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杨波：经世之心与文人风雅——李圭的环球之旅与域外诗文新论 | 自由微信

原创：杨波 2018-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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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1876年，李圭赴美考察美国费城世博会，旅途中署名“环游地球客”在《申报》连载《东行日记》，后来成书的《环游地球新录》也因《申报》的推波助澜，销行甚广，成为早期文学市场化的成功尝试。李圭另有《环游海国图》以诗文图录的形式记述环球壮游，吟咏海外风物，这一重要文本尚未进入研究视野。前者借海外见闻条陈时政，匡谏阙失，具有传达新知、开拓眼界的锐气；后者则以文人悱恻之怀，唱叙异域风情，回到了诗酒唱和的老路，一新一旧的文本背后是晚清文人在面对新世界时经世之心与文人风雅并存的生动写照。

感谢作者杨波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杨波

经世之心与文人风雅

——李圭的环球之旅与域外诗文新论

1 8 7 6年５月，美国费城举办建国百年世界博览会，时任宁波海关文案的李圭，受总税务司赫德委派，赴会观览，归来后写成《环游地球新录》记述旅途见闻及赛会盛况。该书问世以来，因所述海外风物新奇可感，文辞通俗易懂，故流传甚广，颇负盛名，后被钟叔河编入《走向世界丛书》，为研究者瞩目。但近年来相关成果寥寥，大多围绕世博会见闻发论，且对李圭生平著述的描述剿袭成说，所言皆不出钟叔河《李圭的环游地球》一文之旧说，钟文实据李详《清故运同衔升用同知浙江海宁州李君事状》一文引述扩展而成，新见无多，并有缺漏。李圭另著有诗文图记《环游海国图》，与《环游地球新录》并行于世，至今未进入研究视野，殊为可憾。笔者在翻阅晚清报刊时，发现诸多李圭生平著述相关史料，可探颐索引，纠偏补遗，现考辨整理，以飨同好。

1876年费城世博会中国馆/《环游地球新录》

一、写字先生、环游地球客与一代循吏

1876年，李圭前往美国费城参加美国建国100周年博览会，回国后将其在美期间的考察、见闻写出《环游地球新录》一书，书中对美国邮政作了详尽的记述，并建议开办中国邮政。

李圭，字小池（１８４２———１９０３年），江苏江宁（今南京）人。李圭一族世居南京城外永丰乡夏庄（今南京市江宁区夏庄村），山环水抱，向称乐土。李圭自幼家境殷富，自称“居家读书，未尝远行，间至亲戚家，虽五七里，必有代步者”。养尊处优可见一斑，愈显日后环球之旅的难能可贵。晚清末造，兵燹四起，李圭亲罹其祸。１８６０年５月，太平军攻陷江南大营，李圭母亲、发妻及幼女等亲人死难者达２０余人，李圭被俘，辗转至苏州。为生之计，他先隐瞒身份，充当苦力，冒枪林弹雨搬运军械杂物，九死一生。后来发挥自己读书识字的优长，替太平军整理文书，以写字先生为幌子，伺机脱逃。太平军头目为笼络人心，竟使出“美人计”，欲为李圭娶妻，他以疮疾未愈，借故推脱。隐忍两年多之后，１８６２年８月，李圭与友人胡梅坨、邵子云一道成功逃至上海。

后来的李圭传略绝口不提其曾为太平军刀笔吏一事，只说“避粤寇之上海，赴青浦长胜军营办理文案”［１］３１３４；或曰“圭为贼所生得”［２］９９８；或曰：“陷身贼庭，楚毒备至”［２］８４２。将其中曲折原委一概隐去，也是为逝者讳。倒是李圭本人后来将这一番惨痛经历写成《思痛记》，劫后余生，用文字直面不堪回首的往事，揭橥不为人知的屈辱经历，确实需要勇气和魄力。全书文笔写实，读来字字泣血，惊心动魄。非经忧患不能著书，不历乱世不能道人情之变，李圭将家族惨痛推而广之：“斯痛也，非吾一人之痛，而凡为贼所掳者千万人之痛也。非贼能尽人而与之痛，而实人人自召之痛也。”他告诫后人“俾有鉴于兹，决机宜早，勿玩误因循至噬脐之莫及云。”［３］２１希望国人在面临重大抉择时，应当机立断，以免身陷绝境。钟叔河指出，李圭这种痛定思痛的心理终其一生，《环游地球新录》成书盖与此念不无关系，确为的论。不过《思痛记》实成于《环游地球新录》后两年（１８７８年），《申报》在推介《环游地球新录》时有意提及此书，认为两书“异曲同工，而欣戚判焉”［４］，《思痛记》能广为流传也正是借了《环游地球新录》的东风。此书问世之后广受欢迎，多有再版翻印。喜作读书记的周作人对《思痛记》极为赞赏，认为可与王秀楚《扬州十日记》、李清《南渡录》媲美，“时出披阅，有自己鞭尸之痛”［５］，大有韦编三绝之慨。他还将书分赠胡适、纪庸等友人，以待知音，并托日本学者松枝茂夫译成日文，在日本发表［6］。

李圭到上海后，经胡梅坨推荐，在青浦常胜军营办理文案。１８６５年，他又辗转至宁波海关税务司好博逊处司文牍。太平军文书与海关文案，虽然境遇大不同，但职业无本质区别，都可视为“写字先生”，以笔墨讨生活。当时的中国民智未开，耻谈洋务，李圭确有开明的眼光，在与洋人交涉中留心时事，学习新知，开始崭露头角，其后一生的起伏遇合，实权舆于此。

《扬州十日记》《南渡录》

１８７６年５月，李圭奉命赴美观览，跋浪东瀛，凌波西极，出洋途中以“环游地球客”为名，将旅行日记在《申报》连载，翌年写成《环游地球新录》，李鸿章亲为作序推荐，交由总署资助刊行，李圭这时才真正声名鹊起，为世人熟知。

环球壮游之后，李圭对中西情势的认识更加清醒和自信，于１８８０年上书李鸿章、沈宝桢，条陈治国兴邦的七点建议：广行通商，勘定边界，讲求武备，采办军械，开拓利源，举办国债，宣传洋务，李沈二人大为赞赏。《申报》１８８１年２月５日《嘉纳名言》栏目对此事作了特别报道：“金陵李小池司马圭去年曾条陈时事七款，恭呈南北洋大臣钧览。其底稿惜未批读，兹闻其中第五款之大略云……两大宪阅后，嘉其留心时事，有不无可采之批语。”可见李圭上书言事一事在当时影响很大。随后，李圭又作《蠡测罪言》，阐明学习西方、变革自强的主张，得到历任浙江地方官员温宗翰、薛福成、宗源瀚等人的器重。１８８３年，中法起衅，李圭兼任洋务委员，带兵驻扎江北警戒，参与防御法军的备战工作。他建议控制洋人引水员，防止其通敌导航；修建宁波到镇海的电报线路，便于传递讯息，皆被采纳。１８８５年初，法舰逼近镇海，李圭审时度势，力劝薛福成先发制人，“宜速饬镇海炮台，视炮弹能达，燃炮轰击，毋落人后”。薛福成依计行之，果然将法军逼退。李圭在海战中从容不迫，并赋诗激励将士，“相与悲歌不置，人咸壮之”。事后，薛福成向浙江巡抚刘秉璋推荐李圭以知州留浙补用。

李圭在浙期间另一重要的贡献是参与筹备晚清邮政事务。早在考察世博会时，李圭已注意到邮政利国便民的重要性，“有欲采而施诸中国”［７］２６１。１８８５年，李圭将税务司葛显礼根据《香港英国信馆通行条规》草拟的《译拟邮政局寄信条规》译成汉语（即“李圭条规”，又称“葛李条规”），呈报薛福成，薛又将之转交两江总誉曾国荃，并报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葛显礼也将有关材料交总税务司赫德，经中外人士“往复条议”，１８９０年，清政府命赫德先于通商各口推广办理。据相关史料披露，《条规》的主要撰拟人是葛显礼，且《条规》只是抄录备考，最终并未采用，海关档案亦未留存［８］。尽管如此，赫德仍对李圭的贡献表示赞赏，称其“做了许多有用的工作”［９］７９，恭亲王奕訢在奏折中对李圭参与考察条议的工作也给予了肯定。

李圭虽然名声在外，但非正途出身，区区“洋务委员”并非正式朝廷官员，于事功之途资历尚浅。１８８７年８月至１２月，李圭入京赴吏部办理知州补用事宜，将此番经历写成《入都日记》。该书记述晚清官场分发引见规程颇为详尽，京津一带人文风俗，亦细致入微，字字征实。邓之诚认为李圭其他著述“似皆不及此书”，看重的便是其“足备掌故”的史料价值［１０］２２３。他往返途经天津，曾两度拜见李鸿章，探讨洋药改章、嘉兴湖州设卡征税事宜，深得李鸿章赞赏。在京期间，他拜会了曾纪泽、薛福辰、黎庶昌等当时声望卓著的人物，与端木埰、黄思永交谊颇深。他还应邀和曾纪泽畅谈洋务厘金，通商租借、开办邮政等时事，颇得好评。１１月２日入紫禁城陛见，在养心殿得到光绪皇帝接见。李圭在京盘桓三个多月，虽然终日酬酢往还，饱受驰驱颠踬之苦，但也扩大了自己在京城士大夫圈子的影响，积累了宝贵的人脉关系。

１８９３年，李圭赴任海宁知州，上任之初即表明心迹：“圭昔陷贼，九死一息，求善未遑，宁敢作匿？贪污受赇，神其我殛！”［２］９９９。他也做到了殚精竭虑，一心为民。倡议疏通河道，开掘鱼塘，不仅利于农业灌溉，又可使民得利，为百姓称道。他还以身垂范，屡屡捐款救孤扶弱、赈灾济贫、兴修水利等，《申报》多次报导其善言懿行。李圭在知州任上颇有政声，张之洞特征调他赴苏州，襄助筹划通商事务。李圭在任期间，不忍目睹鸦片荼毒生灵，为考察鸦片流播之史，１８９５年“就见闻所及，或采自他书，或录诸邮报，附以外国往来文牍”［１１］１８１，写成《鸦片事略》。周作人称赞《鸦片事略》史料价值比《思痛记》“高三十倍”，感慨“李小池真有见识，我读其《思痛记》将四十年犹不曾忘，今读《鸦片事略》，其将使我再记忆他四十年乎。”［１２］

他曾尝试推行中西合璧的“书舍”教育模式，以“环游地球客”之名在１８９４年７月１０日《申报》刊登招生广告：“海禁一开，西学大兴，书馆林立，不胜枚举。然仅尚西文，不无偏废之虞。本书舍有鉴于此，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特延英教习四人，汉教习二人，皆才具素优，声名卓著。务使来游者，淹通中西，造成有用之学。书室堂皇，卧房明靓，住馆贴膳物，维其备早进晚归，各任其便。准于七月朔开馆，有志者先期报名。”这种中西兼备的教学模式，已初具新式学堂的面目，足见在国事日迫，西学东渐背景下，李圭急于为国家培养中西兼修人才的良苦用心。早在１８８７年，李圭在天津曾应天津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邀请，参观了筹建中的博文书院，其“以西国文学教我中华子弟，而备国家因材器使”［１３］１１６的宗旨倒是与淹通书舍有异曲同工之处。

李圭体恤民众疾苦，宽济为怀，常常不能按时完成朝廷规定的钱粮征收任务，因此被参劾。１８９５年，浙江巡抚廖寿丰列举的未能按时征缴漕粮的地方官员名单，李圭便赫然在目，并因此受到处分［１４］。１８９６年漕运总督松椿曾奏请撤销对李圭的处分：“所有原参海宁知州李圭未完处分，详情据奏查销等情，前来奴才复核无异，理合肯仰天恩，俯准敕部将海宁州知州李圭前参未完处分，查照开复免议，以符定案。”［１５］但并未得到户部允准。１８９８年，李圭再次因漕粮征缴问题受到参劾：“去年海宁州李小池刺史，计典被劾，遗缺由前巡抚宪廖毂似中丞咨部扣留外补，现经宪台恽方伯详情，以候补知州汪刺史煦请补。”［１６］

李圭最终被朝廷撤职。李圭在海宁任上并未善终，实为憾事。其晚年忽患脑疾，“时或愤叱，若有不平，迫未得遂者”，也正是他怀抱不得抒展，内心愤懑难平的写照。１９０３年，李圭病逝于杭州。

李圭一生可谓懿才而远志，习儒者之学，而不忘当世之务，虽非科举正途出身，但亦为好学能文之士，著作颇夥，除《环游地球新录》《思痛记》《入都日记》《鸦片事略》等著作外，尚有《金陵兵事汇略》《拙吾诗稿》等。他不仅在《申报》连载游记，亦在《万国公报》《中西闻见录》《经世报》等报刊发表文章，内容广泛，可见其涉猎之广。周作人说：“李君思想通达，其推重报纸盖比黄公度为更早。”［１２］此论颇有见地，从李圭与当时众多报刊文笔往来的情况来看，确是实情。

《万国公报》《中西闻见录》《经世报》

二、早期文学市场化的典范：

《申报》与《环游地球新录》

１８７６年５月１４日，李圭偕译员陈垣炽，由上海乘三菱公司“宜发达号”客船东渡日本横滨，后转乘美国客轮“北京城号”赴三藩市（旧金山），１８７６年６月２３日抵达费城。在美国盘桓三个多月后，离美至英、法游览，于１８７７年１月１７日回到上海，行程为期２４０多天，环游地球八万余里，可谓壮举。启程赴美不久，１８７６年６月７日，李圭即署名“环游地球客”，在《申报》连载《东行日记》［１７］。

李圭出发前已与《申报》约定沿途寄发文字，记述旅途见闻，随行随记，逐日刊发，实际上已成“特约记者”。受当时中西通讯的限制，日记在《申报》１８７６年６月７日、１８７６年６月８日、１８７６年７月２２日、１８７６年９月７日、１８７６年９月８日、１８７７年１月５日、１８７７年２月２日、１８７７年２月３日、１８７７年２月５日、１８７７年２月６日共刊载了１０次，直至１８７７年２月６日才终篇，也就是日后成书的《环游地球新录》第四卷《东行日记》的初稿。连载与成书后的文字出入较大，显然经过增删润色，如《申报》１８７６年６月７日刊载的出行首日日记：“光绪二年四月二十日，余雇定日本国三菱公司之美国宜发达轮船。二十一日，卯正，由沪开行。船为明轮，大桅二，烟筒二，容二千五百吨。船面宽阔，舱分上下二等。余偕同行友陈垣炽住楼面上舱第二十五号房间。”日记行文精简，只交代出行时间、乘船地点、同行人员、船只概况等基本信息，点到为止，无任何描述渲染，如此简明扼要，颇有现代报刊通讯的味道。再看成书之后的文字：

光绪二年四月二十日，雇定日本国三菱公司（洋商纠股贸易，谓之公司。招商局之设，亦仿此意也）之美国“宜发达”轮船。计上舱票二张，一由上海至日本国犹哥哈马埠（即横滨），一由犹哥哈马转船至美国三藩谢司戈城（即旧金山）。每人船资减半，尚约洋钱一百五十圆（凡赴美国公所公干人员及工商等并赴会之货物，由我国管理会务管与美国商船议定，船价均减半）。是日亥正登船。同行译语者，为粤人陈君垣炽。［７］３１７

此段文字翔实可感，内容丰富，添加了很多注解，解释了新名词“公司”、“三藩谢司戈城”的含义，并说明因赴会公干，船资亦减半，尽可能地还原出行细节。李圭从上海出发到美国费城，历时仅４０天，比当年林鍼的美国之行整整缩短了１００天，这要归功于近代科技革命带来的交通工具的进步。林鍼所乘为较原始的三桅帆船，而李圭搭乘的“宜发达号”和“北京城号”皆为明轮，为当时先进的蒸汽机与风帆并用的混合动力客轮，动力、航速及安全性已大大提高。远洋客轮上膳食丰美，环境舒适，丝毫没有预想中的风涛之险和饥寒载途，李圭不禁窃喜：“余将动身时，颇畏出洋之难，至此则毫不觉难。”［１７］这是有切身体会的肺腑之言，不过在成书时删去，不然难以凸显远渡重洋环游地球的艰难。

李圭还删除了一些旅途中的生活细节，从横滨赴美国的远洋途中，李圭与一位精通汉语的外国人聊天：

有西友能作华语者问余：“子来自北京乎？”曰：“非也。”“子到过北京乎？”曰：“未也。”友笑曰：“你我已居‘北京城’十数日，何言未到？”始悟友盖指船名作笑谭也。余曰：“诚然！凡人心所耿耿者，名利耳，今如子言，可以两得，甚可喜也。”问：“何喜？”曰：“人无才不能翔舞于天衢，又无才不能致富至千万，今则居然坐北京城船而赴金山，北京，名场也；金山，利薮也，是二十日内名利两字并得，不亦深可喜哉！”友曰：“子以虚事作实解，自欺欺人，何喜之有？”语未毕，同坐问何谈，友具译告之，皆大笑，亦有愀然不乐者。［１８］

问答之间，将江海之恶、风涛之险化为笑谈，并隐隐道出人生如旅的喟叹，真实形象地呈现出同船远洋的中西旅人不同的心态，大概他觉得这些闲笔无关宏旨，成书时删去。许多随性而发的文字，诸如“洋人用心精细，行事果勇，观此数层，可叹天下真无难事矣”，“令人可爱可敬”等对西人有感而发的赞语，也尽数删去，成书后的文字对西人的态度更克制、客观，不再像旅途随感，不加掩饰地赞誉。李圭也难免海客述奇的心态，如在修订成书时，刻意夸大日本男女同浴的生活陋习，精心刻画在芝加哥剧院看戏的场景等。总体而言，旅行日记从简明扼要的报刊之文到意义丰瞻的著作之文，形式更整饬，内容也更理性客观，增加了文本的知识性和趣味性，却失掉了如临其境的现场感。

李圭在海外期间，还在《申报》发表了《美国寄居华人缘起并叙近日情形》《记哈佛幼童观会事》《中国会事纪略》等文章，后一并收入《环游地球新录》。１８７７年，李圭将旅途见闻扩充整埋，写成《环游地球新录》，李鸿章亲自作序，赞其“于物产之盛衰，道里之险易，政教之得失，以及机器制造之精巧，人心风俗之异同”［７］１９１，无不殚心考究，不虚此行。该书于１８７８年出版单行本，《申报》于７月１５日刊出上海通商海关造册处告白：

宁波新关文案李小池先生，前年奉委赴美国观会，自上海登舟经日本，越大东洋，抵美国。复涉大西洋，过英法各都，历印度洋回上海，环游地球一周，水陆八万二千余里，往返八阅月，有奇著《环游地球新录》一书，首述美国会院情形，次述游历各国之闻见，缀以各说，附以日记，莫不确当详明。前经誊呈总理衙门并北洋大臣，今由海关造册处排印，分泒各处售卖。纸张印工异常精美，京城地方即由总税务司署代售，上海站啸园书局及美华书馆发售，余如牛庄、天津、烟台、宜昌、汉口、九江、芜湖、镇江、宁波、温州、福州、厦门、台湾淡水、潮州、广州、琼州、北海等处，均由新关税务司处发售。每部四本，夹以木，计洋一元，遐迩一律，毫无低昂。欲不出户庭而知海国事者，当购阅之。

这一告白有助于了解此书刊印发行始末，可证李详“上之总署，给资印行三千部”所言不虚。总税务司不仅出资印行，而且利用通商口岸的便利，分发各地税务司代售，足见对此书的重视。晚清域外游记多为出使官员应总理衙门要求，考察西国政教而作，鉴于后来郭嵩焘《使西纪程》被毁版查禁，游记付梓多是个人行为，而且是悉心删改之后的文本，由官方出资印行，且大力推销者，《环游地球新录》应为唯一一部。

为给该书造势，《申报》还刊文谓该书足与《瀛寰志略》《海国图志》相颉颃，并对李圭寄予厚望：“安知天不欲老其材，而将降以大任耶？”［１９］并多次在头版刊发告白《寄售环游地球录》，不遗余力地推销此书。《万国公报》不仅将《环游地球新录》分为《东行日记》《各物总院》《绘画石刻院》和《美国设会缘起》连载，还模仿该书连载林乐知的《环游地球略述》和谢锡恩的《海外闻见略述》，间接启发了其后近代文学中绵延不绝的“环游地球（世界）”主题。该书流播甚广，一时洛阳纸贵，刊行不久即有盗版，李圭曾修订重刻，多次刊发广告，一直持续到１８８７年，此书也成为众多书商竞相刊印的畅销书籍。《万国公报》主笔沈毓桂推称李圭为“此一世界之中之张博望、班定远”［２０］。李圭不满足于作观光客，而以西国政教考察者自膺，自言出洋远游，绝非仅为观览景色，了解风俗，最直接的目的乃是考察在美华人的生活疾苦，同时借世博会这扇窗口，取长补短，为国家革新图强出谋划策，“以备刍尧之献”。《环游地球新录》虽以记述世博会为重点，但遍游诸国之余，得以览西洋山川之瑰丽，察民俗之醇漓，识国势之盛衰，言之有物，博瞻可观，为晚清域外游记上乘之作，被众多学者列为西学必读书目，相关论述也被不断征引。李圭的海外考察细致谨严，在书中多有创发，如其对西国邮政的调察，为后来晚清邮政的创设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对英国牛津大学的记述被国内《图画新报》配图刊发，首次图文并茂地向国人展示了西方名校的风采，都极具启发和示范意义。此书诸体兼备，有日记记述道里行程，有随笔论说器物制度，有专题介绍世博会盛况，较之使臣日记形式更多样，内容更丰富，开风气之先，颇受读者欢迎。钟叔河说《环游地球新录》“当时虽然印了三千部，以后却一直很少流传”，并不准确。仅从《申报》的售书广告来看，此书多次重印，远不止三千部。直到１９４５年，仍有读者称赞李圭“西去美洲公干竣，东还震旦见闻多”［２１］，《环游地球新录》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

报刊连载旅行日记并非《申报》首创，在李圭之前，罗森的《日本日记》和斌椿的《乘槎笔记》分别被《遐迩贯珍》（１８５４年）和《中国教会新报》（１８７１年）连载。不过，相较之下，《申报》对李圭环球之游的关注程度可谓前所未有，在刊登其旅行日记的同时，还特意告知读者，李圭与《申报》平日素有文笔往来，称赞其见识广远，笔力过人，吸引读者的注意。其间穿插报道李圭海外行程及考察归国的消息，告知读者李圭此行“尚有奇奇怪怪之事，不可以理测，不可以意度。……其拭目俟之”［２２］，刻意制造悬念，吊足读者胃口，待书成之后又刊发广告，着意宣传。该书经《申报》的推波助澜，又蒙李鸿章的青睐，可谓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大获成功就在情理之中了。

自１８６６年总理衙门受邀参加法国巴黎“万国聚珍会”算起，截至１９１１年，中国共组团参加１３次，派人与会１１次，参展６次，成为晚清中国呈现自我与认知世界的重要形式。这些相关活动也曾付诸文字，如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黎庶昌《西洋杂志》和马建忠《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中的１８７８年巴黎世博会，胡玉缙《甲辰东游日记》、钱单士厘《癸卯旅行记》和凌文渊《籥盦东游日记》记述的１９０３年大阪博览会，以及郭凤鸣《意大利万国博览会纪略》介绍的１９０６年意大利米兰世博会等，或学非专门，不得要领；或走马观花，失之琐屑，都未得到读者过多关注，影响远不及《环游地球新录》。

1906年意大利米兰世博会盛况

1851年伦敦世博会中国馆

《申报》慧眼独具，意识到李圭出洋观会的历史意义，抓住了当时读者渴望了解域外新知的心理，以李圭出洋作为报社营销的契机。《东行日记》的书写连载显示了近代报刊新闻报道与海外旅行书写的合流与互渗，《申报》与《环游地球新录》的连载及成书，因事前告白，连载不辍，事后成书，广告推介，则是一次环环相扣、相当成功的报刊媒体与文人名士联袂上演的文化营销活动。媒体营造的舆论空间与方兴未艾的文化传播机制给李圭带来了巨大声望，而《申报》借此书的畅销也获利匪浅，这实在是一次双赢的文化营销案例，也是晚清文学逐渐走向商品化和市场化的生动典型。

三、诗文图录忆壮游：《环游海国图》

李圭挚友李详《李小池太守六十寿序》云：“米利坚者，西球之大陆也。以有国百年之期，并为赛会，君以备员，派往历览……君于是有《环游地球新录》四卷、《环游海国图》二十四帧。”也就是说，李圭除《环游地球新录》外，另有《环游海国图》并行于世，然而学界迄今未见提及，实为一大缺憾。

《环游地球新录》一书的大获成功，让李圭意识到了报刊媒体的影响力，短暂沉寂之后，在《申报》１８８２年５月５日、５月６日、５月７日，连续３期刊出《环游海国图》诗文题记２４帧：吴淞放艇、东瀛古刹、曲海凭栏、他箕觅瀑、洪波浴日、柁楼邀月、客馆停骖、兀敦发轫、金门系榄、色闷碾雪、费城观会、飞莽驰车、重洋遇风、危楼远眺、海滨苦雨、名园骋马、马赛登舟、奈波观异、苏河缓棹、亚丁问径、楞伽礼佛、富南纵饮、交趾得桂、香海归帆，并公开征集诗文应和之作：“光绪二年夏四月，因公赴美国，……历览咨询，著有《环游地球新录》四卷就正当世。兹复追忆前游，为《环游海国图》二十四帧，装潢成册，始吴淞放艇，迄香海归帆，各附小志，而系之以诗，用志行踪。敬征诗文以为光宠，伏冀宗工哲匠，硕学名流，无吝金玉，而锡篇章。庶是图得附大雅以传，寔窃有厚幸焉。”［２３］

李圭不以诗人名世，虽著有《拙吾诗稿》，但诗名不显，《环游海国图》雅致可诵，为中规中矩的文人诗歌。诗体多为五言、间有七言，每首诗前有小引介绍游览背景和当地风俗，诗文配以插图，图文并茂，形式工整，走的是传统文人左图右史、雅俗共赏的路子。似乎只是为满足自己的“览胜癖”，诗作以中国传统文士炫奇逞异的眼光来审视异域风物，看到的是前所未见的西洋图景：国家富庶、机器精巧、风光雄奇、美人如花，笔下呈现的却是千人一面的“中国风”，如《名园骋马》：“翩然骑出五花文，彼美腰肢总出群。半面迴时开杏魇，四蹄翻处矗兰筋。珊瑚鞭影追风疾，璎珞衣痕向日分。几许少年裘马客，端应妬煞九霄帬。”骑着翩翩骏马的红粉佳人，粉面含羞，衣袖飘香，在少年驻足艳羡的目光中，绝尘而去。这样一幅才子佳人的浪漫场景，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比比皆是，读不出一丝的西洋风味。再看诗前小记：“法郎西都城西，郭外有名园曰“漥布伦”，林木参天，中有坦途，秋冬之交，贵家富室士女喜驰骋其间，云拥双龙，风翻八骏，翩然其来，嫣然以逝，惊鸿飞燕，又何足比喻然？而衣香粉泽，帽影鞭丝，却怪底泥人。故陶冶豪情，结赏幽微者弥往焉！”方知所写为法国巴黎西郊布洛尼埃森林公园，青年男女畅游嬉戏的场面。再看其笔下的旧金山饭店：“壮士车前执锦缰，美人亲为酌琼浆。氍毺匝地香成海，别是人间富丽场”（《客馆停骖》）。如此雍容华贵、软玉温香的场景，中西难辨，不禁让人想起唐人游仙诗中亦真亦幻的仙境。尹德翔在论及斌椿海外记游诗时，引入形象学的解释，指出这种南辕北辙的文学书写，既是语言问题，又是文化书写的问题，作家笔下的异国形象，本质上仍是对本国社会的表现，如果主体对客体的了解比较肤浅，这种现象会更加突出［２４］６２。对于李圭同样适用，初次面对光怪陆离的异域风物，难免乱花迷眼，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元素发挥了主导作用。不过，李圭描写海外风光的雄奇壮美，多有新奇瑰丽之思，在神户六甲山观瀑布，长练如玉，“划开山一角，散作玉千条”（《他箕觅瀑》）；在意大利拿波里见火山而生“俾煎万古雪，添作四海水”（《奈波观异》）的奇想；船行大西洋，海上风浪滔天，于是“恨无剑斩沧浪鲸”（《重洋遇风》），确有身临其境之感。诗歌既关乎山水，更关乎情怀，何况寄情山水原本就是言志缘情的诗歌最基本的功能，客观地讲，《环游海国图》的诗歌在描摹自然风光，借流连山水，来俯仰古今方面还是达到了一定的艺术水准。因过分强调实用性和工具性，品题山水、神与物游晚在清域外游记中难觅踪迹，但深入血脉的抒情传统还是让诗人难以遏制即兴的诗情，从这个意义上讲，山水风光并未在晚清域外记游文字中缺席，而是移步换形，在最为正宗的古典文学形式诗歌里得到淋漓尽致的摅发。旅行途中的舟车行止、阴晴雨雪更易唤起行旅者的情思和遐想，日记体的游记记录下作者勉力跋涉的行踪，脚步匆匆，无暇流连山水之胜，而一首首形式整饬、格律严谨的记游诗则如一帧帧静止的风景，记录下彼时情由境生的瞬间感怀。

斌椿

斌椿与李圭的经历颇为相似，皆非科举正途出身，均为海关文案，因偶然奉命出洋而青史留名。从炼字格律上看，李圭确比斌椿雅致温婉，略胜一筹；但在诗歌意象上并无二致，以“璎珞”指衣饰、以“杏魇”比喻美人笑脸、以“珠宫贝阙”形容西方建筑等，传统古典诗文的陈词套语，依旧无可替代，发挥着“旧瓶装新酒”的作用。不仅如此，整饬典雅的四字诗题，除了嵌入“奈波”、“他箕”、“苏河”、“马赛”、“兀敦”等个别地名专有名词外，一仍其旧。这种命名方式传达的其实是一种“标题化”的风景，将异域风景纳入传统诗歌格式化的写情达意方式，陌生的风景瞬间熟悉化，惯常的思维模式，新奇的描写对象与受限的想象空间得到了调和，这也是文化本能和思维惯性使然。不同的是，斌椿的《海国胜游草》为出洋途中所作，一些诗还被西方媒体转载评论，具有外向型的中西交流的文化价值。李圭《环游海国图》则为事后所作，追忆前尘，踵事增华，以文人唱和为乐，倾向于内向型的游戏笔墨，这便是其逊色之处。与斌椿的诗歌一样，如果略去诗前小引或题记，读者会不知所云为何事何人，一些关键信息往往在小记中一语道尽，让人有“椟胜于珠”之感。学界论及晚清诗界革命前后，海外记游诗在“旧形式”表现“新意境”方面的某些新变，常追溯至林鍼和斌椿，而李圭的诗歌则只字未提，实在是一大缺憾。

《环游海国图》在《申报》刊出后，一时应者如云。王韬在１８８３年７月２２日的《申报》上发表了《题李小池环游地球图》，盛赞李圭环游世界的壮举，“只想乘风破巨浪，手斫鲸鱷驱蛟蚪”。并说李圭“索我题诗已五载”，可见二人早已熟识。期待“李生倘来期一醉，长揖同上酒家楼”。１８７６年１１月，李圭曾与王韬在上海会面，李圭称赞王韬洞悉中外机宜，并对其怀才不遇的处境深表遗憾：“世不知其才，良可惜哉！”［７］３５３两人早年与太平军都有瓜葛，同有海外经历，颇有英雄同道，惺惺相惜之感。王韬后来也以连载的形式，于１８８７—１８８９年，在《申报》馆发行的《点石斋画报》上刊登海外漫游的回忆录《漫游随录》。王韬自言《漫游随录》的创作，受到麟庆《鸿雪姻缘》、胡和轩《郂馀丛录》、张南山《花甲闲谈》的启发。在笔者看来，《漫游随录》的创作可能也直接受到李圭《环游海国图》的启发。只不过，李圭《环游海国图》的艺术水准远不及文采华瞻的《漫游随录》，但以诗文配图的形式记述海外见闻，则肇始于李圭。

除王韬外，不少文人名士悉读而和之。俞樾曾作长诗一首，他先借李圭见闻阐释了地圆说的原理，认为李圭之行验证了上古中国有九州之说，将其视为“天意殆将旧轨复”的预兆，西方各国所行之道无非“刑罚从轻税敛薄，耕于其野行于途”，和孔孟之道无异，批评世人妄言改革更张，而不知“切要之言曰反本”，实为下乔木而入幽谷［２５］。汪士铎推崇其为“翘材”，海外壮游实有“创辟草昧化榛豾”［２６］之功；金和则慨叹众人皆视出洋为畏途，而李圭独为“真勇士”，具有“环海穷步趋”的气魄，遗憾自己“是役惜未从，执鞭备仆夫”［２７］；朱一寿亦称其书博赡可观，“异域采风诗，彩笔留佳篇”［２８］；陈作霖赞叹其“八阅月行八万里”［２９］的世间奇事，黄思永和端木埰等人亦有诗唱和。这些唱和之作固然有文人之间增进私谊、沟通情感的功能，但也不可仅视为声气相求的应景之作，这些作者皆为当时名士，或为文苑领袖，或为诗坛大家，皆博学之士，他们的应和之作并非游戏笔墨，一方面阐释对李圭诗歌的理解，一方面表达对域外新知的认知，有赞誉，亦有质疑；有叹服，亦有商榷，这些诗作和李圭《环游海国图》应视为一个整体，一类具有典型意义的文本集合体，通过这些诗句可透视晚清精英文人对域外世界的集体认知和判断。

李圭虽宣称环球之游不在猎奇逞异，而在“笃交谊、识人材、别好恶、审优劣”，但《环游海国图》俨然回到了旧式文人诗酒唱和的老路，早先《环游地球新录》传达新知、开拓眼界的锐气已荡然无存。《环游地球新录》文字写实，笔纳万象，字里行间可见作者正襟危坐，胸怀天下的济世情怀；而《环游海国图》则雍容雅致，吟咏异域风物，流露出李圭诗酒浪漫的另一面。李伯元曾在《文明小史》中安插了出洋游历的饶鸿生一角，此人即使胸无点墨，也要诌出几首记游诗来附庸风雅，语多夸张，极尽嘲讽之能事，也确实道出晚清出洋官员文人多有诗文流传的客观事实。除斌椿、李圭之外，罗森、郭连城、王韬、郭嵩焘、曾纪泽、张荫桓、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多有兴发，行诸吟咏，留下或多或少的海外记游诗，黄遵宪与梁启超更是开启晚清诗界革命的一代巨擘。当然小说家的笔墨当不得真，只是表达对晚清官员只会纸上谈兵的不满罢了。

李伯元著《文明小史》

任何一个人都无法逃离特定时代的牵绊，儒家教化、诗文传统、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如同胎记一般烙印在每个读书人的身躯与血脉中。李圭和同时代的晚清西行者一样，在接受新事物时，总是敝帚自珍，尽可能地保留旧传统，虽然经过一番欧风美雨的洗礼，仍然选择这样一种题诗唱和的方式书写异域见闻，吟咏他乡感怀，一边以经世之心关注现实，一边又本能且固执地将文人风雅进行到底。

四、余论

李鸿章在《环游地球新录》序言中说：“五洲重译，有若户庭。轩猷往来，不绝于道。有志之士，果能殚心考究，略其短而师其长。则为益于国家者，甚远且大；又岂仅一名一物，为足资考镜也哉！”他希望读者不要拘泥于西方世界的细枝末节、一事一物，要习其之长，补己之短，可谓意味深长。皮锡瑞也希望读者应有所思，避免“千金师屠龙，毋乃徒买椟”的尴尬，他认为《环游地球新录》至多可为了解西方世界之参考，因为“古今筹边计，岂在洋务熟？兹编备采择，求效难一蹴。”［３０］李圭的文字只是提供了西学之指南，但要变革自强，仅仅靠熟识西学名物是不够的，与李鸿章不谋而合。《环游地球新录》与《环游海国图》诗文并置，体例完备，为晚清海外记游的上乘之作，与后来出洋诸人卷帙浩繁的域外记游诗文形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互文书写体系，勉力承担起海宇沸腾、四裔交秩的时空背景下，绍介西学、变革自新的文化使命。晚清域外游记因跨越地理时空与文化心理的双重界限，带给读者强烈的冲击与震撼，最早传达文化危机的信息，昭示传统中国命悬一线，变革在即。除上文提及的众多文人外，郭嵩焘、曾纪泽、张荫桓、康有为、梁启超、薛福成、薛福辰、黎庶昌、毛宝君、杨莲生、朱一新、孙宝暄等人都曾读过李圭的记游诗文，并留下相关记述。上至封疆大吏，中到京官能员，下到普通文人，这个由中华帝国精英知识群体组成的读者群，可谓一时社会风尚与文人诉求的引领者，从他们著述中也可看出，域外游记成为他们思想进化、观念更生的重要知识来源之一，但也仅此而已，最终并未给晚清中国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原因有三，一是出洋之人使命相继，游记著作如林，陈陈相因，原来的西学新知逐渐成习见习闻之事，文本的思想性和吸引力逐渐丧失；二是新知识与新思想由士人到民间，有一个“延迟”的过程，开明如梁启超者，１８９０年在上海购《瀛寰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一般百姓对新知识的汲取进程可想而知；第三，最重要的原因乃在于纸上的行旅无法化为现实的改革措施，康有为曾痛诋晚清政府庸碌无为，往往知之而不言，言之而不达，达之而不动，动之而不行，从纸面上的文字到现实中的措施，不仅过程艰难，且大多中道而废。黄遵宪在去世前一年写给梁启超的信中说：“已矣！吾所学，屠龙之术，无所可用也。”［３１］４３７悲凉之中折射出晚清中国无可挽回、坐以待毙的残酷现实。

《瀛寰志略》

人以书名，书以人传。《环游地球新录》为李圭赢得极大声誉，但要想在事功之途有所进展，还远远不够。李圭入京办理候补知州事宜时，拜谒官员除了要送火腿、茶叶等土特产之外，《环游地球新录》亦是必不可少的见面礼。此时，这本承载着经世新民的著作摇身一变，成了旧时书生举子的“温卷”，沦为攀龙附凤、广邀时誉的敲门砖。李圭不无心酸地喟叹：“得缺之迟早，安命而已”。这实在是一种莫大的讽刺。《官场现形记》里不学无术的傅二棒槌出洋镀金，目不识丁也要靠《星轺日记》来装点门面，李伯元借此对晚清官场乱象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讽刺。而现实中，像李圭这样有四海之志，且富有才情的文人，亦无法通过正常途径晋身仕途，令人叹惋。

《环游地球新录》借海外见闻条陈时政，匡谏阙失；《环游海国图》以文人悱恻之怀，唱叙环球之旅，二书名噪一时，流播广远。但屠龙之术无所用也，待其绍介新知、开拓耳目的新鲜感与实效性消失之后，最终淹没无闻，成为勾勒历史陈迹的文本化石，其兴也勃焉，其衰也速焉，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本文原刊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03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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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许传霖，朱锡恩．海宁州志稿［Ｍ］．上海：上海书店，１９２２．
［２］李详．李审言文集：下册［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
［３］李圭．思痛记下卷［Ｍ］．刻本．１８８０（光绪六年）．
［４］书《环游地球新录》后［Ｎ］．申报，１８８２－０５－０２．
［５］周作人．思痛记及其他［Ｊ］．谈风，１９３７，１４．
［６］纪果庵．读思痛记［Ｊ］．光化，１９４（１）．
［７］李圭．环游地球新录［Ｍ］．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２００８．
［８］刘广实．译拟邮政局寄信条规［Ｊ］．上海集邮，１９８６（８）．
［９］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中国海关与邮政［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６１．
［１０］邓之诚．邓之诚读书记［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２．
［１１］中国历史研究社．信及录鸦片事略［Ｍ］．北京：神州国光社，１９４７．
［１２］周作人．鸦片事略［Ｊ］．宇宙风，１９３６（１７）．
［１３］李圭．入都日记［Ｍ］．台北：台湾文听阁图书公司，２０１１．
［１４］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京报全录［Ｎ］．申报，１８９５－０１２－０９．
［１５］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京报全录［Ｎ］．申报，１８９６－０９－０４．
［１６］浙江官场纪事［Ｎ］．申报，１８９９－０７－０７．
［１７］东行日记［Ｎ］．申报，１８７６－０６－０７．
［１８］东行日记［Ｎ］．申报，１８７６－０７－２２．
［１９］书环游地球新录后［Ｎ］．申报，１８８２－０５－０２．
［２０］李小池刺史思痛纪金陵兵事汇纪［Ｊ］．万国公报，１８８９（３）．
［２１］读江宁李圭使美日记［Ｊ］．木铎周刊，１９４５（２２０）．
［２２］海客归故乡［Ｎ］．申报，１８７７－０１－２０．
［２３］征环游海国图诗文启［Ｎ］．申报，１８８２－０５－０５．
［２４］尹德翔．东海西海之间：晚清使西日记中的文化观察、认证与选择［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５］俞樾．题李小池刺史环游海国图［Ｍ］．春在堂诗编甲丙编．刻本．１８９９（清光绪二十五年）．
［２６］汪士铎．李小池壮游图［Ｍ］．悔翁诗钞补遗．光绪张士珩味古斋刻本．
［２７］金和．题李小池环游地球图［Ｍ］．秋蟪吟馆诗钞卷七．刻本．１９１６．
［２８］朱一寿．李小池环游海国图题辞代顾诒卿作三十韵［Ｍ］．未刊诗稿，１９４５．
［２９］陈作霖．题李小池司马圭环游海国图［Ｍ］．可园诗存卷十五．宣统元年刻增修本。
［３０］皮锡瑞．师伏堂诗草卷五［Ｍ］．师伏堂刻本．１９０４（清光绪三十年）．
［３１］黄遵宪．致梁启超函［Ｍ］．黄遵宪全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