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梁展：身体与文明的等级 ——解剖学、缠足与 19 世纪西方殖民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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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829年3月5日，伦敦盖氏医院的库伯在英国皇家学会宣读了一份解剖学报告。这份报告的样本是一个来自遥远中国的一个女人的小脚。这个实验基于“自然造就的身体是原初、正常和健康的；人为造就的身体则是偏离、畸形和病态的”理论预设，这样一来，一个来自中国女人的纤小的右脚，就成了一个人为造成的病态样本。在对这一只小脚的想象中，集合了西方解剖学家、传教士，特别是1830年代后的医学传教士们男性的凝视、医学的凝视和殖民的凝视。上述三重凝视的目光共同建构了“小脚=疾病”这个等式，其中蕴含着种种复杂的种族、性别关系，它赋予了殖民者以丰富的想象空间。

本文以中国缠足习俗为切入点，透视了西方病理解剖学的起源，也考察了殖民者想象中国的复杂范式。更有意思的是，这样的想象，成了19世纪中国天足运动中最重要的知识动因。

感谢作者梁展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身体与文明的等级

——解剖学、缠足与19世纪西方殖民想象

梁展

1829年3月5日，伦敦盖氏（Guy’s）医院的库伯（Bransby Blake Cooper, 1792 - 1853)在英国皇家学会宣读了一份解剖学报告。应该说，解剖人体对于这位已经入行多年的外科医生来说是再寻常不过事情了。6年之前，他就被声名显赫的库伯（Astley Cooper，1768 – 1841）医生即其叔叔，提升为同一家医院的解剖学教师——“解剖学示范者”（demonstrator）。顾名思义，“示范者”的任务就是在学生的众目睽睽之下“表演”人体解剖的过程，并传授解剖学知识。在前近代时期的英国，这样的解剖学教学场所常常被设计成为类似古代罗马圆形剧场的建筑样式，因此它获得了“解剖剧场”（anatomical theatre）的名字。在这个剧场里，通常会有三、四百名学生围坐在四周，认真观摩并聆听“舞台”上的“解剖戏剧”。然而，库伯医生的这次解剖工作却显得有些异乎寻常：“解剖剧场”的观众不再是医学院那些稚嫩的学生，而是由博学鸿儒组成的学者团体；现在，库伯医生面对不是一具来历不明的死尸，而是一个来自遥远中国的一个女人小脚的样本，一只右脚！更加引人注目的是，这是一只“畸形的小脚”：无论就外部形态，还是就内部骨骼结构来看，这只右脚上明显的人为改变，就连的“阅尸无数”的库伯医生也抑制不住自己惊奇的表情。这只中国女人的小脚

“

接触地面的跟骨与拇趾远节趾骨的相距为4英寸（合10.16厘米）。足（含趾）长度为5 又1/4英寸（合13.34厘米）。足背高度为3又1/2英寸（合31.12厘米）。足弓跨度为2又1/2英寸（合6.35厘米），高度为2英寸(合5.08厘米)，凹陷处布满厚厚的细胞物质。[1]

”

依笔者所见，这应该是西方人首次以解剖学的语言来表述中国妇女小脚之“纤细”的精确记录。这份解剖学报告长达5页半（包括1幅示意图），大大超出了中国古代文献中单处描述“三寸金莲”的文字篇幅[2]。 库伯的文字细致而精确，但它所遵循的毕竟是前进化论时期的解剖学即“描述解剖学”（descriptive anatomy）的方法，也就是说，它尚未能够以遗传与适应的观点看待人体的形态与其功能之间的关系，而后者是现代解剖学的眼光。让库伯医生感到非常震惊的，首先是这只右脚脚底的异常状况：

“

        我们看到，拇指向后弯曲，指向脚的方向，在贴近它的两个节趾骨关节下面，第二趾是如此扭曲，乃至其末端延伸到了脚的内侧边缘，……拇指肚的前端是第三趾的两个突出的节趾骨；与第二趾相比，它们被更加倾斜地放置在那里，以至于其无法向内延伸至脚底中间……，这个脚趾的表面和后部生成的鸡眼显示脚的前部最先受到了外力的挤压……

        然而在这样一种畸变的形态当中，最奇怪的地方莫过于其凹陷部分，即前边提到的中空地带；它特别深，由外向内稍稍倾斜，由脚趾到脚跟横跨了全脚的宽度。从这样的外形可以判断，这只脚的脚跟和脚趾被强行挤压到了一起，由此大大地缩减了脚的长度，从而将一种自然生成的纵向中空转化为深度的凹陷。[3]

”

不仅如此，这只脚的脚背结构甚至也被完全改变了，“正是在这个脚骨架当中，我们发现，在某种技艺的操作之下，脚部发生了最为剧烈的变化。长期作用于骨骼的外力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在此显得非常突出。” [4]在库伯看来，这只小脚偏离人脚的正常形态之处的甚多，而这种种偏离的现象应该是一种病态。于是，他开始以外科医生的职业眼光来打量这只中国女人的小脚，并猜测、推断着造成上述病态的非自然的原因。库伯的解剖工作不仅仅是简单地描述一个非同寻常的医学标本，而且更重要的，它还构成了一个病理解剖学（pathological anatomy）实验意义上的生动案例。这个实验的理论预设：自然造就的身体是原初、正常和健康的；人为造就的身体则是偏离、畸形和病态的，后者因此是需要医生加以人为干预的，否则病态将持续存在。这样一来，病理解剖学作为一种规范性话语，积极建构和生产了自己的对象，以及关于这个对象的医学知识。中国女人纤小的右脚，因而成为了人为造成的一个病态的样本。反过来，解剖学的规范话语借助于为自己制造一个病态的实例来确立自身的规范性，后者越是偏离规范，前者就越能够取得自身其知识的合法性。据说，这具中国女人的尸体在广州某条河流上被发现的。库伯说，“这具尸体被发现的地点，让我推算到她生前应试是一位下层的中国妇女，其脚的实测比例要稍稍高于这一残酷的技艺（指明缠足——笔者）在那些上层妇女的脚上所造成的后果。” [5]若要证明解剖学知识的合理性，解剖学家心目当中的理想标本应当是一只中国上层妇女的脚，因为它更加偏离既成的人体解剖学规范。现在，尽管并非完美，但这只中国女人的小脚在库伯的眼中俨然就是一个病态的标本，那么这种疾病的症候和病因又在哪里？

布兰斯比· 库伯的解剖学训练来自于其叔父阿斯特莱·库伯，叔侄间的关系可谓非同一般：阿斯特莱不仅仅将布兰斯比引上了解剖学的道路，而且他还是布兰斯比职业道路上最重要的提携者和保护者，布兰斯比对他自然是心存感激。在其叔父死后，他不仅整理了他的解剖学讲义，而且还将不辞劳苦地将阿斯特莱遗留下来的笔记和书信材料编辑出版。我们看到，在阿斯特莱的解剖学讲义当中，骨科的疾病主要由于外力作用造成的肢体损伤，即脱位和骨折。在这方面，他详细记录了很多具体的病案。在这些案例中，病人大多是经历过诸如跌落马下，重物下落之类的意外事件。[6] “意外”或者说是非故意才是骨科疾病诊断标准，据此，中国女人的小脚“畸形”并不能被想当然地归为一种骨科疾病。库伯承认，从非职业的眼光看来，由于缺乏某种明显的脱位迹象，这只中国女人的小脚反倒更像是“先天的畸形，而非人为所致”，或者是关节的“意外脱位，由于疏忽或者是由于手术技巧的缺乏而未能将其复位”[7]所致。排除了意外非故意的成分，库伯只能相信那个时代欧洲人对缠足现象的种种流行的见解，将导致中国女性小脚的“病因”归为一种“东方式的妒忌”或“非自然的美学趣味”，即把小脚视为男性权势支配和男性欲望倒错的结果，这是18世纪以来西方占据主流的有关缠足现象的心理解释。面对这只已经死去的中国女人的小脚，库伯医生是这样来想象一个活生生的他者和异性的：这位下层中国女人走起路来必定是步履蹒跚，重心前移，为了保持身体的平衡，她的肌肉必定要付出超乎常人的气力，而这必然也会损害其整体的健康状况。[8]男性欲望、社会习俗和文化造成了病态的身体器官，病态的身体器官反过来成就了男性的病态欲望、社会习俗和文化，这是库伯所遵循的病理解剖学逻辑：“在已然发生改变的器官那里所看到的东西，与人们所了解的这些器官的正常功能二者之间，人们必然要做出比较；人们往往把从每一个健康的器官那里所得到的可以感觉到的现象，与这个器官在遭受损伤之后所产生的紊乱状况相比较。”借助于法国医生勒内·朗内克（René Laennec,1781-1826）的定义，福柯道出了病理解剖学的理据：

“

 病理解剖学是一门关于由疾病导致的人体器官改变的可见知识的科学。尸体解剖是获得这些知识的手段。为了使其能够直接被应用，……它必须与对症候或功能改变的观察结合起来，而后者与身体器官的每一个改变同时发生。[9]

”

福柯

不难察觉，朗内克病理解剖学所预设的健康的（人/器官）与病态的（人/器官）对立，在库伯的文字表述中转换为西方的（器官/健康人/习俗/文化）与中国的（器官/病人/习俗/文化）二者之间的对立，其中对立的前项总是占据权势的地位，进而被赋予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性。不仅如此，它还进一步取得了定义、命名和评价后者的权力。正是基于上述不平衡的权力关系，中国女人的“三寸金莲”被强行定义为某种疾病的症候，进入了库伯的疾病分类学系统，而非一种异文化的独立个性。“病理的东西只有同时变成为解剖学的东西，解剖学才能变成病理的解剖学。疾病是在身体的黑暗面进行的尸检，是活的解剖。”[10] 对死人身体的解剖旨在获得关于活人的知识。在库伯这里，福柯所说的“医疗凝视”（regard medical）显然已经不只局限于从症候到身体器官，它已经延伸到了性别、人种、习俗和文明层面，文明与身体被置于一种相互映射的关系当中。这样一来，作为一种规范知识的病理解剖学便具备了排他性力量。

       库伯谨慎地声称自己无意在这只中国女人的小脚上面附加太多的重要意义，撰写这份解剖学报告的目的只是为了引起学者们的兴趣。的确，此时的西方学者，特别是医生、体质人类学家对动物和人类尸体的兴趣正与日俱增。18、19世纪以来，随着解剖学、体质人类学，以及颅相学、面相学等等科学与伪科学知识形式的兴起，西方科学界对（人与动物）尸体的需求量大大增加。然而，出于对死亡的恐惧和对逝者的敬畏，以及人们对基督教的信仰，尸体检验和解剖工作在欧洲各国一直受到法律的明文限制。就英国而言，在国会颁布《解剖法案》的1832年之前，能够被合法用于解剖的只有被处决的罪犯的尸体，这远远不能满足为数众多的解剖学校的需要。于是，非法盗取尸体的犯罪行为曾经一度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地区非常猖獗，以至于那些位于城内的墓地不得不纷纷竖起围墙和围栏，甚至不惜花费金钱雇佣守墓人加以防范。在盗尸者的队伍当中，既有从事生理学、解剖学研究的学者和医生，更有一只专门以此为生计的职业群体，这些人常常在夜募降临之后，悄悄潜入地市中的墓地，他们运用娴熟的掘墓技术打开刚刚被填埋的棺材，拖走刚刚被下葬的新鲜的尸体，随后出售给医生或医疗机构。仿佛是圣经中“耶稣复活”的情节再现一般，盗尸者的行为让“死人纷纷从坟墓中逃走”，因此他们获得了“复活论者”[11]的戏谑称呼。1884年在英格兰出版的一本书就专门搜集了形形色色的盗尸者的故事。[12]这不禁让我们产生了一丝怀疑：库伯医生解剖台上的这只中国女人的小脚究竟是如何“漂洋过海”走到伦敦的？谁是让中国女人逃离中国的“复活论者”？解剖学教师库伯只是一带而过地提及，这只小脚是取自广州某条河流上漂浮的一具女尸，然而，被带到英国的仅仅是这只小脚，还是连同这只小脚在内的整具尸体都被“复活论者”交付给了阿斯特莱·库伯，而阿斯特莱·库伯随后又从这个女人的身上截取了一只小脚被当作礼物一样送给了布兰斯比· 库伯？那么，这个来自中国社会下层的女性是如何命丧黄泉的？是自杀，被谋杀，还是饥饿？。

“复活者”

库伯少年时代的梦想是当一名海员，年仅12岁的他就开始出海做了一名见习船员，但终因不能适应海上的风浪，再加上思乡心切，只好折返伦敦，从此以后拜在叔父阿斯特莱·库伯的门下学习解剖学。库伯海员当然能够想象这具中国女性的尸体是怎么来到他的解剖室的。自18世纪以来，欧洲殖民者就以各种各样方式把从南美、太平洋、澳洲殖民地搜集到的土著人尸体进行标注，并装船运回欧洲，出售给从事医学和人类学研究的医生和人类学家们，借此换取丰厚的利润，以至于这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殖民贸易形式——“尸体贸易”（body trade），新几内亚、新西兰、斐济，菲律宾、印尼、朝鲜先后都成了尸体的来源地。[13]为了得到土著人的尸体，殖民者甚至普遍地采用抢夺，甚至谋杀的方式。在英国国内，自1751年（《谋杀法案》）至1832年（《解剖法案》）之间，谋杀以及公开解剖谋杀者尸体的行为都是被明令禁止的。殖民者在海外殖民地大肆掠夺土著人尸体的行为能够顺利逃脱本国法律的严厉制裁，但英国国内的盗尸者们却没有这么幸运。爱丁堡盗取尸体的恶风愈演愈烈，到后来盗尸者甚至铤而走险，开始以街头行人作为猎取的目标。1828年,两个爱尔兰移民威廉·伯克和威廉·黑尔（William Burke and William Hare）于10个月之内在爱丁堡街头连续谋杀了16个人，并把受害者的尸体一一出售给了外科医生和解剖学家罗伯特·诺克斯（Robert Knox, 1791-1862）。就在同一年的10月31日，两个威廉合伙将一个来爱丁堡探亲的老妇人骗至自己的家中并实施谋杀，然而他们随后就被目击者告发，最终遭到了逮捕。经过庭审，两个威廉中的一个——威廉·伯克最终被判处死刑，并于1829年1月被当众绞死。[14]伯克的谋杀行为固然可恨，但从他手中收购尸体的诺克斯也难辞其咎。对伯克和黑尔送来的尸体，据说，诺克斯从来不去询问它们的来源，而他自家的看门人也曾经被怀疑是杀人者的同谋。尽管诺克斯的声誉因这场著名的西港谋杀案遭受了极大的损失，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日后成了一位非常受人欢迎的通俗解剖学作家，他在1850年撰写的种族主义著作《人类的种族》[15]一书是当时的畅销书。

威廉·黑尔与威廉·伯克

在两万多爱丁堡人目睹了伯克被处决过程的两个月之后，伦敦皇家学会的学者们聆听了盖氏医院的“解剖学示范者”库伯有关一个中国女人小脚的解剖报告。与这位可怜的中国下层女人的悲惨命运相比，台下不住地发出惊叹之声的学者们似乎对她的小脚所展示出来的畸形的解剖学特征更为关注，因为它挑战了他们头脑当中既定的解剖学知识。然而，在1829年这个发生西港谋杀案的敏感年份，有关这只中国女人小脚的来源问题会不会触动这些学者们的道德神经呢？对学习和研究解剖学的人们来说，如何才能够取得足够的用于解剖的尸体是一个非常紧要的问题。那么，阿斯特莱· 库伯是如何得到这样一个中国女人的小脚标本的？他会不会就是在伦敦工作的另一个没有被暴露出来的罗伯特·诺克斯？1896年，伦敦皇家外科学院图书馆馆员白莱（James Blake Bailey）出版了《一个盗尸者的日记》，作者在前言中声称这本书的选材主要源于《阿斯特莱·库伯生平》和1828年发表的《解剖委员会报告》[16]。 前一本书正是由布兰斯比·库伯编辑整理的；后一本则是在英国众议院委托之下、由阿斯特莱·库伯本人亲自参与撰写的一份调查报告，内容是有关伦敦地区的解剖学校在取得可供解剖之用的尸体方面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上述两份文献均与中国女人小脚“标本”的提供者——阿斯特莱·库伯有关。

布兰斯比·库伯医生的好奇心很强，这一点我们已经从他的解剖报告中多有领略，但他面对同时代盗尸者们表现出的愈加强烈的好奇心更让我们感到吃惊：在《阿斯特莱·库伯生平》一书中，布兰斯比·库伯不惜花费近100页的篇幅来描述，或者说是“揭露”了1832年之前在伦敦和爱丁堡进行的形形色色的尸体贸易，其繁荣的程度足令今天的读者频频咋舌。在库伯的笔下，我们看到了解剖学家阿斯特莱·库伯身上与罗伯特·诺克斯一样并不光彩的一面。为了得到动物和人体“标本”，阿斯特莱·库伯躲在幕后，让自家仆人出面作为中介来收购街头被非法捕杀的狗，而且还与一批活跃在伦敦的盗尸者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从他们的非法盗尸行为中获益，阿斯特莱有时甚至顾不上自己的显赫身份，亲自参与与这些盗尸者之间的尸体交易活动中。布兰斯比医生记录了叔父的一次惊心动魄的冒险经历。1801年冬天的一个夜晚，由于押送运尸车的阿斯特莱家的仆人偶尔听到了车夫们的对话，顿时察觉事情会有所暴露，随即弃车而去，逃之夭夭。值夜的警察深夜登门来访，心知肚明的阿斯特莱被仆人从卧榻上叫起，可他却佯装并不知情。第二天一早，他赶在警察之前向市长如实报告了事情的原委，在确信市长不会深究此事的情况之下放心地离开了那里。然而就在他走下市政厅台级的时候，一眼瞟见了前一天夜里上门寻找尸体货主的那个警察，而幸运的是，那个警察却没有及时认出他来。[17]这次冒险的经历说明，为了得到尸体标本，阿斯特莱· 库伯甘冒触犯法律的危险；当时的英国政府默许这样的盗尸行为存在；从预定、盗取、转移尸体到交付酬金，当时的盗尸犯罪和尸体买卖有着相当完善的网络。而人类学家、解剖学家、医生们收购尸体的行为，极大地助长了盗尸之风的泛滥，直至1829年西港谋杀案发生为止，盗尸者们才有所收敛。库伯医生还详细地描述了盗尸者的技术秘密：取掉覆盖棺木的少量尸土，用被制作成特殊形状的撬杠沿棺材一侧的缝隙撬开它，将尸体拉出，再将挖出的尸土回填，以防被守墓人或死者的亲属发现，最后把尸体装入袋中藏匿起来，等待第二天将其送到城中的解剖学校或医生的解剖室里。通常情况下，他们盗取一具尸体只需花费15分钟到1个半小时，可见他们的技术多么娴熟。[18]

库伯医生解剖的这只中国女人小脚究竟是由谁弄来的呢？1832年之前，伦敦解剖学校的教师们在当众表演人体解剖之时，对尸体的来源通常都是讳莫如深的，如同那些盗尸者从来不愿向外人道及他们的盗尸技巧一样。库伯也是如此，除了说它来自中国广州的一条河流上之外，这位外科医生没有为我们提供更进一步的信息。然而，在《阿斯特莱·库伯的生平》一书中，阿兰斯比·库伯在不经意间给了我们一些暗示，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阿斯特莱·库伯与布兰斯比·库伯一起去看自己专门为解剖之用而圈养的一群猪仔。正当布兰斯比心头感到一丝疑惑之时，阿斯特莱不无炫耀地告诉他，这群猪仔是由一些朋友直接从中国带回来的。布兰斯比心领神会，于是道出叔父口中的所谓“朋友”，就是一位叫阿尔萨戈的船长。[19]谁是阿尔萨戈船长？库伯医生点到为止，没有多说。或许这位阿尔萨戈在伦敦是个人人皆知的大名人，那自不必多说；或许库伯叔侄还有一些不便明言的东西？被称为阿尔萨戈船长的人，就是东印度公司的船员理查·阿尔萨戈（Richard Alsager），他常年在广州至伦敦的航线上航行，而这条航线在当时是被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垄断经营的。在1830年之前，阿尔萨戈曾经九次来中国，第六次来中国时，他已经升任船长。1823年12月，阿尔萨戈船长驾驶隶属东印度公司的“滑铁卢”号商船从广州出发，返航伦敦。当时受雇于东印度公司作翻译的苏格兰传教土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便是搭载这搜轮船返回伦敦暂行修养的。[20]阿尔萨戈是船员，同时也是一个从事殖民贸易的商人；他把印度的棉花卖到中国，又将中国的茶叶、丝绸和花布卖到英国，又将英国的工业产品出售给印度，并从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21]按照东印度公司的惯例，船长可在自己管辖的商船上预留56排水吨的位置，装载属于自己的货物。阿斯特莱的中国猪仔必定是通过这种方式被运抵伦敦的。考虑到阿尔萨戈船长最后一次中国之行是在1826年，我们认为，那一只中国女人的尸体或小脚或许不是由他带到英国的。[22]自1826年，直至库伯收到那只中国女人和小脚的1829年之间，东印度公司的轮船继续航行在从广州到伦敦的航线之上，而经营这条航线的也还是仅此一家。在1829年1月至3月之间，先后抵达伦敦的东印度公司商船共有11艘之多[23]，中国女人的尸体或许就是通过这11艘商船中的一艘运抵伦敦，并出售给盖氏医院的解剖学家阿斯特莱·库伯的。

英国东印度公司

英帝国的殖民者是如何发现这具女尸的？与那个时代在伦敦和爱丁堡等大都会从事解剖学研究的众多医生们一样，库伯叔侄对此保持沉默。叔父在从盗尸者手中收购尸体的过程中表现出的种种不端形为，库伯也只有在1832年《解剖法案》颁布之后才有勇气告诉给善良的人们。在那些年代，由于盗墓之风猖獗，有的墓葬甚至在牧师行祷告礼之前就已经不翼而飞，失去亲人尸骨的人们出于愤恨，到处追打着那些昼伏夜出的盗尸者，而为他们提供市场的医生们自然也在所难免。的确，库伯叔侄并没有亲眼目睹这具女尸最初被发现时的场景，与罗伯特·诺克斯一样，他们不愿意询问、也不愿意去关注这个女子的悲惨命运，令他们感兴趣的唯有尸体（器官）本身，一个失去了自身的历史和自我表达的驱体（器官）。借助于库伯医生的文字表述，一只中国女人的小脚变成了一个在殖民者、传教士和被殖民者——中国人——的想象空间里不断游走的符号，甚至成了有关中国的殖民史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1835年4月，由美国基督传传教组织“美部会”派入中国的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创办的《中国丛报》全文转载了库伯的解剖报告，这份报纸的某个未具名的编辑在文章开头加了如下案语：

“

 在中国的民族和家庭习俗中，有大量证据表明中国伦理制度的无效性。不仅仅是人们的心灵，就连他们的身体，也被非自然的习俗所扭曲和变形。上帝出于为人类创造福祉而赋予他们的自然规律和道德律法在此都遭到了颠倒和毁灭。下面这段解剖学描述便能够清楚地表现上述看法所包含的真理。[24]

”

《中国丛报》的核心人物除了创办者裨治文之外，还有马礼逊与其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 1814-1843）、史第芬（Edwin Stevens,1802 ~ 1837），还有1832年来到广州的另一位美部会传教土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由此判断，上述按语或许就是出于他们几位的手笔。在当时，欧美新教传教士中的多数人都是搭乘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来到广州的，他们寄居在广州城外沿黄浦江修建的东印度公司的十三商行地区。此地的主体建筑为东印度公司占据，他们拥有华丽的餐厅、办公场所和教堂。除了面对黄浦江的一侧有几处舒适的住宅之外，大多数房屋肮脏、潮湿、破败，散发着恶臭，极不利于人们的健康，以至于每当夏天来临的时候，人们纷纷结伴出走澳门，躲避瘟疫。[25]这些新传传教士在中国的处境与二、三百年以前到来的欧洲耶稣会士们相比可谓是大相径庭。我们知道，从16世纪便陆续来到中国的欧洲耶稣会士们是通过努力学习中国文化经典，结交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从而打开基督教传教之门的；而18世纪来到广州的新教传教士们却只被允许居住在这个建在黄浦江北岸的“外国人聚居区”里，他们的行动没有自由，所接触的中国人也只是一些身处社会底层的穷苦百姓。在身处此境的传教士们的眼中，恶劣的气候、肮脏的居住条件以及贫困的生活使中国的穷人永远与疾病联系了起来。传教土们渐渐认识到，要想拯救中国人的心灵，就必须以医治他们患病的肉体为起点，于是，疾病就成了新教传教士们认识中国人的途径，医治疾病成为他们接触中国人、渐渐取信于中国人的最可靠的方式，这就是1830年代医学传教事业在中国兴起的现实动因。[26]库伯的报告把中国女人小脚的畸形归因于“非自然的”、“残酷的风俗”，与此相比，《中国丛报》的案语则多了一层谴责的语气：由于这一“野蛮的风俗”（barbarous custom）[27]破坏了上帝赋予人的自然状态，它理应受到热爱人类的人士们的共同谴责。

中国丛报

与马礼逊、卫三畏过从甚密的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 1803 ~ 1851）一定熟悉刊载在《中国丛报》上的这篇解剖报告，前文提到的按语或许出自他的手笔。1838年，在论及中国的缠足风俗时，郭实腊将这份报告中的某些语句几乎不加改变地抄录在他的书中，“从非职业眼光看来，这双脚更像是一种畸形而非其它。” 库伯原文中的“先天的畸形”这一表述方式，在郭实腊那里被遗漏掉了“天然”二字，变成了“畸形”，这一小小的修辞策略使“小脚畸形就是病”这个连外科医生、解剖学家库伯都不敢轻易做出的诊断被固定了下来。“尽管（缠足）会导致跛行，但想要拥有这一（女性）特征的欲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她们愿满怀欣喜地去接受这种惩罚。” [28]在缠足风俗方面，郭实腊接受了在西方普遍流行的偏见：缠足自幼儿始；上层妇女的缠足现象要比下层妇女普遍等等。自16世纪以来，基督教传教土、旅行家们都曾经或多或少地瞩目于中国的缠足风俗，并试图按照自己的听闻和想象给出种种的解释，这些解释伴随着中西方权势高下的转移发生了不同的变化。他们对缠足现象褒贬不一，甚至出现了完全相反的看法。尹佩霞把1800年之后西方旅行家、传教士对缠足风俗的解释归为五类，即风尚说、幽闭说、畸形说、性倒错说和虐童说。[29]由于篇幅所限，恕笔者在此不能一一说明。高彦颐的研究则明确地指出，东西方对缠足现象的写作，究其实质，是男性对缠足习俗的文字再现，“男性的关注和情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塑造了缠足的主题和知识”，她继续写道，“没有男性的情感和欲望就没有所谓小脚女人。一个本源的、孤立的小脚女人是不存在的……男性的欲望与女性的欲望是交织在一起的，要了解后者，我们就必须通过前者。不容否认，在男性与女性和相遇，无论是在文本中，还是在生活当中的相遇，他们的利益、立场和经验各不相同。”[30]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洞见。在此，我想要强调的是，西方人特别是解剖学家、传教士，特别是1830年代后的医学传教士们向缠足习俗投去的不仅仅是男性的凝视、医学的凝视，套用福柯的说法，而且还有一种令人感到无比灼伤和屈辱的殖民的凝视，上述三重凝视的目光共同建构了“小脚=疾病”这个等式，其中蕴含着种种复杂的种族、性别关系，它赋予了殖民者以丰富的想象空间，在今天，它值得我们深思。

19世纪20年代以来，在广州、澳门、宁波、汉口等口岸城市以及西北内地施医的传教士们不知目睹过多少小脚女人踟蹰地走在乡野的小路上。在他们的病案当中，也遗留了许许多多这些小脚女人们的踪迹，她们的欲望、忧伤和疾苦。走笔至此，库伯医生解剖台上的那只中国女人的小脚再一次回到了我们的脑海之中，这个可怜的女性被人发现之时究竟是什么样子呢？这是一具漂浮在黄浦江上的女尸，而黄浦江的北岸、广州城的西南角便是东印度公司和来自西方的商人、传教土们唯一一处被清政府允许的居住地。这里也是东印度公司装载码头，百十条商船沿江排开，足有3英里之长，大批的丝绸和茶叶等待装船驶向大英帝国。[31]让我们大胆地想象一下：就在商船即将抛锚离开黄埔港的那一刻，站在甲板上从高处瞭望的某位船员突然看见远处的江面上依稀漂浮着一具尸体，于是船长找人把这具尸体打捞了上来，一双奇形怪状的小脚让大家马上意识到，这肯定会在国内卖上个好价钱，因为只是听人说过中国女人的小脚，却绝少有人见过。相信周围有许许多多围观的人都看到了这个场景，由于这个场景刚刚过去，1830年来到这里的裨治文、以及马礼逊等人或许从那些船员们的嘴里听说了这个事情。光阴之箭指向了1832年，当卫三畏追随裨治文的步伐也来到这里之时，他们几个人在闲谈中或许也把这件令人称奇的事情告诉了他。1849年，他在《中国总论》中把自己在黄浦江边听说的这件事情记录了下来：“腿肚上的肌肉生长受到了限制，腿部自膝盖以下渐渐变细，尽管从腿上看不出有任何虚弱的迹象。女人畸形的肢体在被发现时着实让人们感到震惊，它被挤压得完全失去了比例和美感，她的手上还留有一层折皱和僵死的皮肤，似乎是一位整日里浸泡在肥皂水中的洗衣妇的手。”卫三畏用哈维的血液循环知识来分析这个女人脚部的畸形导致的循环不畅，可能会引发的更加严重的疾病：“值得留心的是，当血液流经畸形的肢体时怎么能不会造成疼痛和消耗呢？人们会想，假如营养物质能够被输送到那里，那么这个器官就会不断生长，直至成熟……，否则它会因营养的匮乏而遭到破坏和损伤。”[32]卫三畏毕竟不是医生，但以医学的眼光来打量中国女人的一双小脚在他那个时代的医学传教土们当中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在传教士们当中，缠足致病几乎成为了一种共识，因此，所要做的只是在众多的中国病人身体上验证这个医学诊断。然而，结果不甚让他们感到满意，他们设在口岸城市的那些医院接治的病人当中患眼病的居多，外科手术也仅限于治疗因意外原因导致的关节错位、骨折以及肿瘤等等。后来写出近代中国第一部解剖学著作《全体新论》（1851）的合信（Benjamin Hobson, 1816-1873），自1830年以来先后在广州、澳门、香港和上海行医，在他提交给“医学传教会”的多篇年度报告中没有提及一例缠足致病的案例，这甚至使他认为缠足的危害不如欧洲人所想象的那么严重。[33]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1811－1896）在上海开办的医院曾经收治过几例据说是因缠足所致的距骨病，但他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虽然中国的缠足现象非常普遍，但因此致病的案例并不多见。[34]1864年，来自库伯叔侄工作过的伦敦盖氏医院的德贞（John Dudgeon ,1837 – 1901) ，接替雒魏林在伦敦医学传教会开设的北京医院（协和医院前身）从事医疗工作。1868年，德贞接治了一位据他说是由于缠足导致的骨质纤维肿瘤患者。这促使原本就对缠足习俗非常反感的德贞进一步认为，诸如贫血症、痛经、经闭和白带之类的疾病在缠足妇女当中的发病率较高，这甚至成了除吸食鸦片之外导致中国生育率低下的罪魁祸首，他继续写道：

“

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审美习惯。他们或多或少会采用一些标准并将其付诸实施，无论这些标准偏离的自然标准有多远。中国人认为小脚最美。但对于我们而言，这些小脚所代表的无法摆脱的罪恶，如同某些因弑亲或更为凶残的犯罪活动而被活埋的罪犯一样，它们会造成跛行、身体的失衡以及倾倒的步态，它们丝毫没有什么魅力可言。[35]

”

德贞

德贞断言，偏离自然的标准，在畸形中寻求美感的国家不只中国，美洲的加勒比、墨西哥、早期的东欧、马来西亚以及大西洋中的波里尼西亚人也保持着种种非自然的审美趣味。尽管德贞也坦城地承认，欧洲的束腰风俗比起中国的缠足而言对身体的危害更为严重，它“与其说会引起不便，不如说是危险的”[36]，但将缠足与西方人眼中的野蛮民族的习俗相提并论，这在向我们暗示，拥有这些非自然的、野蛮的习俗的文明形态必然是低级的。德贞在华长达40年之久，曾经因医好过京城皇亲贵族的疾病，成了一代名医，日后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的解剖与生理学教师，他所编著的《全体通考》（1886）一书是继合信的《全体新论》（1851）之后最重要的解剖学著作，作为被广泛阅读的医学教课书，上述两部著作奠定了中国近代解剖学的始基，甚至有学者认为，“解剖学”的最终定名始自德贞。[37]德贞与其它的非医学传教士，如麦高温[38]（John Macgowan）等人激烈反对缠足的观点成了19世纪中国天足运动的最重要的知识动因。

本文原刊于《读书》2013年11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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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ransby Blake Cooper, “Anatomical Description of the Foot of a Chinese Female”,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vol. 119 (1829), p. 259.

[2] 有关英文世界中国缠足史的近期论述，参看Wang Ping, Aching for Beauty : Footbinding in Chin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Dorothy Ko, Cinderella’ Sisters: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2005。

[3] Bransby Blake Cooper, “Anatomical Description of the Foot of a Chinese Female”,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Vol. 119 (1829), p. 259.p.257.

[4] ibid.p.258.

[5] ibid.p.255.

[6] Astley Cooper, A Treatise on Dislocations and Fractures, ed. by Bransby Cooper, Philadelphia: Blanchard and Lea,1851,pp.298-312.

[7] Bransby Blake Cooper, Anatomical Description of the Foot of a Chinese Female,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Vol. 119 (1829), p. 255.

[8] Bransby Blake Cooper, “Anatomical Description of the Foot of a Chinese Female”,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Vol. 119 (1829), p. 259..p.259.

[9]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the Clinic. London: Routledge, 2003, p.166.

[10] ibid.

[11] Heike Behrend, Resurrecting Cannibals, The Catholic Church, Witch-Hunts and the Production of Pagans in Western Uganda, Rochester: James Currey, 2011, p.184.

[12] George Mac gregor et al , The History of Burke and Hare and of the Resurrectionist Times, London , Thomas , Adams, 1881.

[13] Barbara Creed (ed.), Body Trade: Captivity, Cannibalism and Colonialism in the Pacific, New York: Routledge, 2001,p.xiv.

[14] George Mac gregor et al , The History of Burke and Hare and of the Resurrectionist times, London , Thomas , Adams, 1881.pp.99ff.

[15] Robert Knox, Races of Man: A Fragment, Philadelphia: Lea&Blanchard, 1851.

[16] James Blake Bailey, The Diary of A Resurrectionist, London: Sonnenschein&Co. Ltd, 1896, p.vii.

[17] Bransby Blake Cooper, The Life of Sir Astley Cooer, vol.1, London: John W. Parker, West Strand, pp.341-344

[18] ibid.p.346-59.

[19] ibid. p.286.

[20] Robert Morrison, A Parting Memorial, London: Printed for W. Simpkin &R. Marshall, 1826.p.49.

[21] Minutes of Evidence Taken Before the Selective 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Lords appointed to Enquire into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affairs of East India Company, 1830, pp.709ff.

[22] ibid.p.710.

[23] East India Company, The Asian Journal and Monthly Register for British India and its Dependences, Vol.26 (1828),p.777.

[24]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ed.),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3 (1835),p.537.，

[25] Frederic Wells Williams,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New York and London: G.P. Putnam’s Sons, 1889, p.55.

[26] Cf. Suggestion for a Formation of A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anton: 1836.

[27]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ed.),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3 (1835), p.538.

[28] Charles Gützlaff, China Opened,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p.480.

[29] Patricia Buckley Ebrey,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Chinese History，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202ff.

[30] Dorothy Ko, Cinderella’ Sisters: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5, p.188. 

[31] Frederic Wells Williams,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New York and London: G.P. Putnam’s Sons, 1889, p.54.

[32] Samuel 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Vol.2, London and New York: Wiley and Putnam, 1848, pp.40-41.

[33] Cf.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发表的年度医学报告，1838-1852各卷；此外，这些报告在《中国丛报》上亦有刊载。

[34]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of Twenty Years’ Experiences, London: Hurst and Blackett, 1861, p.334.

[35] John Dudgeon, “The Small Feet of Chinese Woman”, Chinese Recorder Vol.2(1869).p.94.

[36] ibid.p.94.

[37] 参看高晞：《“解剖学”中文译名的由来与确定》，《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

[38] “天足”的观念来自麦高温，参看 Dorothy Ko, Cinderella’ Sisters: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5, pp.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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