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斯拉沃热·齐泽克:准二重幻想曲——一种对《黑豹》的施特劳斯式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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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威超级英雄电影《黑豹》已在北美成为仅次于《复仇者联盟》的票房第二高的漫威电影。《黑豹》大部分角色由黑人演员担任,无论情节、场景、服装还是音乐都具有浓浓非洲风情,这种明显种族性和地域性使得该片不再是一部普通的超级英雄电影,而上升到了文化和政治的高度。斯洛文尼亚哲学家和评论家、现任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人文研究所国际主任的斯拉沃热•齐泽克于2018年3月3日在洛杉矶书评网站上刊发文章,对这部影片做了评析。
他认为该电影受到政治光谱上各方人士的激情欢迎:从黑人解放党到自由派,再到另类右翼的一些代表,如果各方都在同一个产品中认出自己的时候,我们可以肯定,这里的这个产品,就是最纯粹的意识形态——一个包容对立元素的,空的载体。电影讲述国王特查拉带领瓦坎达如何从传统的“瓦坎达优先”的孤立主义,走向一种渐进的、和平的全球主义的故事。但电影所描绘的图景是非常暧昧的,颠覆性的“黑人至上”的文化政治愿景被处理成类似另类宇宙般的存在,对电影之外的现实世界并不构成真正的威胁。非洲的美学与全球资本主义无缝衔接,传统与超-现代性也融合到了一起。这证明了詹明信的观点:想象一个真正的新世界,一个不仅反映、反转或增补现存世界的新世界,是极其困难的。但齐泽克同时又认为,如果我们对电影中代表激进政治的反派角色“埃里克”采取一种细致的、施特劳斯式的解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显白阅读,恢复电影中看似已被排除的政治潜能,把我们引向更深刻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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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
准二重幻想曲
一种对《黑豹》的施特劳斯式的解读
斯拉沃热·齐泽克/文
王立秋/译
我们在等待一部像《黑豹》那样的电影,但《黑豹》不是我们等待的那部电影。[我的解读,我参考了Duane Rousselle, Christopher Lebron的影评,并收益于与Todd McGowan的通信。]暧昧的第一个迹象是这个事实,即,电影受到政治光谱上各方人士的激情欢迎:从黑人解放党(他们在这部电影中看到了好莱坞对黑人权力的第一次大声宣扬),到自由派(他们同情《黑豹》的合理的解决方案,即通过教育和帮助,而不是斗争来解决问题),再到另类右翼的一些代表(他们在电影的“瓦坎达万岁”中看到了川普的“美国优先”的另一个版本——意外地,这也是为什么穆加贝在失势前,也说过类似的,关于川普的话)。在各方都在同一个产品中认出自己的时候,我们可以肯定,这里的这个产品,就是最纯粹的意识形态——一个包容对立元素的,空的载体。
电影《黑豹》(《Black Panther》)
电影的情节从许多个世纪之前开始,当时五个非洲部落正在争夺一颗包含振金的陨石,振金是一种看起来可以贮藏无限能量的金属。一位战士因为吃下了含有微量振金的心形草而获得超人的力量。他变成了第一任“黑豹”,把所有部落统一为一,建立了瓦坎达国。数个世纪后,瓦坎达人使自己与世隔绝,而世人则以为他们只是一个欠发达的非洲国家;事实上,他们高度发达,用振金发展出先进的技术。这个起点,看起来已经是成问题的了:近代的历史教给我们的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受某种珍贵自然资源祝福,毋宁说是一种乔装的诅咒——想想今天的刚果吧,它是一个失效的“流氓国家”,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它有极丰富的自然资源财富(以及它们因此而受到的,以获取这些资源为目的的残酷剥削)。
接着,电影的场景切换到了奥克兰,这里是现实中的黑豹党(一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激进黑人解放运动,它也遭到了FBI的残酷镇压)的重镇之一。沿着《黑豹》漫画的路径,电影——它从未提及现实中的黑豹党——通过一次简单却同样技艺高超的意识形态操纵,有效地劫持了这个名字,如此,现在,“黑豹”这个字眼引起的第一个联想,就不再是以前那个激进的好战团体,而是一个强大的非洲王国的超级英雄国王了。更确切地说,电影中有两个黑豹,特查拉国王和他的堂弟,“杀人魔头”埃里克。他们各自都代表一种不同的政治愿景。埃里克的青年时期是在奥克兰度过的,后来他成了一名美军特种士兵;他所处的环境充满了贫穷、帮派暴力和军队的残忍,而特查拉则是在与世隔绝的、豪华的瓦坎达皇宫长大的。埃里克提倡一种战斗性的全球范围的团结:瓦坎达应该任自己的财富、知识和权力为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所用,这样他们才能推翻现存的世界秩序。与此同时,特查拉则缓慢地从传统的“瓦坎达优先”的孤立主义,走向一种渐进的、和平的全球主义,主张要在现存的世界秩序及其制度框架内行动,传播教育并提供技术援助——同时也要保持瓦坎达独特的文化与生活方式。特查拉在政治上的弧形运动,使他成为一个在这两条路之间徘徊,与通常的、超级主动的超级英雄不一样,特查拉心中一直充满了怀疑。而他的对手杀人魔头则永远知道该做什么并做好了行动的准备。
特查拉(T'Challa)与埃里克(Erik Killmonger)
不,《黑豹》不是我们等待的那部电影。它描绘的图景不对劲。迹象之一,就在于电影中两个白人——“坏的”南非人克劳和“好的”CIA特工罗斯——扮演的奇怪角色。“坏的”克劳并不符合给他预定的恶人角色——他太弱,也太搞笑了。罗斯则是一个更为令人困惑的人物,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这部电影的症候:他是一名CIA特工,忠于美国政府。他带着一个反讽的距离,误打误撞地,以一种奇怪地不介入的方式,参与了瓦坎达内战,就好像他在参加一场演出一样。为什么选择让他来击落杀人魔头的飞机呢?在电影的宇宙中,他代表的,不正是现存的全球系统吗?而且与此同时,他也代表着电影的白人观看者这个多数,就好像在告诉我们:“享受这个黑人至上的幻想是没问题的,我们中没有哪个人是真的受到这个另类宇宙的威胁!”有特查拉和罗斯掌控全局,今天的统治者们可以继续睡安稳觉了。
克劳(Ulysses Klaue)与罗斯(Everett K. Ross)
特查拉一方面对“好的”全球化开放,另一方面又得到了这个全球化的压迫者的化身,CIA的支持,这说明,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真实的张力:非洲的美学,被弄得与全球资本主义无缝衔接起来了:传统与超-现代性融合到了一起。瓦坎达的国会大厦的美丽景观遮盖的,是马尔科姆·X在以X为姓时追随的那种洞见。通过这一举动,他发出的信号是,那些把非洲奴隶从他们的母国绑过来的奴隶贩子,残忍地剥夺了这些奴隶的家庭与族群的根,剥夺了他们的整个文化生活-世界。马尔科姆·X的使命,是黑豹党的一个灵感来源。这一使命不是要把非裔美国人动员起来,为回归某种原始的非洲的根而斗争,而是确切来说,要让他们把握X提供的那种开放——一种未知的、新的认同(确切的说应该是认同的阙如),而这种认同(或认同的阙如),恰恰是奴役的过程生成的。这个X,这个剥夺了美国黑人的种族传统的X,也给了他们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让他们去重新定义(重新发明)自己,去自由地形成一种比白人号称的普世性更为普世的新认同。(众所周知,马尔科姆·X在伊斯兰的普世性中找到了这种新认同。)马尔科姆·X给我们上的这一节珍贵的课,被《黑豹》给忘掉了:为获得真正的普世性,主人翁必须先经历失去他或她的根的经验。
马尔科姆·X(Malcolm X)
因此,看起来,一切也就变得清楚了,这也就肯定了詹明信的坚持。他认为,想象一个真正的新世界,一个不仅反映、反转或增补现存世界的新世界,是极其困难的。不过,这部电影也提供了许多妨碍这种简单而明显的解读的迹象——使杀人魔王的政治愿景极端地开放的迹象。如果我们试着以利奥·施特劳斯阅读柏拉图和斯宾诺莎作品以及弥尔顿的《失乐园》的方式来解读这部电影,那么,我们就能恢复这种看似已被排除的潜能。
利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
一种细致的,施特劳斯式的解读将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这样的迹象上,这些迹象表明,我们必须把明面上的理论立场的等级,颠倒过来。比如说,尽管弥尔顿遵循教会的官方政党路线并谴责撒旦的叛乱,但在《失乐园》中,他明显是同情撒旦的。(我们还应该补充,这种对“坏的一面”的偏爱对文本的作者来说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是没有关系的;结果都一样。)对克里斯托弗·诺兰的蝙蝠侠三部曲的终章,《黑暗骑士崛起》来说,不也一样吗?尽管贝恩是钦定的恶人,但电影中也有迹象表明,贝恩,比蝙蝠侠本人更像主角,他是被扭曲为恶人的,电影真正的主人翁:贝恩做好了为自己的爱牺牲自己的生命,做好了为(推翻)他认为不义的东西而赌上一切的准备,这个基本的事实,却被贝恩破坏性的恶的表面上的、相当荒谬的迹象给遮蔽了。
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与其史诗作品《失乐园》(《Paradise Lost》)
所以,回到《黑豹》:哪些迹象能让我们认出,杀人魔头才是电影真正的主人翁呢?这样的迹象有很多:首先,是他死的那一幕,他宁可自由地死去,也不愿被治好、在瓦坎达的虚假的充裕里苟活。杀人魔头的遗言的强烈的伦理影响,立刻就消除了那种认为他只是一个恶人的想法(的有效性)。之后是一个温暖得不同寻常的场景:垂死的杀人魔头坐在山上的悬崖边,观察着瓦坎达美丽的日落,而刚刚打败他的特查拉,则沉默地坐在他身边。这里没有仇恨,只有两个政见不同,但基本上说是好的人,他们在战斗后享受他们最后的时刻。这一幕,在以残酷地毁灭敌人为高潮的标准动作电影中,是不可想象的。单是这些最后的时刻,就足以让我们怀疑对这部电影的显白阅读,把我们引向更深刻的反思了。
译自Slavoj Zizek, “Quasi Duo Fantasias: A Straussian Reading of ‘Black Panther’”, 原载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quasi-duo-fantasias-straussian-reading-black-pan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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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玉宇灵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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