，它就会得到贯彻实施；反之（对银行的金融救援，不过是最近且极其恶劣的例子罢了），它就会被快乐地忽略。与之相似，推动其对国家和公有观念之攻击的，也并不仅仅是对某种经济理论的信仰，它还包括这样一种希望，即此类攻击将会导致这样一些领域的再度开放，这些领域，具有通过商品化获利的潜能。此一扩张积累领域的驱力，对于旧权力的复辟来说至关重要。

起源与解释

新自由主义的根源，是18世纪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和政治经济学，其标准即源出于此。它曾被翻新、再造，以适应的时段和地形，其对地形扩张的反映，也形式多样。但其核心主张，即自由的占有性个人借助市场交易与他人产生关系，仍然是其标准。从一开始，这些主张就是阶级利益——18世纪英国正在崛起的农业、商业以及其后的制造业资产阶级——的产物。人们总是尝试将这些主张表述为永恒真理——市场和个人概念仅仅是对某种理想状态的描述。几个世纪以来，“自由市场”和自立的个人都需要被积极地加以生产和强加，此一事实便证明事情绝非如此。不论是借助圈地法案、强加的“结构性调整”、军事干预还是对公共开支的攻击，市场社会都是干预（且经常出自国家）的产物。

市场力量被强加到某些人，而不是另一些人身上，这是事实，因为殖民大都会的“自由劳动”政权，即曾被帝国主义体系利用来施行种植园奴隶制下的“强迫劳动”。当市场力量与奴隶暴动以及废奴斗争相抵触时，此一矛盾就变得更为明显。市场力量并没有被普遍地强加于人。不存在充分市场化了的体系这回事。资本主义仰仗于垄断和“社会化了”的风险，以及存在于其运作逻辑之外的领域——包括人和自然世界再生产的领域。自由的雇佣劳动总是受到诸如农奴、奴隶、奴役、契约、劳役等非自由剥削形式的补充。这些都标志着“市场”通用性的界限。

的确，过去三十年间借由全球化发生的大多数事情，与18世纪晚期、19世纪初期发生在英格兰的诸多事件遥相呼应，其时，工业化、城市化了的资本主义第一次找到了自己的形式（form）。全球南方有无数人被从他们的土地上驱逐出去，这让人想起对公共资源（the commons）的圈占。向日益扩张的城市的大量移民，与更早时候工业化时代的移民相似（就其社会分裂性和潜在爆炸性而言，这些国内移民与国际间移民的效果类同）。对于新的、数量巨大的“自由劳动力”——伴随这些劳动者的，是此一过程所能够产生的一切个人的和社会的悲痛（以及新的自由）——的创造正在展开，劳动和土地也被进一步商品化。国际移民本身（部分地是所有这些发展及与之相伴的、其在地理上不均衡的衍生所造成的结果）便代表着对全球自由劳动力的创造——这就正如同施荣（Swing）暴动[6]和滑铁卢的时代，见证了英国对国家劳动市场的创造一样。

与此同时，从相反的方向、由英国看出去，接二连三有政府可怜巴巴地抱着美国、试图沾光，而美国的经济统识地位本身，正受到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的挑战，至少有那么一会儿，伦敦城——再一次以其长期以来的优越性假设为基础，只不过这一次的假设完全国际化了，且是新自由主义的源泉——发现自己扮演着新的帝国主义角色。

新自由主义的规划，由此就是对资本逐利这一历史律令的重申——经由金融化、全球化以及进一步的商品化。

缘由与复杂性

在此类紧急关头，要确定孰因孰果，殊非易事。说起原因，强调的重点应该指向意识形态的、政治的以及物质的因素，还是说应该重视社会阶级针对社会结构的动力学特征而展开的有意识的行动？人们对此观点各异，而又各有合理之处。但图景绝非如此简单。阶级利益在将新自由主义强加给世界方面确实活跃，且它现在拒绝让出过去三十年间的相对收益，这当然是事实；各个阶级分享着这样一种经济利益——既包括特殊部门的特殊利益（例如农业和手工业），也包括普遍利益，它关乎稳定以及对“做生意”有利之气候的维持，这也是事实。

然而，自1970年代以来，驱动经济和社会权力在数十年间移易的动力，却并不单一。经济固然关键，但它却无法决定一切——即使是如阿尔都塞的名言所说“归根结底”。毋宁说，任何给定的聚合点，都代表着经济、社会、政治及意识形态因素总体融合“成了某种断裂的统一”，在那里，“完全不同的潮流……完全异样的阶级利益……完全相反的政治社会倾向”[7]汇合了起来。在目前的新自由主义聚合点集结一处的，包括阶级和其他社会利益、新的机构性安排、私有企业对民主进程施加的过度影响、与新工党被征募进新自由主义共识之中类同的政治进展、被赋予合法性的“看不见的手”这一意识形态的效果和对其准宗教般的信仰，以及自我推动的“市场”美德。

阶级同样也是这样一种构型，其复杂的内部构成随时间变迁。新自由主义在其中构成主导趋势、如今形成全球阶级的人包括——除开更为老派的阶层——世界顶尖的企业家和商人，大型公司制企业的CEO们，新的跨国、跨民族投机家，大型金融机构的主管，对冲基金运作者，风险投资家，以及管理该体制并与其成功大有利害关系的高管们。我们还得加上位置关键但却处于从属地位的咨询师、市场专家、公关人员、律师、创意会计师（creative accountants）和合理避税专家，这些人的命运，都与该体系的成功捆绑一处。毫无疑问，该构型所赢得的巨大特权和豁免权，足可解释这些人何以在道德上如此赤裸裸、对于任何更为宽泛的社群感以及要对其行为负责的说法无动于衷，对于普通人如何生活，他们完全缺乏任何认知。他们对改革的抵制是执拗的、他们的贪婪是无耻的。他们一面挥霍无度地奖励自己，一面坚称“我们和衷共济”，还说他们的真正目的，就是“为顾客服务”以及“企业责任”，而不是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

当然，阶级利益这个说法，并没有暗示说阶级是铁板一块的、他们是以统一演员的身份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或者是充满意识到其利益并且对其加以理性追求的。利益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冲突（例如，在英国，金融资本与小商业、北部制造业及小农场主之间的冲突）。这些真实的矛盾，可能会提供政治机会。进而言之，利益总是向彼此冲突的意识形态阐释开放的，而对利益的重新界定会产生政治后果。

而且经济阶级也并非唯一重要的社会区分。社会性别、种族、民族和生理性别的区分早在资本主义诞生以前就已存在，且依然以独特的方式结构着社会关系。它们自有其二元范畴（男/女、男性气质/女性气质、异性恋/同性恋、信教的/俗世的、殖民的/宗主国的、文明的/野蛮的），在对社会和象征物品（尽管它们与阶级相接合）的分配方面，它们发挥着与阶级不同的作用。它们“经营”着自己的奖励和短缺系统（有偿/无偿、合法/非法、正常/变态、得救/被咒）。它们在自然/文化的连续体中将其主体的身体加以不同定位。它们对生命周期中的不同时刻加以“治理”，且将不同的主体能力（父系/母系、感性/知性、责任/快感）分配到人们身上。

这些社会区分，每一个都自有其拥有特权的运作领域（例如，家庭/工作场所、公共/私人）以及独特的规训性政权（父权、财产继承权、无偿的家务劳动、对性经验的控制、因社会性别和种族而不同的工作待遇）。它们部署了不同的压迫方式（宗教迫害、社会与性别歧视、种族化）。借由歧视、刻板形象、含有偏见的言辞、劣等化、边缘化、驱逐、投射、幻想和拜物，它们建构起了自己的“他者”和归属层级。当这些社会区分在资本主义体系之内运作时，它们当然就会深刻地受其形塑并与之接合。但它们依然保持着其“相对自主性”。这就要求我们从另一个角度重新思考社会关系（例如，从严重社会性别化了的社会劳动再生产的角度，来重新框定生产中的劳动剥削）。这些区分已经由目前的安置得到了再造，有时是得到了强化，有时是以含糊的方式得到重塑。

由此，针对财政紧缩的抗议运动，其一般而言的社会和政治异质性，就较为明显。在英国，它们被职业组织和工会当成了先锋。“英国反削减”（UK Uncut）、“回击的女性主义者”（Feminist Fightback）或“占领”运动的特点，就是其复杂的阶级、性别和民族构成。绿党在环保运动与主流政治之间架起了桥梁。对于抵抗的动员由此就要求这样一种联盟，这种联盟，只有某种多重聚焦的政治战略，才有望建立。

常识、认同与文化

在传播权力、利益和特权的政权并使其重生、获得合法性方面，意识形态扮演了关键角色。新自由主义理念似乎已积淀进西方想象，并嵌入民众“常识”之中。它们设置了公共讨论、媒体辩论和民众算计的限度——提供“天经地义”。

也不是所有这些，都为最近这些年的新自由主义安置所特有。即使是在以再分配为重的福利国家时代，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基本教义，也没有得到根本挑战。再分配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但其规划却并未得到改善。政治语言揭示了这一点：我们对“市场”（即自然给定的事态）进行“干预”（即采取有意识的社会行动）。

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军械库中的关键思想之一，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本身。它的万灵药变得如此得“自然化”，以至于政策可以声称是得到了民众的赞同而实施的，尽管它们明显是部分且有限的。开放具有获利潜能的公共领域，这一点得到了人们的接受，因为它看起来“就好像是经济常识”。人们日益对道德标准甚至是法律本身弃置不顾，而“自由市场”气质则被拿来为这样的举动颁发许可。商业化培养出了某种腐败和逃避气质。银行曾是诚实的明灯，如今它却操纵利率、欺诈售卖、为毒品交易所得洗钱、公然无视国际禁运令、将财富藏匿在没有经融危机的地点。它们无数次摆平了其“不法行为”，而其资产负债表却几乎毫发无损。与之类似，当签了公共合同的私人公司没能完成业绩，它们也被允许继续运作。超市里堆货架的毕业生被告知是无偿劳动，因为他们需要“积累工作经验”。商业化无处不在、胜过一切。“市场文化”的律令一旦被牢固树立，一切都万事大吉。这就统识性常识的威力。

但此类常识，却需要生产和维持。公司财富和权力对政治影响力的攫取，是为其对政治进程和政府机构的控制服务的（例如《世界新闻报》的监听丑闻）。媒体的主导部分为企业所拥有，这就给了资本对表征手段和策略的控制权：经常出现在电视演播室里的CEO随员、公关人员和说客——他们向我们再度保证，“事情已经得到安置，以防它再度发生”——已经稳稳有了露脸的机会，且成为现实的首要定义者。与之相反的观点，其可见性更为稍纵即逝。一些无畏的记者做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揭露工作，但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媒体发现自己是在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正统惯习内思考。即使有些地方提供了“平衡”，它也很极少质疑流行的辩论角度，且人们常常并不情愿彻底认真地去追问涉及其中的议题。

竞争性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样还是通过对所谓“不值得救助”的穷人的污名化强加于人的。那些无法通过自身努力养活自己的“福利强盗”，被打上了“缺德”的标签——“宁愿睡懒觉也不工作的懒汉”、“将依靠救助金生活作为‘生活方式’来选择”。同样地，每个人——父母、学生、顾客、病人、纳税人、市民——都被期待将自己想象成为将给他们带去个别经济好处的“产品”的消费者，而非满足人类需要、制造有用物品，或参与对人己两利之事物的学习的社会存在。新自由主义以这样一些方式，参与到对新的企业性认同（entrepreneurial identities）的建构，以及资产阶级主体的重新设计之中。

观察一下更为宽泛的文化图景，我们就能侦测到类似的趋势：在消费和名人文化中，求得即刻满足的驱力、对于成功的幻想、技术拜物教、“生活方式”相对于内容的胜利、对于“自我”无止尽的重塑、“认同”的商品化以及对于自给自足的乌托邦幻想。在改变社会态度方面，这些“软”权力形式与限制罢工的律法之类的“硬”权力形式一样有效。

创造了我们所知道的今日新自由主义世界的，是对于资本权力的重申，同时，其代理人已经掌管了新的全球资本的流通。不平等的加剧，乃是此一复辟竞价的主要发射台（the main launch-pad of this restoration bid）。而这却使得这样一种长久以来的承诺成疑，即收入、权力和责任将从富人转移至穷人、从男人转移至女人、从中心转移至边缘。与之相对的价值——平等、民主和市民权——遭到围困，异议性的社会力量支离破碎、四分五裂。复生的金融部门与新帝国主义相接合。对于这些“胜利”的炫耀，采取的是盛气凌人的物质形式——每一座新的高楼，都是竖起来的中指。

危机的未来

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这个阶段，已经进入到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人们无法从它那里轻易地造出一个出口。但是危机的样貌依然还是“经济的”。主要的政治破裂、意识形态统识的紊乱、流行话语的断裂，迄今还尚未出现。危机的灾难性后果相当明显；但是人们还没能理解日常生活中的麻烦，是如何与更为宽泛的结构联系起来的。理念方面的严重危机尚不存在。的确，危机反而被用来作为强化新自由主义叙事——它已导致了该体系的内爆——的进一步机会，将其规划又推进一步。新自由主义者教条主义地坚称，该为其明显的失败承担责任的，是对市场的“束缚”，而非市场的滥用。受到令人畏惧的资源资助的广泛工作，即在继续确保对于事件的此类赞同。在技术侦查方面存在着对于像占领伦敦之类群体的攻击，他们的帐篷简单朴实，挤在供奉上帝和财神的伟大建筑之中，这赋予了他们象征力量。它的质疑激起了回想。它得继续前行。

可是，统识方面的闭合也是不存在的——统识，即使是新自由主义的统识，也不是万世无虞的。从物质上说，财政紧缩这一口咬得又深又紧，且还没完。政治阶级中的痛苦、不满、去政治化、怀疑主义以及信心的丧失与日俱增。痛苦是明显可感的。但是对于接下来何去何从，人们只感到困惑。民调显示，私有化潮流并未获胜：但是平等主义和社会集体主义尚安在否？对于以1% —99%的方式分配财富的体系，人们已觉出其中的不对。政治家们感到每天都得向公众重申财政紧缩是“公正的”。民众意识中也存在其他的此类共鸣。但是谁在滋养它们？

在更远的地方，在欧洲，民众的异议、对于紧缩策略的反对以及对于“增长与就业”这一替代性方案的支持，都已存在。“阿拉伯之春”这样的民主性觉醒，以及拉美对于新自由主义统识的明确挑战，都已存在。统识绝非已经完成的工程：它们总是处于争夺之中。裂缝和矛盾——因此也是机会——总是存在的。

然而，在英国，工党这一官方反对派正处于严重的困难之中。它在民调中领先，但它却尚未赢得人心。它在彼此冲突的前进道路之中穿梭。它似乎惧怕自己的（左翼）身影，被典当给了（in hock to）布莱尔余党且相信选民的保守主义，身陷议会仪式的陷阱，完全被选举政治占据神经。它曾因为这一指控而无言以对，即联合政府借以胜利行军的大门，是它打开的。[8]它似乎无法在事前划出清晰的底线：政治的前沿。它做出了有效的战术性介入，却在受邀陈述别样的原则、勾勒战略性政治进路以及草拟扣人心弦的另类视野时，张口结舌。

分步骤的“宣言”

我们的目的，是为进步的政治规划着手设立理念议程，希望它能超越什么是“合理的”建议或举动之类传统思维的局限。我们试图开启这样一种论争，它可以超越选举可行性，或“市场”将会容忍什么之类。选举方面的变革的确重要、关键且必需：但是如果它意味着现存假设换了个名字地继续，那么事情就不会有太大改观。至于实用性——“能够感染生命的东西”——是的，但是必须有与损毁了当下政治思考的实用算计的根本决裂。解体的是地图，而非事实。新自由主义秩序本身需要被加以质疑，与其基本假设截然不同的替代性方案需要被提出来讨论。我们的分析显示，这是一个改变分析角度、重新规划立场、取更为长远的观点、向前跃进的时刻。

对我们来说，这并不是恢复已被尝试过的、战后福利国家安置疗法的问题。当然，它也并非完全是个坏的起点。该妥协试图达成与受市场支配不同的价值和权力平衡，但它的一切尝试都接受了这样一种说法，即市场部门应该被保持根本自由，以产生利润，同时，受被选举政府管理的公有体系，则仅仅被允许对随之而来的资源进行再分配，且提供某些市场可能会忽略掉的社会需要。（正如左派自己所说，到1970年代，福利安置的其他一些缺陷，例如国家经常的家长脾气以及缺乏回应，都导致了支持的减退。）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与危机应该已经教会我们，此一历史解决方案还不够激进。无论如何，此前社会民主安置的政治生存条件，都已经不再可行。对知识边界terms of reference）因何以及如何改变加以争论，这当然值得一做。但是只有当新的变迁性需求——它们受到对于当代全球现实之分析的框定——指引我们更进一步时，这样的论争才会富有成果。

本文乃是我们的《新自由主义之后：基尔本宣言》（After Neoliberalism: the Kilburn Manifesto）的些许修改版。《宣言》将会按月连载，读者可在www. lwbooks.co.uk/journals/soundings/manifesto.html上免费在线阅读。我们希望，不仅与《情报》联系密切的朋友和同事能够参与到这个规划里来，而且更为广泛的公众也能参与其中。我们吁请对于这整个观点和表达的评论与反思。想要了解更多信息（包括为什么是基尔本！），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原载王晓明、蔡翔主编：《热风》（第九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

相关文章

注释

[1] Soundings在英文中意为在采取行动前的准备阶段搜集到的、获得了证实的信息或证据，此处权且译为“情报”。——译者注

[2] 《情报》的定期读者将会意识到，这个论点我们已经考虑多时了。若想了解这些论点的更多背景，读者可参看我们的在线著作：《新自由主义危机》（The neoliberal crisis）：www.lwbooks.co.uk/ebooks/The_Neoliberal_crisis.pdf.

[3] 非洲之角，东非的一个半岛，在亚丁湾南岸。作为一个更大的地区概念，非洲之角包括了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等国家。——译者注

[4] “华盛顿共识”：1989年，陷于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急需进行国内经济改革。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时任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对拉美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10条政策措施，内容涉及宏观经济稳定、贸易和投资方面的经济开放，以及国内经济市场力量的扩展等“新自由主义”信条。——译者注

[5] 欧洲“三驾马车”（the Troika）是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组成的三方委员会的代名词，其职能是监控欧债危机、提出政策建议，并提供贷款资金援助。——译者注

[6] “施荣暴动”：1830年夏，英国东肯特郡农业工人发起暴动，捣毁脱粒机，此后，暴动迅速蔓延到英格兰南部和东部。人们一般认为，此次暴动，乃是英国农业工人对此前五十年间被持续剥夺和贫困化的反应。因当时的农场主、地方官和教区牧师经常收到署名“施荣上尉”的匿名威胁信，所以此次暴动被命名为“施荣暴动”。——译者注

[7] 路易斯·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Verso 1969, 第三部分：《矛盾与多元决定》，第99页。 .

[8] 2010年英国大选，此前执政的工党因执政期间英国经济表现不力、政治丑闻频出等原因，在大选中失利；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虽然胜出，但均无力形成多数派内阁，于是两党决定组建联合政府、共同执政。——译者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