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李丹：中国当代文学的“征求意见本”现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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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世纪50-70年代，长篇小说的创作和出版流程中普遍地存在着“征求意见本”现象。“征求意见本”的类型极为多样化，在作品出版的若干环节中皆有可能出现，并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从“征求意见本”到“正式出版本”的文本变异中，可以看出相关出版社的操作边界。而围绕着“征求意见本”，则存在着复杂的博弈。“征求意见本”现象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本身，也影响了一般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认识和评价。

感谢作者李丹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作者：李丹

中国当代文学的“征求意见本”现象

——以人民文学出版社20世纪70年代的长篇小说为中心（下）

（接上篇）在《阿力玛斯之歌》征求意见本中，落后人物团长石文俊最初被设定为知识分子出身——“虽然出生在保定一个所谓‘书香’人家，但是，他的家是被日寇毁掉的。他怀着国仇家恨参加了八路军，十几年来英勇奋战，成长为一个优秀的团指挥员。但是，他的世界观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在抗战最困难时期，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他在前线，没有参加，失掉了一个难得的锻炼机会。在参加了几个大城市的入城式以后，他被掌声和欢呼声，特别是被资产阶级的笑脸和捧场，弄得晕晕乎乎的了。近来，他开始注意起衣着来了，学习也放松了，也没有过去虚心了。”[42]

 而在正式出版本中，则改为“石文俊出身穷苦，自己从小在河北省保定城一家商店当学徒工，受了不少打骂，而且他的家乡是被日寇毁掉的。他怀着国仇家恨参加了八路军，十几年来英勇奋战，成长为一个优秀的团指挥员。但是，他平时学习不够，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他在前线，没有参加，失掉了一个难得的锻炼机会；在参加了几个大城市的入城式以后，他被掌声和欢呼声，特别是被资产阶级的笑脸和捧场，弄得有点晕晕乎乎的了。近来，他开始注意起衣着来了，也没有过去虚心了。”[43]

在征求意见本中，强调了石文俊的“知识分子特征”——其妻陆勇芳“回想起自一九四九年部队解放一些大城市以来，石文俊流露出羡慕大城市生活的只言片语，和每次接到老战友来信，或听人谈到一些老战友进了军事院校深造，或被调到大城市工作时，他所流露出来的羡慕和焦躁的表情。她记得，有一个星期天石文俊忽然买回来一些英文书和字典，一个人静静地读了半晚上。陆勇芳翻了一下这些英文书，问他：‘你现在读这些书干啥？’石文俊莫测高深地一笑，站起身来，欣尝地打量了一下自己挺拔的身材，抹了把脸庞，问陆勇芳：‘你看我当个武官还凑合吧？’陆勇芳心里通地一跳，担心地感到自己的爱人在变。当时，她就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我总摸不透，不管担任多么重要的职务，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44]

而在正式出版本中，则改为陆勇芳“回想起自一九四九年部队解放一些大城市以来，石文俊流露出来的自满情绪和以功臣自居的思想，以及每次接到老战友来信，或听到一些老战友进了军事院校深造，或在志愿军里打了胜仗的消息时所流露出来的羡慕和焦躁的表情，就试探地问道：‘你是不是还想到朝鲜前线或到军事院校去学习呢？’”[45]石文俊的回答则是“现在，不能想那么高罗！只要能调出这个单位就不错啦！”[46]    可以看出，正式出版本将知识分子成分从这一人物上彻底剔除，并代之以军人成分。

《橱窗迎彩霞》征求意见稿

又如，在《橱窗迎彩霞》征求意见本中，县商业局局长季林被设定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后，一直是在拼命地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勾当，齐得位……成为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上下串通一气，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篡夺企业的领导权，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季林就是齐得位的后台，不批倒季林是打不倒齐得位的。”[47]

而在正式出版本中改为“要允许人家搞调查研究，允许人家改正嘛。季林这个人，有时候好凭义气，在这方面受点挫折，吸收点教训也是有益处的。”[48]季林的自我检讨则是：“我又骄傲，又有私心，总怕保不住一把手的职务，所以我有些时候是利令智昏的。”[49]在此，对季林身上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明显的弱化。

从已有材料来判断，对这些干部角色进行修改的一个明显方向是改变其“错误”的性质——即从“敌我矛盾”改为“人民内部矛盾”，削弱其犯错误的程度，减轻其“反动性”，进而扭转其角色定位。但这并不是说，对于此类干部角色均要实现从恶性到良性的改变，在一部分作品中亦存在着反向调整。

例如，在《草原的早晨》征求意见本中，对塔林浩特钢铁厂副厂长沈宣的设定是：“在抗日战争初期，左肩留下一道伤痕，抗日战争最后一年里，腰部又受伤的沈宣，在战火里曾是著名的战斗英雄和指挥员。”[50]“他宽额门上的几道清晰的皱纹，闪烁着谦虚谨慎的光芒；从他的眼睛和微红的脸上，展示着为党的工作吃苦耐劳和舍己忘我的精神；但在他眼角皱纹里却藏着一种不很明显的固执的神态，从他记笔记和挥扇的动作中，偶尔流露出不易被人发现的、也许是年事较高而有点迟缓的动作，但这固执的神态和迟缓的动作，在沈宣的充沛的精力里只是点点滴滴而已。”[51]

而在正式出版本中，这一角色遭到彻底的改写，沈宣变成了“在抗日战争时期，为报家庭的私仇，参加了八路军。入城后，他父亲的小商贩的投机取巧、钻营谋利的思想，在他头脑里自由泛滥。组织上他在共产党内，思想上还在共产党外。他未经党组织同意，与一个反动的资本家女儿结婚，受到党内处分。全国解放后，他不愿过党的组织生活，企图走自己的路，受到党内多次批评和教育。他经常欺骗党组织，欺骗群众，所以他犯了错误后，能用口是心非的检查，取得党组织和群众的谅解。”[52] “沈宣在一九五八年时，曾受过党内处分；一九六〇年、一九六四年，因为右倾，他又挨过党内批评。受过处分、挨过批评的沈宣，每次都是一面痛哭流涕、痛心疾首地检查错误，一面表决心要改正错误。这些行为，一再得到同志们的谅解，也多次得到党组织的宽容……”[53]而且，他“时时觉得想在企业里保住官，立住脚，就得抓一批人在自己的周围前拥后挤，在民族地区企业里，还得抓一批民族干部和民族工程技术人员。筑起了这样的堡垒，就不怕外界的攻击了。这是他在党内经常挨批评、受处分的经历中，总结出来的处世哲学。”[54]

上述人物设定的转换说明，在行政14-17级的范围内，干部角色的正反调整皆可接受，当然，这不意味着人文社及其组稿的作家不能触及更高级别的干部，但显然在这一级别范围内，当时的人文社处理得更加得心应手，这也意味着“行政14-17级”更接近于人文社文学出版工作的“舒适区”。

 另外，对于小说中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处理，也显得颇为精心。在《边城风雪》中，原本对开明人士“二王爷”仁亲着墨不多，并对其“落后”之处多有强调。但在正式出版本中，却刻意增加了其“进步”的内容——“觉得……气候变了，时代不同了，再仗着从前王公的地位快马轻裘、吃香喝辣，过着神仙般的生活，那是万万不可能了”，“叶政委让他多做一些争取蒋管区蒙古族王公的工作，是对他的很大的信任，很大的器重。”仁亲“写成了一篇情词恳切的、给蒋管区蒙古族王公的公开信。一方面，他要把这封信刊登在解放区的报纸上；另方面，要……把信转到身在蒋管区的几个王公手里。他劝他们要明察真理，认清形势，为自己的前途着想，为蒙古族民族解放着想，毅然决然同反人民的蒋匪当局脱离关系，走上一条明光光的大道……”[55]“优待”之意溢于笔墨，这无疑与当时的政策与形势直接相关。

三、“征求意见本”引发的角逐

显而易见，在上世纪70年代，“征求意见本”横亘于“作者”与“出版社”之间、“群众、干部、领导”与“出版社”之间、甚至是“地方”与“中央”之间。一方面，它层层阻隔，持续性地削弱文学作品的独立性和自为性；另一方面，它又层层缓冲，对作者和出品方施加保护，提高了所有文学参与者的安全性。可以看出，“征求意见本”本身即是当时文学制度的组成部分，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个重要零件。

曾长期工作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编辑胡德培认为——“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又应当首推长篇小说创作；它是文学创作中的重中之重，往往标志着一个国家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平。就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来说，最大贡献常常即表现在对优秀长篇小说的组稿和出版上。”[56]如果说，“组稿”是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制度中，“运筹”阶段的重要步骤，那么“征求意见本”就是当时文学制度中，“决胜”阶段的必然产物。

“通常作为特定专业词汇的‘组稿’……其真实的含义就如‘组织’一词，有着超越文学专业范畴的多项，语用、意义和功能。简言之，‘组稿’是一项由特定政治——文化的权利所支配而进行的制度化、组织性的文学业务。它关乎中国文学的制度和组织建设及其运作，也关乎中国文学的资源利用、权力地位、价值归属及时代命运等重大问题……组稿不能不是高度自觉的，有明确目的的，富于计划性的，需要讲究策略的……如同计划体制内的计划经济一样，文学也被纳入了‘计划文学’的制度之中。由宏观的‘计划文学’的方针、政策、设计、制定具体的‘文学计划’。组稿就是对‘文学计划’的实际操作，或者说，组稿是对‘计划文学’的具体落实。在此意义上，组稿可谓中国当代文学（本文特指‘十七年’文学，其实也可包括‘文革’时期的文学）书写的‘无形之手’。”[57]

郭澄清  《大刀记》

同样作为20世纪50-70年代“文学组织”的工作内容和“组织文学”的工作环节，“征求意见”具有同“组稿”相近的功能与地位，只是，“组稿”通常出现于文学制作的肇始期，体现了强烈的对文学的“前期规划”色彩，而当“征求意见”启动时，文学制作的程序则一般臻于尾声，更多显示出了“后期加工”的特点。由于“组稿”本身有着“规划”、“蓝图”的意味，相应地，文学作品也通常还止步于设想，其自由灵活度相对较高，其政治博弈的烈度和复杂度也就相应降低。而作为“计划文学”具体落实的体现，“征求意见本”中显然蕴藏了更多的、而且也是无可更改的意识形态因素，因此也就包含了更多的政治激斗的可能。

作为一种文学制度的体现和文学国家机器的“安全装置”，围绕“征求意见本”会产生复杂的政治角逐，这从《大刀记》的写作、修改和出版中就可见一斑。郭澄清的学生兼同事王金铎回忆《大刀记》创作的曲折过程，写道：“郭澄清老师1971年开始写《大刀记》，最初是先形成了一个写作计划，要上报。只有计划批准了，才能写，否则写了也白写，还有可能受到连累……第一部《血染龙潭》在1972年先出了一个征求意见本，征求意见本比较接近郭老师的意思……他本意不想按出版社的意见改，可没办法。不改，就无法出版……1972年6月完成了第一部的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谢永旺老师来了就拿走了……上面的意思是描写党的领导的篇幅少，让他修改。你想想，第一部写的是清末民国初年农民自发地闹革命的故事，那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成立呢，哪里有党的领导呢？郭老师的想法是农民的自发革命活动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在艰苦卓绝斗争的过程中，经过失败探索，再失败探索，最终才找到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劳苦大众革命求解放的领导力量’这条真理。党的产生是需要过程的，要水到渠成。出版社不让他这样写，就让他修改构思，不加强小说里党领导的篇幅，书就无法出版。”[58]

而人文社“按照当时对重点文稿的通常做法，先印征求意见本在出版社内外广泛听取意见。很快《大刀记》第一部《血染龙潭》200本征求意见本就印出来了，分送有关领导和部门征求意见。后来结果是，大家对于作品的文学艺术特色水平没有异议，突出的问题是缺少党的领导。这种非文学性的裁定以及上纲上线的要求，对于作者和出版社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棘手而又难处理的事情。当时人文社的领导屠岸、严文井、王致远及责任编辑谢永旺同志都不愿意放弃《大刀记》这个优秀的长篇小说，于是提出让作家来北京商量修改之事。”[59]

据郭澄清之子郭洪志的回忆，“1973年初，父亲被再次约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社领导及责任编辑和他商量认为，惟一的办法是继续写下去。写出第二部《火燎荒原》，即写出冀鲁平原地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八路军为主力的伟大抗日战争。父亲调动他的生活积累，顽强拼搏，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写出了80万字，完成了《大刀记》的第二部书稿。”[60]“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认为出版大有希望，急招父亲再次去京改稿、商量出版……这一次他们提出只出第二部，第一部暂时不出。但父亲坚决不接受……最后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第一部被拦腰砍，32章只用了16章，作为《大刀记》的一个‘开篇’，然后拉长第二部，一起形成了后来出版的一部三卷的《大刀记》。所以读者当时读到的《大刀记》并不是父亲心目中原来设想的那部《大刀记》。当时为了出版，父亲作了妥协。”[61]

从表面上看来，所有参与者——无论是作者郭澄清、责编谢永旺还是终审编辑屠岸，以至人文社实际负责人王致远，都是在一种左支右绌、勉力为之的心态中坚持《大刀记》的写作与出版，他们的行为似乎更多是一种“创作——编辑”的业务性质——郭澄清“深深地懂得出版社要求这样改动的理由，也明白谢永旺先生的苦衷，于是采取了与出版社合作的态度，着手按照出版社的构思规划进行修改”[62]。 但实际上，围绕《大刀记》的争议、基于其“征求意见本”的修改，早已超出了郭澄清个人的控制，也远远超出了“作者——出版社”的范畴，更深深陷入了“地方——中央”的争端。

《大刀记》连环画

“将文艺创作、文艺批评或文艺评价与地方政治的权利地位、形象尊严直接联系起来, 将文艺问题与地方政治利益直接对等挂钩，将有关文艺现象的态度和判断直接等同于对地方政治权利的亲疏善恶褒贬评价，已经成为一种相当严重的普遍现象……文艺的政治利益归属问题是必须要考虑的最首要问题”[63]，当时郭澄清所面临的压力远不止于写不写党的领导，而是有着更加直接具体的政治考量。他“压力非常大：改吧，不实事求是；不改吧，又通不过，不能出版，一切心血付之东流。他感到无法向领导交代，更无颜见家乡父老。”[64]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里的“无颜见家乡父老”绝非文学性的修饰，而是实实在在的危机。郭澄清此时创作和修改《大刀记》已经不仅仅关涉到个人的生死荣辱，而是在其创作通过了山东省的批准，获得了山东省的支持之后，必须要“向领导交代”，同时，“197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只印了第一部《血染龙潭》的内部征求意见稿，发至全国各省文化领导部门审查。”[65]这也就意味着，当《大刀记》的征求意见在全国范围的文化领导部门亮相之后，获得政治背书的《大刀记》承载了整个山东省的政治声誉甚至是政治前途。这样，《大刀记》出版与否，就不再仅仅是一个“创作——出版”问题，甚至也不是一个“文学——政治”的问题，而变成了一个“地方——中央”博弈的政治漩涡。

郭澄清曾经非常明确地说：“我写《大刀记》是有危险的，但省委支持我，给我壮了胆。”[66]

郭澄清的重要支持者是时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的王众音，是王众音“亲自批准把……郭澄清调到省城来……在众音伯伯的建议下，1971年山东省委正式下文，成立了‘山东省文艺创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是……郭澄清……这是在全国最早解放安排的一批作家……从而使这些作家恢复了政治身份和创作的权利’”[67]。当郭澄清计划创作《大刀记》时，王众音“果断地批准给予他创作假，并报请了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白如冰、苏毅然等老领导，对创作《大刀记》给予支持”。[68]

而写《大刀记》的风险是什么呢？至少有一点谢永旺说得清楚：“在严酷的政治与文化专制情势下，所谓修改，实际上使作者和编辑都处于两难境地。没有写党的领导不行，写了就行了吗？更不行。依照当时的说法，20年代至30年代前期，北方的党组织实行的是‘错误路线’。有位社领导特意请教了一位当时已经出面工作的老干部，回答很干脆：山东有党，但是王明路线。如此说来，歌颂错误路线，岂不成了一项‘罪行？’”[69]

这时的郭澄清已势成骑虎，这意味着他无论如何折中妥协，都必须要出版成功，否则极可能，自己乃至山东省的领导都会被拉入更加复杂危险的政治漩涡之中。围绕《大刀记》修改和出版的博弈，虽来自于文学，却又远远超出了文学。此时《刘志丹》一案殷鉴未远，不夸张地说，当时整整一个“地方”押上了其政治力量和政治生命，就只是为了这部小说的出版。因此，当《大刀记》终于成功出版发行之后，有人总结“《大刀记》的成功产生主要是山东省委正确领导的结果”。[70] 多年后，苗得雨的回忆从侧面证实了山东省委对《大刀记》的“领导”——“成稿交上以后，出版社又让老郭去，住在那里，精益求精地修改。作品清样打出后，寄来山东征求意见。那时出版一部作品，出版社定了还不行，还得由当地领导审批。省委分管文艺工作的常委、宣传部长王众音同志亲自阅读，然后责成省文化局组成阅读小组审读……阅读意见集中后，由省委主管领导拍板，派我为代表进京汇报……讲省里领导特别交代要向出版社表达谢意：‘《大刀记》的出版， 既是出版社的一件重要工作，也是山东文艺界的一件不小的喜事。’汇报后……老郭说：‘效果很好。他们都表示了十分的满意。让我按省里的意见稍加修改，书就可以出了’”[71]。而后来，《大刀记》被改为剧本，亦是王众音亲自操刀，任孚先回忆“老省长众音同志在修改《大刀记》剧本时，是一个字、一句话地改，整夜整夜地看，整个剧本被修改得密密麻麻。”[72]

“征求意见本”及其衍生而出的诸种“意见”以及后续跌宕萦回的修改，蕴含了复杂激烈的政治博弈，尤其是“地方——中央”间的博弈可谓先立乎其大者。而要实现地方政治权力与利益，又必须经由某些非常具体的路径，“征求意见本”显然是其中之一。只是，这样的政治激斗往往隐匿于文艺的后台，能浮出地表的恐怕只有十之一二。另外，森严紧张的“文学——政治”情境与胶着激烈的“征求意见本——正式出版本”是互为镜像的，一旦政治氛围发生松动，文学上的“征求意见”也自然不再激烈紧张。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第四部）》征求意见本发布于1979年，正式出版本刊行于1980年12月，而两者的差别很小，更不存在前述“对‘惩恶’、‘扬善’的因果关系进行强化”之类现象，探查个中缘由，政治气氛的变化当然必须考虑其中。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

洪子诚先生曾经讲述过一个颇为有趣的故事：“‘当代文学’在现在的学科体制中，又普遍被看作是‘没有学问’的……有一次，我和谢冕老师一起参加中央电大的教材讨论会。讨论的有会计学、经济学、市场营销、当代文学等好几门课。讨论会计学等课时，我和谢老师都不敢说话，洗耳恭听。但是，轮到最后讨论当代文学，经济学等的教授们，都争先恐后提意见，从政治方向，到艺术评价。虽然他们开始总会说，我们是外行，说的不一定对。但其实，心里想的可能是：这有什么难的？不就当代文学吗？”[73]

结合本文对“征求意见本”的考察，这个故事宛然是20世纪50-70年代文学中的常态，而这一现象之所以会发生，或许并非是“当代文学有什么难的？”而是，“非文学”对“文学”发声，“广大干部群众”对“文学作品”肆意表达意见这一现象本身，就是当代文学的历史构成。“意见”往往就是“文学”的一部分，甚至于成为了当代文学的特质。这种文学实践逐步形成了一种历史无意识，在数十年后仍不衰竭，持续性地影响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与研究。

（完）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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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沈凯：《古玛河春晓》（征求意见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第110页。

 [43]沈凯：《古玛河春晓》，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第162-163页。

 [44]沈凯：《戈壁春晓》（征求意见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第346-347页。

 [45]沈凯：《古玛河春晓》，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第432页。

 [46]沈凯：《古玛河春晓》，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第432页。

 [47]曹建章：《橱窗迎彩霞》（征求意见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第522页。

 [48]曹建章：《橱窗迎彩霞》，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507页。

 [49]曹建章：《橱窗迎彩霞》，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508-509页。

 [50]扎拉嘎胡：《草原的早晨》（征求意见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第520页。

 [51]扎拉嘎胡：《草原的早晨》（征求意见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第496-497页。

 [52]扎拉嘎胡：《草原的早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第664页。

 [53]扎拉嘎胡：《草原的早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第390页。

[54] 扎拉嘎胡：《草原的早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第388页。

 [55]张长弓、郑士谦：《边城风雪》，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第362页。

 [56]胡德培：《近半个世纪的文学缘》，《出版史料》，2007年第1期。

 [57]吴俊：《组稿：文学书写的无形之手——以<人民文学>（1949-1966）为中心的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58]黄书恺、高艳国：《风雨大刀魂：郭澄清评传》，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年，第125页。

[59] 郭洪志、梁临平：《舍命追求文学梦 一波三折<大刀记>》，《文艺报》，2016年8月17日。

 [60]郭洪志、梁临平：《舍命追求文学梦 一波三折<大刀记>》，《文艺报》，2016年8月17日。

 [61]郭洪志、梁临平：《舍命追求文学梦 一波三折<大刀记>》，《文艺报》，2016年8月17日。

 [62]黄书恺、高艳国：《风雨大刀魂：郭澄清评传》，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年，第126页。

 [63]吴俊：《另一种权利割据：当代文学与地方政治的关系研究》，《南方文坛》，2007年第6期。

 [64]郭洪志、梁临平：《舍命追求文学梦 一波三折<大刀记>》，《文艺报》，2016年8月17日

[65] 吴开晋：《披肝沥胆 翰墨春秋——记著名作家郭澄清》，《大刀记》（第二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第509页。

[66]郭洪治、梁临平：《坚持真理革命家 光明磊落一省长——痛念众音伯伯》，王众音同志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王众音同志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125页。

 [67]郭洪治、梁临平：《坚持真理革命家 光明磊落一省长——痛念众音伯伯》，王众音同志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王众音同志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125-126页。

[68] 郭洪治、梁临平：《坚持真理革命家光明磊落一省长——痛念众音伯伯》，王众音同志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王众音同志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126页。                      

 [69]郭洪志、梁临平：《舍命追求文学梦 一波三折<大刀记>》，《文艺报》，2016年8月17日。

[70] 郭洪治、梁临平：《坚持真理革命家 光明磊落一省长——痛念众音伯伯》，王众音同志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王众音同志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127页。

 [71]苗得雨：《郭澄清，1975——怀念18年前辞世的郭澄清同志》，《文艺报》2007年3月29日。

 [72]郭洪治、梁临平：《坚持真理革命家 光明磊落一省长——痛念众音伯伯》，王众音同志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王众音同志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127页。

[73]洪子诚：《问题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前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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