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涂尔干：社会分工的进步与幸福的进步（上） | 自由微信

原创：爱米尔·涂尔干 2018-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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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爱米尔·涂尔干是与卡尔·马克思及马克斯·韦伯并列为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他在“社会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中功不可没。在当今语境下，其理论著作，比如《社会分工论》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仍值得人们重视。当社会分工日益细分化和专业化，传统的人际关系随着社会自由化与多元化趋势愈发明显而逐渐消亡，经典的社会学理论包括马克思都认为社会专业化分工将因此导致社会联结的弱化。可涂尔干的观点却恰恰相反。他认为，社会分工确实会弱化以同质性为基础的机械团结，但也会促使新的社会联结形式——以异质性为基础的有机团结诞生，而后者能让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11月15日是涂尔干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日，文艺批评今天特推送其《社会分工论》第二卷第一章《分工的进步和幸福的进步》，以飨读者！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社会分工的进步

与幸福的进步

埃米尔·涂尔干 / 文

分工的形成有哪些原因呢？

当然，倘若我们想把所有可能存在的分工形式都涵盖在一个公式中，这是不可能的。每一种特殊事实都有自己的特殊原因，都需要通过特殊的考察加以确定。然而，我们所提出的问题却没有这么宽泛。如果我们撇开由时间和空间条件决定的各种分工形式不谈，还会看到一个普遍事实：随着历史的不断进步，分工也相应地发展起来。当然，这个事实有着一以贯之的原因，接下来我们就来考察一下。

分工的作用在于维持社会的平衡，但这种预先料到的结果绝对不是分工产生的原因。分工带来的副作用还离我们太远，以至于我们无法理解和意识到这些副作用的存在。无论如何，只有在分工得到充分发展以后，这种副作用才会显现出来。

通常的理论认为，分工的来源就是人类持续不断地追求幸福的愿望。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工作越是分化，生产出来的产品就越多。分工为我们提供的资源更丰富，更优质。科学发展突飞猛进，日臻完备;艺术作品不仅品种繁多，而且做工精美；工业产品更是数量丰富，质量上乘。在现代，人类需要所有这些资源。因此，人们似乎在占有更多的财富的时候，才觉得更加幸福，才会自然而然地去追求财富。

根据这种假定，人们就不难解释分工增长的规律性了。我们很容易想像，环境可以经常提醒人们分工所带来的各种利益，人们当然也会想办法去尽可能扩大分工的范围，努力去获得最大的利益。由此说来，分工的进步完全受到了个人和心理原因的影响。要想创建这样一个理论，根本不需要去考察社会及其结构：人们内心中最简单、最基本的本能就足以做出解答了。因此，正是对幸福的需要才驱使个人日益走上专业化的道路。毫无疑问，既然每种专门职业都需要几个人同时进行，相互协作，那么这些职业如果缺少了社会的存在，肯定是行不通的。但社会并不是形成分工的决定性原因，它可能仅仅是实现专业化分工的手段，是将劳动分工组织起来的必要物质条件。这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现象所产生的结果。人们不总是不厌其烦地认为协作需要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吗？如果说构建社会的目的就是分工，我们还能认为分工的根源就是社会吗？

这就是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解释。它看上去似乎简单明了，许多思想家也亦步亦趋，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这种论断。因此，这也是我们最先要检验这种观点的原因所在。

涂尔干《社会分工论》

一

这种解释所依据的公理并没有得到证实。人们对劳动生产力也没有合理的限制。毫无疑问，劳动生产力是建立在技术和可用资本等基础上的。但是这些障碍只不过是些暂时的障碍,许多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且每一代人都可以把上一代人所停滞下来的界限移得更远些,即使有一天生产力达到了最高限度而止步不前——当然这种假定是毫无根据的——至少我们可以断定，目前在它的面前还有一片非常广阔的发展天地。因此，如果像人们期望的那样，幸福有规律地与生产力同步增长，那么它的增长也将是无限的增长，或者至少对它来说，合理的发展阶段是与生产力的发展阶段成正比的。如果当对快乐的刺激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加强的同时,幸福也随之不断增加，那么人类生产更多，从而享受更多的努力追求是完全自然的。但是,我们追求幸福的能力事实上却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实际上,快乐并没有伴随着太强或太弱的意识状态，这已经是人们今天所公认的道理。人们不仅会在感官活动不足的时候感受到痛苦，也会在感官活动过多的时候感受到痛苦[1]。某些生理学家甚至还认为，痛苦与过于强烈的神经刺激有关[2]。快乐就处于这种情况的两端之间。这个命题正是韦伯（Weber)和费希奈(Fechner)得出的结论。如果说这些实验者所给出的数学公式在精确性方面还值得推敲，但其中至少有一点是确切无疑的：感觉是在两个极限之间产生强度变化的。如果刺激太弱，则不会产生感觉；如果刺激超过了一定程度，它的增量也会产生越来越少的效果，直到人们完全感觉不到它。人们所说的快乐也是一种感觉，当然也符合这个规律。甚至人们还没有把这个规律运用在其他感觉之前，就已经同它来衡量快乐和痛苦了。贝努里(Bernoulli)就曾直接把它运用在许多最复杂的感情之中，拉普拉斯(Laplace)也进行了同样的解释，并且把它当成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之关系的形式[3]。由此看来，纯粹快乐的强度能够产生变化的范围也是有限的。

而且，如果说意识强度在不强不弱的时候往往会带来快乐，那么这种状态并不能代表能够产生快乐的所有条件。在意识强度较弱的情况下，惬意的活动所经历的强度变化在绝对价值上往往显得过小，还不足以形成强烈的快乐情感。相反，当这种活动在接近极点，或者说接近极限的时候，它的变化范围在相对价值上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如果某人所占有的资本不多，他就很难相应地增加自己的资本，也难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自己的境遇。这就是最初的经济活动井没有给他带来享乐的原因。资本太少了，根本改善不了他的地位。这些资本所带来的利益也是微不足道的，根本补偿不了他的成本。同样，如果某人所占有的财富太多，那么他在额外利润里也不会发现快乐，因为他总是根据已有的财产来衡量这些利润的重要性。但是，对那些拥有不多不少的财产的人们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绝对的和相对的变化都能成为产生快乐的最佳条件，这些变化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还没有必要用财产来确定它的价值。衡量其价值的标准也没有定得很高，还不至于给价值本身带来很大的损害。由此看来，除非两者的界限要比我们开始讨论过的界限狭窄得多，否則，快乐刺激的强度就不能得到有效地加强，因为只有在与快乐活动的平均程度比较接近的范围内，它才会产生全面的影响。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或超出这个要求，虽说快乐还能够不断产生，但它与其成因却是不成比例的，然而，在相对比较平和的区域里，最细微的变化也会引起人们的回味和体会。刺激力量完全能够转化成为快乐，不会有一点儿遗漏。[4]

《心理学原理》

赫伯特·斯宾塞

从数量上，我们也可以对上文所说的每种刺激强度加以说明。就像刺激超过或不及某种特定的强度一样,刺激过多或刺激过少都不会带来快乐。根据人类的经验，只有千金难买的中庸（aurea mediocritas）才能算是幸福的条件。

因此，假使劳动分工在现实中为了增加我们的幸福而不断进步，那么它本应该也会像它所形成的文明一样，早就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了，也就是说，两者早就会止步不前了。既然平庸的生活最容易得到快乐，那么要想使人类获得这种生活，就不必去毫无止境地寻求所有刺激。刺激的适度发展使个人达到他们能够获得的一切享乐。这样，人类就会史无前例地进入到一种停滞状态之中。动物就是这种情形：正因为它们已经达到了平衡状态，所以千百年来绝大多数的动物都没有产生丝毫变化。

其他形式的考察也可谓殊途同归。

我们既不敢断言所有的快乐状态都是有用的，也不敢断言这种快乐和用途都常常在同一个方向上和同一种关系中产生变化。但从根本上说，如果有机体的快乐是在有害的事物中获得的，那么它自己就肯定无法维持下去。这样，我们就会接受一个非常普遍的事实：快乐与有害状态无关。总体而言，快乐是与健康状态相伴相随的。只有那些在生理和心理上受到反常状态侵袭的人们，才会在病态之中感受到快乐。健康只有在不温不火的活动中才会存在。其实，人们要想得到健康，就需要所有功能和谐一致地进行发展，但若要做到这些，就需要相互节制，在特定限度之内相互包容，倘若超出了这个限度，疾病就会产生，快乐就会消失。至于说到所有能力同时得到发展，它对许多特定的动物来说也是不太可能的，但对个人先天状态所决定的有限范围来说，它却是很有可能的。

由此,我们了解到是什么限制了人类的幸福：那就是每个历史瞬间所构成的人类自身。就人类的气质，即他们在肉体和精神的发展程度而言，始终存在着幸福的最高限度，它就像活动本身所具有的最高限度一样，是不可逾越的。只要我们仅从有机体出发，这就是个不容置疑的命题：任何人都承认,人体的需要是有限的，肉体的快乐不能毫无限制地发展下去。但是，人们却常常认为，精神作用是个例外。“没有需要戒除和抑止的痛苦……不管是像忠诚和仁慈这样最强烈的冲动，还是对真和美的最迫切的渴望。一定数量的食物可以去填补人们的饥肠，但一定数量的学识、却无法满足人们的理性[5]。

这种说法没有注意到意识也像有机体那样是一个彼此平衡的功能系统，而且意识也能够切入到它所依赖的有机基础之中。有人说，倘若光线强到了一定的程度，人们的眼睛就无法承受，然而理性却能够承受无限的光明。但是，只有在高级神经中枢非常发达的时候，才能获得广博的学识，与此同时，痛苦的纷扰也会随之而来。因此，总有一个最高限度是不能随便逾越的，而且它是随着大脑的平均容量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在人类之初，它还处在非常低的水平上。人类本来就应该很快达到这个最高极限。再者，知性只是我们的一种能力，所以知性的增加也不能趄出一定限度，否则它就会通过瓦解我们的感情、信仰和习惯，来殃及其他某些实际能力，一旦失去了平衡，我们躭会陷入某种迷乱之中。信奉初始宗教的人们在创世学说和哲学里还能找到些快乐, 但倘若我们突然把某种现代科学理论灌输在他们的脑袋里，无论这种理论髙超到什么地步，都会剥夺他们的快乐，不会给他们提供一点儿补偿。在每个历史时期和每个人的意识里，对明确的观念和深刻的洞见而言，总之对科学而言，都存在着人们无法逾越的明确界限。

道德也是如此。每个民族的道德准则都是受他们的生活条件决定的。倘若我们把另一种道德反复灌输给他们，不管这种道德高尚到什么地步，这个民族都会土崩瓦解，所有个人也会痛苦地感受到这神混乱的状况。但是，每个社会的道德本身所提出的品德是不是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呢？这是不可能的。遵守道德就意味着履行责任，任何责任都是有限的，都会受到其他责任的限定。如果我们为他人所做的牺牲太多，就不免要自暴自弃，如果我们过分地发展自己的人格，就不免会自私自利。再有，我们的所有责任也是受我们的其他自然需要限制的。一方面，某些行为方式需要服从绝对命令这神道德特征，另一方面，我们很难自然而然地去更改某些其他形式，因为这些形式是最根本的形式。假使道德过度干预了工商业等职能，这些职能就会陷于瘫痪状态, 而这些职能却是极其重要的职能。因此，不管我们把财富看作是不道德的，还是把财富看作是很善良的，都同样是一种有害的错误。毫无节制的道德和道德所产生的毫无节制的倾向，常常会使道德本身最先受到损害。这是因为，既然道德的直接目的在于规定世俗生活，那么它一旦扰乱了它所规定的生活，就会把我们抛弃在生活之外。

威廉 · 冯特

其实，由于审美活动和道德活动没有得到规定，因而它们看上去好像总能脱离一切约束或限制。但在现实社会中，它们却受到了纯粹道德活动的严格限定。这是因为，它们一旦超过了某种限度，就会对道德产生负面影响。如果我们对多余的事物投入太多的关注，就会无视我们所需要的事物。如果我们过于关心道德的幻象，就肯定会忽视带有义务性的工作。如果人们置所有规范于不顾，自己另立一套规范并随意行事，那么世上所有的标准就变成了累赘。唯心主义的味道太浓，或者把道德抬得太高，都会使人们不再去履行日常的责任。

对审美活动来说，通常也是如此；如果它没有节制，就会陷入不健康的状态。如果我们只想游戏，只想不带目的、只图快乐地进行活动，如果这种需要不断膨胀，超出了一定的程度，那么我们便会脱离严肃的生活。太多的艺术感觉其实是一种病态的征兆，一旦这种病态通行起来，就会给社会带来危险。再说，我们开始超过的这种界线也是随着不同的民族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社会越是落后，这个界线的范围就越是狭窄，社会环境就越不幵通。比方说，农夫总是而且必须与他的生活条件相互吻合，他不该得到文人通常所能享受得到的审美快乐，如果我们把野蛮人和文明人比较一番，情况也是一样的。

精神的奢靡既是如此，物质的奢靡则更为严重。我们心智的、道德的以及肉体的需要都有一种不可超越的一般强度。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里，对科学、艺术和物质财富的渴求，就像我们的食欲一样是有限度的，任何超过了这个限度，都会给我们带来冷漠或痛苦。我们在把自己的快乐和祖先的快乐相互比较的时候,常常忘记了这一点。我们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的所有快乐都不过是我们祖先曾经有过的快乐，因此我们一旦想到我们所享有的所有先进文明他们都未曾享受得到，就会对他们产生怜悯之情。不过，我们忘记了一点：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来享受这些文明。虽然他们经过了艰苦的努力使劳动生产力不断得到增加，但他们并不想获得那些他们认为是毫无价值的财富。他们要想体会到这些价值，首先得具备他们不曾有过的品味和习惯,必须去改变自己的本性。

实际上他们确实这样做了，人类所经历的各个历史转型时期都可以对此作出证明。因为对更大幸福的需要形成了劳动分工的发展，这种需要必然成为人类本性不断产生变化的原因，而人类也必然是为了追求更多的幸福而发生改变。

然而，即使我们假定这些转变最终产生了上述结果，我们也很难说变化的基础就是这个目的，它一定还会有另外一种原因。

其实，人类生活所经历的任何一次变化，不管是突然的变化还是可以预料的变化，都常常会形成一次痛苦的危机，只要是原来的本能还在顽固抵抗，就不可避免会产生一次暴烈的冲突。即使在面对一片最明亮的天地的时候，过去的时光还挽留着我们。时间已经把习惯固定在我们身上，要彻底铲除这些习惯，简直是一项异常艰难的工作。也许，定居生活要比游牧生活更容易获得快乐。但是，如果人们长年累月地过着游牧生活.就很难放弃原来的生活习惯。因而，这种转变本身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它是单个人所无法企及的。一代人也很难把几代人的生活彻底地抛弃掉，很难完成除旧布新的工作。在现实社会里，这种工作不仅是有用的，而且是必要的：事实上，很久以来人们就己经感觉到了它的必要性。然而，那些能够在这种一板一眼的工作中发现快乐的人还非常少见，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工作还是一件让人难以忍受的苦役。相反，原始时期那种悠哉游哉的生活，倒是对他们充满了诱惑力。所以说，这些变化花了这么长的时间，付了这么大的代价，还是没有得到解答。世世代代的变化也没有产生多少效果，即使产生了某些效果，也为时已晚了。他们付出的只是千辛万苦。因此，我们绝对不能说他们是为了追求更大的幸福而投入这项事业的。

但是，人类的幸福是否能够随着人类的不断进步而成比例地增长起来呢？这是最令人怀疑的事情。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下篇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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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斯宾塞：<心理学原理>(伦敦1655年版> 第1卷.第281—282页。参见冯特: <心理生理学>第1卷。第10章，第1节。

[2] 参见里歇在<医学科学百科全书>中所写的词条“痛苦（Douleur）”。

[3] 拉普拉斯：<概率论分析>(巴黎1847年版)，第187,432页；费希奈：<心物学> 第1卷，第236页。

[4] 参见冯特：<心理生理学> ,同上。

[5] 拉比埃：<哲学教程> 第1卷，第479页。

基本信息

作者: [法] 埃米尔·涂尔干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原作名: 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
译者: 渠东
出版年: 2013-2

译者前言
第一版序言
第二版序言
导言
第一卷劳动分工的功能
第一章确定功能的方法
第二章机械团结，或相似性所致的团结
第三章分工形成的团结，或有机团结
第四章上述理论的另一证据
第五章有机团结的递增优势及其结果
第六章有机团结的递增优势及其结果（续）
第七章有机团结和契约团结
第二卷原因和条件
第一章分工的进步与幸福的进步
第二章原因
第三章次要因素--集体意识逐渐形成的非确定性及其原因
第四章次要因素（续）--遗传性
第五章上文的结论
第三卷反常形式
第一章失范的分工
第二章强制的分工
第三章另一种反常形式
结论
附录一参考文献
附录二人名对照表
附录三涂尔干基本著作
附录四涂尔干生平著作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