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张杰:1876-1877年文人笔下上海的铁路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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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对距离的感知并不仅是以物理长度来衡量,而可能转变为一种更具主观性的经验。这种经验建立在交通技术的基础上,因此当一种新的交通技术出现时,它会打破以旧有的交通技术为基础而形成的时空统一体和社会节奏,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在中国如潘钟瑞这般的文人最早认识到现代交通工具的进步对人类活动在时间和空间方面变化的影响。透过这些文人笔下的“行车记录”,火车不仅是一种新型交通方式,更是可进行消费的物品,它打破了社会阶层的束缚,减轻了传统道德的负担,使得民众更容易接受新生事物。而由此产生的行车时间、工作日与休息日严格划分的现代意识则将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纳入到以西方时间为标准时间的体系之中”,这既是“殖民主义强制中国纳入世界体系的体现”,又昭示出“上海已经显现出初步的现代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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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1877年文人笔下上海的铁路旅游
张杰
晚清才子潘钟瑞在其《香禅精舍集》中曾经回忆与友人一起乘火车到江湾旅游的经历:
[行车情况]“车有上、中下之别,其价有差。于时待车之客甚多,另有坐地以待。移时,望见黑烟腾起,自隐而现,自淡而浓,声隆隆然,轮车至矣。车箱凡六,窄而长,长各三丈许,窄可对面坐,分上、中、下等各二,而举火发机者别为一车居前。六车在后,钩贯相连,轮轴罔不备。既停,脱居前者以联于后,而车之后者转出于前。两箱之间,登降所由。箱前后各有门,出入互通;两旁开牖,嵌以玻璃窗,可启可掩,犹能眺望也。坐中凡二十余人,六箱则一百四五十人矣。在其板屋静候转动,始徐继捷,愈行愈速,电发飚驰,盖其轮运于铁路。铁路者,如砥如矢,置铁条两为闲,其间尺寸不差。车为迫置直前,毫无出入。坐来颇稳。而所过屯庄云树,不翼而飞。桑者閒閒,其行有若狂奔者。不一刻许,已十二里抵江湾,下车,车即前去。其烟乃自浓而淡,自现而隐。余等闲步江湾镇上,行渐深,过社庙,登庙旁高楼啜茗少时,出路口,适轮车自吴淞回。复坐之归,更速于去时。……”(光绪三年四月初十日)①
尽管在1876年8月,刚刚开通了一个月的吴淞铁路就因压死了一市民而被迫停运三个月,但是12月1日,吴淞至上海全线贯通之后,人们立即蜂拥至车站买票、扑票,铁路公司则乘机打出“吴淞一日游”的旗号吸引游客,因此乘“小火龙”到江湾、吴淞兜风“一日游”在当年竟成为沪人欢度新春佳节的一项重要活动。公司特地增加了三辆客车和一辆“总督号”机车,但仍然供不应求。上面这段文字显示,潘钟瑞与友人是在次年进行了这江湾一日游,待车之客仍然甚多。由于上海最早被列为通商口岸,最早接触并习用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与文化,与政府避之唯恐不及、恨不得将其连根拔起之厌恶完全相反,对火轮车这种新鲜事物,民众马上将其奉为一种新的消费时尚。由此,吴淞铁路既给偷偷修筑它的英国怡和洋行带来了滚滚财源,也给上海人的生活方式带来了新的内容。它让近代国人第一次切实感受到,一种新的交通方式竟然可以如此便捷地将人从一地转向另一地,“一自火轮车迅驶,游人省唤渡头船”②,“风樯阵马不及追,瞬息已经数十里” ③。渡船、战马,这些传统交通方式面对飞驰的火车已是望尘莫及。高速的火车既节省了乘客的时间,让他们在原先相隔较远的空间内从容、自由地转换,改变了旧有的空间意识与地域概念,也让他们在快速的场景转换中开阔了眼界,涤荡了心胸,“江湾忽过吴淞来,海天空阔胸襟开”④。
吴淞铁路
在中国这些诗人最早认识到现代交通工具的进步对人类活动在时间和空间方面变化的影响。“巧同缩地哄人游,斜日西沉尚未休。恍与轮船事迅捷,一番风景画图留。”⑤铁路就像是“缩地”了,时间似乎被延长,对风景的观赏也就更细致了。借助各种力量,铁路“坏田舍,夷坟墓”,以飞驰的火轮和似乎无限延伸的轨道克服了各种险峻地貌的障碍,拉近了各地域之间的距离,从而使空间显得收缩了。在欧洲,火车刚刚诞生的时候,就有人用“空间和时间被消灭了”来概括这种新型的交通方式因为快速而让人们产生的身体体验。对同一段距离,过去要耗费很长时间,现在或许只需要这个时间的零头;而在同一段相等的时间内则可以好几次地完成相等的物理距离。从交通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就是空间的收缩。当“距离实际上消失在个体移动速度的精确比例中了”⑥,有人因此想象,英国的国土就会不断萎缩,直到整个变成一个巨大城市⑦。
因此,对距离的感知就不再是以物理长度、一个较为客观的数字来衡量,而是转变为一种更具主观性的经验。这种经验建立在交通技术的基础上,因此当一种新的交通技术出现时,它会打破以旧有的交通技术为基础而形成的时空统一体和社会节奏。一个社会的时空观是其社会节奏和地理版图的体现,“如果一个既定的社会文化时空统一体中的基本要素发生变化,那就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结构,我们的时空感知也会丧失已经习惯的定位。” ⑧因此,改变了交通技术,也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社会的节奏。虽然吴淞只是条实验性的窄轨轻便铁路,“仿制以资游玩”,但是它遵循着严格的时间表,“上午6点17分,8点17分,10点17分……礼拜日不行”,这种精确的行车时间、工作日与休息日严格划分的现代意识将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纳入到以西方时间为标准时间的体系之中”,这既是“殖民主义强制中国纳入世界体系的体现”,又昭示出“上海已经显现出初步的现代性” ⑨。
海涅(1797-1856)曾经捕捉过面对这种新技术传统的时空意识失序的状态。1843年巴黎至鲁昂和奥尔良的铁路线开通,他感觉,就像当有一种巨大的、前所未闻的事件要发生,而其后果难以预测无法衡量一样,这条铁路线的开通是一种惊人的预兆。他将铁路称之为一件“有如神助的大事”,可以与印刷术和火药的发明相媲美,它们都转变了人类的发展方向,改变了人类生活的色彩与形式。“现在变化了的是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是我们的观念。即使是时间与空间的最基本概念也都开始动摇了。铁路将空间杀死了,我们只剩下时间了……你可以用四个半小时到奥尔良,到鲁昂的时间也差不多。想想当铁路通到比利时和德国,与它们的铁路线连接上,将会发生什么!我感觉就像是所有国家的山脉和森林都在向巴黎进发。即使是这会儿,我已能闻到德国椴树的味道,而且北海的浪花都快要扑到我家的门口了。”⑩
北海的浪花当然不会真的扑到了海涅的门前,两者之间的衔接只能是借助越来越快的火车让到达目的地的时间越来越短。在海涅的想象中,欧洲各国都借着铁路向巴黎这个中心汇拢,有一种趋于大同的浪漫色彩。相比起来,这几位晚清诗人的诗歌仅着笔于铁路给旅游带来的快捷和便利,“缩地”一词实在是形象贴切之至,正与“铁路将空间杀死”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西方,有人甚至以为购买火车票就像是购买剧院的门票,火车旅行就像是从家中去图书馆或者剧院。旅行的过程本身可以忽略不计了。
不过,从海涅、惜花起早生等人的个体经验来看,这同一运动过程却产生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效果:一方面,铁路通过减少两点之间的运行时间而缩短了空间,破坏或者说消灭了空间;另一方面,又借着比马车、马等交通方式高得多的速度延展了新的空间,在过去这些遥远的空间并不容易到达。这延展空间的效果非常明显地体现在现代旅游文化的发展上。1841年开始,英国人托马斯·库克以包租火车的形式组织大规模的国内团体旅游,60年代他开发了一周内乘火车游遍欧洲,1872年他又组织了历时222天的环球旅游。但1873年儒勒·凡尔纳却设想借着轮船和火车只用八十天就可以环游世界。火车的速度、廉价使人们的节日概念、空间概念得以根本性地改变。在中国,即使只是这全长三十里的吴淞铁路,也极大地刺激了民众的旅游热情。一位在火车通行第一天就乘上车的游客这样记录:“予于初次开行之日,登车往游,惟见铁路两旁,观者云集,欲搭坐者已繁杂不可计数,觉客车实不敷所用。尤奇者,火车为华人素未经见,不知其危险安妥,而妇女及小孩竟居其大半。”从其他记录看来,“更有妓馆中之娘姨大姐满头插徧珠兰栀子,花香气四溢”,“乘者观者一齐笑容可掬,啧啧称叹而以为得未曾有”11。各种社会阶层,不分性别与尊卑贵贱,只要能买上车票,就可以享受一下在高速中短途旅游的休闲与快乐。妇女游客占多数,恰恰说明了她们以往移动能力的受限。
《申报》上经常刊登咏火轮车的诗歌,比如“轮随铁路与周旋,飞往吴淞客亦仙。他省不知机器巧,艳传陆地可行船。身非著翅亦生风,恍坐轮船入海中。不解西人何耐苦,黎明行到夕阳红。数百青蚨可往回,栅门一路看争开。游人忽睹浓烟起,报道火轮车又来。鸦鬟椎髻满街游,约伴同行话不休。寄语登车年少客,好花过眼莫能留。” 12面对这种浓烟四起、振振有声的蒸汽机器,上海人表现出了由衷的欣喜与好奇,他们很快就将火车视为一种可以进行消费的物品,“这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和游玩心态,使得传统道德的负担以及关于国家主权的夷夏之辨,变得无足轻重了,因而对新事物的接受也就容易得多。13”有的只为观火车,有的花几百青蚨(铜钱)购买这种如仙人飞翔般的快乐,而像潘钟瑞这样的文人还可以在景点处喝茶游逛,既体现着传统文人的雅趣,又享受到现代旅游方式的从容与自由,最后再按时间表坐返程车回居住地。
潘钟瑞在记录“行车情况”时,几乎是像作工笔画一样一笔笔地描述火车的外观、结构和声音。在如今看来,他是将火车的外观做了一种陌生化的处理,就像刘姥姥不明白一个木匣子里悬了个秤砣似的东西其实是报时的自鸣钟,第一次见火车的潘钟瑞发现,火车是一个带头的机车拉着六个箱子,铁路在两个“铁条”(铁轨)间像箭一样飚驰。在他笔下,火车倒更像是玩具一般,是值得仔细观看与赏鉴的物品,腾起的黑烟、隆隆的声音和飞行般的速度是火车最夺人眼耳之处。
但政府在将这条铁路赎回之后还是将它拆除了,民众的日常消费、《申报》紧跟的各种赞美式报道、诗词与政府的宏大话语产生了冲突。民众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到这种缩地般的快乐中,政府却担忧铁路会“失我险阻,害我田庐,妨碍我风水”;民众希望这种交通形式能保存下来,收回自办,政府则要疑虑一旦这种轨道和路网延展到内地,不但要“占我商民生计”,还会有利于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匪徒乘机煽动。而清政府显然还不能经受这样的考验,彼时,洋务派也才前进到将轮船视为“救时之第一要务”,对大多见过或没见过铁路的政府官员来说,接受坚船利炮、创建各种兵工厂与造船厂只是将其拿来为已所用,它们在地理位置上大部分只位于战争的前线、国家的边界,而铁路却要对中国腹地的经济体系或许还有社会形态造成根本性冲击。这种变化深入骨髓,令满清王朝恐惧,而且一开始它就以一种欺骗性手段强行介入,遂不得不以完全被拆除作为收场。民众只能重新回到渡船和马车,这种缩地之乐只能等到二十年后盛宣怀重修此路。而盛宣怀正是1876年与英方谈判赎回吴淞铁路并在条款上签字的中方代表,他在12月1日那天第一次乘坐了火车。
本文原载《文艺研究》2012年第4期
参考文献
①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一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9页。
②③④⑤11参见《上海开埠与欧风东渐》(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280505.shtml)
②⑤源出自:惜花起早生:《和味嫩仙史火轮车诗原韵》,载《申报》1877年1月1日,第4版。
③④源出自:龙湫旧隐:《乘火轮车至吴淞作歌》,载《申报》1877年10月20日,第2版。
11源出自《民乐火车开行》,载《申报》1876年7月10日,第2版。
⑥⑦⑧⑩ Schivelbusch, W, The Railway Journey: trains and travel in the 19th century. Oxford: B. Blackwell, 1980, 41, 42, 44, 44.
⑨孙昌富、陈蕴茜:《从民众态度看吴淞铁路的兴废》,载《开放时代》2005年第1期,第68-9页。
1213张丽华:《1844-1877年<申报>里的“吴淞铁路事件”》,载《东方文化》2003年第5期,第65页、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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