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洪子诚：新诗史中的“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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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主要从两个层面对新诗史中的“两岸”这一说法进行阐述：一层是中国新诗史怎样处理“两岸”的诗歌现象，另一层是“两岸”的学人如何对待新诗史的写作。洪子诚老师首先通过对比大陆和台湾两岸在中国新诗史写作态度和方式，分析了其背后的历史原因，然后讨论了诸多以“中国”冠名的新诗史著作中对诗歌的处理方式，发现它们之间的诸多的相似性，继而在深入考察中揭出同中之异，希望通过不断自我质疑，开放诗歌史中的问题，延续我们对当代问题的思考。

感谢洪子诚老师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洪子诚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新诗史中的“两岸”

这个题目包含两层意思，一个是中国新诗史怎样处理“两岸”的诗歌现象，另一层是“两岸”的学人如何对待新诗史的写作。

先谈后面一个问题。

中国不仅是经济大国，中国大陆还是文学史生产大国，这个情况的产生，和大陆教育/学术体制密切相关。90年代的时候，《诗探索》开辟专栏讨论“重写新诗史”，我曾写过一篇短文《重写新诗史？》，说首先是要有新诗史，然后才能讨论“重写”；那时候，新诗史确实不多。十几二十年过去，大陆学人编写的新诗史已成批涌现，成果斐然。粗略统计，各种冠以中国或台湾、香港等的或全面系统，或专题性质的新诗史著，应该有将近二十种之多 [2]。

诗歌理论刊物《诗探索》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于1980年12月编辑创办, 历时三十多年,是中国第一本新诗理论和新诗创作的研究性期刊。

相对于大陆这边在著史上的或“老骥伏枥，奋不顾身”，或“初生牛犊，身手矫健”（陈平原语）。我当是属于“老骥”（病马）的那一类。相比起来，台湾的同行却显得相当沉寂。记得2005年8月在北京圆明园的达园宾馆，有规模宏大的“中国新诗一百年国际研讨会”举行。会上，台湾学者孟樊、杨宗翰宣布了他们合著“台湾新诗史”的计划，并公开它的结构大纲。因为关切这部著作，十年来我常在网络上搜索，标示的总是“撰写中”三个字。当年，杨宗翰在《台湾新诗史：一个未完成的计划》[3] 文中，对台湾在“新诗史撰述的毫无表现”有这样的描述：

……笔者敢斥为“毫无表现”，正是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一部由自己执笔、完整的“台湾新诗史”，有的只是关于诗史的后设批评（meta-criticism），以及自我催眠用的最好借口：（无尽地？）期待与盼望。大陆学者古继堂早在1989年“替”我们写了一本《台湾新诗发展史》，出版后虽毁多于誉、骂声不绝，却迟迟未见本地学人独撰或合写（哪怕只是一部）诗史撰述来取代古著。惟诗人学者向阳（林淇漾）曾尝试以“风潮”的角度切入，自1950起用十年一期来“断代”，写出了一系列的“现代诗风潮试论”。不过，向著偏重文学外缘研究（这当然与切入角度关系密切）且尽为单篇论文，体例不类文学史著作，迄今亦未涉及日治时期的台湾新诗史，殊为可惜。在向著之外，另有两场学术研讨会必须一提：一为文讯杂志社于1995年举办的“台湾现代诗史研讨会”，一为世新大学英语系于2001年举办的“台湾现∕当代诗史书写研讨会”。两者在设计上都有希冀结合众学者之力，集体撰述台湾新诗史之意图；不过就会议论文集的成果来看，其实践与目标间恐怕还有很大一段落差，故此构史共图不幸只能草草落幕、不了了之。

左：杨明翰、中国新诗一百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向阳（从上至下）

右：古继堂与他的《台湾新诗发展史》（从上至下）

这篇文章还预告了古添洪、陈慧桦、余崇生的《台湾诗史》，但至今也仍是“写作中”。虽说2006年有张双英的《二十世纪台湾新诗史》[4] 出版，但杨宗翰勾画的情形似未很大改变。造成这个情况，杨认为主因之一缘于“集体合撰式的文学史观点应该统一”这一迷思在作祟。这当然有道理，但其实应有更广泛，也更重要的原因在。其中的一项是，诗史撰写不论是台湾部分单独论列，还是与大陆、香港等地集合评叙，在诗歌史观念、架构、体例，以至起源、断代分期、传承、诗质与诗形等方面，都离不开台湾诗歌的定位。说古著的《台湾新诗发展史》是“‘替’我们写”，对洪、刘著《中国当代新诗史》的“台湾当代诗歌是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说法斥为“武断”并“愤恨不平”，都牵涉到台湾诗歌“主体性”或“本土性”这一令撰述者时或感到困惑的问题。

张双英《二十世纪台湾新诗史》

《中国当代新诗史》洪子诚、刘登翰

另一原因是，诗歌史撰述与学术/教育体制之间的关系。杨宗翰用“在野性质”来描述台湾的诗歌史/文学史研究与大陆的“最大不同之处”，他说，台湾文学史/诗歌史研究还未被教育机构“彻底收编”，因此，就较少出现“注重体例、叙述、结构、配置是否符合教学上的要求”的撰述[5] 。这个观点值得重视。确实，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迄今，台湾有关新诗研究的论著数量一点也不少，“从文士学者的个人专著到研讨会的集体发表”，“台湾新诗研究虽然称不上热门或丰收，但从来就不曾冷僻或枯槁”，只是相较“正统”、体制化的新诗史撰述显出差距而已。这里引发的问题是，这种为学术/教育制度所“收编”、规范的新诗史撰述是否那么重要。在一些诗人、批评家和读者那里，可能更倾心于那种风格多样、鲜活、“不规范”的评述研究论著；这种情况也存在于大陆的诗人和读者中。最近，《一个人的诗歌史》[6] 受到的欢迎说明了这一点。就如这部书的推荐语说的，它“具有文学评论的精确与简练，也有生活随笔的细腻与温润，同时也自然带出随笔特有的一种思考”（柏桦），而写作者个人感受积极参与，也是重要特色。这一从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获得启发的撰述体式，显然与通常意义的诗歌史有很大不同。十多年前出版的《持灯的使者》和《沉沦的圣殿》，也属于这种“另类”的诗歌史性质。汇集当事人有关70年代“地下诗歌”和《今天》创办情况的回顾文字的《持灯的使者》，编者就称它为与体制化文学史不同的“边缘化文学史写作”，对这一“散漫的，重视细节的，质感较强的”诗歌史，刘禾认为：

我觉得《持灯》和正统文学史写作的关系应该倒过来看，不是《持灯》为文学史提供原始文献，以补充和完善现有的文学史的内容，而是恰好相反，《持灯》的写作迫使我们重新思考现代文学史一贯的前提和假设，因为它所代表的倾向是另一类的历史叙事……[7]

刘春《一个人的诗歌史》

伊利亚·爱伦堡《人·岁月·生活》

刘禾《持灯的使者》

廖亦武《沉沦的圣殿：

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

《今天》

奚密在论述“现代汉诗”的性质的时候，将“边缘性”特别提出 [8]。与主流意识形态，与制度化的语言、情感、思维方式保持距离，加以质疑和再造，应该看作现代诗歌存在的意义，和它获得生命活力的主要保证。相对于诗歌的这一特质，诗歌研究和诗歌史写作的“边缘性”，也应该有这样的特质才对。毫无疑问，寻找“规律”，全面、条理化的诗歌史自有它的价值，但是，能容纳、有效处理感性细节的能力，呈现为抽象概括所遗漏、遮蔽的情景、思绪、精神氛围的著述，包括认真编著的作品选和文本解读、赏析读本，以及对重要诗人的解读性文字，其重要性也不比正规的诗歌史低。这是因为，事实不仅需要聚拢，也需要扩散；历史不仅是中心，也有不可轻忽的边缘；不仅有必然，也有众多的偶然和碎片。其实，有助于欣赏、理解诗歌，比起为诗人、流派排列座次，抽象出若干规律更让人向往。

况且，比起小说等来，现代诗是一种特殊，甚至是更“专业”的手艺和知识；在我看来，较为成功的诗歌写作经验，是有成效的诗歌批评和诗歌史写作的必备条件。像我这样毫无诗歌写作经验的人，常感只是隔靴搔痒。只要粗略看看新诗历史，就会明白“诗人包办一切”的说法也并非那么狂妄。因此，台湾诗歌研究界和诗人大幅度重叠的情况，也是导致欠缺体制化诗歌史的原因。

刘禾

奚密

接着是新诗史中如何处理两岸的诗歌现象。

基于目前已出版的这方面论著的情况，谈论这个问题只能以大陆学人的诗歌史著作作为对象。大体上有这样三种处理方式。一种是对两岸的诗歌单独分别处理。大部分冠以“中国”的诗歌史著作，如王毅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孙玉石的《中国现代主义思潮史论》、刘扬烈的《中国新诗发展史》、李新宇的《中国当代诗歌艺术流变史》、罗振亚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史》、程光炜的《中国当代诗歌史》、陆耀东的《中国新诗史》、沈用大的《中国新诗史1918—1949》、张新的《20世纪中国新诗史》等，都以大陆的诗歌现象作为评述对象，未涉及台湾、香港等部分。这种处理方式，或者是研究者尚难顾及，或者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整合架构，或者根本就不信奉把什么都往里装的“大筐子主义”。因此，在一些学人那里，收缩评述范围也暗含着对这种“主义”的抵制。

两岸诗歌史著作列举

第二种方式，是虽然将大陆和台、港的诗歌都纳入其中，但采取分别叙述的结构。我和刘登翰合著的《中国当代新诗史》就是这样。刘福春的《中国新诗编年史》，以编年的方式将两岸诗歌现象聚拢并置，应该说有整合两岸诗歌的设想，不过它们之间似乎还未取得有机的关联，仍是分别叙述的格式。带有文学史意味一些选本，如近年出版的《中国新诗百年大典》[9] ，也属于这一类。“大典”共30卷，台湾、香港部分单独在第9、13、21、26卷中，另有第14卷是马华华文诗歌。在这些著述、选本中，大陆和台、港诗歌的关联性难以得到充分显示，有的论著、选本，因为侧重点在大陆，台、港部分给人以附录、补白的印象。

第三种方式，是将两岸新诗作为“中国新诗”既有相对独立性，也密切关联的对象，进行“文学史意义”的整理。这是基于两岸拥有历史、文化、语言的深厚渊源，也面临相似的诗歌问题的理解。不过，这方面的成果尚不多见，目前在处理这一问题上值得重视的，是王光明的《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10] 。另外，谢冕担任总主编，多人合作编选的《中国新诗总系》[11] ，以及将这一“大系”的导言抽出集合成书的《百年中国新诗史略》[12] ，各卷也有程度不同的整体考察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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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为《中国新诗百年大典》、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中国新诗总系》、《百年中国新诗史略》

王光明的《演变》，是史论性质的论著，这有助于解决（或避开）诸如历史分期、诗人位置分配等棘手问题。我在一篇书评中指出，他对“百年新诗”做了全景式关照，时间上贯通近代和现当代，“空间上将大陆、台湾、香港‘两岸三地’的诗歌纳入论述范围。其中，台湾、香港诗歌首次在新诗史论述中，与大陆诗歌得到‘整合性’的呈现”，而对“在社会、文化等‘时势’变迁（或者叫‘转型’）中，‘新诗’有何文学史意义，怎样学习新语言，寻找新世界，‘是否完成了象征体系和文类秩序的重建’，‘能否作为一个环节体现中国诗歌传统的延续’”[13] 的思考，成为观察两岸诗歌的贯穿视角。这部论著在处理两岸诗歌问题上提供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都需要进一步分析。

其实，是否将两岸三地（或四地，或五地六地）都囊括进一本书里，并不是一个十分紧要的事情。有意义的可能是，让有关联而又互异的因素产生比较和碰撞，能否对新诗的研究有实质性推进，是否会激发诗歌实践的能量。正像王光明说的，与其“规划版图，分出时期，排定等级，颁给荣誉，建造文学的纪念碑”，不如通过不断自我质疑，开放诗歌史中的问题，延续我们对当代问题的思考[14]。

在将两岸诗歌设定为对比、互为参照的对象的时候，浮光掠影之间会容易看到它们之间的诸多的相似性。比如，容易发现新诗与旧诗，个人与社会，意识与语言，都市记忆与乡村情结、外来影响与本土传统、情感与知性、自由与秩序、明朗与晦涩等，都是经常在两岸诗界浮现涌动，并引发激烈争议的问题。这些问题，也经常被两岸诗人和学人处理成对立的两项；这也透露了相似的思维方式。这样，就加强了我们有关两岸诗歌“同质性”的理解。由于这些问题的出现，在两岸诗界时有先后，又会被解释为一种先至与后发的“时间差”。但是，深入的考察其实需要揭发同中之异。差异不仅表现为程度、范围，不仅表现为事情发生时间的先后，更是某种带有实质性的条件和特征。

比如，两岸现代诗在社会文化空间上都存在“中心”与“边缘”的选择，对台湾、香港诗歌来说，进入“中心”殊属不易，而让大陆诗人摆脱那种“中心”的情结，倒是相当困难；诗歌作为一种“动员”的手段，仍盘踞在大陆一些诗人、批评家脑中。不错，诗歌的“现实感”、现实关怀是两岸诗歌共同的关注点，但在今天，台湾有的诗人和诗评家可能觉得大陆的写作整体上过于紧张、坚硬，少有放松和幽默，而大陆又可能认为彼岸的诗在重量和视野上存在欠缺。

又比如，在诗歌语言方面，虽然使用的都是“现代汉语”，其实在质地上有许多差别。1950年代起，大陆诗歌就强调以乡村生活经验和大众口语，来整合、规范诗歌的个人意识和语言，并在艺术资源上，有向着本土乡村民歌靠拢的趋势。1950年代开始的以国家力量推行的“汉语规范化”，也导致诗歌/文学语言发生很大变化。这些举措为诗接近大众，表现大众生活创造了条件，但也窄化了诗歌语言对更多资源的吸取，降低了语言的柔韧程度和多方面的表现力。冯至50年代在《冯至诗文选集》中修改他20年代的诗（不仅从社会意识方面抹去当初的“不健康”情绪，而且将五四时期的语言“净化”为50年代的“普通话”，擦去《北游及其他》中的诗的时代痕迹），北岛在前些年修改戴望舒翻译的洛尔加的《梦人游谣》（黄灿然对这一修改有深入分析、批评[15] ），都可以窥见这些举措在诗歌写作、翻译上的重大影响，包括留下的“后遗症”。

北岛  、 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

《冯志诗文选集》、北岛译《梦人游谣》节选、

冯志《北游及其他》

又如在与西方“现代派”的关系上，一般会认为80年代的大陆诗歌是在重复台湾走过的路子——包括接纳和后来的反思。因此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80年代大陆“现代派热”的时候，一位台湾著名前辈诗人访问北京大学，在与学生座谈的时候，以过来人身份好意劝告“后来者”要避免他们曾经陷入的“西化”误区，而引发学生批评性的反应。的确，前人的经验必须重视。但另一方面，我们有时不大明白，路是要自己去走的，他人经验不可能简单取代。更重要的是，同是所谓对“现代派”的接受和反思，如果仔细考察，五六十年代台湾和80年代大陆的具体情形：动机、亲近的对象、接受的方式和语言策略、调整的方向……实际上有很大的差别。设若只关注那些相似性的表象，虽然可以为“中国新诗”这一的概念提供证明，却不一定有助于对20世纪中国新诗研究的深化推进。

          2014年10月

（本文原载于《文艺争鸣》2015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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